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作者：韩素音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记录了周恩来的一生。丛书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为界分为三部分。第一部从周恩来出生到***的建立，主要写了周恩来的成长过程，革命道路及与**的结合；第二部从建国到文革前夕，主要描述了周恩来以“中国的大管家”的身份努力筹划新中国建设的艰难历程；第三部从文革开始到周恩来逝世、“四人帮”被粉碎，记叙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忍辱负重治理国家的感人历史。 --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序言 为已故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写传记很难。要用区区几百页的篇幅如实地概括他的一生，他的行为和思想，他的精神和情感是项艰巨的工作。对于一些试图为这位名扬四海的伟人立传的西方人士，这几乎是一件根本无法做到的事。他的政敌也不得不赞扬他。在西方出版商看来，要出版这样一本周恩来传就难上加难了。 周恩来是一位世界性的政治家。地不仅智慧过人，富有魅力，胆识超群，而且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鞠躬尽瘁，把自己一切都奉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人物是极其罕见的。如今西方时兴搜寻名人的缺点错误以及他们鲜为人知的劣行。总是有人问我：“韩素音，依你看，他一贯非常廉洁，从不软弱胆怯……他就没有一点污点吗？”很难向西方人解释清楚周恩来一生不染根本不会腐化，因为西方许多名人都有不少毛病，有时甚至非常自私卑鄙。揭名人的短处这几年非常时髦。 当然，一个传记作家不能也不该是圣人传记的作者，只有颂扬，毫无批评。他一定要铁面无私，在描写英雄业绩，伟大壮举和光辉时刻的同时，也要指出弱点、缺陷和失误。 任何赞扬过头、言过其实、大量堆砌形容词的传记都不是好的传记。应该去掉这些华丽词藻，让公众从客观事实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不幸的是，在中国，写传记有一种“画蛇添足”的倾向，使用许多赞扬的词句，结果适得其反，削弱传记的感染力，又不利于读者的正确理解。 为了写这部传记，我与许许多多的人交谈过。他们认识周总理或者和他在一起工作过。我有意寻找周恩来身上的弱点、缺点，甚至象发脾气这种小过失也不放过。我觉得人都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作家应该写人而不是写神。但是，在所有认识他或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中，我发现他们都对周恩来怀着深切的爱和敬佩的心情。这是永恒的怀念，具有不朽的力量。他受到他周围所有的人真心实意的爱戴。这并不是因为他总是正确，他象其他人一样也犯错误。但是，他对自己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甚至有时代人受过。拿周恩来和世界上许多伟人加拿破仑、罗斯福作比较，我只能说就人格品德而言，这些人都不能望其项背。我的美国出版商曾问过我，“难道你就找不出他的一点毛病吗？”我回答说，“我找过，而且花了很大力气找过，可我找不到任何休恩要的东西，譬如不为人知的恶习、贪婪……他全都没有。他从来不谋私利。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彻底献身精神的革命者。” 我在其他书中详细记述了我与周恩来总理和他的夫人、尊敬的邓颖超女士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 1956 年，我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曾多次提到了这次谈话。以后，我与他多次会面，并都有记录。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周总理承认观点可以不同，而且实际上是欢迎分歧意见的。他知道世界是多式多样的，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他欢迎和自己不一样的想法，因为他懂得只有通过争论，人的头脑才能变得更加敏锐。时至今日，想起他，想起当时我们会面的情景，我就感到无限哀伤，无比凄凉。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甚至超过了我父亲去世时我难过的心情。 然而，传记作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感。过分流露个人情感会影响传记本身的作用。在这本书中，我已摈除了个人的感情，写的是事实——仅仅是事实。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我希望中国的青年，即我们所说的第四代人，读一读这本书。他们不了解过去。他们对革命早期的情况非常模糊。他们不了解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革命英雄。正是由于这些人的英勇献身，中国这个在世界上受压迫、受屈辱最深的国家才赢得了解放。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他们中有一种倾向，蔑视历史，嘲笑英雄，怀疑周恩来在某些紧要关头所起的作用。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对过去一无所知，又乐意接受对中国的肤浅的指摘，特别是因为他们对西方的“民主”充满幻想。 本书试图公正地表明周恩来始终以大局为重，心里权衡的是所有政策和行动的最终目标。特别重要的是：他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要对他治理的国家负责，要对他的人民的切身利益负责。为此，他受到了全世界的钦佩和尊敬。他的这种责任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某些人对他的武断批评我不敢苟同。他们对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未经邓颖超女士的首肯，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周恩来夫人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几十年来一直是周的朋友和伴侣。我告诉她，为了子孙后代，必须出版象周恩来这样的伟大人物的传记，她才同意我写这本书，青年需要榜样；可惜的是，在今天，许多国家的青年只能效仿电影明星、歌星……。然而，青年渴望英雄，渴望那些能够向他们揭示人生真谛的人物，而不是现在西方宣扬的那些被扭曲了的人生“价值”。 为了后代，我试写了这本书，周恩来的许多思想，特别是关于与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的思想，强调“双百”方针的思想以及执政党必须欢迎批评、广开言路的思想，当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思想为中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取得成功指出了唯一的途径。中国未来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建立保障自由讨论的必要体制和机构。在他的整个一生中，周恩来一贯强调知识分子、科学家的重要作用。他尽力维护基础科学。他明白没有基础科学中国也就没有自己的科学家和专家。而没有科学家和专家也就不能实现现代化，甚至中国的独立也会受到威胁。 全面记述周恩来一生的作为需要多卷巨著才能做到。我想写的书应该明白通晓，没有繁琐的细节，能为读者提供一幅完整的周恩来的画像。周恩来是政治家、革命家，他将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我希望这本书易读易懂。我决定这本书首先在中国出版，因为我觉得每个中国人都应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为中国造就了这么多象周恩来这样的伟大人物而感到骄傲。另外，我想让敬爱的邓颖超女士和所有周恩来的朋友先读到这本书，以便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尤其是一本试图包容几种不同观点的书。 所以，这本书仅仅是我个人对一位伟人表示永久的怀念和崇敬的一点微小的努力。周恩来的巨大形象将永世长存。我希望这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认为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应该讲授周恩来以及他的战友和同事们的生平，是他们谱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解放这篇光辉灿烂的史诗。 对所有帮助我完成这本最伟大的人物周恩来的书的人们，我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第一部 第一章第一章 周门长子、取名恩来（1898—1913） ——在淮安举行的周恩来涎辰 90 周年纪念——1898 年 3 月 5 日出主——祖先——1898 年末或 1899 年过继——1907 年和 1908 年主母和嗣母相继去世——1908 年的周门“长子”——1910 年春由伯父周贻赓扶养，带至东北——1910 年进新学堂东关模范学校——1913 年春毕业——1913 年进天津南开学校江苏省淮安周门家谱节略 育关家谱的注释 每个中国家庭，即使是农民家庭，一旦识了字，便记载家谱。家谱依每个家庭的男性子嗣为根据记载。在浙江省绍兴的周氏宗族的家谱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在本节略家谱中，仅 记载了离开绍兴迁至江苏省淮安定居的周攀龙一家的后裔。 本家谱中还记载了堂伯父周贻谦，因为周恩来与他有许多关系，尽管周贻谦是周攀龙长兄的儿子。 西方读者显然已明白，在中国，一家的姓在前，个人的名字在后。 在每一代人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同的排名，这犹如一种编码代号，便于某些两、三代人合计多达 700—800 人的大家庭一眼就能看出某人属于哪一代。根据严格的儒家习俗，这是非常重要的家规。 1988 年 3 月 5 日。 凛冽的寒风象刀割一样刺痛我们的脸颊，掠过已收割的庄稼地，掠过于涸的沼泽。我们肃立在一块用白粉标划的平地上。一里多外，村民们站在用红砖砌成的房屋前眺望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群。在这片平地的一头，悬挂着一块竹帘，竹帘上点缀着悼念死者的白花，竹帘上方是一条醒目的红绸布，上面写着：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九十周年诞辰。 敬爱的周总理，我这一代人大多都这样称呼他，把这六个字紧密地联在一起。也许，我们的后代不再理解为什么亿万人热爱他。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正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再过十年之后，周恩来的业绩还有多少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他的肖像从缀满白花的竹帘上俯视着我们整齐的队列。这是一幅经重新修饰过的放大照片。一双眼睛那么逼真，双目炯炯，馏娼闪光。一张嘴也可以认得出来，露出那么自然的微笑，同时又善于掩盖内心深处那么多的辛酸苦辣。 要是周恩来还活着，他就不会微笑而会生气，他虽然不会大声斥责，但是心里却会十分恼怒。他会禁止我们聚会，因为他不要坚纪念碑，不要建坟墓，不要刻石碑……不要任何纪念他的东西。“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他曾这样说。人们遵守他的嘱咐。于是，连一把骨灰都没能留下来供人们瞻仰。 但是，人们悼念他，在亿万人的家里自发的悼念他，没有任何官方的驱使。全国各地都有他的雕塑、画像和照片。人们谈论他，著文悼念他，缅怀他诚恳慈祥、才华出众、机智敏捷和丰功伟绩的文章源源不断。对于一些人来说，他几乎已成为一位圣人。还有一批人，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了解他，曾与他作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决心为他工作，因为受内心驱使，非为他工作不可。在许多年之后，每当我们想起他所说过的某句话，所做过的某个动作，仿佛他那爽朗的笑声仍在耳中遇荡，我们就忍不住热泪盈眶。我们说，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由于有了他，我们才有所作为，体会到参与历史进程的激情。他有那种巨大的力量，能够在其他人身上点燃奋发图强的火焰。他拓展了我们的人生，使之变得崇高而伟大。尽管我们有时遇到挫折和感到失望，但目前我们依然有这样的信念。 在我们队列的前面，在人群与竹帘之间的一堆松上中，矗立着一小块洁白的奠基石。在这里，将要为周恩来建一座纪念馆。奠基石的四周摆着许多铁锹。省长在周恩来故乡淮安市市长的陪同下起立致词。没有任何伟大的领袖或部长从首都北京来参加这一仪式。他的遗孀已过于年迈体衰，不可能长途跋涉。于是就只有一个小小的人群，不超过一千人。然而，他的名字曾经蜚声于世。他曾受到崇敬、赞扬，受到许多国家领导人、国王和政治家们，甚至学者、艺术家、工人和农民们的真诚爱戴。可是，这只是一个地方上举行的仪式，只有他的少数几位亲戚和老朋友，还有我自己和两位美国的新闻记者。只有我们是从国外来的，参加了这一仪式。 在讲话越长越显得富有敬意的中国，省长的致词是我所听到的最简短的发言。省长对我说，“敬爱的周总理喜欢讲话简明扼要，他不喜欢夸夸其谈，所以我讲得很短……这是对他的纪念。他甚至不可能要这次规模很小的仪式。但是淮安的人民想要做点什么事来纪念他。他出生在这里，所以我们只好让步……”他的目光带着歉意转向周恩来的画像。 按习惯，我们都向竹帘三鞠躬，“敬爱的周总理，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接着，他的侄儿侄女和我本人——这是件极大的荣誉——拿起铁锹铲起一些松土培在奠基石的四周，把它的底部埋于地下。 我们沿土路回到了淮安城。我参观了周恩来出生的住宅。他从未想要把这所房子重新粉刷或把它变成一处供人们瞻仰的圣地，但是人民却不这么想。过去几年里，千百万人悄悄地来到这里，默默地站在房子外面，俯首致哀，也许是说，“敬爱的周总理……” “为什么？人们为什么热爱他？”那天晚上，两位美国记者中的一位这样问我。“他毕竟犯过许多错误。为什么人们谈起他时常常流泪？” 很难讲这是为什么。不过，可以这样说，由于有了他，我们大家都感到生活有意义，即使一切都不顺利。“也许是因为他从未忘记关心别人。甚至于他的错，也是因为他关心别人而造成的。”他无法不关心别人，这是他的天性，因为他是长子。 ＊ ＊＊＊＊＊ 淮安和淮阴两城犹如一对孪生姐妹，由淮河紧密相连。两城均曾设府。公元 605 年隋杨帝下令征发民夫开凿大运河，以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沟通中原与江南交通并转运江南财物。经过六年时间，凿出一条全长 2700 多公里的人工水道，把地处华中的长江与地处华北的黄河连接起来，形成一条国内商业的大动脉，把中国南部富饶平原的经济财富带给了比较贫瘠的北方。粮食、丝绸、食盐、各色各样的货物，由驳船源源不断地往北运向帝国的京都。政治中心必须设在北方。那里有强大的军队驻防，以防范西伯利亚和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南下掳掠富饶的平原。淮安和淮阴成为大运河上的内陆港口，并且变成扼守运河的要冲，因而随之发达繁荣起来。它们以诗礼簪缨之邦而名声日噪。淮安还保存着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唐代文通塔，这是中国最早的著名寺庙之一。 在古城淮安的僻静之处，靠近柳荫成行的文渠，有一条驸马巷。可是，谁也不记得曾经有“驸马”这么高贵的人物在这儿居住过，或者曾经坐轿或骑马从这里经过。这里甚至还称不上是一个富有的居民区。在驸马巷中段有一条与它成“丁”字形相接的局巷。在驸马巷与局巷相接的地方，有一所两个院落相连的住宅，这就是周家住宅。周宅建筑颇为雅致，灰瓦挑檐，一对小巧玲珑的石狮分守在棕色油漆大门的两旁。宅院并不大，相连两院缮为三进大约有 18 间屋子，屋子大部很小。这是个绅士之家，绝非豪门巨族。一进大门，便是一条狭窄的铺砖小道，由一道墙壁遮挡。小道向右急转弯，以避鬼怪进入内院，因为鬼怪只能走直道，从不拐弯。 庭院相当窄小，每个院落都有一座精雕细琢的砖石拱门隔开。这样，一块小小的地方就可以显得宽敞和幽雅。这是苏州名园所使用的技艺，清池水树、亭台屏山，在几平方米的区区弹丸之地就可以给人以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在每个院落里，住着周家的一位儿子及其妻子和儿女。家庭礼教规定，随便闯入他人的院落是有失礼仪的。这使得一个大家庭的无数成员能够和睦相处。不拘礼仪是有悻于家教的。 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对我说，“这屋里总是亲友盈门，本族亲友及外地亲属经常登门。”我们一边漫步，他一边把一间间卧室、他曾祖父的内房和全家小孩读书的地方一一指给我看。“有时候这些亲友一呆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周家是个典型的绅士之家，很讲究面子和身份。对于本家的任何人，我们都从不拒供住房和费用，哪怕是我们得借钱或到当铺里去典当。” 周家并非淮安本地人。其祖籍在过去的三百年里是一直在浙江省有名的绍兴城。祖宗祠堂、列祖列宗的牌位都还在那里。绍兴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座可爱的城市，河流纵横交错，房舍古老典雅。在 19 世纪之前，它是一大商业和文化中心，还有一个穆斯林从 12 世纪以来就居住的回民区。绍兴以其黄酒和文官遐迩闻名。它给中国输送了最好的官员，既有文才，又精明能干。周恩来在谈论他的祖先时常常这样笑着说，“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上浙江来的官员。”至于绍兴黄酒，要乘热而饮。男孩子从 6 岁开始就能端着大碗喝了。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早年在淮安府山阳县（即今淮安县）当师爷，到晚年谋得山阳县知县。但他却未能及时上任，因为应由他接替的那位官员不把官玺交给他。没有官印，就不能在文件上盖章，不能参加任何典礼.也不能发出任何合法告示……“天高皇帝远，县太爷就是土皇帝。”攀龙懂得政敌的厉害，一边等待，一边通过适当的渠道加以规劝。 攀龙的遭遇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可悲的混乱。19 世纪末，满清王朝正趋土崩瓦解。自 1840 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以丝绸、茶叶和其他物品换取鸦片以来，中国就饱尝了被侵略、掳掠和破坏的痛苦。西方列强或是联合一起，或是单独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掠夺了大量的赔款，强取豪夺，把一系列“条约”强加在无能为力的民族头上。英法联军最终在1860 年彻底焚毁了圆明园。由于这种掠夺，中国沦入水深火热之中，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①满清朝廷丧失了对庞大官僚机构的控制，贪官污吏则任意敲榨他们所统治的人民。当时有首歌谣这样 唱道，“再也没有父母官，只有吃人的豺狼。” 周攀龙就是许许多多经济非常拮据的绅士之一。他与哥哥在驸马巷买了这所小房子给家人居住。清朝的许多官吏通常还要购置田地，成为地主，这样便可从佃农那里收取地租，收入有所保障。可是，周攀龙在买了房子之后就无钱购置田地了，只剩下一点点钱，仅够在淮安城外买一块坟地。私人坟地很重要，因为死者也与活人一样需要得到恰当的安置。攀龙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差使，不过是不是原来任命他担任的职务，已无从查考。随着他为四个儿子门当户对地择偶，开销就更大了。他的第二位儿子贻能于 1896 年娶了一位颇有名望的淮阴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万家系附近淮阴城人氏，是个殷实人家，拥有 90 间房子和许多庭院。门庭鼎盛、高墙大院，显系家境丰盈。万青选有 18 个子女。嫁与贻能为妻的是第 12 位女儿，名叫冬儿，大家又叫她十二姑。 我端详着周家一间屋子里墙上悬挂的家人画像。贻能的面部没有什么表情，留着八字胡子。他为人忠厚老实，不善交际，官场应试，屡屡落榜，一辈子只是做做小职员，收入微薄。旁边是他的妻子冬儿的画像。她容貌出众，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梁、温馨的绛唇，是个非常可爱的女人。第三幅画像是另一位妇女，相貌平平，但下颏坚毅有力，双目炯炯，那是陈氏。她出身于书本网，嫁给了攀龙的小儿子贻淦。由于她与冬儿之间的特殊关系，她的画像便挂在冬儿画像的旁边。 1898 年 3 月 5 日，冬儿生了个儿子，这是攀龙的长孙。长孙出世是件大事，传宗接代有了保证，值得大大庆贺。可是这孩子却生于一个不幸的日子，因为恰恰就在这一天，冬儿的父亲万青选正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万青选的子女、儿媳、孙儿孙女、外孙外孙女等统统都围在他的红木床周围，唯独冬儿没有在场，因为当天下午她刚刚生下婴儿。她把婴儿的生辰八字送给快要断气的父亲，使他得到了安慰。他预言新生婴儿将来前程无量。不过，万青选的遗孀却总是怨恨女儿，怨恨女儿的头胎婴儿，认为这孩子真是生不逢时。 长子长孙。在中国有着儒家传统的绅士之家，长子负有非凡的责任和义务。在一个家庭里，若非长子，便是长孙，必须关心和教育同代所有的弟弟及其子女。他还必须尽心赡养上两代人，即父母亲和祖父母。 长子长孙必须是一位楷模，顺尽孝心，承传仁德，维护一家的荣誉和地位，为了光耀门庭而随时奉献自己的一切。他是一家的保护神，承上启下、继住开来的纽带，一辈子爱护长幼，承担责任，克己为人。 一位 40 岁的青年宗淮对我说，“我认为周恩来的一生不知不觉地打上了他是长子长孙的烙印。”宗淮的父亲是周恩来的至交。 贻能和他的妻子着手给婴儿精心起名。当然，他必须与同代人有个正式的排名。由于他这一代的排名确定为“恩”字，意谓恩情或恩泽，他被起名为“恩来”——“恩情到来”。可是他还须有个幼名和“号”。他的幼名为“大鸾”。近似凤凰的一种大鸟。此外，他还有个号，叫作“翔宇”，在宇宙中翱翔。这样，他的心灵能够如添双翼，无拘无束地获得知识和智慧。 起初，大鸾——翔宇——恩来不得不承受命运交给他的沉重负担。贻能的弟弟、陈氏的丈夫贻淦刚刚 20 岁，便身患肺结核重病。他缠绵床第，虚汗涔涔，咯吐鲜血。他的那位年轻新娘，即下颏坚毅、双目炯炯的陈氏，到处求医，医生开的药方甚至包括珍珠粉和朱砂。一位信奉神明的亲戚提出一个办法：“假如把大鸾过继给你和你的丈夫，就能给你冲喜消灾，你的丈夫定能康复……” 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冬儿满脑子儒教思想，把作为大嫂的义务放在第一位，自己的感情放到了第二位，她必须为挽救小叔子的生命着想。她把不满一周岁的头生儿子抱给了弟媳陈氏。举行了适当的仪式之后，大鸾就被过继给没有子嗣且奄奄一息的十一叔贻淦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幅画像悬挂在一起的根由。恩来现已有了两个母亲，但是眼下他得叫陈氏为“母亲”，而不叫他的生母为母亲。 冲喜也没能挽救了贻淦，他还是去世了。陈氏自然得一辈子守寡，不过她现在有了一位儿子。死者避免了一大滔天罪行，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有了儿子，贻淦死后的牌位便可放在祖宗的祭坛上，从院子那边过继来的孩子用左手食指上的一滴鲜血点在他的牌位上。没有那点鲜血，就不能立牌位，在世系中就没有他的位置。 陈氏也摆脱了最被人看不起的地位，那就是没有子嗣的寡妇。她为婴儿雇了一位姓江的奶妈，奶妈就成为第三位“母亲”。 周恩来后来在回忆童年生活时曾说到三个“母亲”。“我的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因为万家认为女人不应该受教育。可是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我与世无争。我的嗣母才学出众，她的父母很开明。她教我热爱知识，学会动脑筋。我的奶妈把我带到人运河边她自己的家里。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 和三位母亲一起生活的经历大概就是周恩来终生与妇女相处融洽的原因。他总是平等对待妇女，乐意与她们相处和交谈，从不流露大男子主义的情绪。 在一个男女界线如此分明的社会中，他从未对于因干做饭、扫地或叠被铺床之类的“女人活”而感到羞耻。事实上，他还把三位截然不同的妇女给予他的那种温柔爱心和体贴关怀说成是他自己不具儒家观念的原因。 当孩子刚刚开始学步的时候，陈氏就开始教他认字。4 岁多，他就能够读写好几百个字了，6 岁就能背诵古诗。陈氏精通历史和诗文，给孩子念诗，讲历史故事。她善于讲故事，讲着讲着，有时还会象演戏一样，做各式各样的姿势。她给孩子讲淮安的英雄豪杰的故事。其中之一就是韩信。他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和忠心耿耿的大将。他捍卫了汉朝，在公元前 202 年帮助汉高祖登上了皇位。“韩信勇敢胆大，他从不吹牛。他说话总是心平气和，虚心倾听别人意见。一次有个屠夫带着一帮恶棍要羞辱韩信，令他从其胯下爬过去。韩信明白，若不从命，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真的从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 恩来听得入神，瞪圆活象母亲的那双大眼睛盯住陈氏一动不动。“那些笑韩信怯懦的人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韩信明白他有大事业要干，他必须活着才能去做。事情果然如此。他为汉朝立下赫赫战功。后来，他又遇到了那位屠夫，不仅没有杀害他，反而还奖励了他。‘谢谢你，屠夫，你给了我一次很好的教训。’” 恩来问道，“难道他不想报仇？” “只有心胸狭窄的小人才会为了个人的恩怨而寻求报复。大人不记小人过。”70 年之后，当周恩来躺在床上弥留之际，也许他还记得韩信的故事。因为他就象韩信，他拯救了国家，使之安定，为此他曾经忍受过极大的屈辱，就象韩信为了能活着去干大事，而在屠夫的胯下爬过。陈氏也会告诉恩来，正是韩信曾经捍卫过其帝位的那位皇帝是如何以怨报德，听从恶妇吕氏的谗言，把韩信杀害了。 多么惊人的相似！周恩来，中国的总理，后来亦遭到一个好报私仇的妇人的迫害。 陈氏对恩来的抚育开阔了他的心胸。她给他讲战争的故事，讲机智和勇敢的故事。她激发他求知的强烈欲望，寻求自我完善的激情。这终于成为他一生的美德。他还醉心于历史，不仅是中国的历史，而且还有外国的历史。尽管他成为一位革命家，致力于铲除过去，但是恰恰是过去，是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们的胆略和机谋激励并指导了他的行动。 恩来的父亲贻能学做师爷未成，只能谋点文书之类的小差事，收入微薄，不能养家。他的生母冬儿全力操劳家务。她又生了两个儿子，体质每况愈下。然而，一贫如洗的亲戚们象饥饿的蝗虫一样登门求助。没有足够的钱为恩来聘请一位好教师。一位远房亲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似地来给恩来上课。祖父攀龙去世时，为了家庭的颜面，葬礼花了不少钱。此后手头就更为拮据。冬儿夜不能寐，要想法子弄钱。在绝望中贻能出于好奇和十八舅万立鉁合伙买了一张彩票。出乎意料的是竟时来运转，中彩得了一笔钱。这使冬儿喜出望外。然而好景不长，债主们一个个前来敲门，亲友们又一次蜂拥而来，向她表示祝贺……留下来要吃要住。一天，冬儿决心回她在淮阴的娘家，以躲避她心头的沉重压力，那怕是暂时地躲一躲也好。她和丈夫带上三个儿子，奶妈蒋江氏和陈氏一道去清河县清江浦投奔娘家万氏。起先，万家及其结亲的龚家和李家欢迎他们的到来。恩来十分高兴，与万家的男孩子们一起在私塾读书。原来万氏家塾办得很糟，先生是个热中名利的不第秀才，只想在万家找个饭碗，也为日后进取寻个台阶。他教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一套，恩来毫无兴趣。但恩来发现外祖父家有摆满了一个又一个书架的藏书房，真是喜不自禁，犹如进入了天堂，这里成了他获取知识的宝库。他现在有了许多伙伴，一块儿放风筝，一块儿划船。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他们的欢迎渐渐冷淡下来，外祖母万老太太唠叨道，“有六张嘴要喂。”尽管表面上看来殷实，万家实际上家境也不宽裕，开始卖地以支撑场面。于是十二姑和陈氏迁到万府南边的陈家花园一个有十四间房的院落里。新居有两间做书房，供恩来、恩溥和他们的姨表妹万芳贞、万怀芝在那里读书。此时冬儿已病入膏肓，她得了肺结核。1907 年，恩来 9 岁时，生母万氏由于贫病忧愁而去世。在外地谋生的父亲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这时，中彩得的钱仅仅剩下 100 银元，万老太大还坚持要大办丧事，以求不失体面。贻能俯首听命，把钱花得精光。 从另一方面他们又找到了帮助。嗣母陈氏带恩来到宝应的一位堂兄家里，在陈家恩来遇到了比自己年长 13 岁的表兄陈式周。这是一位文化素养很深的青年学者，有许多藏书。更妙的是，他还有许多“外国”书，即外国作品的译本。陈式周少年时代曾在周氏家塾读过书，和周家兄弟交往较多，对恩来的到来深表欢迎，很快两人成为密友。许多年之后，周恩来远在伦敦和巴黎求学时，还给他写长长的信，倾吐他对外部世界的印象、疑问和希望。 灾难再次降临，陈氏于 1908 年夏去世。这时他们已回到淮阴。周恩来身穿用白粗布做的孝服，护随灵枢，坐船到淮安。灵柩又被抬到周家坟地，埋葬在陈氏丈夫的旁边。就在一年前，恩来曾护送他的生母的灵柩到过这块坟地。此时，恩来的父亲因家境所迫，不得不到湖北去谋差事。一连遭受痛失生母和嗣母沉重打击的恩来，只好又与两位弟弟一起回到驸马巷。奶妈蒋江氏尽管没有了工钱，但仍留在周家。她是那种死心塌地效忠于主人的佣人，一直到 1949 年革命胜利之前。这样的佣人为了服侍自己的男女主人，会变卖她们自己的财物，甚至变卖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首饰。现在她开始照料恩来，常常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这样他才能吃上一顿饱饭。 恩来不但要忍受家道中落和孤独之苦，而且现在又注定要承担起“长子”当家的责任。此时他才 10 岁。 他的叔父贻奎和婶母在家翻箱倒柜，找出一些衣物、瓷具、书籍和字画让恩来拿到淮安城里的当铺去典押。当铺的柜台高高在上，好不威严，使来典当的人顿生畏惧和自惭的感觉。恩来年幼个小，不得不把双臂高高地举过头顶，才能把要典押的东西放到柜台上。当铺老板轻蔑地拨弄着典押的东西，皮笑肉不笑地讥讽道：“你常来，你家定是十分富有。”小恩来默默无言地站着，控制着脸部的表情。他就这样学会了从不暴露感情，从不流泪。他拿着朝他扔过来的钱回家了。家里人都在等着，看他能带回多少钱来。以往客客气气、慷慨大方的邻居现在对周家也敬而远之了。只有奶妈蒋江氏，虽无工钱，却毫不动摇，继续照顾着恩来和他的两个弟弟。 岁月蹉跎，两年时间过去了。攀龙哥哥的儿子、恩来的堂伯父贻谦出现了。贻谦后来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好差使，变得相当阔绰。但此时他为一家孩子所牵累。不过，他提议由贻能的哥哥、恩来的伯父贻赓把年轻的恩来送入学堂、贻赓住在东北，虽已婚娶却没有孩子。他有义务抚养弟弟的孩子，尤其因为当时贻能似乎难以保住自己的差使。于是就这样作出安排。1910 年春，恩来离开淮安到东北伯父贻赓家寄居。恩来要正式离开自己的家庭时，为他添置了新衣。奶妈蒋江氏流着泪说道，“现在你真的要到天上去飞翔了。”她感到东北就是地球的尽头了。恩来在离开之前拍了一张照片，身穿马褂，头戴圆帽，年方 12，脸无笑容，神色深沉。 恩来后来再也没有回淮安。即使在 1939 年他前往绍兴探望宗族，为祖宗扫墓，举行各种仪式时，也未往淮安②。1953 年，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请人向家乡淮安县县委和县政府转达他的意见：平掉周家祖坟，把坟地交集体耕种。以后他又多次郑重表明以上意见，强烈要求地方政府按他的意见办。直到 1965 年，他把这件事做为一项“特殊任务”责成侄儿周尔萃回老家办理，最终把这块安葬着他祖父攀龙、生母和陈氏的周家坟地平掉了，墓碑迁走，棺木就地深埋，土地交给集体耕种了。60 年代，他曾经说过：“这样，肥沃的土地就可以用来耕种……农民的土地太少了，坟地太多了……” 用孔子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这可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一位感情深沉的人。他热爱自己的母亲。我与许多人，包括周家的亲戚，讨论过这一问题。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这是出于一种责任感。 “周总理没有回淮安，因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门亲戚马上会得到地方官员们的青睐和特殊照顾……这是难以避免的……” “伯伯充满了责任感。他决定铲平周家墓地，正值全国处于饥荒的时候。他必须作出自我牺牲的表率……”③ 在驸马巷周宅的一个院落里长着一棵盛开的腊梅树，这是 1905 年恩来 7岁时亲手栽下的。我于 1988 年 3 月前往参观时，恰逢梅蕊舒琼，一片淡淡的金黄色。 有一次，恩来忽然怀旧起来，想到了那棵腊梅树，便向一位从淮安来的亲戚打听：“这棵腊梅树还在吗？老井里是否还有水？” 他的亲戚说，“尽管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但是他并不怨恨那里的房屋，也不讨厌淮安。他只是不想让他家获得任何特权。事情就那么简单。” ＊＊＊ 东北，莽莽原野，一望无垠。冬季漫长酷冷，全年只有 120 天无霜冻期。这里是满族人的发祥地，他们于 1644 年征服了中国。然而，如今中国的满族人已经很少。当时每个满族人在出生时便获得优厚的津贴。舒适的生活反而象瘟疫一样促使这个民族迅速地衰亡。他们被大量的汉族所同化。现在东 46有数千万人口，大部来自于北方各省，特别是山东省。 沈阳——旧名奉天——正处兴旺发达时期。新兴工业正在发展，由于当地有煤和铁矿，早期中国的商人就在那里建起工厂。伯父贻赓在省政府任职，虽不甚富裕，维持生活不成问题。恩来很快适应了东北的环境，那寒冷的气候，那粗糙的食物，他喜欢吃高粱米和贴饼子，而不是精碾的大米，这一习惯就是从那时开始养成的。“我在北方强健了体格，受到了气候和食物的磨练，这对我后来的生活大有好处。”④即使在他当了中国的总理之后，他仍坚持吃贴饼子和大白菜，而不是美味佳肴。贻赓保持着绍兴的传统习惯，把绍兴黄酒烫热了喝。他让恩来也喝这种酒，这对年轻的孩子来说显然没有什么坏处。也许，他的好酒量就是因为从小就获得了训练。一生中他只有两次流露出醉意。在他担任总理的许多岁月里，周恩来在他的书桌里总保存着一瓶酒，通常是浓烈的茅台酒。每逢友人来访，他总要拿出来展示一番，并一定要共同欢饮一杯。 恩来起先在一家老式学堂上学，因为伯父要他上学的新学堂尚未建成。伯父贻赓要他接受最好的教育。受过老式教育的那些文人现在总是找不到差事可做。全中国掀起了一股“新学”风潮。旧的古板的教育已不需要了。 “新学”与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代激迸学生的形成密切相关。至 1898 年，即周恩来出生的那一年，中国的大好河山已遭践踏蹂躏，西方列强象对待非洲一样要把中国肢解宰割。那一年，中国文人掀起的一场革新运动被保守的慈禧太后血腥地镇压了。然而，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暴行使中国人民深恶痛绝，1900 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西方称之为”拳乱”，中国称之为“义和拳起义”。⑤义和团屠杀了中国的基督教徒和外国传教士。但是，当八国联军进入中国的首都北京时，发生了一场更大的屠杀。一连 8天大肆杀人、强歼、掠夺。不过，西方“分割中国蛋糕”的所有计划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中国的统一在表面上还维持着，但是外国列强却共同地对中国进行残酷的剥削，还美其名曰：“保护西方在中国的合法利益”。显然，不改革是不行了。有 1600 余年历史的科举制度于 1906年被废止了。在新学堂里，科学和数学取代了老式传统的课程。中国青年以极大的热情奔赴新学堂，因为科学是个具有魔力的名词，科学能够提供拯救中国的智慧和力量，可以使中国摆脱中世纪状态。 新学堂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产物。西方列强鼓励建立新学堂有两个互相对立的原因。传教士们想通过教育使中国信奉基督教。各国政府认为新学堂可以培养顺从的西方化了的华人来为它们的利益效劳，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殖民主义。英国人已经成功地培养出一个印度文官阶层，为其在印度的帝国效劳。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也照此办理呢？然而，到新学堂去上学的中国青年当时充满了一种既爱又恨的强烈心态。他们想获得西方的知识和力量，以使中国变得强大，摆脱强加于它身上的枷锁。然而他们要向这样一些人学习，这些人不仅摧毁了自己祖国的骄做和尊严，而且摧毁了自己对祖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信仰。 伯父贻虚希望恩来成人，学得”新知识”，哪怕新学党的费用相当于老学堂的三倍。当年秋天，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建成，伯父把恩来从铁岭银岗书院接来，插入这所学堂的高等丁班。以后这所学堂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该校当时仅有两栋红柱青砖的楼房和一块空地，供学生从事室外体育锻炼，这也是西方的一个创新。东关模范学校现已成为沈阳第六中学，在校学生有好几千名。 孩子们除了学习语文、历史、地理和文学外，还要学习数学、初级自然、英语、歌咏和体育。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孩子们也阅读西方著作的译本，他们了解了自由和民主，了解了法国和美国革命。于是，那些本意要培养一批驯服和西方化了的精英的学堂反而成了抚育中国革命家的温室。 周恩来的情况就是如此。“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恩来称他所受的叛逆教育是从他的历史老师高戈吾那儿开始的。高讲述 19 世纪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凌辱的历史。“他给予我极大的影响，他已经是位革命家了。”高先生带领学生们回顾了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每一段历史，讲解各项不平等条约，描述火烧圆明园的情况……他让年轻的学生们读书，并提到一位怪人——孙中山——他想推反满清王朝，把中国变成一个共和国……“高先生已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一名成员”，献身于推反满清王朝的事业。 恩来聆听着高先生的教导，满腔热血沸腾。12 岁正是混沌初开的年龄，正是心境摆脱孩提时的浑浑噩噩，开始揣摩和驰骋的年龄。时值 1910 年，训练有素的日本海陆军侵占朝鲜，在西方列强的赞许之下，把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满洲与朝鲜只有一水之隔…… 周恩来的求知欲望与其报效祖国的强烈心愿结合在一起了。弓开就没有回头箭，内心深处发生的骤变使他的一生不是为了周家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一个大得多的大家庭——列祖列宗所在地的中国——的命运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地理教师毛先生是位满族人，他比高戈吾保守，但办事十分精细。他有一个小小的地球仪。他让学生们观看，并解释为什么人不会从地球上掉下去。恩来学习了物理学，了解了牛顿。他凝视着地球，记住了国家和城市的名字。“我发现欧洲多么小，与中国相比，欧洲要小得多。我决心要周游许多地方。” 东关模范学校的校服是日本式的制服。思来与其校友一起照了一张照片。他的身材依然明显矮小，但脸上并无不愉快的神色。事实上，他表现出色，交友广泛，颇有名气。学校举行演讲比赛，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恩来的第一篇讲演是反对鸦片。”此毒不禁，吾国何能兴旺、吾民何能强大？” 高戈吾先生把中国两位著名的革新派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借给恩来阅读。恩来感觉康有为的文章难以消化和吸收，而对梁启超却十分敬佩，认为“非常清晰和非常容易理解”。梁启超抒情诗般的文风和流畅的句子对恩来有很大影响，恩来把它当作习作的楷模。他古文根底深厚对他大有稗益。数十年之后，在 1950 年，周恩来还寻找梁启超的后代并与他们交朋友。1969年，当这位革新家的孙子、建筑家梁思成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红卫兵虐待而病倒的时候，周恩来还作出安排，让我去看望他，“使他得到安慰”。他的妹妹在大学时曾与我是同学。这就是典型的周恩来。他从来没有忘记，一个人只有得到温暖才能忍受巨大的痛。 1911 年 10 月，中国漫长的革命终于第一次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曾在日本学医的孙中山⑥20 年来努力的结果，孙中山虽然外表文雅，但却是一位意志特别坚强的汉子。他把个人的荣辱完全置之度外。满清王朝必须推反，中国必须象法国或美国那样成为一个共和国。孙中山为此而奋斗了一生。他以自己的热情感动了许许多多海外华人。尽管满清政府悬赏要他的脑袋，西方列强也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他是一位危险的匪徒，并与满清统治者共谋对付他⑦，他还是组织起一个“同盟会”来推反满清王朝。他在中国境内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起义，但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革命党人遭到杀戳。 1911 年春，因清政府出卖粤汉川汉铁路修筑权，川、鄂、湘、粤等省掀起大规模的保路运动。10 月 10 日，武汉地区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社乘讥发动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12 月孙中山从海外归国，由 17省代表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翌年 1 月 1 日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满清王朝被推反了，或者说象冰激淋一样在太阳光下溶化了。当孙中山的追随者呼吁他回国担任总统时.他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他在阅读晨报时得知了消息。孙中山经伦敦和巴黎回到中国，一路上受到敌视。回到中国后，他向西方列强发出呼吁，要求得到他们的帮助。他说，中国需要议会民主。孙中山前往被满清推反的明朝皇帝的陵园扫墓，告慰先帝英灵：中国已经改朝换代。 民国成立时，东关模范学校里一片欢腾，鞭炮声不绝于耳。满清的国旗降了下来，新生民国的五色国旗冉冉升空。高戈吾老师早就剪去了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周恩来是小学里头一个剪去辫子的孩子，尽管在此之前别人告诉他“谁要是剪掉辫子，就要割掉脑袋。”现在到处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青年人呼吸的是爱国的空气，报章杂志风靡的是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文章，新学堂里老师和学生们谈论的是爱国主义思想。周恩来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⑧这篇作文中便洋溢着这一代人的时代激情。这篇文章不仅在当地报纸上刊出，还于 1915 年被收入上海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 周恩来的仪表由清秀变为英俊。由于他身材瘦小纤弱，有时遭到大孩子的欺侮和殴打。他想出了自卫的办法，交了许许多多朋友，放学时与他们一起离开学校，以免单身一人。他与这些人终生为友。即使后来他长大成人，成为缉拿对象，他还去看望他们。这些朋友谁都没有出卖他。 有位姓何的朋友把他带到家中。何的祖父是个老兵，他把孩子们带到沈阳郊外的一个古战场，告诉他们，1904 年日本人和俄国人曾在这里利用中国的土地打仗。日本人自 1868 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以来从西方学到了强国之道，现在当然看不起中国人。老人慷慨激昂他说，“我们没能制止他们把我们的国上当作战场，没能！现在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要报仇……” 老人的思想在恩来的演说中得到了反响：“吾人既生于是时矣，生于是国矣，安忍坐视而不一救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废寝忘食地阅读报章杂志。他阅读达尔文、卢梭、穆勒，他阅读关于奴隶买卖的书，并发表“黑奴终究要解放”的演说。在课堂上老师提问“读书为了什么？”时，同学们会提出各色各样的理由，“为光耀门楣”或“为了生计”。而周恩来豪迈地回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 1913 年，周恩来从东关模范学校毕业。伯父贻质和堂伯父贻谦决心让他继续上学。父亲贻能在此问题上似乎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一度也与其兄贻赓住在一起，也许是因为一时没有找到工作。周恩来报考清华学堂，这是一所用美国资金在北京建立起来的很有名气的学校。他没能通过英语考试。清华的入学考试非常严格。更糟糕的是，对招收南方学生的名额有所限制。因为南方学生通常成绩优秀，北方学生感到愤愤不平。伯父贻赓并不气馁。恩来便准备上天津的南开学校，这亦是一所水平很高、名气很响的学校。伯父贻赓时来运转，总算调到天津工作一年。贻赓夫妇和恩来住在元纬路 4 号的一所小屋里。在夏季三个月的时间里，恩来补习英语，准备升学，终于在 1913年考取了南开学校。 注释 本章的材料大都来源于中文资料，其中包括周恩来诞生地淮安的地方志；与周恩来亲戚（列于家谱中）的谈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等。据我所知，上述史料均末译成，英文或任何其他欧洲文字。 ①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的农民起义情况，详见《太平起义》中文 8 卷。韩素音的文档。北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文献。韩素音著《弯弯树》，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维克托珀塞尔等英国学者和著名历史学家菲茨杰拉德等人的著作。大型图片资料《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法国塞法格图书出版社，1987 年出版。 ② 见保存在淮安故居的周家家谱。 ③ 周尔萃的回忆。 ④ 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⑤ 见韩素音著《弯弯树》，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 ⑥ 见韩素音著《吾屋双门》，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⑦这段历史史实是 1943年 7 月我在伦敦遇见孙中山的友人罗伯特康德黎时他亲口告诉我的。他对我说，英国特务与满清王朝勾结，企图绑架当时在伦敦的孙中山，并把他交给满清政府。由于康德黎的帮助，孙中山才得救。见《康德黎、孙中山与中国的觉醒》，杰罗德父子出版公司，1912年在伦敦出版。 ⑦ 周恩来的纪念日感言及其他一些文章被收集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 第二章 探求真理（1913—1920） —1913 年 8 月周恩来考入南开学校，因品学兼优校方于 1914 年免收他的学费。 —1914 年与几名同学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并任该舍会刊《敬业》编辑。 —1915 年在南开新剧团参加演出新剧。 —1916 年关心时事，发表反对中国军阀及西方和日本侵略的文章和演说。 —1917 年 6 月从南开学校毕业，同年 9 月赴日本。 —1918 年独处异国他乡，孤寂苦闷，因日丈成绩不好而未考取师范学校。 —1918 年投身爱国运动，报考第一高等学校未取，7 月底短期归国探亲。 —1918—1919 年冬开始阅读关于shehui主义的著作，在京都与他南开的一位同窗好友一家共同度过一段时间。 —1919 年 4 月离开日本回国。 —1919 年夏组织天津学生联合会井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1919 年 9 月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合并，建立觉悟社。 —1919 年 9 周首次与其未来的妻子邓颖超见面。 —1920 隼 1 月天津学联被查封，学生遭拘捕。 —1920 年 1 月 29 日周领导五六千人的学生游行队伍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闯入省公署遭逮捕，羁押半年之久。 —1920 年 4 月从营务处转至警厅拘留所。组织难友们读书，写狱中日记。 —1920 年 7 月公开审判，在审判厅据理力争，被宣布“期满”释放。全国各地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1920 年 11 月乘船去法国。 原来的甫开学校是一座英国女王式的殖民主义建筑，现在成为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周恩来在南开四年的纪念物和图片。一切都保持原来的样子，甚至连墙和木制品的颜色都没有变化。空着的教室以及里面的讲坛和黑板，每天都有人打扫灰尘，似乎曾经在那里就座过的青年的灵魂随时都会再回来。 南开学校是由两位有志之士于 1904 年创建的。一位是具有革新意识的翰林，名叫严范孙，他认为必须立即把中国和西方教育中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以使年轻的后代迎接未来。另一位是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基督教徒，名叫张伯苓。建校后的头几年。从美国的教会获得资金，从英国请来英语和数学教师。课程除了有中国和英国文学外，还有化学、生物、代数和地理等。每个学生必须德、智、体兼备。这是一所尖子学校，用中国生活水平来衡量费用是昂贵的。校服是浅蓝色或灰色的长袍，里面穿的是长裤。 19 世纪鸦片战争后，天津向西方商人开放。市内有外国租界，租界内只承认外国法律，不受中国的管辖。天津因有一条混浊的河流而得其名。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后来日本诸国的租界均沿河相互毗邻。头巾高缠的锡克和科西嘉宪兵、意大利和日本卫兵在其各自的领地上巡逻。在天津的工厂里，憔悴的妇女和儿童从 8 岁起，每天干 14 个小时、一年 362 日痛苦地煎熬着（每年只有 3 天假日）。北方的农田每每遭受水灾或旱灾，饥肠辘辘的农民就涌入天津，沿街乞讨，卖儿卖女。每年冬天，无数尸体顺着河流飘入大海。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平常的现象，瘟疫、霍乱和饥荒每年可能要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 然而，在天津的书店里，各种各样的书籍、西方著作的译本、刊物和杂志却琳琅满目。这对 15 岁的周恩来来说，无疑是汲取新知识的丰富宝库。有钱人都可以购买这些书。周恩来渴望获得书中的知识，但是贻赓家境贫寒。恩来由于寄宿于南开学校，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恩来只是在周未才回到伯父在元纬路的狭窄小屋。伯母的名字不详，她对恩来倒是十分疼爱。由于她是一位农村妇女勤快手巧，亲手给恩来织袜子和围巾，有时颜色还非常鲜艳。其他男孩子们取笑恩来穿红袜子，她便不再织了。由于手头拈据，她编织桌布和餐巾出卖。每个周末她都要把钱塞进恩来的手里并嘱咐：“你必须多吃点，恩来。”可是恩来没有用来吃饭，而是用来买书。 严范孙已有 20 多年的从教经验。南开学校就是在他自己私塾的场地上建造起来的。严很关心从绍兴①来的这位腼腆矜持但勤奋好学、门门功课优秀的学生。严和张伯苓发现恩来并不总有足够的钱去学校食堂用餐，而是常常走出学校，去街头小摊上买几个铜板的豆腐汤，或者买一碗粥。两人决定帮助恩来，让他为学校刻蜡板或抄写教学讲义，以补贴膳食费。入学第二年，因品学兼优，恩来成为南开学校唯一免交学费的学生。 一年后，伯父贻赓回到东北，恩来独自留在天津，对他来说，新年特别难过，因为此时所有的同学都回家了。空荡荡的校园里唯有他孑然一身。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我讨厌孤独和寂寞。我喜欢交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朋友。” 他长得一表人才而性格腼腆，常常受到别人的戏谑。他不贸然表态，而是审视对方，听其言，观其行，而后才谈自己的看法。这是他后来一辈子都沿用的习惯。由于他身材比周围那些高大魁梧的北方人矮小，起初可能受到点欺侮，但是不久他就很受欢迎了。他对人友好，因而逾越了一切障碍，逾越了省份、甚至宗教的障碍。这是了不起的，因为许多学生有一种只与同乡人亲近的倾向。恩来成为吴瀚涛的好朋友，这是一位魁梧健壮的东北人，象一位摔跤运动员。另一位朋友是回民，名叫马骏。周恩来在 60 年代有一次对我说，“我敢肯定我自己的家属里就有少数民族的血液。②他寻找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志同道合者，如张蓬仙和张鸿浩，两人后来均成为革命者。他的同班同学张龙原说道，“恩来的心中总是想的国家大事，他把中国的命运当作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但是，周恩来从来不是仅满足于空想，厌恶残暴、不公和压迫而不付诸行动的那种书生。有所想就有所行。他的一生都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这种思想与行动的结合，使得他成为学生领袖。 “周恩来做事总能得心应手。他循循善诱、待人诚恳、推心置腹。他想要做的事，人们总是抢着去做。但他总是以身作则，从不发号施令。不过每当他说‘请想一想’，不知怎么着，人们就信服了……”③ 南开大学鼓励课外活动，特别是体育。每天早晨，周恩来都要跑步。有一次他跳高得第一名。他参加合唱队，还养成了爱好西方音乐的习惯。他记忆力很好，任何乐曲、旋律或小调，听过一遍就能记住。70 年代初，在陪同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他不仅会演奏萨克斯管乐器，还会谱写动人的曲子）游览长江三峡的时候，周恩来就曾演唱西哈努克新近创作的一首歌曲，使亲王无比高兴。 他买了许多许多书。有时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他后来把自己的非凡精力归功于当时养成的习惯。“用不着按时用餐或睡眠，太讲究规律就把思想槁僵化了。” 经济上的拮据使得他节衣缩食，俭朴的生活成了他精力的来源。他一连好多天不吃肉食，只吃豆腐，因为豆腐是最便宜的食品。他衣服很少，总是细心地洗涤和缝补。他一生特别节俭的美德就是从南开开始养成的。在他担任总理的那些岁月里，如果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有谁不把碗里的饭吃干净，都逃不过周恩来的眼睛。他会把这个人叫住问：“你知不知道你浪费的粮食要花多少汗水和力气？” 南开学校造就了周恩来这个伟大人物。高水平的教育质量、中西文化的结合，使他养成了不忌讳学习西方的习惯，承认有与自己不同的思想方法。也正是在这里，他首次接触了《新青年》。这是两位中国学者于 1915 年创刊的杂志，一位是在日本受过教育的陈独秀，另一位是也在日本受过教育的李大铡。两人均是中国gong产党的创始人。④ 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馆长，这是个关键的职位，使他能以许多激进的著作来充实他的书架。在他的雇员中，一度曾有一位身材颀长，精神焕发、头发蓬松、操浓重的湖南口音的青年，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新青年》杂志充满了青年人普遍渴望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概念。它是一种凝聚激进人物的刊物。在 1915—1916 年，这些激进的青年人痛心疾首地发现，孙中山在 1911 年宣告建立中华民国时对未来那种憧憬和希望并没有实现，现在中国反而比满清王朝崩溃时更加混乱和灾难深重。数以百计的军阀在各省纷纷出现，就象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一样，他们大肆掳掠，任意敲榨勒索，为争夺地盘和权力而互相勾结又互相残杀，各自投靠西方列强，出卖人民利益以换取武器，把中国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一度使中国免遭欧洲直接干预的威胁。日本则利用地理上接近中国和其他侵略者自顾不暇的机会，来达到霸占中国的目的。日本用枪炮和战舰迫使当时被称作“中国政府”的北洋军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 《新青年》杂志斥责日本的要求。尽管周恩来也与大家一样愤愤不平，但是他对所读文章的政治内容并没特别注意。张怕菩规劝学生们道：“学习，好好学习，你们就能报效祖国。”他认为只要人人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切便好了。他对“极端主义”忧心忡仲。然而，即使象他那样也能够看出中国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趋于崩溃。在四川省，人们要为每一块布、每个茶杯和茶壶纳税，要按窗户的长度和宽度、按大门和门槛的高度来交租纳税。这些钱都进入军阀的腰包。一些别出心裁的军阀甚至还征收“欢喜税”，那是在交税时表达所谓的喜悦心情而自动交纳的一种税。 周恩来义愤填膺，投入了抗议和声讨的行列。他写文章、作演说，并以一篇充满激情的《诚能动物论》于 1914 年在南开全校 800 名学生的作文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尽管他没有象某些朋友那样浓烈的政治色彩，他与几名同学还是成立了“敬业乐群会”。这是一个练习辩论和掌握演讲技巧的俱乐部，恩来担任《敬业》杂志的主编。他用”飞飞”的笔名写文章和诗词。他一生中一共使用了 16 个笔名和假名，其中还有一个俄文笔名斯特列里佐夫（Strelitzoff）。他在莫斯科用此笔名为共产国际的刊物写过文章。 恩来的早期诗作发表在《敬业》杂志上。这些诗都有中国古诗的韵律，其中一首是他写给一位 1916 年离开南开前往外国学习的同班同学的，诗中表达了朋友分别时可贵的个人友情： 相逢萍水亦前缘， 负笈津门岂偶然。 ……群鸦恋晚树， 孤雁入寥天。 周恩来通过敬业会开始表达他反对军阀的爱国热忱。1916 年 10 月，他发表题为《一念差》的剧稿⑤，这是一部非常感人的话剧。他总是坚决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热忱使周与南开的文学教授马千里结成了非同一般的师生情谊。马千里的名字倒过来便是千里马。他后来确实奔腾向前，与学生们一起投身于革命运动。他写诗痛斥军阀。国文教师张皞如满怀爱国激情写下《伤时事》一诗，恩来读后立即以原韵和诗一首： 茫茫大陆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由于南开是一所有名的学校，而“敬业乐群会”又因其会刊办得好而颇有名气，因此“敬业乐群会”能邀到一些有名望的学者来给会员们作报告。其中之一便是梁启超。周恩来十分钦佩他的口才和举止。还有蔡元培和吴玉章，都是博学多才的爱国者和革新人物。学校组织的一个新剧团的确“出奇地现代化”。不过张伯苓并不害怕现代主义，甚至还写了一个剧本。周恩来加入了新剧团，并成为其中的一名演员，更确切他说是“女演员”。犹如 19世纪的欧洲，在中国的那些年代里，女角色都由男士扮演。周至少在两出话剧中扮演了女角。其中有一出话剧叫《一元钱》，曾轰动一时，在学校礼堂演出后还到市内公演了好几次。 这种演技的训练对于周恩来后来的生涯是有益的。为了保存自己，他不得不变换各种身份：商人或银行家、古玩店的老板或穆斯林的阿匐。后来，他还留起了胡子，这也许是回族或阿拉伯民族某个远祖留下的基因。即使他把胡须刮得精光，也不可能完全抹掉下巴上留下的黝黑的痕迹。所以，他是否能完全装扮成一个女人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据说他有时能把噪音改变成悦耳的女中音。 1917 年，周恩来以平均分数 89.72 分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张伯菩给他作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富于感情，热情奔放，但又能作极大的自我控制和长时间的沉默。周恩来获得了是可以完全信赖的朋友的好名声，而且他一辈子都保持了这一名声。“他会尽力帮助患难中的朋友。”在十分珍视友情的中国，这是对人的一种最高评价。 人们对他的未来寄予很高的期望。严范孙非常宠爱他，甚至想要这位 19岁的青年做他的女婿，便通过一位朋友向恩来提出了这一愿望。这一提议符合中国的传统习惯。有钱人通常为自己的女儿选择才子匹配，这样可以光耀门楣。严尽管思想进步，但在处理家务时却仍持传统观念。恩来对传话的朋友说：“我是个穷学生，要是我接受与有名望的严家联姻，我就得事事听从他们了……”他彬彬有礼地婉拒了。严范孙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更加敬佩他不图财富而要努力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性格。 张伯苓建议这位青年出国学习，最好去美国。但周恩来财力不支。那么去日本如何？南开有好多毕业生部在日本。恩来身体健壮的好友吴瀚涛获北洋“政府”的奖学金已在京都。可是，日本不是正在威胁中国吗？周瞪着大眼凝视着张伯苓和蔼慈祥的脸。张伯苓回答说，“是这样……但是我们仍需向日本学习，就如日本学习了西方一样。” 伯父贻质付不起路费。恩来不得不卖掉他的许多书籍，他的朋友们也给他三三两两地凑几块银元。文学教师马千里给他 5 元。但是给他凑足路费，得以东渡日本的还是严范孙。 周恩来回到沈阳与伯父贻赓及对恩来十分疼爱体贴的伯母告别。他探望了母校东关模范学校的师友。依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他在赴日本前给同学们写诗一首，以资纪念：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若说 19 岁的他为了探求真理而已象掸宗始祖达摩大师那样为获得启明而面壁 10 年，那确实是过于夸张了，但是这也可以说明周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他准是读过关于达摩的书籍，那位和尚于 6 世纪从印度来到中国。在周的诗文和日记中，可看到佛教的影响，那就是寻求真谛。但是对于恩来说来，真谛是救国的道路，不是形而上学的概念。他用儒家的方式寻找一套指导原则，一种思想，以使中国获得新生。他给同学留下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中国，他的祖国。他是否真会象大鸾鸟一样一飞冲天，带回打开中国之未来的钥匙呢？他在日本会不会找到他所寻求的答案呢？ *** 自 19 世纪 60 年代的明治维新以来，在不到 60 年的时间里，日本便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强国，并且与西方一起对中国进行剥削，发动战争。面对这环抱自己海岸、形状犹如一柄短弯刀的群岛，中国人感到既优越又自卑。那些“小倭国人”从中国引进了文化，现在却又使中国蒙受耻辱，因此中国人对他们既仰慕又憎恨。尽管有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却有 4000多中国学生在日本，比在欧洲和美国要多得多。 周恩来乘船经过已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来到日本。在东京，他得到了南开同学们的帮助，与姓陈的中国学生住在一个木工家的楼上。那是在神田区，靠近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他入该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由于经济桔据，吴瀚涛和其他几位南开的老同学商定每月给周恩来捐助 10 块银元。 东京是个繁华热闹的城市，尽管在某些方面还仍然象是许多乡村的集合体。恩来发觉不难适应日本生活，而且他很喜欢那里的食品。在这里，他再次经常食用便宜的豆腐。50 多年后，1972 年他在北京接待一个日本代表团时曾经回忆说：“日本的豆腐比中国的更有味。” 恩来打算将来当教师，不仅可以挣钱糊口，还可以继续参与“国事”，对许多学生施加影响。学校是培养爱国主义的地方，恩来记得历史老师高戈吾在东关模范学校是如何影响他的。 可是事情发生了波折。周恩来无法学习，精神集中不起来，他孤寂苦闷。他自己督促自己去上课，但是没有成功。朋友们的鼓励也未起作用。他们告诉他，这是因为初到异国他乡的一种感觉，很快就会过去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毕竟日本不象欧洲那么陌生。孙中山是在日本组织起他的同盟会并找到许多同情者的。中国的进步作家鲁迅也是在日本通过译文而发现西方文学的。许多科学著作是通过日本才传到了中国。恩来点头表示同意。是的，日本也有好的一面……他还可以称鲁迅是自己的远房亲戚。⑥但是他仍然难以专心致志于书本。他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⑦他徘徊街头，留意观察社会，学习另外一种知识。也许他意识到日本教师身上的某种傲气。“语言也是一种殖民手段，我在日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无法消除他对日本人的某些举动及威胁中国的反感。 在南开学校，他曾经写文章和作演说，抨击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孙中山民国的失败，中国沦入无政府状态……他在日本问他的朋友们：我们这一代人能做什么来拯救中国呢？吴瀚涛点头回答道：“学习。”此时他已在京都大学学习并已美满地结了婚。吴认为会出现一位“强人”来拯救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如此。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批精英、知识渊博的医生、工程师和教师…… 1917 年 11 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震撼了世界。日本广泛报道了这一事件，然而它显然并没有使周恩来欣喜若狂。他到报亭上去买报纸，他保持着细心阅读报纸的习惯。但是他的心境依然难以摆脱孤寂苦闷。后来，他接触了京都帝国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河上肇博士编辑出版的《社会问题研究》。这是周恩来首次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但并没有立即就着迷。他把刊物带回家中阅读。 1918 年 1 月他接到老家淮安来信，得知留居驸马巷的叔父周贻奎去世。父亲和其他亲戚经济困窘，在东北的伯父贻赓心地善良，现在要照顾恩来的两个弟弟。周在日记中写道：“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而他又身居国外，口袋里几乎分文皆无，全仗朋友们的帮助。他一度曾想从佛教中取得慰藉，在他的日记中可看到这样的话：“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不过，他接着写道：“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 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春天来临；日本的秀丽景色使他的心情逐渐开朗。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在新的一年里的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仿佛是对他奋斗的一种答案，或者说是对他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的痛苦的灵魂的一种报偿，他又重新阅读起在南开学校时曾经看过的《新青年》杂志。 这一回，他真正地悟出了道理。 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我自前天忽然地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 他终于找到了线索。单凭科学和学习是救不了中国的，无论“贤人政治”还是强人，也都救不了中国。必须有一种政治理论来指导变革的行动，来振兴亲爱的祖国。必须要有一批献身于这一事业的人…… 他制订了自己的学习工作规则。每天用 13 个小时半来学习、读书和看报，3 个半小时满足身体的需要，睡觉只用 7 个小时……这一切使他磨练了自己。为了中国的未来，他自己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地与之结合在一起了。 1918 年春，日本对当时统治着北京的北洋军阀联合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中国学生对日本蛮横无理的态度忍无可忍。他们以卷起铺盖，纷纷回国的行动抗议军阀政府卖国行为。此时，恩来在东京已加入一个学生组织，名叫新中学会。新中学会组织学生举行各种集会，抗议中国军阀无耻卖国。学生们举行游行，恩来与新中学会 350 名成员中的约 100 名学生一起前往中国领事馆，遭到警察的阻止，周恩来对警长说，他们的游行并非骚动。他们仅是要递交一份请愿书。他既彬彬有礼，又义正辞严。警长不得不撤走警察，并称赞他们秩序井然。③当晚，恩来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分析中国衰弱的原因，”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的缘故。多么精辟的论述！他接着说，在过去，中国总能把征服者吸收同化，但是现在不能了。要由中华民族来主宰我们自己民族的命运，抛弃自己的弱点。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 周恩来所说的实际上是他一辈子的信念：人只有首先改造自己才能改造社会。 1918 年 4 月，南开学校的两位奠基人严范孙和张伯苓在赴美途中抵达东京。南开将成为一所全日制正规大学，⑨许多经费来自于美国。在东京学习的南开学生设宴款待这两位师长。恩来出席了晚宴，后来又去看望严范孙。从严范孙的日记中看出，他俩似乎作了一次很长的谈话。显然，严对周恩来学业成绩不佳感到失望，也许他再次资助了他……但是恩来又因日文成绩不理想而报考第一高等学校未被录取。他在日记中承认心情非常懊丧。那年 7月，他归国探亲，在北京看望了父亲。贻能和在淮安的一家经济依然十分贫困，这使恩来更加懊丧。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似乎没有什么出路。要不然，就得依靠象伯父贻赓那样运气较好的叔伯。9 月恩来返回日本，决心全力以赴投入学习，也许想争取获得一笔奖学金。 他的朋友吴瀚涛替恩来十分担忧。他邀请恩来前往京都与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你一定得来……京都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师资力量很强……你会喜欢的……我们现在都是处于异国他乡的外国人，难道我们不该互相帮助吗？”恩来深受感动，整好行装，乘上火车，奔向京都。在京都车站，他看到瀚涛在等着接他时，眼泪夺眶而出。他在吴瀚涛夫妻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据说恩来作为非全日制学生进了京都大学，断断续续地到学校去上一些课，他却无法专心于学习。他开始了解日本工人和农民的悲惨生活。他亲眼目睹了因农业歉收而引起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以及声援贫苦农民的游行，称之为”米骚动”。他曾经谴责中国的军阀统治，然而日本也是个军国主义的政府。这时他阅读日本宣传社会主义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写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他问吴瀚涛是否能安排他与京都帝国大学的河上肇教授见一次面，吴未予安排，因此恩来从未见到过河上肇。1918 年 4 月，周在日记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他接着问道：而后怎么办呢？后来，他逐渐成为河上肇主编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越来越热心的读者。 周住在吴家帮助吴夫人做饭。他每天早早起床搞好卫生，整理房间。吴夫人不仅整天要上课，下课回家后也要干家务。此时，她回到家中常常发现周恩来已经做好了饭。吴瀚涛知道恩来喜欢喝酒，有时回家就带回一瓶米酒来。两位朋友边喝边聊，可是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恩来一个劲地谈论他所热衷的社会主义刊物，极少谈论其他。只有中国人进行的革命才能救中国……”光靠一个强人……一个人能做什么？要有许多许多人，团结一致，组织起来……才能成就大事……”周边谈边喝、边喝边谈，争论越来越激烈……”要革命，否则就没有变革……这是我们的任务……”吴再也忍不住了。他吼道，“你再这样喝下去的话，你根本救不了中国。”说着，他把酒瓶往地上摔个粉碎。 恩来默默地看了一眼地板，转过身去找来一把扫帚，把碎片和地板清理干净，吴的妻子感到不安，也劝道：“你喝得太多了，恩来……你在学校里就太爱喝酒……” *** 1919 年，春天来到日本，这是樱花盛开、令人心旷神治的季节。周恩来来到岚山公园，到处秀色可餐。恩来写道：“我要了解，要向世界各处学习……秀才要知天下事……若有所不知，应感到惭愧。” 不仅是知识，而且那大自然的美，也一度使他如痴如醉：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饶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京都沐浴在烂慢的樱花丛中。恩来在园中缓步踯躅，一手摸着口袋中他在南开学校时的回民同学马骏给他的来信，“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他徘徊思忖，内心深处，另一个自我在骚动。在壮大，不让他沉醉于绮丽风光之中。他的诗流露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每首诗既是赞美，又是诘责。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他的心可并非无碍，并非无动于衷，并非无拘无束。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他没有陶醉于美丽的景色，也不能满足于现状或孤高自赏，他必须投身于历史的洪流。所以他必须离开日本，给他既热爱又憎恨的那个国家和人民写下惜别的诗句。在日本，他曾一度迷失方向，但又自己摸索到了方向。在日本，铸造个人生涯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他可能在模糊中窥见了一点光明、未来的一种先兆。 说起恩来在日本的经历，不能不谈到一件发生在火车上的事。那是在由东京下关开出的一列火车上，他遇上了在函馆商业学校任教的元木省吾。两人攀谈起来。元木省吾回忆道，“他谈到我们两国的人民，讲得那么有感情，那么关切，那么热情。”周给了他一张名片，名片上除了恩来的正式名字外，还印有他的号“翔字”两字。54 年后，1972 年 9 月 29 日，元木老人的孙子作为一个日本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北京时，带回了这张名片和那位 88 岁老人元木省吾的记忆。“他仍然记得你，”周恩来深为感动⑩。 1919 年 4 月，恩来离开日本回国。弟弟恩寿在大连的码头上接他，两人一起前往沈阳，恩寿与伯父贻赓就同住在沈阳。两天后，周恩来离开沈阳，去哈尔滨后回到天津，及时赶上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革命，即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1919 年 5 月 4 日在中国是个纪念日。当时全国青年都行动起来，这批青年今天已被叫作“第一代革命家”。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飞跃的进步，从而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声势浩大的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在中国的各大城市此起彼伏。学生领袖均是自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的矛盾现象的产物，其中许多是在“新学”堂里受到了关于民主和独立的教育。 被西方列强承认为中国“政府”的北洋军阀在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加入法国、英国和美国反对德国的协约国。30 万中国工人乘船前往欧洲，到劳力匮乏的法国和英国工厂里做工，到战场上去挖掘战壕，运送伤员。(11)西方民主国家则允诺，中国所不满的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强加于她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将会设法予以改变，对中国食盐垄断和海关的控制，在天津、上海和武汉等城市获得的治外法权，完全在西方管辖之下的租界等等无理剥削措施都将得到纠正。可是，1919 年战胜德国后，当欧洲列强在法国谈判签订《凡尔赛和约》时，它们不理睬，或者甚至拒绝讨论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要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态度暧昧。中国知识界中的许多人——学生们——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寄托在被视作民主之邦的美国身上。然而，这些崇高的希望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从巴黎会场上传来了一些流岂中国报刊纷纷加以登载。人们聚在一起阅读有关中国被大出卖的最新消息。现已弄清，欧洲协约国在 1917 年就曾向日本作出秘密保证，要把从前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即山东省让给日本。这些民主国家曾希望日本将就此与它们合作，保障它们在亚洲的殖民财富和对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 整整一代年轻的中国人，他们在新学堂里受过教育，对于民主、自由充满着巨大的幻想，由于国联——中国也加入了该组织——的建立而对一个新的、公正的世界充满希望，此时才极度痛苦地认识到，他们所相信的言词只对白色人种和殖民主义者有效，而对于他们自己及其祖国是无效的。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由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著名学者顾维钩率领，未能前往凡尔赛签订和约。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威胁和压力下，北京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最终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中国学生和旅法华工包围了代表团下塌的吕特蒂旅馆。顾维钩本人也十分不情愿在条约上签字，便取消了凡尔赛之行，代表团一行回到国内。 北京一些大学生写的五四宣言说道：伍德罗威尔逊的话犹如先知的声音传遍了世界，增强了弱者的力量……中国人也听到了。他们被告知，在战后的分配中，象中国等民族就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秘密公约和强行签订的协议将不被承认。他们盼望着新时代的黎明一一但是，太阳没有在中国升起…… 在那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中国各大城市举行游行示威，参加的人数以百万计，从 5 月开始，持续了好几个月。参加者不仅有青年学生，还有各界人士，包括小学生。在街头巷尾，年轻人成群结队，有的只有 12 岁，向听众宣传，揭露卖国行为，号召同胞们抵制日货。在边远省份，茶馆里的说书人讲的也是关于卖国求荣和背信弃义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妇女和女学生们也首次走上街头，在销售日货的商店和企业外面设置纠察。 以后的两年内，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青年开始向往另一个国家，另一种制度。这个国家和制度指出了公正和平等的前途，教导人们必须摧毁压迫、剥削的制度和帝国主义。这便是新生的苏联。而能够拯救中国、使中国获得自由的真理似乎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经在中国与诸如李大钊和陈独秀等著名的学者进行过秘密的接触。 *** 周恩来出席了南开学生 5 月 10 日晚上召开的一次会议，他在会上介绍了日本的形势。他受到了回族朋友马骏和马千里的欢迎。马千里此时已是南开大学国文系的助理主任。“我们一直等你回国。我们需要象你这样的人来组织学生。斗争是长期的。” 首次冲突就发生在南开大学。一位亲日的军国主义分子(12)将要成为校董。周被选作代表去向校长张伯苓表达学生们的反对意见。张气愤地对他说：“学生就应当学习，不要沉迷于极端的政治。”于是，周就给留日的南开同学写信，谴斥张伯苓和学校董事会“接近卖国贼”。 周恩来写道，”校长方面是天天讲 DemQCrocy（民主），可是样样事武断。”张伯苓怒不可遏，想把有关周恩来于 1917 年从该校毕业的记载从校友册内删掉。但是最终他并没有采取这一行动。 周通过助理主任马千里的关系进入南开的国文系，这使得他有可能到校园里去活动，尽管他从未上过课。1950 年，他作为中国的总理在兴办一项新的教育计划时对大学生们说道，“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一天也没有。”他在河北街上一所拥挤不堪的屋子里租用了一个小小的房间，不知不觉地成为一名组织游行示威、召集会议、抵制日货的职业宣传员。 《新青年》杂志犹如激进学生的圣经，两位编辑李大钊和陈独秀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从学生中物色合适的人材在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周尽管阅读《新青年》和参加游行示威，对接受马克思主义却有些踌躇，他成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从本市的许多教育机构招募成员。联合会有一个广泛和包罗万象的纲领，其公开宣布的目标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不当亡国奴。”李大钊和陈独秀所在的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先锋。周穿梭于天津和北京之间，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会报的报头印有一句名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挑选这几句话作为箴言表明，尽管他对威尔逊总统在凡尔赛和会期间的表现感到失望，但是他依然信仰民主，信仰亚伯拉罕林肯。他在 7 月 21 日创刊号上撰写的发刊词《革心！革新！》中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再次坚持自我改造。 在短短的五个星期时间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从起初的单页三日刊发展到后来的对开一大张日报，日发行量两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是个可观的数量。除在天津广泛发行外，还远销北京、上海各地。全国各地都与它通信联络或给它投寄稿件。对于每一封来信，周都认真仔细阅读，并给予答复。事情未办完之前，他决不会离开那间小小的印报地下室。他用多种笔名在文艺、新闻或“新思潮”的栏目下发表文章。此时，他写的文章已开始采用白活文。由于不需要学古文就可以用这种简化的语言阅读或写作，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我们大家都必须关心国家大事，拯救国家的责任就担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这些话是周恩来的坚强信念、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传统“责任感”的缩影。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晨报》等报刊，都对《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倾向和格调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与他一道工作的马骏、张申府等人回忆，周恩来工作不畏艰难、不辞劳苦，从不突出自己，“决不做争权夺位的事，平等待人，和蔼可亲。”“他办事雷厉风行……尽可能地做得完美无缺……”。印刷厂很小，工人很少，机器又陈旧，印每一份报都要手工排版几千个汉字，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劳动。周恩来去看望工人们排印，学会了排字。后来索性把住处搬到靠近印刷厂的地方，常常夜里亲自去排字。早餐只花两分钱在路边的小店里喝碗豆浆，吃根炸油条。由于寓所里没有厕所，他象许多人一样上公共厕所，并利用这个时间阅读报纸，考虑自己要写的社论。他毕生部保持着随身携带大量文件，一人静心阅读的习惯。 由于他心地善良，没有咄咄逼人的作风，他与周围共事的那些变化无常的人能维持一种良好的团结关系。8 月，几名学生遭山东省公开亲日的军阀杀害。恩来在一篇社论中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9 月，为要求严惩杀害学生的军阀，天津学生派人赴京与北京学生一起到总统府请愿，遭逮捕。周恩来与五六百学生再次赴京请愿，救授被捕同学。他们连日露宿在总统府外，得到各地声援，最后赢得了胜利，被捕的学生获得释放。在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天津的路上，恩来与几位朋友探讨了建立一个严密团体的设想，这个团体由学运骨干分子组成，进行公开和秘密活动。游行示威的热情逐渐减退，有人开始感到厌倦，可以动员起来的人员日益减少。组织这种团体的设想并非他们的创新。当时已有几十个这类爱国团体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在湖南省府长沙，一位身材颀长、才思俊逸、名叫毛泽东的农民已经组织起“新民学会”。李大钊和陈独秀从这些团体中为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积极物色成员。然而，9 月 16 日恩来与 20 名好友成立觉悟社时，尚没有组成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意图。“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新思潮，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13)觉悟社在一个方面打破了旧的传统，它吸收女社员，与男社员享有平等的地位。周恩来写道：“旧道德、旧伦常……应该铲除………“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于是，第一步行动便是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的合并。这可把那些满脑子旧道德、旧伦常、墨守成规的文人惊得目瞪口呆。男女在一起……这可是伤风败俗的事！为了避免流言蜚语，觉悟社的规则严格禁止其男女社员有任何“恋情”。 9 月 16 日，觉悟社成立时共 20 名成员，男女各半。周在觉悟社的成立会议上说道：“今天到会的，都是受了二十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我们要……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民众的觉悟，来共求社会的改造。” 在 10 位女成员中，有两位将在周恩来的一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位是 25 岁、身材高挑、亭亭玉立的姑娘，名叫刘清扬，她已与张申府订婚。刘清扬此时已是一位初露头角的学生运动的领袖，李大别的忠实学生。两年之后，正是由于她和她的丈夫的介绍，周在法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另一位是身材娇小、五英尺高的圆脸姑娘，她是觉悟社第一批社员中最年轻的一位，那年 2 月才刚满 15 岁，却已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她的名字叫邓颖超，六年后与周恩来结为伉俪。 邓颖超才华出众，擅长演说，是受其母亲、一位中国早期女权主义者杨振德的影响。颖超的父亲是满情王朝的一名军官，1908 年被杀。他的遗蛹由于只生了个女儿，未生儿子而遭已故丈夫的家庭的摒弃。她边教书，边行中医（从她的一位叔叔那儿学会）挣钱度日，但却坚持要把 1904 年生的女儿送到天津最好的新学堂之一学习，并且坚决不让女儿缠小脚。(14)由于有这样一位母亲，颖超在 13 岁时就已经是一位组织反日游行示威的学生领袖。她在阅读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刊登的文章后曾给编辑恩来写信道：“我是你忠实的读者……不要向恶势力低头……要为真理而战斗到底。”她的署名是“小超”。恩来无法判断这个名字是男是女。在觉悟社的成立会议上，她走到他的面前。”我就是给你写信的小超。”周恩来非常高兴。这位身高 5.7英尺的 21 岁青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年仅 15 岁、具有战斗性的姑娘。65年后邓颖超对我这样说，“我们没有想到爱情。无论如何，觉悟社社员之间是禁止恋爱的。”至于周恩来。他对所有的人都说：“即使在当时，她的演讲才能和组织能力都比我强……”但是，他并没有一见钟情。事实上，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不过，这段恋情似乎没有多久便结束了，那位姑娘嫁给了别人。邓颖超本人在晚年还对我说，“是的，有这么一回事……不过这并不重要，是不是？”显然，她对他是一见钟情，耐心等待，六年后赢得了他。 觉悟社痛砭北洋军阀政府对日卖国求荣，预计军阀政府定会搜捕学生，社员们决定在为社刊撰写战斗檄文时一律使用笔名。他们在一只杯子里放进分别写有一至五十数字的纸条，然后抽签。周抽到的是五号，便用“伍豪”的笔名。邓颖超抽到的是一号，即采用笔名“逸豪”。 游行示威连绵不断。10 月 10 日，即推fan满清王朝，成立民国的“双十节”纪念日，觉悟社又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学生们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集会，警察包围了会场，用枪托毒打男学生。邓颖超与一群女同学奋不顾身地冲向警察，高喊“警察也应该爱国！”邓颖超回忆道，“这是一次很好的斗争。我们那时是那样年轻，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 觉悟社于翌年 1 月首次出版刊物，并刊登了周恩来写的文章，主题仍是自觉、革新……“永无止境……永无止境。”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觉悟，表明恩来此时还远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一时期他所写的诗也充满了自觉的主题。这时，他已不再用古文写作。甚至写诗，也用自由体白话文写成。 西北风呼呼响， 冬天到了。 出门雇辆人力车， 车夫身上穿件棉袍， 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 他穿着却嫌累赘； 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 我感谢他爱我， 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 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 1920 年 1 月，觉悟社的几名社员遭逮捕，其中有回民马骏。一连好几天，逮捕事件连续发生，马千里也遭到拘禁。1 月 29 日，周恩来领导一群学生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拘学生。大批警察守卫在公署围墙四周，四名代表——其中有周恩来和一位回民姑娘郭隆真(15)——被阻在大门之外。夜幕降临，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学生们想回家。可是，当警察关闭大门时，忘了把作门槛用的一根粗木头放到门下，这样就在两扇大门的底下留下了一英尺高的空档，使得身材瘦小的周恩来得以从门槛空隙爬进了公署的前院。另三名代表也跟着爬了进去，在院子里，恩来发现有一把弟子，那是警察用来爬上墙头观察学生的示威游行情况的。此时警察已缩进暖和的房间里，院子里是空的。周爬上梯子，从墙头上向外面冻得浑身发抖的同学们大声喊道：“请大家等候，保持秩序。如果我们一点钟之后不回来，就另寻办法。”他向公署走去，警察从房间里冲出来拘捕了这四位代表，紧接着便闯出大门；挥舞棍棒，毒打等待在那里的学生。4 名代表，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了营务处，这是关押死囚的地方。 营救工作开始了。邓颖超带领一批批学生向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发出呼吁，组织慰问团到医院里去看望受伤的同学，并散发传单把事件真相公诸于世。 4 月，周恩来与同伴们开始绝食，这一消息通过狱中同情学生的看守很快被透露出来。邓颖超率领 20 多名女学生去见警长：“释放男同学，该轮到我们坐牢了，我们也是学生代表。”全国报纸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绝食斗争的消息。经过各界人士反复抗议、交涉，警方被迫将学生代表移送地方检察厅，看守所条件得到些改善，可以看书学习，互相通信和允许亲友探望。恩来要来了一些有关历史、法律、英文、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书籍，组织起“狱中大学”。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被带进了狱中，恩来就在狱中向难友宣讲马克思主义，先后讲了五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要保持士气。”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比难友们组织了文艺晚会，话剧《一元钱》的演出，使难友们极为感动，也极受教育。邓颖超的一位女友李愚如(16)到狱中探望恩来，并向他告别，她即将去欧洲勤工俭学，探求真理。恩来给她写道，我为你高兴，去“磨练你的才干，保你的天真烂漫，”天真烂漫不是指贞操，而是对事业无私清白的奉献。他给她写一首自由体长诗，他在诗中提到去“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此时他尚在狱中，尽管同学们都谈论着要出国，他怎么能料到不久之后他也将前往法国？恩来对于这首相当平淡的诗似乎十分欣赏。”我从下午四点钟做起，做到六点半钟，……这首诗的成绩，在我的诗集里要算是‘上中’了。”周恩来在狱中还记了不少日记，后来在赴欧途中，他在船上把这些日记整理成《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手槁，寄给了马千里。(17)马想将其发表，但周没有同意。 7 月 6 日至 8 日对拘捕学生进行了审理。周恩来给自愿免费为其辩护的律师刘崇佑(18)写信，干净利落地提出了四点辩护词。周恩来在法庭上起立作义正词严的申辩。他在囚牢里曾被剃光的头发此时已又长起来。“我们只是要求见省长，递交请愿书，这是犯了哪条王法？”辩护律师刘崇佑也据理力争。法官们害怕被指责是卖国贼，只是宣布犯了骚扰罪便把被拘人员释放了。 此时他们都成了英雄。不少人要给周恩来说亲。刘律师也暗示他有一位漂亮的侄女……周的回答是“国家需要我们的全部精力。” 当年 8 月，周恩来和 11 名觉悟社社员到北京，在陶然亭公园里同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等四个团体的青年一起座谈，共同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应邀参加这次座谈会的还有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是身材矮胖、说话轻快、笑容满面的李大钊。他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周恩来的答词显得不太自然，政治词汇如此之多，令人纳闷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他。也许是他在狱中所阅读和宣讲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影响了他的风格。他指出，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 勿庸置疑，在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中，完全可以为酝酿中的共产主义组织找到成员。马克思主义小组正在中国国内和在国外的中国学生与劳工中产生和发展，最终它们将凝聚成单一的政党。李大钊征求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周和其他潜在的共产党员被叫至北京大 学会见一位俄国教师。恩来没有给这位俄国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因为周象往常一样显得有点矜持。于是，其他青年，而不是周恩来，被挑选送往莫斯科接受训练。 但是，李大钊希望周恩来能前往欧洲，首先去法国。尽管周尚未择定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李看出这位年轻人潜在的组织才能，他的能言善辩和超凡的魅力对于一个正在酝酿中的政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当时，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向张伯苓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到欧洲留学，他选中了周恩来和李福景，并为他俩向中国驻英国的公使顾维钧写了介绍信。周恩来决定去欧洲并非偶然，他在狱中写那首诗时，就流露过这样的想法。 邓颖超留在国内负责觉悟社的工作，并担当周与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之间的联络工作。她给他织了一件毛衣，以御欧洲冬天之寒冷。在毛衣领子的内侧，她特别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 周依然很贫穷。为支付前往法国的路费，总是乐于助人的严范孙尽管对周的学业成绩感到失望，但信任周，给了他 500 元钱。律师刘崇佑似乎也钦佩周的真诚和品德，也给了周 500 元钱。这便使得周能干 1920 年 11 月 7 日去上海登上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他乘的是下等舱，行李袋里装着一本中法字典。共有 197 名学生乘这条船前往法国的马赛。 注释 本章所用资料来源于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保存的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等书中。 ① 绍兴是周氏祖籍所在地，因此，尽管周恩来出生于淮安，其籍贯还是绍兴。 ② 中国有 56 个民族。回族是中国的穆斯林，是阿拉伯或波斯移民的后裔。周恩来后来满脸大胡子，这在中国人中是少见的，这也许表明其祖先曾有阿拉伯或回民的血缘。 ③ 见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的资料。 ④ 陈独秀（1879—1942），五四运动的先驱之一，1921 年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1927 年前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当时创编的《新青年》杂志，对中国知识青年有巨大影响。见克莱因和克拉克编《中国共产党人生平字典》。 李大钊（1889—1927），1914 年从日本回国后成为中国知识界最杰出的领导人。在北大任教，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有密切联系。1918 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与陈独秀都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 ⑤ 1916 年 10 月 3 日周的剧稿见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的资料和《周恩来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⑥ 鲁迅原籍绍兴，原名周树人，母亲姓鲁，与周恩来似乎有某种远亲关系。 ⑦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⑦ 整个事件似乎稍有夸张，也许是出于某种传说，把周在日本的活动描绘成他是一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⑧ 南开中学于 1919 年改为南开大学。1937 年 7 月遭日本人轰炸。1938年，南开师生身背书籍用具，跋涉数千里，迁至内地。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南开又迁回天津。现在南开大学是中国最有名望的学府之一。 ⑨ 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断言，毛泽东作出不向日本要战争赔款的决定是由于周恩来对日本人民怀育深厚的感情。本书作者在 1988 年曾与这些历史学家探讨过这一问题。 (11)见迈克尔萨默塞尔著《中国西线》.1982 年伦敦出版。有关大战期间中国旅欧劳工情况的其他著作在法国也有所见。 (12)该军阀的名字叫曹汝霖。是出名的亲日派。 (13)关于觉悟社的规则，见《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参见北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文献和作者本人的文档。 (14)见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15)郭隆真，又名郭淑善，是位回族姑娘，生于 1895 年。在 1931 年的反共大屠杀中遇害，1923 年成为中共党员，约有两年时间与周恩来一起在法国。 (16)李愚如，周恩来、邓颖超的朋友。1955 年，周恩来和邓颖超还曾一道拜访过李愚如及其丈夫——周恩来在南开的同学——潘世纶。他们的合照发表于《周恩来的童年》。 (17)周恩来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到法国后全部脱稿，邮寄回天津托同被拘于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的马千里修正、补充。1921 年春，《检厅日录》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续刊登。此时，马已失去在南开大学的教职，成为该报的编辑。1921 年，马在天津创办达仁女子学校，邓颖超在该所进步学校中任教。另一名教师许广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鲁迅的夫人。 (18)刘崇佑（1877—1941），律师。周恩来与他有许多通信，但是在《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出版）中只存有一封信。 第三章 第三章 在法国学习革命（1920—1924） —1920 年 12 月中旬抵法国马赛。 —1921 年 1 月初前往伦敦。—1921 年 2 月中旬回到巴黎。 —1921 年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在学生中从事发展和组织工作，成为旅欧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1921 年 7—8 月领导拒款斗争。 —1921 年 9 月组织抗议里昂中法大学的虐待，但未领导“先发队”。 —1922—1923 年参加批判无政府主义，组织新党员从柏林转至莫斯科。 —1923 年夏奉命与国民党派欧组织建立统一战线。 —1924 年 7 月奉召离法回国。 —1924 年 9 月 1 日抵香港。 周恩来对于写信真是不厌其烦，每收到一封信都会回复五六页的长信。在 1919 和 1920 年，他给在日本的好友吴瀚涛①写了不少长信，请求他回国参加激进运动。吴被周寄给他的政论小册子吓破了胆，请求周与他停止通讯，“我们的观点总是不同……让我们各持己见吧……”他与他的妻子曾是周的忠实朋友。吴的妻子还曾卖掉自己的一只戒子和一条项链作为周回国的费用。但是，不论是她，还是吴，都缺乏驱使周恩来投身革命的那种热情和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 在欧洲的四年时间里，周写了数以百计的信，邮寄了数以百计的明信片。单是邓颖超一人便收到了 250 多封信。在他搭乘“波尔多斯”号邮船前往法国的途中，每经停一个港口，从西贡、新加坡、到科伦坡，他都要写信。在每一个港口，当时还是法国或英国的殖民地的那些国家，船上的中国学生都受到歧视，上岸都需有通行证，而船上的欧洲人则来去自由。恩来感叹道，“我们感到中国人被瞧不起。”在西贡，大批华人挥舞旗帜，点燃鞭炮，欢迎中国学生。恩来在 11 月 16 日给弟弟恩寿的信中描述当时的情景：“西贡虽说是安南地方，我国人居住这里的很多，也是一个海外华侨聚集地啊。” 对于西贡，他描述道，“如同天津一样。河身九曲三湾，直通海口，大船一直进入，紧靠码头。”在科伦坡，他看到许多苍蝇叮附在骨瘦如柴的筑路工人的身上。”他们被当作了畜牲，没有被当作人。”周对这些工人所受的欺压和蹂躏非常愤慨，对同学们说，”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吗？一个国家的衰亡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我们到外国去就是为了学习如何改变这种衰败现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他手里拿着字典，试图与法国和印度水手交谈，他迫不及待地要掌握法语的某些概念。12 月 13 日，“波尔多斯”号在马赛港停舶。华法教育会的一名成员在码头接他们，把他们送上前往巴黎的火车。在巴黎，恩来与南开同学李福景呆在一起。在话剧《一元钱》中，李福景曾扮演男主角，周恩来扮演女主角。漂亮的刘清扬及其丈夫张申府也到了巴黎。他们是搭乘“大山”号轮船在周恩来之后于 12 月 27 日到达法国的。恩来喜出望外，尤其是因为一年前刘清扬还曾与他一道进过监狱。张申府当时已是共产党员，肩负着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发展党员的使命。 周恩来抵法不久，便卷入了学生与华法教育会之间的纠纷。华法教育会是用庚子赔款中的部分拨款建立起来的，负责中国学生的“工作和学习计划”。庚子赔款产生的背景是：1900—1901 年中国人民掀起对西方大规模的反抗运动，领头的是一批自称“义和拳”的人。西方为了镇压这些反抗，1900年夏组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在义和团失败后，作为对中国的惩罚，西方要求中国付出一笔苛刻的赔款，西方起名为“拳手”赔款（中国人称之为庚子赔款）。据说这笔赔款数额相当大，需要 39 年才能付清，当时规定中国政府用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随着新学堂的建立，西方对华政策有所缓和。西方感到，通过培养一个“西方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进行文化渗透比起迄今一直使用的残暴方法较为妥善。于是，部分经费便被用来资助旅法和旅比的中国学生。青年们实行勤工俭学，部分时间在工厂做工，部分时间在指定的学校学习。学生们所得的津贴微乎其微，不够维持生活。华法教育会十分腐败，大量的钱被装进了官员们的私人腰包，而对学生漠不关心。恩来给一贯资助他的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写信，斥责华法教育会。他还给天津由基督教徒支持的中文报纸《益世报》投寄揭露性的文章。他描述学生们如何在拥挤不堪的华法教育会办公室里转来转去，为了领取一点点津贴，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有好些学生出国的资格不合规定，所学法语不够使用，也不掌握熟练的技能，“有由工人变为艺徒者……有因身体软弱不堪重任，自行告退者……”有些学生只能挨饿，因为他们所得的钱还不够买食物，微薄的收入难以支付学费。“刻苦甚者或能干长期工作五年后，得储有三年之读书费。”周恩来还指出“而工作之寻找亦不颇易，因法国工人固不甚欢迎中国人之以贱资夺其地位也。”② 也许是由于这一情况，恩来和李福景于 1 月 5 日赴伦敦，一度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街 35 号。这是一所学生寄宿的房子。两人报考曼彻斯特大学，不过恩来还报考了爱丁堡大学。在等待学校通知的日子里，他在伦敦考察，写了无数信件和明信片，收集材料为《益世报》写更多的文章。他每天购买英文报纸，研究报上的文章。他考察了伦敦东区的码头，留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残人员，研究了失业人数，评述了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并对工党的组成感到兴趣。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写道：”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他开始思索革命的问题。假如在苏联通过暴力推翻统治阶级来实现革命，也许在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革命。显然，他在英国耳闻目睹的社会革命在他看来是一种非暴力的变革……然而，它能否适用于中国？他留学的目的“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③ 爱丁堡大学准备接受他，他毋需通过入学考试，只要进行英语测验。可是新的学期要到 10 月开始，而此时才 2 月。在秋季到来之前，周如何生活呢？他再次给恩人严范孙写信。他已决定要学习，严是否可以利用他与教育当局的关系帮助周获得一笔奖学金呢？鉴于他的籍贯是绍兴，也许可以获得一份浙江省的奖学金？奖学金没有获得，不过严还是对周和李福景解囊相助。然而，英国的生活费用太昂贵，恩来在 3 月又回到了法国。他给表兄陈式周写道：“英国生活程度之高为各国冠，每年非中洋千元以上不易图存，其他消费尚不论也。”④ 但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罢工，以及工党的发展继续吸引着恩来。他要求朋友们把英文报纸邮寄给他，在 1922 年 3 月 25 日从柏林发出的一封信中还特别提到了伦敦《泰晤士报》。 他一共给《益世报》写了 57 篇文章，内容涉及英国的外交政策、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英国工党、英国警察在爱尔兰和在中东的暴行。 回到法国后，他在科隆贝呆了一段时间，他的英俊和举止文雅很使丧偶的女房东喜欢。她只知道他是“骑士先生”，因为他护照上的英文名字为“约翰奈特”（英文“奈特”的意思为“骑士”——译注）。两、三个星期后，他离开科隆贝前往蒙塔尔吉与刘清扬及其丈夫呆在一起。那里的一所学校里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已组织起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里面还有好几位从湖南省来的学生。能言善辩的蔡和森、其妹蔡畅及和森的夫人向警予，三人均是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会员。新民学会常在蔡家的屋子里开会。蔡和森及蔡畅的母亲是最早的出类拔荤的女性之一。她不听旁人关于不要冒险长途跋涉前往一个野蛮国家的劝告，毅然陪同儿子、女儿和儿媳来到了法国。（她说，“要活到老、学到老。”尽管她不去上课，但对学生们的所作所为却了如指掌。） 恩来在巴黎经刘清扬和张申府两人的介绍，于 1921 年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他的入党日期被确定为 1921 年。⑤ 他立即受托开展“政治和组织工作”，由另一名学生赵世炎协助他。他们的工作包括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形势报告会，为共产党物色新成员，分析评估他们的表现，与非马克思主义组织展开辩论，保存档案材料，尤其要注意保密。不到两年的时间，保密工作变得十分关键，因为法国警察奉命对共产主义的渗透保持警惕，开始搜捕“极端分子”。 在以后的四年时间里，无论在法国、比利时，还是在德国，周恩来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旅欧学生各种组织开展活动的主要负责人，这些组织部与共产党有联系。这使得他上大学、求学位、甚至在工厂长期做工等等希望都化为泡影。 他曾进一所学校学了两个月的法文。他给朋友写信说，“讲好法文很重要。”一位名叫拉波波尔的法国共产党人辅导他的法语。但是，党的工作和需要迫使他的学习时断时续。由于他自己没有钱，所做的工作又无报酬，他就靠为报纸写文章来维持生活。他不仅给《益世报》写，还给其他报纸写。这时南开校董，严范孙再次解囊相助。对于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周恩来总是十分感激的。”许多爱国老人以私人身份资助我们留学生，但他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后来，当朋友们质问严范孙帮助共产党人时，严回答说：人各有志。 周恩来担任中国总理时，当法国的客人或新闻记者问起——或更确切他说是谈起——他曾在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厂工作过时，他开怀大笑，避免作正面回答。但是，在他与中国大学生的讲话中，他很坦率：“我从未当过大学生，也未当过工人。”⑥他只是偶尔地当当工人，穿上工装裤在这个或那个工厂做做临时工，目的是与那里的中国工人接触，寻找对象，发展他们入党。尽管他偶尔也身着粗布劳动服出现，他说他从来没有在法国的任何工厂里长期做工，这一点是可以令人相信的。 他的工作很快见效。到 1922 年，他已发展吸收了一批学主进入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有更多的学生被当作发展对象。在这个“旅欧支部”（周恩来曾在其支部所在地霞落瓦大学度过儿个星期），有一些人在中国未来的革命中将成为杰出和有才干的领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保持着联系。由于他们与法国文化和思想的接触，他们对世界的未来都有更广阔的憧憬和更深刻的认识。40 年后，当周接见某些法国外宾时，对于法国文明的好的一面给予了不少赞美之词，而对其另一些不良的地方则巧妙地闭口不谈。不过，他把在法国的生活说成是他自己革命生涯的开始，乃是由衷之言。 他迁到比扬古区，在戈德弗鲁瓦 17 号一座小旅馆的二层租了一间小房间，这里现已成为许多中国学生前往参观的一个地方。小小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洗脸盆安装在楼梯井上。一张照片是当年周在旅馆外面照的，穿的衣服很不合身，头发也未梳理，袖子缩到手腕上面，裤腿高高地吊在脚踝上面，显然他的体材已经超出了他的衣服。他当时的生活非常窘困。他随身带去一只小炉子，用来熬白菜汤，泡点面包片，这便是他一天的主食。 他的工作性质使他学会了扮演各种角色，因为不久以后，他就不得不进行化装，有时向比较富裕的学生借衣服以显得自己阔绰，有时又穿得象位工人。由于他英俊潇洒，所以很受人们的喜欢。他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徒步作许多考察，巴黎更使他着迷。他走过许多大街小巷，透过玻璃橱窗，仔细地观察每一件细小的日用品，并记下了它们的价格。他常常光顾拉丁区的咖啡馆，在那里会见的人士中有许多后来被发展为共产党员。他在那里似乎也喝过无数杯免费的咖啡。40 年后，在 1964 年，周恩来总理还通过中国在巴黎新建的大使馆为他在拉丁区奥罗里咖啡馆“赊帐喝过的数百杯咖啡”还了帐。 周恩来是否出于坚定不移的信念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曾经犹豫不决、认真“推求比较”，即使在他入党的时候，也不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信仰，而是确认了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实行变革的最好、最彻底的办法。他说道，“这是一门科学理论，就象爱因斯但定律一样。”他从来都不是理论家，也不是空想家。未经实践，未经忖诸行动的思想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脑力劳动。“我国最大的障碍是生产率低，教育不发达，我们需要工农业技术，但是教育是基础……生产率和教育是分不开的。”单凭教条永远也救不了中国，需要有某种政治结构来指导和改变中国的社会。周恩来要试一试马克思主义。 他是建党工作最需要的人材，因为他冷静、机敏、孜孜不倦。他能言善辩，满口珠玑，使犹豫徬徨者心服口服，使迷失方向者重新坚定立场。他从不发火，与一些易冲动、脾气暴躁的人争辩时表现出巨大的耐心。他公开承认不是“理论家”、“意识形态非我长处”。蔡和森和另一名湖南学生李立三却与他不同，两人都好吹毛求疵。尤其是李立三，虽然擅长演说，却喜欢以争辩来出风头。“每当有什么事情要做，我们都总是想到恩来，”同志们这样评价他。“有一些人爱出风头，周却不是那样。” 旅欧的中国学生在法国有 2000 名，在比利时和英国各有 200 名。在德国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因为由于马克贬值，引起可怕的通货膨胀，许多中国学生涌往德国，在那里生活和学习要比在英国和法国便宜得多。周本人旅欧时期，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德国度过的，“那里的生活费用低廉。”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奔波于法国、比利时和德国之间，他可以在这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国逗留较长的时间。1922 年初，他再次前往伦敦，但很快又回到巴黎。“我不喜欢那里。”他发现，英国警察对于象他那样行踪不定的中国学生深为疑虑，并且时常加以骚扰。 来往于几国之间以及为了避免警察怀疑他是个流浪汉或极端分子，需要做一、两身较好的衣服，均由共产国际出钱。 一位名叫苏珊吉罗的法国女共产党员定期送钱来给中国共产主义小组⑦。周恩来还负责把一些未来的党员从法国、比利时和德国通过柏林送上火车，安全地转送至莫斯科，去接受革命的系统教育。 除此之外，他还与中国商人和饭店老板进行接触。他那热情友好、平易近人和讨人喜欢的作风赢得了大家的好感。许多人自愿捐款帮助穷学生，不少人多年来一直亲切地怀念他。 他还负责以旅法学生的名义给中国驻法公使馆起草请愿书或抗议书。此时，他已集风度翩翩、优雅洒脱、辩才敏捷之大成。他在不同学生派别中进行调解的奇才有口皆碑。除非在他的同事中有谁养成狂妄的恶习，他从来都不会生气。他从不指手画脚，也从不自高自大。他一贯以襟怀坦白与和蔼可亲的面貌出现。然而，实际上他是个内情深锁、滴水不漏的人。对此，他终生坚持不渝。对他来说，结局是最重要的。犹如一条彩虹横贯天穹，放射出许许多多色彩斑烂的光泽，从周恩来那里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要见的东西。他是一个全才。 他个人的私生活也是近乎苦行僧似的刻苦，不愧为众人的楷模。和中国伟人遵守传统德行一样，他十分注意克己寡欲，以身作则。没有任何关于他在法国或比利时有过性纠葛的报道。关于他与一位德国姑娘发生过关系的报道，杰出的英国汉学家迪克威尔逊已证明那全属虚构。一些朋友对他没有任何异性伴侣的事实有过议论。“我太忙了……还是独身一人好，”他总是这样回答，对朋友们报以一丝富有魅力而不置可否的微笑。但是，他给邓颖超写信。写啊写啊，写了 250 多封信……通过写信，他们恋爱了。85 岁高龄的邓颖超对我说，“我们是在互相通信中恋爱的。”⑧如果说这在西方社会中听起来不可思议，她所讲的大概是的的确确的事实。周恩来看上去不是一位性欲旺盛的男子。他富有男性的魅力，相貌英俊，无任何同性恋的倾向。但是，就象许多理智支配情感的男子，或者象许多胸怀巨大抱负的男男女女那样，他毋需通过风流韵事来表明自己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周向邓颖超倾吐了他对法国美丽景色的喜悦之情，倾吐了他的希望和梦想。他把自己所写的文章寄给她，再由她转送《益世报》以及此时已不再开展活动的觉悟社的朋友们。一天，他与几位朋友来到巴黎圣母院，爬了几百个台阶直至房顶，那里“千奇百怪的禽兽，犹如我们传说中的妖魔怪鬼，俯伏着身子……我们凝视着在雾霭之中渐渐沉睡的巴黎。风景太迷人了！塞纳河水碧波荡漾，缓缓而流……晚霞辉映着远处的大森林，光彩夺目。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用法语高喊‘太好了，太美了’。” 尽管他过着苦行僧般的自我克制的生活，他的湖南朋友、脾气暴躁的蔡和森却对他不满，因为恩来看到所有美丽的风光和人物都感到欢乐和赞美。他惊叹道：“多么漂亮的姑娘！”但并不想到去追求。他给朋友们写道：“巴黎是美丽的……妇女也是动人的……”蔡斥之为轻浮。“你不应陶醉于美色。一位真正的革命者的目光必须始终盯着劳动人民的苦难和受到的剥削。”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信道：“和森使我厌烦……我连一个女友都未交过……我也不打算交女友。” 在了解他的工作必须绝对保密之前，周恩来曾把他的一张照得很好看的彩色照片印成明信片，寄给了在中国的所有朋友。朋友们告诉他这是危险的，警察可能会获得这些明信片——他一共定做了三打。此外，他还喜欢跳舞，他常去舞厅，而且从来不缺舞伴，从此学会了跳舞。40 年后，周恩来对法国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说，“我发觉法国人民极为友好……你们似乎没有种族区别……不同民族之间可以互相通婚。”他与法国人民的接触是融洽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感到如此。周恩来的一位朋友王若飞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国家的人民有点看不起我们……如果想和他们寒暄几句，他们会装着没有听见……”⑨ 直至友人黄爱去世之前，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还是不彻底的。黄爱是觉悟社的一名社员，1922 年 1 月在湖南省领导纺织工人罢工惨遭杀害。他是中国第一位共产主义烈士。邓颖超在信中把黄爱的死讯告诉了他。周深为悲痛，作了一首诗悼念友人。他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写道：得到正品（黄爱）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念十分坚决。无论如何，我总信我可以不负这个死友了，当时还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而是一种感情的冲动。周明白，在作出政治选择时，激情、情感起到某种作用。他明确地向国内的友人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我们大家都依赖恩来起草我们的公开声明、处理所有的事务……只要他安排会议、宣读声明，就可以断定，各有关小组都会同意。”与周一道工作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开展党支部建设这一复杂工作的最好人选。他做的工作越来越复杂，1917 年派往法国的劳工有 20 万，此时留下的中国劳工尚有 4 万。规模不大的共产党努力与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老板”制度，反对诸如无政府主义和新怯西斯等其他党派。给工人们组织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夜校，理所当然地成为周恩来的一部分责任。 这就意味着对当时在法国的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无政府主义小组要展开许多“斗争”，这种斗争主要是口头辩论，慷慨激昂和非常激烈的辩论。有一次还发生了暴力，砸毁了家具，双方动了拳御，若干名学生受了伤。周恩来不仅看望自己的同情者，还坚持要看望受了点伤的对立面学生。 警察的压力越来越大，迫切需要做好保密工作。周强调所有入党的人都要对党籍严加保密。这一规定在几年之后使许多同志得以保住了生命。他开始感到，并且提出，所有的党员应当把军事科学当作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前往具有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气氛的比利时霞落瓦社会主义大学时，便组织那里的中国学生参加政治座谈会，似乎他本人还一度成为该校的学生。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青年，后来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那便是四川省的聂荣秦。⑩当时在法国和比利时学习的学生中许多来自四川。聂学的是工程。1988年，这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在他北京的寓所对我说：“即使在当时，在 1922年和 1923 年，恩来就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军事科学。党不能够总是停留在政治辩论俱乐部的水平上。如果我们要改造我们的国家，就需要有一支军队。”数十年后，聂荣臻被周选中，负责组织一批批科学家制造了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建立起首批从事核科学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 在德国，周恩来在坎特街住了几个月，房租月金为 12 美元。他还使用在威特斯特拉街上的两间房子，这也许是共产国际提供的住地。他在德国很受欢迎，几位女房东都很喜欢他，他也总给她们赠送圣诞节贺年片和鲜花(11)。他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去看他们打乒乓球，与他们一起在学生区的啤酒窖里喝啤酒。在柏林也组织起一个党小组。当年 6 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举行的一次三天会议上，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正式成立，周代表旅德组织前往巴黎出席了成立大会。 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当然又是周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少年》杂志是用手刻油印的，做此工作的是一位从四川来的 5.3 英尺高、身材矮小结实、脸盘方正的青年，名叫邓小平(12)。邓生于 1904 年，于 1920年乘船来到法国，有好几年的时间，他白天在加雷恩一科隆布制鞋厂做工，晚上就油印《少年》杂志以及为中国劳工在夜校里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讲义和教材。他获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称号，大家就一直这么称呼他。50 多年后，当中国某些青年发动另一次变革浪潮时，许多青年也用手工书写传单、小册子、印刷刊物。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效仿“油印博士”当年在巴黎于夜间开展“油印革命”。 周恩来还与一位人们最难以想象的共产党人交了朋友，他的名字叫朱德(13)，也是四川省人。朱生于 1886 年，比周恩来大 12 岁。朱一度成为滇军的一名高级军官，结过五次婚，还抽过鸦片。可是当 1919 年 5 月发生伟大的学生爱国运动时，朱德变了。他热爱自己的国家，戒了鸦片，决心探求真理——为了挽救中国。1922 年 7 月，他设法会见了陈独秀。陈是中国最早的两名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此时已是于 1921 年 7 月在上海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朱德对他说，“我愿加入共产党。”朱曾是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不过他也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有势力的秘密社团哥老会的一名成员。陈独秀不太喜欢这位关系复杂、其貌不扬的人，给他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便让他走了。这位马克思的未来弟子虽然吃了闭门羹，但并没有失去希望。他乘船来到欧洲。在巴黎，他从几位四川饭店的老板那里打听到周思来的名字。“他是真正决定一切的人……”那年 10 月，周在柏林，朱德设法在坎特街找到了他。房门打开时，他看到了“一位身材削瘦、相貌俊美的人……”恩来请他进屋坐下。周恩来让朱德不断他讲述自己的经历，自己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一边观察来者的本质，并注意到他的殷切心情和坦诚。朱德讲完后，周沉寂片刻，略加思忖，抬起头来问道：“大哥，你吃饭了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我们该吃饭了。”这表明朱德作为个人已被接受。又经过了六天的交谈之后，周才作出了决定。他亲自介绍朱德入党，并嘱咐这位喜出望外的长者要严格保密，谁也不应知道他是一名党员。“目前对于此类事情最好不要大公开……我们需要象你具备的那些其他才能……”他发现朱德喜爱兰花和音乐。从那时起，两人便养成了对贝多芬音乐的共同爱好。在半个世纪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他们两人的一条罪状。 在后来的中国革命中，朱德成为最有名望的军事司令员之一，也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一本著作中的主人公。 还有那位胖胖的、性格豪放、谈笑风生的陈毅(14)，也是来自四川。他在饭店里洗杯盘，在塞纳河码头帮助装卸货物，在米什兰和勒克勒佐两地干活，抽空也到艺术学院去上上课。他能踢足球，朗诵古典诗词，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幽默感。周恩来的众多朋友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幽默、乐观、热爱生活、毫不浮夸。那些虚请假意、自高自大，或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从来就得不到周恩来的赏识。 周恩来在法国的岁月里，参与了两次大规模的斗争。一次是反对中国“政府”，即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北洋军阀“政府”，它当时在巴黎设有一个公使馆，相当于现时的大使馆。另一次是有名的“里昂大学”事件。 1921 年华北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法国发行债券筹集借款，名义上是为了援救中国的千百万灾民。可是，周仔细阅读了法同和英国的报纸，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借款额为二亿法郎，其中一亿将由中国北洋“政府”的军阀和法国经手借款的军火公司中饱，另外两亿确定用来向上述军火公司购买武器。这样一笔军火交易怎么能叫救灾贷款呢？经过进一步深入的调查，他发现，中国“政府”的借款担保条件是向法国政府出卖国家的铁路建筑权、印花税和验契税。这是一桩丑恶的贪赃在法、卖国求荣的事件。周愤笔疾书，严厉谴责。天津的《益世报》刊载了他所写的长篇通讯，其他报纸纷纷转载。法国报纸也披露了这笔交易的真相，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掀起了反对借款的巨大声浪，致使这项协议不得不被取消。这次调查报道所取得的胜利对于周未来掌握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精干待人接物，在今天可被视作一位极为高超的公关先生。在他的一生中，他将非常注意引导公众舆论的重要性以及在新闻媒介中塑造形象的巨大力量。 另一桩事是关于建立中法里昂大学的计划。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大约 2000名学生对这一计划深寄厚望，以为可以在经费和教育两方面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可是没有多久，情况就明朗了。只有从北京的中法大学和上海的天主教震旦大学挑选的学生才能入里昂大学。学生们向华法教育会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无法生活，就回国去吧。”有些学生定期领取的少量津贴也被中断了。 学生们在巴黎举行集会，决定向里昂进军，要占领校舍。领导这次行动的是四川省的学生赵世炎和湖南省的学生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默默地坐着，轮到他发言时，他站起身来，提醒大家要谨慎。“敌人试图逼我们陷入绝境……必须要有很好的准备和周全的计划……”行军队伍应一分为二，一部分为“先发队”到里昂去，另一部分留下来负责后方工作和“以防万一”。显然，周了解，法国人准备要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向学生们摊牌。他想避免正面对抗。他与霞落瓦大学的聂荣臻和几名其他学生负责后方工作。赵世炎、蔡和森和李立三率领 105 名学生往里昂出发，9 月 21 日冲进了里昂中法大学。次比 200 名警察把他们包围，押送到被遗弃的兵营中囚禁。他们立即开展绝食斗争。 留在巴黎负责后方工作的周恩来利用他与报纸的关系，与法国共产党员接触，并与华人社团进行联系，组织起一个大约 20 来人的“慰问团”前往里昂。在里昂，他求见市长，要求探望被关押的学生，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被褥，以及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他随身带了一只很大的黑皮袋，里面装满了书。一位前往里昂表示“慰问”的朋友(15)问道，“你带那么多书干吗？”周回答说，“要是学生们不得不去监狱里呆一段时间，书对他们就很有用处。”显然他想起了四年前自己在狱中的经历。 105 名学生于 10 月 13 日获释，但立即都被法国强行遣送回国。周恩来前往马赛，到轮船上与蔡和森、蔡的妻子和妹妹，还有足球运动员陈毅，——道别。周怀念那位足球运动员、喜欢说笑打闹的陈毅。也许他也怀念蔡和森和记起蔡关于道德品行的告诫。 唯独缺乏材料的是有关周与法国共产党接触的情况。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好吵架的青年男女陷入了无休止的意识形态纠纷，没有保留什么记录材料。连列宁都对法国激进分子吹毛求疵的煽动性宣传感到非常气恼。直至1925 年法共才解决了内部理论问题。只有在一处提到有几名中国学生、包括周恩来，出席了法国she会主义青年团一次会的开幕式(16)。苏联历史学家卡留切安茨写道：“周恩来、蔡氏兄妹和邓小平与法国共产党工人建立了关系，每隔两周便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政治形势……这样，他们受到影响，成为共产主义者了。”卡留切安茨显然认为中国人是受到法国共产党人的训练，这是相当肤浅的结论。法共两份报纸《人道报》和《工人生活》均没有提及里昂事件。尽管周恩来曾对法国没有种族主义作过好评，但是法国工人对遗留下来的中国工人确实怀有仇恨之心，工厂老板们把这些中国工人组织成一支支小队，利用他们来破坏罢工。 *** 1923 年，成立刚两年的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这一重大的政策变化，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的。共产国际指示要求共产党与孙中山及其新成立的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 外表温和但坚韧不拔的孙中山被军阀赶出中国之后现在又回到了国内，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他对这一目标所持的乐观主义态度丝毫也没有减弱。他在广州已经取得了立足点——由于那里的军阀颇为宽容。 孙中山除了组成国民党外，还大胆地宣布在广州成立民国政府，尽管他所控制的地域没有超出广州市区。他在海外华侨中继续得到巨大的支持，他的内阁也由许多华侨组成。在他的支持者中，有一位名叫陈友仁。他是位律师，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中文反而不怎么会讲，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热心的爱国者。1920 年，共产国际的代表曾与孙中山接触，与他讨论怎样使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与俄国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但是，孙起初对这一设想抱有反感。他说道，“我不相信豹子会改变身上的斑点。俄国的扩张主义政策没有改变……”国产国际的代表没有放弃希望。统一战线是列宁的发明，这是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爱国的大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这一联盟对于抗击西方列强对苏联的入侵曾经十分有效……在中国结成统一战线来赶走军阀及其帝国主义后台老板也是可行的。 到 1922 年，孙中山开始发生变化，最后决定联俄联共。他的财政部长廖仲他是位富有的华侨，对他很有影响力，廖赞成统一战线。而且，孙中山那位年轻有为的夫人、一位非常富有的华侨的女儿、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受过教育的宋庆龄(17)，也赞成统一战线。他们的影响力，在孙中山的变化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1923 年 6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统一战线”成为年轻的共产党的政策纲领。孙中山也推动他创立的国民党考虑统一战线的建议。 在巴黎，周恩来是共产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他得到政策变更的通知。一切都要在一个晚上改变过来，与国民党的对抗现在必须改为与国民党的合作。国民党在欧洲也有它的代表和支部。那年 6 月，周恩来会见了曾受过法国教育的学者、国民党代表王京歧。 周恩来向王建议，两党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来讨论各种问题。他还建议应让妇女参加各种统一战线的活动，并提出了他在天津觉悟社的社员、回民妇女郭隆真的名字。郭在 1920 年曾与周一道坐过牢，此时正在法国求学。周提出了切合实际和有益的建议，并且又能够提出 80 多人来“帮助国民党改组”，深深地打动了王京歧的心。王也许没有意识到，这 80 多人全是共产党员。 《少年》杂志改变了刊载文章的调子，并改名为《赤光》，成为统一战线的刊物。在 11 月召开的一次国民党会议上，周当选为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他致信王京歧：“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工作。”1924 年 1月，周恩来、他的朋友聂荣臻以及蔡畅的丈夫李富春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宣传和党务工作。 周恩来兼容并蓄的性格对于新的情况很能适应。如果说才智能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同时容纳于一个人的思想，那么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他必须在两个不同的政党中间调和，在分歧的意见中寻找共同点。他必须保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又要在他的行动、言论和文章中使一个非共产政党可以放心，认为得到了支持，有助于其发展。他必须循循善诱、通情达理、平息敌意、排解猜疑。 这是他锻练成为政治家、外交家的开始。事实上，从他的整个生涯来看，他不仅是一位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统一战线的艺术家，是一位调和难以调和的矛盾的天才。 1924 年春，周恩来选送一批中国学生从法国和比利时途经柏林前往苏联。他在柏林把他们送上前往莫斯科的火车，其中有聂荣臻。 周本人在那些年月里从来没有从欧洲去莫斯科。这种旅行会引起警察的怀疑。他的工作太重要了，不能因此而受到损害。 7 月，周恩来在巴黎出席了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此时，他刚刚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要他立即回国，回到中国国内负责国共两党之间的统战工作。显然，这是由于他在欧洲成功地促进了团结，以耐心和策略处理好纷争迭起的不同青年组织之间的关系。尽管曾遇到许多阻力，在某些会议上还发生过暴力事件，但他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统一战线”。周有安抚一切捣乱分子的奇才。他无可指责的品行有口皆碑……不近女色、廉洁奉公，用钱笔笔都有详尽的帐目可查。 1924 年 7 月下旬，周恩来离开马赛，9 月 1 日抵达香港。 他离开法国三个月后，法国警察在对可疑分子进行的一次突然搜查中发现，他一直是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组织者。 那样一位潇洒英俊、笑容可掬、温文尔雅的青年，从不忘记给他的女房东赠送鲜花与贺年卡……法国人说，“多可惜！他是那么英俊。”真是难以相信他是一位赤胆忠心的革命家。 注释 ① 有关吴瀚涛及其夫人的材料，见徐凯玉著《后台实权人物——周恩来》。 ②③④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出版。 ⑤1987 年和 1988 年作者与中央档案馆馆长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成员的谈话。有关周恩来入党的确切日期，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文献和研究》，1985 年第四期。 至于为什么周在 1945 年中共七大对党员进行核查时把“1922 年秋”作为自己入党的日期呢？作者认为不仅因为他极为小心谨慎，而且因为，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推定他为党的缔造者。假如在1945 年周声称自己在 1921 年春就是党员的话，他就比党的其他领导人具有更老的资格。 ⑥周在多种场合这样说过，不仅对大学生，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都这样说过。 ⑧ 其他档案材料称有 800 法朗，但无法核实。 ⑨ 见 1989 年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⑩ 由雷吉斯贝热龙和安妮克里格尔向作者提供情况。克里格尔引证了乔治克莱蒙梭总统 1918 年 3 月 1 日关于对中国旅法劳工施用暴力的通告。1919 年内政部的一份禁令中还禁止法国妇女与外国工人通婚。 ⑩聂荣臻（1899—1992 年），生于四川省，1920 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比利时霞落瓦的劳动大学学习，1924 年去莫斯科。见 1988 年作者访问聂荣臻的谈话记录。《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11)早先关于周在德国生了一个儿子的说法被证明完全是不准确的，迪克威尔逊所著关于周恩来的书中有很好的叙述。 (12)邓小平 1904 年生于四川.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见于里弗郎兹和哈考特布雷斯乔万诺维奇著《邓小平传》，1987、1988 年出版。同时参见《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宇宙出版社，1978 年香港出版。说明：在法国的中国学生来自四川省的最多，其次是湖南省。 (13)朱德（1886—1976），聚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周围的非凡人物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见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一生和时代》，约翰考尔德出版社，1958 年于伦敦出版。 (14)陈毅（1901—1972）.四川省人，1919 年去法国，自 50 年代任外交部长，与周恩来有莫逆之交。 (15)这位“朋友”是入了中国籍的法国人，姓陈，法共党员。见韩素音文档。 (16)《国际工人运动人名词典》中提到的名字有蔡和森、李立三、赵世炎、李维汉和周恩来。另见《人名词典》，井见伊夫谢弗里埃著《蔡和森传》，1948 年出版。 (17)宋庆龄（1893—1981），华侨富商宋跃如次女。毕业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曾担任孙中山秘书。1915 年，不顾家庭反对，与孙中山结婚。详见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氏王朝》，1985 年纽约出版。 第四章 体验爱情和战争（1924—1926） —1924 年 9 月初抵达广州，负责广东区委工作，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5 年 1 月在中共四大上与高君宇相识，高在后来充当了周与邓的红娘 —1925 年 4 月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开始—在黄埔军校学员中发展中共党员 —1925 年 8 月与邓颖超结婚 —1925 年在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中攻占汕头—与蒋介石发生冲突 —1926 年 3 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6 年 10 月国民革命军夺取武汉 —1926 年 12 月周被派往上海。组织工人起义 周恩来从法国回国时已与邓颖超相爱，不过同年 9 月他抵达香港后并没有去看望她。他是一位严于律己、有责任感的领导人，处处都能以身作则。他直接去了广州，9 月初抵穗后，负责广东区委工作，管辖范围有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因此十分繁忙，但他不断给颖超写信，并向她求婚。 颖超这时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教书，同时还担任学校的簿记工作。负责这所学校行政的是马千里。周频频给颖超写信，都是请校长马千里转交①，然而马是一位粗心大意的人，他把周的书信扔在抽屉里，没有及时转交给邓，害得恩来一直没收到回音，心里十分着急，托一位好友找到马校长问起此事，他才说：“可能在这里吧。”到抽屉里一翻，找出十多封没有启封的信。 广东区委的总部设在广州市文德路一幢楼的二层。这也是中国当时唯一公开的共产党办公处。当时广州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控制下。革命政府管辖广东全省，但地位并不稳固。相邻的广西省的军阀暂时还支持孙的政府。 当时，广州城内生机勃勃，民众情绪高涨。广州市，毗邻内陆，土壤肥沃，有珠江的丰富水源，又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传说有一位神仙带着五只羊在这里落脚，因此广州又叫“羊城”。广州人极富活力，爱争争吵吵，到今天广州人还执拗地操着自己的方言——粤语。周恩来不会讲广东话，但据说他 10 月份还向一次 5000 余人的集会发表了重要演讲，他怎么做到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广州城的人们充满希望。广东人具有反抗“番鬼”即洋电子的悠久历史，19 世纪，整村整村的人起来反抗英国人，他们手中的武器不过是大刀长矛。在过去 200 余年里，该省向国外大量移民，因为殖民列强需要劳力来维持他们在东南亚的种植园。19 世纪移民达到高潮，成千上万的人以每人八美元的价钱，被买去修筑新世界的铁路，开凿巴拿马运河。海外华人有一半来自这个省。阶中山本人也是“海外华人”，在国外生活多年。他与海外华人关系非常密切。他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也是位华侨，出生在特立尼达。财政部长廖仲恺出身于华侨名门。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是一位很富有的华侨之女，就学于美国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 周恩来旅欧 4 年，这段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也使他更易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在文德路的中共广东区委办公处接待了各阶层群众，其中有工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附近村庄的农民，还有国民党官员、商人、银行家和经纪人……似乎每个人都决心为“统一战线”出力。1924 年 1 月，孙中山正式宣布国共两党联盟，并宣布为统一中国、消灭军阀，准备进行北伐。这时，已有俄国船只在广州码头卸下军火。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顾问不时出现在孙中山的左右。在苏联的帮助下，6 月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黄埔军校，用来培训革命军队的骨干。11 月，周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尽管“统一战线”已宣告成立，但是，内部斗争很激烈。孙中山的国民政府象“布满窟窿的海绵”，到处潜伏着阴谋。广州商团的银行家和商人们对联共抱有很深的敌意；西方列强也害怕这种联盟。香港的金钱和武器源源不断送往广州商团，阴谋挑起事端。周对眼前的危险是心中有数的。他 10月份拜会孙中山时就告诉他说：“广州的商团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正在集结自己的军队，而且，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先进。”另外，商团还得到一些地方军阀的支持。 这一年的秋天，终于发生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孙中山在苏联顾问、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坚决地镇压了这次叛乱。周恩来参加了平叛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在乎叛中发挥了作用，周从平息商团叛乱中认识到，共产党应该迅速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他后来对从莫斯科回到羊城与他一道工作的聂荣臻说，“国民党是由背信弃义的军阀结成的同盟”。 准备组建的军队是要置于当时称为“革命的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的。但如果要建立一支独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一个由身为共产党员的军官和学员组成的核心，这是不是与统一战线的原则背道而驰呢？周认为不是。因为一个人可以同时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如果说在法国他头戴两顶帽子，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帮助发展国民党组织的话，他这时头顶的帽子就更多了，既要负责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又要在黄埔军校讲授政治课，还要协调由各方地主、军闹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分子组成的国民党与当时以生活俭朴。素质优秀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共产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不过，国民党人多数是靠剥削工农来生活的，周是如何让他们接受放弃剥削的观点的呢？“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多少世纪以来这一直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普利民生……”周引经据典，又援引孙中山的话，听起来颇为虔诚，并符合中国文化传统。那么他是否心口如一呢？他恭敬地拜访了当时在广州的国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告诉他，当务之急是保持“团结”，“不要造成冲突、不和，不要公开挑衅”。 周又去见了孙中山的财长廖仲恺。廖一家行迹遍及全球，能讲几种外语，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廖仲恺的儿子、时年 18 的廖承志②，后来描述了当时与周见面的情况：“他穿着整洁，步履轻捷，目光敏锐，眉毛浓密……任何东西部逃不过他的眼睛……似乎把整个屋子以及房间里的人都摄进了脑中……” 廖家成了周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在这里见到了孙夫人宋庆龄③。也许是因为讨厌她丈大周围那帮人卑伪狡诈，庆龄经常到她好友廖夫人这里来。廖夫人名叫何香凝，是一位知名的画家，对日本绘画尤为欣赏。宋庆龄觉得周恩来举止彬彬有礼。“他与妇女交谈就象和男士交谈一样，与他在一起觉得很轻松”。 周对这时的政治风云依然忧心忡忡，“孙中山身边都是些机会主义分子……政府总是在退让”。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成了众矢之的，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1924—1925 年冬天，谁都知道孙中山身患肝癌，生命垂危……他去世后会怎样呢？ 周恩来旅欧 4 年，这段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也使他更易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在文德路的中共广东区委办公处接待了各阶层群众，其中有工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附近村庄的农民，还有国民党官员、商人、银行家和经纪人……似乎每个人都决心为“统一战线”出力。1924 年 1 月，孙中山正式宣布国共两党联盟，并宣布为统一中国、消灭军阀，准备进行北伐。这时，已有俄国船只在广州码头卸下军火。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顾问不时出现在孙中山的左右。在苏联的帮助下，6 月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黄埔军校，用来培训革命军队的骨干。11 月，周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尽管“统一战线”已宣告成立，但是，内部斗争很激烈。孙中山的国民政府象“布满窟窿的海绵”，到处潜伏着阴谋。广州商团的银行家和商人们对联共抱有很深的敌意；西方列强也害怕这种联盟。香港的金钱和武器源源不断送往广州商团，阴谋挑起事端。周对眼前的危险是心中有数的。他 10月份拜会孙中山时就告诉他说：“广州的商团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正在集结自己的军队，而且，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先进。”另外，商团还得到一些地方军阀的支持。 这一年的秋天，终于发生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孙中山在苏联顾问、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坚决地镇压了这次叛乱。周恩来参加了平叛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在乎叛中发挥了作用，周从平息商团叛乱中认识到，共产党应该迅速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他后来对从莫斯科回到羊城与他一道工作的聂荣臻说，“国民党是由背信弃义的军阀结成的同盟”。 准备组建的军队是要置于当时称为“革命的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的。但如果要建立一支独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一个由身为共产党员的军官和学员组成的核心，这是不是与统一战线的原则背道而驰呢？周认为不是。因为一个人可以同时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如果说在法国他头戴两顶帽子，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帮助发展国民党组织的话，他这时头顶的帽子就更多了，既要负责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又要在黄埔军校讲授政治课，还要协调由各方地主、军闹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分子组成的国民党与当时以生活俭朴。素质优秀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共产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不过，国民党人多数是靠剥削工农来生活的，周是如何让他们接受放弃剥削的观点的呢？“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多少世纪以来这一直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普利民生……”周引经据典，又援引孙中山的话，听起来颇为虔诚，并符合中国文化传统。那么他是否心口如一呢？他恭敬地拜访了当时在广州的国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告诉他，当务之急是保持“团结”，“不要造成冲突、不和，不要公开挑衅”。 周又去见了孙中山的财长廖仲恺。廖一家行迹遍及全球，能讲几种外语，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廖仲恺的儿子、时年 18 的廖承志②，后来描述了当时与周见面的情况：“他穿着整洁，步履轻捷，目光敏锐，眉毛浓密……任何东西部逃不过他的眼睛……似乎把整个屋子以及房间里的人都摄进了脑中……” 廖家成了周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在这里见到了孙夫人宋庆龄③。也许是因为讨厌她丈大周围那帮人卑伪狡诈，庆龄经常到她好友廖夫人这里来。廖夫人名叫何香凝，是一位知名的画家，对日本绘画尤为欣赏。宋庆龄觉得周恩来举止彬彬有礼。“他与妇女交谈就象和男士交谈一样，与他在一起觉得很轻松”。 周对这时的政治风云依然忧心忡忡，“孙中山身边都是些机会主义分子……政府总是在退让”。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成了众矢之的，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1924—1925 年冬天，谁都知道孙中山身患肝癌，生命垂危……他去世后会怎样呢？ 周恩来旅欧 4 年，这段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也使他更易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在文德路的中共广东区委办公处接待了各阶层群众，其中有工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附近村庄的农民，还有国民党官员、商人、银行家和经纪人……似乎每个人都决心为“统一战线”出力。1924 年 1 月，孙中山正式宣布国共两党联盟，并宣布为统一中国、消灭军阀，准备进行北伐。这时，已有俄国船只在广州码头卸下军火。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顾问不时出现在孙中山的左右。在苏联的帮助下，6 月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黄埔军校，用来培训革命军队的骨干。11 月，周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尽管“统一战线”已宣告成立，但是，内部斗争很激烈。孙中山的国民政府象“布满窟窿的海绵”，到处潜伏着阴谋。广州商团的银行家和商人们对联共抱有很深的敌意；西方列强也害怕这种联盟。香港的金钱和武器源源不断送往广州商团，阴谋挑起事端。周对眼前的危险是心中有数的。他 10月份拜会孙中山时就告诉他说：“广州的商团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正在集结自己的军队，而且，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先进。”另外，商团还得到一些地方军阀的支持。 这一年的秋天，终于发生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孙中山在苏联顾问、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坚决地镇压了这次叛乱。周恩来参加了平叛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在乎叛中发挥了作用，周从平息商团叛乱中认识到，共产党应该迅速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他后来对从莫斯科回到羊城与他一道工作的聂荣臻说，“国民党是由背信弃义的军阀结成的同盟”。 准备组建的军队是要置于当时称为“革命的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的。但如果要建立一支独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一个由身为共产党员的军官和学员组成的核心，这是不是与统一战线的原则背道而驰呢？周认为不是。因为一个人可以同时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如果说在法国他头戴两顶帽子，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帮助发展国民党组织的话，他这时头顶的帽子就更多了，既要负责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又要在黄埔军校讲授政治课，还要协调由各方地主、军闹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分子组成的国民党与当时以生活俭朴。素质优秀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共产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不过，国民党人多数是靠剥削工农来生活的，周是如何让他们接受放弃剥削的观点的呢？“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多少世纪以来这一直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普利民生……”周引经据典，又援引孙中山的话，听起来颇为虔诚，并符合中国文化传统。那么他是否心口如一呢？他恭敬地拜访了当时在广州的国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告诉他，当务之急是保持“团结”，“不要造成冲突、不和，不要公开挑衅”。 周又去见了孙中山的财长廖仲恺。廖一家行迹遍及全球，能讲几种外语，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廖仲恺的儿子、时年 18 的廖承志②，后来描述了当时与周见面的情况：“他穿着整洁，步履轻捷，目光敏锐，眉毛浓密……任何东西部逃不过他的眼睛……似乎把整个屋子以及房间里的人都摄进了脑中……” 廖家成了周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在这里见到了孙夫人宋庆龄③。也许是因为讨厌她丈大周围那帮人卑伪狡诈，庆龄经常到她好友廖夫人这里来。廖夫人名叫何香凝，是一位知名的画家，对日本绘画尤为欣赏。宋庆龄觉得周恩来举止彬彬有礼。“他与妇女交谈就象和男士交谈一样，与他在一起觉得很轻松”。 周对这时的政治风云依然忧心忡忡，“孙中山身边都是些机会主义分子……政府总是在退让”。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成了众矢之的，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1924—1925 年冬天，谁都知道孙中山身患肝癌，生命垂危……他去世后会怎样呢？ 当时，共产国际总顾问迈克格鲁森伯格，更为人知的名字叫鲍罗廷，以及瓦西里康斯但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又名jialun，在孙中山政府里担 任高级顾问。布留赫尔是军事专家，而鲍罗廷则是政治专家。鲍罗廷是个六英尺的高个子，蓄着八字胡，声音洪亮，娶了位美国妻子。他警告周恩来“不要制造摩擦，不要吵吵嚷嚷”。莫斯科的指示是保持统一战线顺利运转。周认为“没有一支军队就没有一个强大的党，也就没有革 命……”，针对这个观点，鲍罗廷说周“太性急”。于是，周只好顺从他在表面上缓和些，但同时他开始在黄埔军校秘密地尽力培植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聂荣臻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爱踢足球的陈毅也来了，担任教官。周发现了身材魁梧、风度潇洒的叶剑英④。叶是客家人，孙中山发起的几次流产政变中涌现的英雄和牺牲的烈士，来自叶家乡的客家人为数最多。叶剑英出身商人家庭，年龄与周相仿， 衣着讲究，外表看起来有点象个花花公子。周发现的另一个人材是叶挺⑤。叶挺也是广东人，出身富裕家庭，在香港有些亲戚。 叶剑英和时挺以后都成了周的亲密朋友和忠实的支持者。在他们的协助下，周开始组织一支由学员组成的特别军队，这支队伍以后发展成了红军。他为这些未来共产党员举办讲座。这时，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也许最终他还能取得胜利…… 黄埔军校同孙中山政府的其它部门一样，时时酝酿着阴谋。周很失望地发现，1924 年 5 月招收的第一批 600 多名学员中，有不少人与上海的秘密帮会⑥有联系。这当然并不足怪。秘密帮会在中国可谓由来已久，孙本人也倚仗他们的支持。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难题，而且以后许多年里这个问题都一直缠绕着周：一个秘密帮会的成员怎样与党员的身份相符呢？归根到底，他应该听谁的呢？ 黄埔军校招收了第二批、第三批学员以后，周的处境要好一些。听他讲课的第四批 460 余名学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共产党员。 叶挺成功地组建了一支铁甲团，后来人称“铁军”。叶剑英则组织起两个亲共产党的学员连队。 暂时看起来，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周恩来从事这些活动并未遇到什么阻力。这些年轻的革命者谁都没有想到后来毁掉这一切的竟会是当时表现热衷于革命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⑦。 蒋介石时年 40。最初在保定军校中受训，以后转到日本。他博得孙中山的信任，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曾从绑架孙中山的军阀手中将孙解救出来，而孙中山一向是易于轻信他人的；二是他与秘密帮会关系密切。蒋的师兄弟就是中国最臭名昭著的黑社会头目、上海青帮的头子之一杜月笙，此人又叫“杜大耳”。 蒋手下还有陈氏二兄弟，即陈立夫和陈果夫。他们在黄埔军校非常活跃，组织学员反对共产党，组成 CC 集团，并模仿希特勒的“褐衫党”，创办了亲法西斯的组织——蓝衣社⑧。蓝衣社宣誓效忠领袖，即蒋介石。《我的奋斗》成了他们的必读之物。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斗争，在黄埔军校就开始了。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这场较量使两人彼此敌对长达 25 年之久。 蒋介石与周恩来祖籍都是浙江，所以表面上对周十分客气。他对周恩来满脸堆笑地说道，“我信任你。”说话间露出满嘴假牙——他很早就装上了假牙。蒋到过苏联，而且把儿子也送到莫斯科的孙逸仙大学学习。以显示他是多么革命，他还曾大言不惭他说：“就是我的兄弟背叛了革命，我也会宰了他。”鲍罗廷轻信了蒋的话，于是对周恩来说：“千万不能冒犯蒋。我们必须同他合作。我相信他从根本上说是同情我们的。” 身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授课中强调要保护人民，爱护民众，不得掠夺百姓，奸淫妇女。“我们的军队不是压迫民众的工具，而是要解放民众，tui翻压迫者”。为了帮助学员掌握这些在当时中国还十分陌生的新概念，周编写了一些教材和一本通俗读物《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简要介绍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本小册子也作为广东省区委组织的成人扫盲班的教材。 1924 年 10 月，直系将领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到北京商讨南北统一问题。11 月，身患肝癌的孙中山脸色苍白，赢弱消瘦的身子紧紧裹在棉袍中，启程前往北平。对于孙中山北上，国民党内各派想法不同，势力很强的右翼坚决反对联共，担心即将举行的北伐会对共产党有利。他们认为与其联共，还远不如与北京的军阀谈判。共产党内也有两种意见。设在上海的中央担心削弱了广东：周恩来则认为孙中山北上能把革命推向北方。但孙中山很乐观。他携夫人宋庆龄绕道日本，受到那里华人和许多日本友人的热情欢迎。一月抵京，但这时显然他已生命垂危，无法应付车轮战似的宴会、会谈、宴会、反谈判，以及一份又一份的建议和反建议。2 月，孙被送进医院，住在单间病房里，由当地最好的医生和护士诊治、照料。3 月 12 日孙中山病逝。他的灵枢送往车站准备运回南方，沿途护送灵枢的人达十万之多。 孙中山不仅是医生、政治家、革命家、秘密帮会的成员，同时也是基督教徒，他夫人坚持让护送灵枢的乐队演奏基督赞美诗。孙去世时 58 岁，他夫人则时年 32。人们认为她会隐居、安分守寡，但她头脑敏捷、性格刚毅、炽爱祖国，这些使她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以后的几十年中，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与周恩来的友谊可能也对她作出的选择产生了影响⑨。 1925 年初，广州革命政府虽然已成立了两年，但一个名叫陈问明的军阀盘踞东江，敌视广州革命政府，他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举兵进犯广州。 讨伐陈的军事行动称为“东征”，这对周恩来来说，是第一次有机会检验一下他手下学生的素质。讨伐陈炯明的是一支崭新的军队，其政治核心由大约 3000 名黄埔军校学员组成，共青团和农民自卫队作军队的后盾。东征从2 月上旬开始，初期战斗连连告捷。东征得到了农民的积极响应。所到之处村民们列队欢迎部队，为部队送粮送水，并用自家门板做成的简陋担架抬送伤员。报纸评论道：“谓民国以来仅此次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自指挥各营作战。周恩来还亲自调查部队的违纪情况⑩，登记阵亡人员各单，隆重安葬死难官兵，并慰问他们的家属。同时，他委派广东区委人员去各个村庄，在收复地区组织农民武装和自卫队。 周恩来凯旋而归。蒋介石显然很高兴，任命周为黄埔军校军法处处长。当年 9 月第二次东征时周还担任了刚组建的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此前他还曾率部挫败广州城内另一名军阀的政变企图，因而声名大振。 军阀陈炯明虽被击败，仍负隅顽抗。1925 年 9 月再次举兵来犯，于是周又率第一军学员迎击陈炯明。他手下有 160 多名训练有素的政治干部，这些人负责对老百姓进行宣传教育。周没有公开宣扬共产主义，而是赞扬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但他的行为方式、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无疑展示了共产党人的特点。11 月，他率军攻占华南海岸的重镇汕头——当时叫“沙头”。这是一次重大胜利。周马上被委任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由于英国对孙中山的政府抱有敌意，对广州港的封锁越来越紧。汕头则可作为替代港，俄国舰船可以不受干扰地提供装备和武器，周在汕头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其成员对外保密，这点以后证明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 这些战争艺术中的新手们所以取得战绩，与其说归功于战术，不如说靠部队的土气、纪律和政治动员以及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周恩来是公认的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支“革命军队”的人，当然这并不等于否认毛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在几年后更为艰苦的环境中也坚持这一观点。受训于莫斯科军事学院的聂荣臻、叶剑英和时挺三人也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建立独立的“红军”的观念虽然尚处在萌芽阶段，但周领导的东征的胜利，使这个观念得以加强。 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四大在上海举行。当时登记的党员有 994 人，到第二年底党员人数达到 18000 人。 周恩来以中共留法组代表身份出席了四大。会议期间，他结识了一位代表高君字，两人“欢谈甚深”，彼此道出恋爱的“秘密”⑾。当时高也害着单相思，他主动提出替周传信。会后高亲自把信送到邓颖超手中，邓 1924年就入党了，当时正负责河北省委妇女工作部的工作。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对高说：“谢谢你作了我们的媒人。”言下之意她同意了婚事，他们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当年夏天，颖超被调到广州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广东区委担任妇女工作部部长。 他们于 1925 年 8 月 8 日结婚。婚事办得很简单，几乎无人知晓。他们在离城区几公里外群山环抱的白云饭店招待了几位好友。在那里可能呆了几天，就算度了密月。即使今天谈起那段日子颖超还会有点不好意思。 毫无疑问，他俩彼此相爱，这从照片上就看得出来。那几幅黑白照片洋溢着幸福、充实和温情，他们偶尔也躺在床上直至夜深——当然机会不多，因为周十分繁忙——有说有笑，身边堆满了各种报纸和书籍。有时也大声争吵，因为颖超也有自己的见解。10 月份，邓颖超的母亲杨妈妈来到广州，不过几个星期后就知趣地离开了，在离广州不远客家人居住的梅县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颖超在婚后三个月怀孕了。但当时时局动荡，为了不影响工作，她没有征得恩来同意就打了胎——1926 年 7 月她第二次怀孕时才要上⑿——，杨妈妈又回来照顾女儿。 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后，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形成了三人执政的局面，即赞成联共的国民党左翼代表廖仲恺，右翼代表胡汉民，第三位是汪精卫，此人非同一般，起初是个热忱的爱国者，12 年后却成了日本的傀儡。 羊城面临着另一场危机。1925 年 5 月中旬，驻守广州的滇系总司令杨希闵和桂系总司令刘震衰发动武装叛乱。广州政府急令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周恩来随军回师，参加了平叛。5 月底，上海十多名中国工人死于英国巡捕的枪口下，引起全国各大城市大规模的反帝运动。香港工会宣布举行大罢工，先后有 20 万工人离开那块殖民地，来到广州。罢工持续了16 个月，使香港商业陷于严重的瘫痪状态，同时也给广州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共产党组织罢工委员会安排工人生活，但城市的财政遭受损失，日用品奇缺，通货膨胀不断加剧。 当年 8 月 20 日，廖仲恺遭两名被收买的暴徒暗杀。忧心忡忡的周恩来认为，“这是阴谋的一部分。”蒋介石强行对广州实行军管，“以防止fan革命政变。”他接管了警察，组织起保安队，又把自己的人塞进每个工会，从而控制了整个广州城。鲍罗廷对有些中国人的两面手法缺乏认识，反而称赞蒋的行动是为了“保卫革命”。更有意思的是，三架马车的右翼代表胡汉民被迫辞职，他的一位亲戚直接涉嫌收买暴徒刺杀廖仲恺。 这时负责国民党政府的就只剩两人了：一位是反复无常、难以测度的汪精卫，另一位就是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 “我们的精神高于天。”在这段早年的岁月里，人们很容易相信，革命是包医人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土也纷纷来到羊城，如法国的安德烈马罗、美国的安娜露易丝斯特朗。 此前，在 1924 年秋天，一位身材瘦小、体质较弱的越南人来到羊城，当时他自称阮爱国，若干年后，人们叫他胡志明⒀。胡志明 1922 年在巴黎已与周恩来相遇，不过他是与性子急躁的蔡和森的妹妹蔡畅结下了一见如故的友情。蔡畅和丈夫李富春这时都在广州，他们照顾胡志明。在文明路的一所小房子里住着 30 来个偷越边界、逃脱法国殖民当局搜捕的越南革命者。广东区委负责照料他们，蔡畅、邓颖超则教他们汉语。周恩来让胡志明化名进入黄埔军校。通过与越南接壤的广西省内的“交通网”，基本上可以定期得到来自越南国内的消息。没多久，胡志明就能讲当地方言了，他也替鲍罗廷当“秘书”，担任翻译工作。谈到胡志明时，周恩来说：“他是我的老师……我的兄长。在政治上他比我更成熟。” 1926 年初，蒋介石把周叫来，说周欺骗了他，说周在军校建立地下组织，是在统战上搞两面派。周予以否认，说共产党在尽力搞好统战工作。当然共产党也有权象国民党一样发展党员……这件事就此搁下了。不过周也警告鲍罗廷说，“有些领导人可能不象你想象的那样友好”。他建议对国民党进行某种间接的杏告，如暂时中止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鲍罗廷却说：“要避免任何摩擦，这件事微不足道。”周则说类似这样的事太多了。他注意到黄埔军校学员中共产党的追随者人数下降。许多人退党，原因是由于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几个省都发生了农民骚乱。学员们也许都很爱国，但他们大多出身于地主或商人家庭，不希望封建制度改变。周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试图让一个学员回心转意，那个学生却对周说：“你是让我背叛袒宗呀。” 3 月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鲍罗廷夫妇这时远在上海，他们的孩子准备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所美国人开办的学校上学。3 月 18 日，一艘名为中山号的炮舰的舰长当时身为共产党员的李之龙接到电话通知，要军舰全副武装驶往黄埔港，蒋总司令将来视察。水兵按照命令到达黄埔后，就传出谣言说中山舰擅入黄埔。20 日，蒋宣布戒严，舰长和船员全遭逮捕。 另外的突然袭击接踵而来。军营里的共产党员遭监视和软禁，黄埔军校也有 25 人（包括聂荣臻在内）被软禁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会总部遭到搜查。马上又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宵禁及街道巡逻。 周恩来是 17 日从汕头回来的，也被拘留了一天。他马上找到蒋介石，指责蒋破坏统一战线。蒋回答说：”不，这是贵党搞的阴谋。”为什么处于战备状态的军舰突然出现在码头？参与这事的海军军官就是黄埔军校周恩来班上的学员。 鲍罗廷急忙从上海赶回来。蒋介石煞有介事他说有人阴谋绑架他，鲍罗廷向蒋保证，绝对没有什么阴谋，又训斥周恩来，说他手下的学员“做事太过分了”。陈独秀亲自跑来向总司令道歉。国民党执委会批准了蒋要求将所有共产党军官调离第一军的决定，宣布鉴于目前事态，左派同志务必暂时退役。代表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也被劝说去欧洲考察。蒋要求得到一份所有身兼国民党党员的共产党员名单，名单竟也向他提供了⒁。 4 月中旬，周恩来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等职务。 很显然，这场危机是蒋一手策划的，是一场心理战的演习，要试探一下共产党是否有力量、会不会对挑战作出反应，是否作好了摊牌的准备。如果中共作出有力反应，鲍罗廷警告要中断援助，历史很可能就要改写了。 陈独秀推行一条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摩擦的政策。他在党报（向导》上说：“谁批评、攻击蒋先生，谁就是fan革命。” 这次突发的事变使周的声望受到影响，但他还继续教政训课。不过是在城里的大佛寺。他去找了叶挺，当时时挺负责号称“铁军”的铁甲营。”眼下这是唯一一支受党直接领导的部队，一定要保住。”他告诉叶挺今后他不会再在他的住所与叶挺见面，以免使叶受到牵连。“我们会再见面的，说不定在武汉。”武汉是长江上的一座大城市，也是计划于 7 月开始的反对军阀的北伐战争的第一个目标。由于没有共产党人的帮助无法进行北代，所以只好达成妥协，被排除的共产党干部和军官重又回到第一军中。 周恩来继续在参加北伐的几个军中讲课、培训政工千部。他也参与反对国民党右翼的论战，因为右翼不赞成同时把农民和工人动员起来。周还撰写长篇文章，阐述为了北伐胜利，让农民和工人参加的必要性⒂。他没有随部队一道进军武汉，但他的朋友聂荣臻、叶挺和叶剑英 7 月 9 日随军出发了。兴高采列的群众站在街道两旁，挥着旗帜，敲锣打鼓，欢送部队。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这倒主要不是因为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是归功于民众的合作，以及沿途的军阀不愿交战，这些军阀手下的部队急于投降受编。虽然北伐军的力量壮大了，但军纪却变得涣散了。10 月，北伐军抵达武汉。10年后的 1937 年，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及这段时期。斯诺是共产党人进行长征到达陕北后前来采访的美国作家。谈到 1924—1926 年广州事态发展时，周说：“我们的第一个失误，无疑是没有在农民中，特别是已经武装起来的两广农民中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是没有在国民党军队的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领导。我们没有抓住大量优秀的军官。1926 年，如果我们能积极努力的话，还是可以再征募、装备十个帅的，但我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周指责当时党的领导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不过他并没有点谁的名或责难谁，也没有为自己开脱。他承认尽管他与鲍罗廷有过争论，自己最后还是让了步，并且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1926 年底，周恩来又被指派承担两项新的工作。这两种工作显然是根本对立的。这种混乱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即关键的 1927 年，而且情况不断恶化。原因是莫斯科那边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发生冲突。两人意见分歧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 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决裂，因为后者不可避免地会背叛革命，与帝国主义勾结。但斯大林持相反的意见。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共产国际随即出版了《中国问题论文集》，坚持认为必须维护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应该坚持与国民党联盟，支持国民党左翼，反对右翼⒃。周恩来照例将莫斯科的指示传达下去。他的同志们须参加最高统帅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加强军队力量，“不得从事独立的工作。”这同他在黄埔军校所做的一切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按照这些指示，还有一项任务要他去完成。周恩来必须前往上海，在那里组织工人起义。这将是典型的由“无产阶级”进行的革命起义。斯大林想以此炫耀他的对华政策的正确性。 注释 本章材料来自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1988年 10 月在天津举行的周恩来研讨会上宣读的若干篇论文、以及作者对历史学家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的几次采访。 ① 书信由校长转交是出于礼貌的传统做法。此举也使邓颖超的朋友们不致过分好奇。中国人对个人隐私的看法与西方有很大差别。 ② 廖承志（1908—1983）见本书以后有关章节。廖通晓几门外语，特别在对华侨政策方面与周恩来合作密切。 ③ 见第一部第三章第 77 页注 17。④叶剑英（1897—1986）以后几十年中不甚引人注目，但发挥过关键作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 1976 年打倒“四人帮”的决策人物。 ④ 叶挺（1896—1946）与周恩来关系密切。见以后有关章节。 ⑤ 中国秘密帮会由来已久。20 年代，一些共产党人也是秘密帮会成员。周对如何处理与秘密帮会关系的指示，参见以后有关章节。 ⑥ 蒋介石，见《名人传记词典》。 ⑦ 蓝衣社，被称为“军统”组织的大部分高级成员为蓝衣社成员。蓝衣仕成员相互结拜兄弟，效忠“最高领袖”蒋介石。作者的第一个丈夫店保黄1938 年回国后加入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也是蓝衣社的第一号人物。见韩素音著《无鸟的夏天》，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公司出版。 ⑧ 在以后许多年中，周恩来通过廖承志和他担任宋庆龄秘书的姐姐廖梦醒与未庆龄保持联系。见本书有关章节及路易艾黎的证明材料。韩素音文档。 ⑩见中外学者 1988 年 10 月在天津召开的周恩来研讨会上宣读的几篇论文。作者文档。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出版。⑾见《石评梅作品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年出版。 ⑿见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⒀胡志明，有关胡志明的书，最精辟的均系法文版，特别是让拉古杜勒所著的书。参见菲利普弗朗奇尼《印度支那战争》，巴黎皮格马利翁出版社，1988 年出版。 ⒁经周恩来介绍并为其保密的名单除外。这些名单是陈独秀按鲍罗廷的意见提供的。 ⒂根据南开大学刘焱先生及其他研究人员提供的材料及中央档案馆的材料。参见韩素音文档。 ⒃见《共产国际中的中国问题》。 第五章 创建红军（1927） ——1926 年 12 月，周抵达上海，奉命组织工人武装起义 ——1927 年 3 月 21 日起义爆发 ——1927 年 3 月 26～27 日蒋介石要求工人解除武装，周拒绝服从 ——1927 年 4 月 1 日汪精卫抵沪，敌视工人起义 ——1927 年 4 月 5 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宣称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 ——1927 年 4 月 7 日，周拒绝解除武装 ——1927 年 4 月 11 日深夜至 12 日凌晨军队开进上海，在帮会势力的协助下，开始fan革命的大屠杀 ——大屠杀从 1927 年 4 月 12 日持续至 4 月 18 日 ——周被扣，1927 年 4 月 12 日获救 ——1927 年 4 月 13 日领导示威游行失败 ——主张进行反蒋武装进攻 ——1927 年 5 月下半月抵达武汉 ——1927 年 4 月中至 5 月，夫人颖超在穗产下一死胎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武装起义计划，未获批准 ——1927年 7 月制订举行反蒋武装起义，夺取南昌的计划 ——武汉国民党“左派”试图与北方车阀冯玉样联合，但冯选择联蒋 ——汪精卫公开反共，1927 年 7 月 15 日在武汉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1927 年 7 月下旬周恩夹抵南昌 ——组织夺取南昌的“八一”起义 ——1927 年 8 月 3 日起义军陆续撤出南昌 ——起义军部队兵分两路，一路于 1928 年 4 月在并冈山游击队根据地与毛泽东汇合 ——周率领的另一路部队南下，于 1927 年 9 月夺取汕头 ——放弃汕头，周患疟疾，被送往香港 ——1927 年 11 月上旬返沪 上海，远东最有魅力的城市，以冒险家的乐园闻名于世。鸦片和军火买卖的富商们在这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里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工人有 80万人。工人们在非人的条件下卖命，栖身于散发着恶臭的贫民窟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①。冬天，死尸从街道两旁清走，随便扔进垃圾堆里。纺织厂女工只好把产下的婴儿放在机器旁看管。上海有 8 万多妓女，又是帮会势力猖獗的地方。如壮大耳的青帮及它的死对头红帮。这些地痞甚至在欧洲人的租界里也拥有房产、旅店、银行和妓院。法国租界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因为这里有舞厅、豪华的饭店以及对他们的活动听之任之的警察。也许听起来有些矛盾，不过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法租界的贝勒路树德里 3号宣告成立的。周恩来这时的办公地点也选在法租界年的霞飞路 25 号。 周的工作有两项，一是负责前敌军事事务，另一项是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他住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也在那里办公②。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1920 年至 1923 年或 1924 年旅法的几个人。其中有赵世炎③、性格执拗的王若飞（他对法国不象周那样有好感〕和因里昂大学事件被开除的李立三，不过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个名叫罗亦农④的精明的南方人，他在上海呆了七年，熟悉那里的工人阶级。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周恩来配备一支卫队。“在这个城市，要杀一个人只须花二十块大洋。”罗亦农多才多艺、精力充沛，“关系”很广。虽然他自己不是帮会的成员，但他认识不少黑社会的人，不然他就无法找到安全的住所了。 上海工人的革命情绪高涨。1926 年 10 月举行了一次罢工，罗亦农和赵世炎与工会配合，计划于 1927 年 2 月发动第二次罢工，周没有参加这次罢工，不过他看到了他的同志们所做的一切。看来，这次罢工时机合适。2 月 18 日，北代军到达杭州，杭州离上海不远，是座寺庙林立、湖光山色迷人的美丽城市。罗亦农觉得这是夭赐良机。19 日，参加罢工的工人有 15 万，到 22 日已达 35 万人。但地方军阀孙传芳调来了军队和刽子手。杭州的北伐军按兵不动。23 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结束罢工，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周对迷惑不解的工人们说：“这次只是一次演习。下一次罢工得好好准备。”为了鼓舞士气，他指出由于 2 月的罢工，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已经“惊慌失措”。 3 月，北伐军夺取了江苏、浙江两省。上海成了孤城。军阀孙传芳逃走了。只有大约 3000 人的小股部队还在城郊负隅顽抗。周觉得时机已到。他把消息报告给在武汉的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政府，包括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已经从广州迁到武汉。共产党领导人也在武汉。但总司令蒋介石却没来，他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司令部。周听说上海的商人、银行家以及西方公司的代表们都去了南京。他们都涌到蒋府的接待室。……到底他在干什么呢？3 月 6 日，蒋指使党羽杀害了江西省的总工会一位负责人。罗亦农对周说：“这是一个信号。蒋介石可能会背叛我们。”但周恩来、赵世炎和罗亦农接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命令，让他们继续信任蒋介石。他们运来了五千支枪和三万银元支持计划中的起义。 周组织起大约 5000 多名工人纠察队。他们夜里进行操练和上课。周把整个上海——由中国人管辖的这部分，不包括外国租界在内——分为七个区。每个区都有明确的进攻目标。 3 月 21 日，起义开始。警察局、邮局、火车站和军火库被相继攻占。经过 30 多个小时的战斗，起义终于取得胜利。22 日当天。上海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中共中央在“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中指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⑤ 这场风暴并不仅仅发生在上海。在武汉，60 万工人也已武装起来，收复了英租界。天津也爆发了罢工…… 3 月 20 日傍晚，蒋介石的部分军队到达距上海市中心十英里的龙华。3月 26 日，蒋介石本人抵沪。上海市族旗招展，欢迎总司令的到来。士兵与工人亲如兄弟，军乐队举行演奏，与民同乐，一派喜气洋洋。 蒋传话给上海市总工会，也就是周恩来，让工人队伍放下武器，接受蒋介石手下军官的指挥。“临时政府”、总工会和周恩来都拒绝服从这一命令。“这些都是群众组织。它们属于人民，不能交给军队。” 4 月 1 日，汪精卫从欧洲回到上海。对眼前的一切他颇为不快，见到旗帜和纠察队就直皱眉头。他对周恩来说：“你们做得太过分了。”在华的西方公司恼羞成怒。他们集结军舰，扬言要派兵保卫其在华利益。报纸报道工人犯下的罪行。“看到枪握在工人手里就不寒而栗。” 周申辩说：“工人是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北代军还未完成进军华北的使命，工人队伍将证明是一支援军，我们的革命民众政府是一个临时政府。” 蒋介石这时调来了更多的部队将上海团团围住。这些军队，有的是与蒋重归干好的军阀。 他召集由一些青帮出身的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蒋本人不也是帮派头目的“干儿子”吗？ 4 月 5 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声明。这份声明不仅没有给上海工人委员会或周恩来敲警钟，相反，还为蒋介石的“合作”叫好。同一天，斯大林在莫斯科对 3000 名党员说，蒋不会反共。“他可能不同情革命，但他指挥着军队，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不可能干别的。”⑥6 日，周恩来、罗亦农接到陈独秀的电报：“共产国际代表命令我们藏匿武器，避免工人与蒋的军队发生冲突……”罗亦农将电报撕了个粉碎。7 日，周召开工人委员会会议。武器不能上缴，纠察队必须昼夜保持更高警惕。 4 月 11 日深夜，12 日凌晨，大屠杀开始。 午夜时分，投靠蒋介石的军阀部队及一些蒋的嫡系部队开进工人居住的城郊。全副武装的帮会歹徒，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所在地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所在的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等处冲击放枪。在工人纠察队奋起反抗时，投靠蒋介石的军阀部队，用欺骗手段，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一场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开始了。其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他们甚至将铁道工人活活地扔进火车头的蒸汽机里烧死。“脑袋象熟透了的梅子一样滚进窄巷里的阴沟……砍下的人头装在木盒里，悬挂在电线杆上。”死亡的人数不得而知，有人估计大约五千。4 月 11 日晚上，一直住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领导工人纠察队整编的周恩来，被二十六军一个叫斯烈的师长以商议事情为由骗到设在宝山路天主堂的师部里扣起来。罗亦农听到周恩来被扣的消息，立即设法营救。周恩来的命运如何呢？ 这也算周一生中最难以弄清的一件事。蒋真的想杀他吗？也许不想杀他。这样做会很不得人心，因为他手下的军官不少是黄埔军校的学员。他们对杀掉几百名农民或工人也许会毫不介意，但要杀害一位“老师”就会踌躇不定了。按照儒家观点，除了杀害父母之外，最大的罪孽莫过于谋害师长。罗亦农交游甚广，他找到一位名叫黄逸峰的地下党员，此人是黄埔军校学员。黄带了一个排的人马来到关押周的地方，他们看到周恩来正在愤怒地向那个把他骗来的国民党师长斯烈抗议。房间里椅子掀翻了，茶杯摔在地上。周大声吼道：“你们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孙中山的教导。”黄逸峰找来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与斯烈个别谈话后，斯烈就让黄把周恩来领走了。罗亦农马上把周送到一位古重商的安全住所，此人也是地下党员。黄逸峰不能再露面了。北京一位档案馆馆长给我看记录材料，告诉我：“他由地下党保护起来，当然他不能再回部队，不然会掉脑袋的。”⑦ 第二天，即 4 月 13 日，周同他那位从法国回来的朋友赵世炎一道，组织了 10 万名工人到二十六军总部门前游行，但遭到军队镇压。参加游行的人，包括周和赵在内，只得四散逃命。4 月 14 日，聂荣臻、李立三从武汉抵达上海，带来了新派来的共产国际顾问维经斯基。 他们发现周恩来憔悴不堪，还处在震惊状态之中。由于悲恸和愤怒，他从 4 月 11 日起就没有吃过东西，也许谁也没注意到他喝了不少酒，不过这只是猜测，并非有意贬低。同他一起的是一位来自四川的诗人郭沫若⑧，他后来成了我本人的一位好友。郭沫若是广州大学文学系主任。他学识渊博，思想激进，酷爱法国文学，写的都是无韵诗，这在当时是一股新潮流。他与周恩来在广州见过面，两人颇为投机，于是，他抛开名誉和金钱，参加了反对军阀的北代军，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向群众宣传北伐的目的。这时，他已来到上海。几十年后他曾对我说：“大屠杀前十天我在外地还看见工人、农民遭到杀害，刽子手就是我从前赞扬过的军队。”⑨ 维经斯基与周见面时，郭沫若、聂荣臻和李立三都在场。周用冷峻而严肃的口气对维经斯基说：“共产国际也必须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周有个特点，越是愤怒，说话却越轻柔，轻柔得如裹着钢刀的丝绒。郭沫若后来对我谈到这事时说，记得我曾对周说过：“你应该马上去武汉，谴责蒋介石。”周回答道：“可上海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言下之意是还有一些工会领袖和成员，以及许多参加罢工的人，他们应得到妥善安置，我们不能放下他们不管。“周门长子”就是这样，以负责的态度对待在自己号召下参加这一壮举的每一个人。 下面就是当天聚在一起的几个中国人拟发的一份电报，尽管这份电报遭到维经斯基的反对。到了这种地步他还追随斯大林的路线，认为蒋介石可以信赖，实在是愚昧至极。 “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周指责蒋介石下令屠杀、消灭共产党。“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提出应“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但在武汉，汪精卫领导下的国民党和处于共产国际威慑下的中国共产党仍优柔寡断。陈独秀和汪精卫不同意对蒋发动军事进攻，他们只是表面上大发雷霆，谴责蒋介石，并把他开除出国民党。不过，显然大多数国民党人都追随了蒋介石，他的银柜里装满了西方列强提供的金钱。 4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只有 80 多人。许多人躲藏着不露面，或已经牺牲。 周这时仍在上海，和他在一起的是那位性格刚毅、忠诚可靠的聂荣臻。周仍在那里试图寻找活着的或躲藏起来的工会领导人，帮助他们逃离上海。从那时起，周就着手筹建地下工作网，确定地下工作规则、口令和活动路线，以后证明这对党能继续保存下来起了重要作用。5 月中旬，周恩来身穿绸布长袍，头戴软呢礼帽，手拄文明杖，完全是一副富商打扮，搭乘一家英国公司的轮船，溯江而上来到武汉。 他发觉党的政治局一片混乱，他被重新提名进入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谁也无权责备他服从了给他下达的命令，尽管陈独秀说他进行过不必要的挑衅。周仍迫切地要求与蒋在军事上一决雌雄，但汪精卫、陈独秀和鲍罗廷都拒绝接受他的意见。 这段时间中国各地都发生了屠杀，前后持续了很长时间。蒋介石说：“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周的同事赵世炎被捕，遭受酷刑，7月被处决。留在上海的罗亦农因叛徒出卖被浦，也遭酷刑逼供，于 1928 年被处决。第一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编辑《新青年》杂志的李大钊和其他20 名共产党人在北平被浦，处以绞刑。这些人曾跑到苏联驻北平使馆避难，但担任外交使团团长的英国人放弃外交豁免权，允许中国军队强行闯入苏联使谊，抓走了李大钊和他的同事们。周的回族同学马骏和老师马千里及其他许多人也同罹劫难。 4 月 15 日，广州开始大屠杀。同一天邓颖超分娩了。“街上到处是枪声，到处是被杀者的尸首……我母亲认识一位基督教修女，她在郊区开了一个很小的产科诊所，我们就到那里去了。我分晚很困难，胎儿很大，医生来了后，用镊子助产，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他的头被镊子夹变了形……那是个男孩。”邓颖超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话语不多，而且明显地面无表情，“这事我还从没有对任何人讲过。”⑩ “恩来和我约定用暗语联络。他用暗语在《申报》上登一则消息，我也用同样的办法。万一我们两人有什么意外就这样做。我到上海后就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地下党就派人来接我们，才与恩来见面。”颖超认为“恩来一直对蒋介石存有疑心，但他不能反对党、反对共产国际。我们那时都非常幼稚，没有看清蒋介石是这么个阴谋家。” 武汉三镇由汉口、汉阳和武昌组成。汉口是外国租界所在地，汉阳则是一个有 60 万工人的工业区。那年 5 月，武汉濒临崩溃的边缘。粮食奇缺，由于大屠杀，大量外地难民涌入武汉。医院住满了北伐军的伤员，因为与军阀之间还有零星的战斗。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却发迹了，西方公司对他表示感谢，为他提供了滚滚财源。不少原来的“国民党左派”也悄悄离开武汉去南京投靠蒋介石。 鲍罗廷坐在他汉口公寓的起居室里，向高大丰满的安娜露易丝斯特朗(11)介绍革命的情况，屋子里有电灯和自来水供应。离鲍罗廷公寓不远处的一幢房子里住着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她正忙于组织看护医院里的伤员。她斥责蒋介石，说蒋背叛了她的丈夫外中山，是个杀人凶手……不过，宋庆龄的家人并不象她那样对革命一心一意。她妹妹美龄 1928 年要嫁给这个”凶手”时，庆龄向她床妹发了一份电报：“不要嫁给这个恶人蓝胡子”。姐姐蔼龄则与嘻的财政部长结了婚。她弟弟也参加了蒋的政府。她对安娜。露易丝斯特朗说：“现在你会看到最糟的事就要在武汉发生了。” 周也料到会大难临头。他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李立三和一位名叫瞿秋白(12)的年轻诗人痛斥了陈独秀。恩来并未大声叫嚷，但他坚持认为必须发动一场军事攻势。他制定了进军南京的计划，但遭到拒绝。毛泽东也在武汉，他也抨击了陈独秀。毛建议加强农民斗争，但被剥夺了表决权。人们告诉他：“就是你在湖南挑起了屠杀农民的行动。”周和毛都要求进行武装斗争，但两人的看法有本质的区别，周仍认为要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城市暴动，而毛考虑的是农村，发动农民起义。当时出席会议的另一位党的领导人张国焘(13)说：“恩来没怎么谈政治，他只谈军事问题。”张是 1921 年出席中共一大的 12 人之一。他在苏联呆过几年，精通俄语，因为见过列宁，颇受人敬重。在武汉的历任共产国际顾问也很尊重他，这些人走马上任时都带来一套新观点、一套彼此矛盾的办法，由于张懂俄语，他还得翻译莫斯科发来的密电。这个时候，电报象雪片似地飞到中共领导人手里。毛说：“每个人讲的正好和前一个讲的完全相反。” 周继续准备军事计划。“华东华南的军事工作应该有个规划，如部队的番号、负责人、秘密通讯的安排等等。”他不顾危险，设法安排路线和联络员从上海带一些党员出来。他要鲍罗廷提供武器：“我们得有枪，质量更好的枪。”他还领导建起了贮藏武器的地窖。(14) 汪精卫显得心神不宁，如果只作为学术界茶余饭后的谈资，他对共产主义也不反对，但对他来说，工人农民的好斗精神是太可怕了。为了安抚汪精卫，鲍罗廷告诉周恩来，他必须解除武汉工人的武装。上缴了一些破旧的步枪。“没有子弹，这些枪留着有什么用？何况大部分枪支都有毛病。” 他的计划更加具体了：必须夺取一座重要城市，这样才能恢复信心，再度取得仍然忠于革命、但信心已严重动摇的黄埔官兵的信任。7 月，作出决定，要夺取江西省省会南昌。 南昌地处战略要地，是交通枢纽，水利资源丰富，农村土地肥沃。南昌附近的守军还没有大量屠杀共产党人，所以还算比较“友好”。负责南昌治安的公安局局长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在柏林发展的秘密党员朱德！ 驻在湖南省会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公开屠杀了上百名共产党人。有人赶忙跑到武汉向周恩来报告这一情况，要求公开谴责这一暴行。但碍于那个以杀人为快的刽子手是汪精卫的同党，尽管这时“统一战线”已经名存实亡，但还是要给予支持，这是共产国际的命令，周恩来只好作劝说工作。 这时，共产党还不可能有自己的军队。必须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去夺取南昌，周不能打着共产党的旗帜来危及军事进攻的计划。安娜露易丝斯特朗对鲍罗廷说：“我认为武汉还是革命的，却不知这股右翼风已把它吹到哪里了。”此时这位痛苦不堪，但多少聪明一点的鲍罗廷回答道：“你见过没有，一只兔子哆哆嗦嗦地站在一条蟒蛇前，明知自己会被吃掉，但已经被吓呆了。手无寸铁的人在军队面前就是这样。” 汪精卫此时向登上中国这个军阀充斥的舞台的另一位新军阀冯玉祥求援。冯玉祥身高大英尺四，脑袋浑圆，声音低沉圆润，散发着俭朴的乡土气息，吃喝穿着都象个士兵。他还是一位基督徒，曾用橡皮水管给他的部队作洗礼。(15)他在战争中交了好运，击败了对手，控制了中国的西北部，以后又得到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的支持，这两个人都开始讨好冯玉祥。几年以后，周不无自嘲地说：“那时，我们对冯玉祥的判断比对蒋介石的失误还大。共产国际不了解他的背景，以为他是位农民军领袖。”冯玉样同意与汪精卫在黄河边的一座城市郑州举行会谈。汪精卫和他的部长们乘坐着满载芦笋罐头、冰镇汽水、新奇士桔汁和嘉莱巧克力的豪华列车前往郑州。这次会谈算得上是一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式戏剧。冯玉祥把汪捧了一阵，劝他把鲍罗廷和他的同伙送回莫斯科，因为他们“操劳过度，疲惫不堪”。汪精卫也劳顿有余，显得体力不及，是不是该到海外作一次长途旅行。 冯玉祥选择了投靠蒋介石，蒋给他送来很多很多大洋。汪回到武汉。共产国际又派来一位顾问，一位来自加尔各答、讲起话来喋喋不休的孟加拉人马纳罗易，他对中国一窍不通——这也是所有顾问共有的主要特征——但讲起活来滔滔不绝，可是周围的每个人却昏昏欲睡。他笨拙不堪，把斯大林 6 月 1 日发来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这份电报建议——也就是命令——共产党打进军队内部，加快农民没收土地的步子，组织工人武装等等。汪对罗易说：“谁都对共产党人的意图紧张不安。”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汪这时大谈维持法律和秩序。谁也不知道在骄阳似火的酷暑笼罩武汉三镇之前，蒋介石为了让他离开武汉，给了他多少钱，紧接着，大屠杀开始。汪精卫赴欧旅行，几年之后才回到中国。 7 月，武汉的街道上杀人如麻。周带着夫人从家里逃出，他们在汉口洞庭路一位美国主教洛根赫伯特鲁茨家里躲了三天(16)。这是宋庆龄安排他们在那里临时避难的场所。鲁茨主教觉得周恩来心胸开朗，愿意讨论各式各样的信仰。“他对人类的精神价值如此深信不疑，我觉得他能成为一位出色的基督徒。” 7 片 12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最终被暂停领导职务。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李维汉和张太雷组成一个临时中央常委会。不久，常委会作出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还决定发动一次农民暴动，即后来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但共产国际迟至 8 月 7 日才批准这一计划。7 月26 日恩来离开武汉赴九江，从那里前往南昌。 “七月份武汉的大屠杀开始时恩来走了，当然他没告诉我要去哪里、去干什么。恩来知道怎样保守机密……党的机密，我不该知道的，他从不对我讲。一天早上，他对我说：‘我要走了。’我说：‘你要走了。’就这句话。每次他要走，我都想，可能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邓颖超也离开了武汉。“地下党负责照顾我。我和母亲转入地下，后来我们被送到上海。” 7 月 27 日，鲍罗廷和安娜露易丝斯特朗一道，’离开武汉，返回苏联。(17)他受到极为隆重的欢送，国民党官员们满脸堆笑地向他道别，而大街上，武汉的工人、工会领袖和青年团团员，就是在这些人的命令下，被枪决，被砍头。 起义就象一个没有定数的微积分，其值随时会发生变化。南昌起义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结果。周恩来作出这项决定，并不单是由于冷静的分析。满腔的愤怒促使他下决心进行这次冒险。“牺牲者的鲜血是必须偿还的，我们岂能袖手旁观？”他估计，依靠南昌守军中担任军官的前黄埔军校学员组成的小小核心，可以拉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他记忆力惊人，能清楚记得在黄埔军校见到的每个学员的姓名、长相，这一点帮了他很大的忙。40 年后，他不仅还准确无误地记得在法国见到的中国留学生的姓名，甚至还记得他们干了些什么。(18) 张国焘拿给他一叠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内容都是提醒他们慎重从事的。张国焘说：“如果失败，一切都会付诸东流。”周恩来反驳说：“但是坐以待毙必定会前功尽弃。到了南昌我再判断形势如何。”他 7 月 27 日抵达南昌，住在朱德在花园角的住所。周恩来的朋友也三三两两来到这里，他们和周志同道合。这时，聂荣臻、陈毅、李立三、叶剑英和叶挺都来了。诗人郭沫若随身带来一捆书，包括他自己译的《惠特曼诗集》。刘伯承和林伯渠都是四川省人，是已故孙中山的老友。南昌还来了一位教书匠出身的勇士徐特立，毛泽东在湖南时他曾是毛的老师。另外还有一位脸色灰黄、已开始秃顶的年轻人林彪，他曾是黄埔军校学员。他们不顾一切地共同投身于一项危险的事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抱有相同的信念，也是由于周个人的魅力。周恩来说：“不打，我们必死无疑。打了，我们可能会死，也可能会赢。” 周恩来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设了一个工作总部，公开身份是银行家。29日，苦恼不堪的张国焘接连发来两份密电，说：暴动宜慎重，等他到后再决定，同时张国煮已启程来同周商议此事。 当时一位非共产党员的军官、二十军军长贺龙，也从周恩来那里知道南昌起义的决定。贺龙这时已是一位传奇人物了。他 12 岁时，抡起菜刀把一个威逼他母亲的恶霸砍死了。他是位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贺龙加入了国民党，又是秘密帮会哥老会(19)会员，这是中国西部最大的秘密帮会之一。朱德、刘伯承等人都参加过哥老会。贺龙是哥老会中的双龙头，地位很高。他一表人材，有点豪放不羁。周恩来似乎很喜欢这样的朋友。他们 6 月间在武汉相识，那时贺龙就表示过愿听共产党的话。所以周在 7 月 28 日到贺龙的指挥部把夺取南昌的计划告诉了贺龙，他回答道：“我一直在等这样的机会。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张国焘第二天到了南昌，他随身带来摽里摽嗦的罗易发来的一份电报：“推迟起义。力量对比尚不令人满意。”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建议你与负责南昌守军的张发奎取得联系。”周一直避免与张发奎打交道，他觉得这位大权在握的司令官可能会转过来对付革命者。不过，把起义推迟一天——推迟到 8 月 1 日举行——这个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几个小时后张国焘再次建议推迟起义，周恩来发火了：“派我来就是为了执行任务，我不会不干。有责任我担着。够了，别再犹豫了。”经过激烈争论，直到 7 月 31 日的会议上才决定 8 月 1 日凌晨举行起义。任命贺龙担任起义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刘伯承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所有的革命都会是乱糟糟的，充满了意外、流产、失误、疏忽甚至欺诈。中国革命的每一片段都是这种离奇情况的再现，加上始抖未及的好运和恶运。7 月 31 日夜，朱德设宴款待南昌的官员和地方军官。正在欢宴之际，一位下级军官跑进宴会厅，报告说外面有部队正在进行“异常”调动。朱德让客人们安心用饭，贺龙离席前去“调查”，实际上是去周那里了。“有人泄密，引起敌人警惕了。”周决定把起义提前两个小时，原定拂晓进行的起义马上开始。这时差不多已是午夜。贺龙从筵席上溜走，率领部队占领市火车站、市长官邸、体育场和政府办公楼。战斗进行到 8 月 1 日清晨 6 时，南昌终于落在周和他的追随者手里。他们向匆忙召来的省政府官员们宣读了一份声明，宣布成立由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贺龙、叶挺、朱德、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及周恩来等人组成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将两位不在现场的夫人包括在委员会里，是想激起人们对孙中山的怀念，提高该委员会的威望。但这也有麻烦。所有这些都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进行的.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工人农民不久前遭到屠杀。“我们怎么向人民交代呢？他们会搞糊涂的……”周回答说：“就说这是一个新型的．．．、革命的．．．国民党。”不过这话听起来很牵强。 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庆功阅兵式，五万南昌居民照例挥动旗帜、减着口号。撤出南昌后，在左翼行进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处置了自己手下的共产党军官后脱离起义部队。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只有一个幸免于难，我们在第十师中的力量全被破坏了。这是我的过错。我警惕性不够。 10 年后，蔡廷锴成了共产党的盟友。20 多年后，又成了共产党政府里一位受尊敬的人士，40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把他列入需要保护起来的重要爱国人士，以免遭受红卫兵的冲击。 8 月 3 日蒋调遣军队进攻南昌。起义军陆续撤出南昌。这支革命队伍是“按计划撤离的”。周恩来早已作好了撤离的准备。“但我经验不足。我的革命生涯是在国外开始的，知识有限，而且都是来自书本，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利用我们的胜利，也不懂得撤退的策略。”撤离南昌的决定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以后在党的一些核心会议中又提了出来。那时周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每一次失误都要搬出来审查一番，有时对周充满着敌意。”我觉得主要错误是没有留在那里……不应该把军队撤出来。如果留在那里，开展农村革命，就有可能壮大我们的力量。可是南昌起义后，我们一直开到了汕头。”(20) 8 月 7 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下台。只有 20 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是其中之一。毛对自己能为抛开陈独秀出力感到很满意。周恩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读了会议报告后却不太高兴。会议没让陈独秀露面，也没让他为自己辩护。在周的一生中，都力图以尊严、理性而不夹杂感情色彩的方式处理党内斗争，但似乎别人并没有效仿他的榜样。陈独秀成了共产国际笨拙无能、斯大林判断上严重失误的替罪羊，当然就不能给他机会辩护了。 会议同意毛在湖南发动一次农民暴动。这次暴动被称为秋收起义，是一次失败的壮举。毛率领他的余部上了湘赣交界处的井冈山。他在那里按照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军的模式建立了一个山寨要塞。这次失败的起义反而成了一次创造性的突破，因为共产党的第一个农村游击队根据地由此诞生了。这个小小的开端逐渐发展成宏伟的战略，并在 20 多年后，使共产党赢得了胜利。(21) 离开南昌的部队分为两路。朱德、陈毅和林彪向西南撤退，经过儿个月的跋涉，于 1928 年 4 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汇合。周恩来，叶挺、李立三、聂荣臻、贺龙、张国焘和诗人郭沫若，则向南进攻汕头港。要到汕头，他们一路上必须与沿途数不清的军阀激战。农民对他们抱有敌意，士兵中不断有人因疟疾而死亡。不过，他们终于在 9 月 24 日攻占汕头。周在 1925 年就夺取过这个城市并负责那里的工作，还在那里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对这一地区可谓了如指掌。随他来汕头的不足两千人的队伍在这里露宿了一个星期。恩来还参加了一次欢迎大会，并作了演讲，坐在他身边的有贺龙和叶挺。29 日，出现了外国舰艇。载着蒋介石人马的英国船只露面了。四个军阀的军队同时向周的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汕头只好放弃，这支弹尽粮绝的小部队向西撤退。周说，他们准备在海陆丰的农民根据地重新进行整编，这个根据地是一位名叫彭湃的年轻革命者在有坚实公社传统的几个村子基础上创建的。 周把他的同事们召集到流沙村，这里有一座供奉天后的庙，天后是庇护渔民的海神。剩下的人员已不足八百。“从现在起我们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号了。你们谁对改换旗号有疑虑的，可以离开。”贺龙说：“我留下。”郭沫若说：“我留下。”郭在这年 8 月加入了国产党，贺在 9 月也入了党。有人回忆说这次在天后庙里为他们举行了宣誓仪式。说当时恩来正发高烧，在两个星期里闹了两次疟疾。他站在天后神像前，领读誓同，由于激动和体弱，他声音有些发颤。在一切似乎都已成为泡影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表明毫不动摇的奉献决心的庄严时刻。 会后，周恩来告诉李立三和张国煮，让他们回上海向中央汇报。这一次，共产党又是在上海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找到庇护所。周自己和其他人则留下来和士兵们在一起。“我不知道多少人能够活下来，但我应该留下来。”从汕头撤退的过程中，他们丢失了积攒起来的两箱大洋和黄金。刘泊承、郭沫若等乘小渔船设法到了香港，并分头回到上海。周恩来带病和时挺、聂荣臻继续向海陆丰进发。他身体太虚了，只好用担架抬着走。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他们到了海陆丰，周被送到当地一位医生那里，医生给他吃了奎宁。几天后他们租到一艘舢板，顶着风浪把周送到香港。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很诙谐地讲述了这段海上之行。(22) 周恩来到香港后，住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一处住所养病。不久，他们分头回到上海。周是 11 月上旬抵沪的。 注释 ① 有关中国工人的状况，当时已有许多书进行了介绍。参见路易艾黎著《中国岁月》，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路易艾黎当时在上海担任工厂检查员。 ② 周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在同一大楼里。 ③ 赵世炎（1901—1927）四川人。1920 年 5 月赴法。1921 年 2 月至 1923年与周在一起工作。1923 年赴莫斯科，1924 年回国，在上海负责工会工作。1927 年 7 月被捕牺牲。 ④ 罗亦农（1902—1928）湖南人。1920 年在上海协助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早年在沪生活。1921 年赴苏，1925 年回国。1928 年 4 月被捕牺牲。 ⑤⑦ 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⑥ 《共产国际中的中国问题》，斯大林的讲话保密多年。 ⑨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人，诗人、翻译家、剧作家及考古学家。翻译法国诗歌、介绍”新潮”无韵诗、翻译《惠特曼诗集》。1923 年在广州参加孙中山政府，1924 年与周恩来相识。有关生平见克莱恩和克拉克所作传记及郭氏自传，法文版，1970 年巴黎加利玛出版社。 ⑩ 作者 1956 年、1964 年和 1969 年三次采访郭沫若。会见在北京的作协及郭氏家中进行。 ⑩ 见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11)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美国知名左翼作家、记者。1970 年在北京去世，葬于北京，参见她所著《中国众生》（纽约康纳德—麦卡恩出版社）及《我改变了世界观》。书中有关于这段时期十分珍贵的回忆录。 (12)瞿秋白（1899—1935）江苏人。一度就读于北京大学，受李大钊影响。1920 年作为中国左翼报纸《晨报》的特派记者赴莫斯科，精通俄国语言文学，在苏常驻三年。参见克莱恩和克拉克所著《名人传记词典》。 (13)张国焘（1897—1979）1921 年 7 月出席中共一大的 12 人之一。1921年 10 月出国赴莫斯科学习。见克莱恩和克拉克著《名人传记词典》。 (14)与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成员座谈。周早年在创建共产党情报部门及组织地下工作方面所做的工作一直十分神秘。有关周生平中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参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15)有关冯玉祥轶事，参见韩素音著《伤残的树》，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公司出版。有关汪精卫去郑州见冯所乘列车的轶事，参见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的文章。 (16)见 1972 年和 1973 年作者在纽约采访鲁茨主教之子约翰麦克库克鲁茨谈话记录。作者与约麦鲁茨之姊哈登女士谈话录。作者对鲁茨提供的有关周恩来的材料深表谢意。参见约翰麦克库克鲁茨著《周》，纽约杜博迪出版社 1968 年出版。(17)见已故佩西陈是孙中山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之子，1927 年陈负责驾车送鲍罗廷和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经中国内地去苏联。 (18)很多人证实周的记忆超群。直到晚年，他还保持着准确记住每件事每个人的具体细节的天才。 (19)哥老会，又叫袍哥会，是中国西部和西北最大的秘密帮会之一。青红帮主要控制上海，而哥老会则控制内地五省。 (20)见周恩来由南昌至汕头的路线图。 (21)见韩素音著《早晨的洪流——毛泽东的一生》，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公司出版。 (22)《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 年出版。 第六章 整顿恢复党组织——伍豪之剑（1928—1931） ——1927 年 11 月周恩来到达上海，奉命负责党和军队的整顿工作 ——1928 年 5 月赴莫斯科参加第六次党代表大会 ——1928 年—1930 年平息党组织内的宗派主义和变节浪潮 ——发展秘密情报交通网和地下组织，打入国民党组织 ——命令分散红军成小股游击队散入乡村根据地但遭到毛的抵制 ——1929 年 8 周陈毅向周报告毛的根据地情况，周撤回命令 ——1930 年 3 月赴莫斯科 ——1930 年 12 月李立三被赶下台，周遭到批评 ——国际路线派统治了党 ——1931 年 4 月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 ——对顾顺章家人的惩处 ——1931 年 12 月上旬离沪，1931 年 12 月底抵达毛的新根据地 一场又一场灾难几乎毁灭了他们的党，但他们仍是争吵不休，对理论学说的迷恋丝毫未减。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知识分子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攻讦，为自己——或应说是共产国际的——失败寻找理由，尽管这些年青人空泛议论，但他们中很多人不乏勇气，有些人则愿为信仰英勇就义。 临时代替陈独秀当总书记的是脾气暴躁的诗人瞿秋白①。周恩来一到上海就因南昌起义失败而面临非议。但是到了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周去做。重振这个士气低落、失血过多的党的任务落到他的身上。“一有工作便落在他肩上，一出差错便责备他，但他从未表现出气愤……。”② 没有军队，党就无法生存。“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战略家孙子在他的《孙子兵法》③一书中的教诲。孙子的观点用毛泽东简明扼要的活来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需有一个军事工具。这个观点此时已被完全接受了，周彼指派负责行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工作。因此，他在党的组织部和军事委员会里地位显赫。这时，党和军队已合为一体，对它们进行的恐怖镇压反而使两者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1928 到 1931 年间的情况有些模糊不清，因为党转入地下，对隐蔽活动不易清晰描述。关于这凡年间周的活动，长期来事实与“神话”混杂在一起，难辨真伪。虽然许多事件仍然不清楚，但现在总还可以叙述得比以前更准确一些。当时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共产国际坚持认为全中国处于“革命高潮”，而这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共产国际新近派来的顾问罗米那兹说必须酝酿起义。周没有表示异议。有一段时间他也接受了对局势的这种看法。因而在 12 月又发生了一场悲剧。 过去丢掉的羊城广州现在必须夺回，并且在那里建立一个“公社”。这就是经罗米那兹解释的莫斯科指示。也许这是因为斯大林想证实他不象托洛茨基指责的那样“向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投降，所以要再次牺牲中国同志……。 这次尝试的指挥权交到了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 27 岁的德国人海因茨纽曼手中。其实，无知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所有顾问的特点。 时剑英在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时曾组织过一些军官、学员团体。1927年 7 月，为了使他们免遭杀害，他把他们转移出武汉。只要他们的秘密党员身份还没有暴露，在广州还是比较安全的。叶感到要建立新的红军，这些学员是宝贵的人力来源，这时应该让他们离开广州，到更隐蔽的地区去组建红军。④当年 11 月，趁粤桂两派军阀之间发生战争，广州空虚之机，叶剑英、叶挺、张太雷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强敌反扑时，时挺主张撇出广州，叶剑英想让参加起义的军官脱身去城外参加革命部队。二叶的主张遭到纽曼的反对。1944 年周在给学党史的青年学员讲课时回忆说：“纽曼大骂时挺……说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⑤ 两个姓叶的反对纽曼能起什么作用？没用。于是，他们英勇地奔赴战场。为首的军阀不在省城，于是广州有三天变成了“公社”。周写道，“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然而军阀回来了，很多人在城里无法逃脱而被捕。 在这次灾难中，几十名与中国同志并肩作战的越南革命者遇难了。后来周恩来和胡志明一起去为他们扫墓。 周讲到，叶挺被认为应对这次失败负责，1928 年初当他去莫斯科时“没有人理他”。叶挺是一位为理想抛弃了财产与舒适生活的人。在这样处境中他离开了党，去德国住了几年。直到抗战前夕周请他，他再次拿起武器为革命而战斗。 好象血还流得不够多，又派李立三到广州去调查情况。那里有一些幸存者，李立三想以起义失败为由，“严厉惩处”他们。周恩来表示反对。指出李当时“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地想想暴动时的困难……。”周说：“对这些同志的严厉处罚是不对的。” 1928 年 2 月，共产国际改变了其“路线”及对中国的整个看法。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全国还未出现革命运动新高潮；对纽曼在广州起义中的具体指导提出批评，对起义本身给予高度评价。两个月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但是谁也不能说斯大林或共产国际错了。犯错误的只能是那些执行了过去的注定要失败的政策，而且已遭到失败的人们。 低潮这个词是委婉的。党几乎被毁灭了。1927 年 1 月有约 58000 名党员，到 12 月已不足 10000 名。剩下的党员队伍也被变节和背叛搞得四分五裂。周恩来冷冷地说：“党员自首或出卖同志的事例增多了。”蒋介石组建了一支有效的秘密警察队伍。他们无情追捕任何一名有共党嫌疑的人。叛徒和告密者受到重赏，并得到肥缺。对被捕的嫌疑犯施以非人的折磨。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小集团主义和派系主义遍及整个中国社会，在党的知识分子中也同样盛行。他们沉醉于冗长的辩论，这对纪律并不有利，而且，对一个每天处在残忍而强大的警察威胁之下的团体，也无助于保守秘密。 只有无情的纪律才能制止迅速蔓延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叛变行为。当然，又是指定周恩来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他没有搞个人小集团，也不拉帮结派，而且他不偏不倚，冷静镇定，是个“铁人”，得到大家的信任 6 这时，他为重新整顿和恢复各地的党组织，就要创立一个严密的组织——“特别部门”或称特科。 特科除负责保卫中央，收集情报外，还管理电台，惩处叛变者。 周在巴黎时就养成了保密这个习惯，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这时保密成了共产党秘密组织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时发展起来的领导力量基本在上层。情报仅限于少数人知道，下层只管相信和服从。 在那些危险的日子里这是必要的，因为当时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警惕和保密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使用的方法却接近中国几世纪来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虽然那时可能并没注意到两者间的相似之处。 接下来是渗透。对许多艺术、教育和文化界组织进行了渗透，并获得了某些成功。上海正在开展一场左翼文化运动。虽然他们执行的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关门主义政策，但对联络感情、广交朋友颇为有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不少诗人和作家。1930 年左翼作家联盟创立之时，已有周的特科人员在该组织中工作。⑥ 建立特科反映出周性格的另一面，这与他不可否认的热诚和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截然不同。这个周冷酷无情，通过行刑队来伸张正义……实行铁的纪律……。 研究周恩来的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必须有人来做这项工作，不然党就会被毁灭了。” 特科不仅惩处变节的党员，还袭击他的家庭和任何保护变节者的人。收集情报的技术是一流的。周建立了一个情报网，如同蛛网疏而不漏，控制极严，而且单线联系——参加的任何一个人只能同另一名党员接触。在蒋介石的政府机构、下属各部和军队及与蒋结盟的军阀部队里，直至邮政局、电报及电话局等公共设施中都深藏着各种联络点、分支机构、地下工作者……。各种各样的告密者，有的连自己部不知道在告密。这是一个分布广泛的扇形网，通过同学、家庭关系和同乡会吸收成员。一小批通讯员和交通员为党的人员疏散和撤离安排安全的路线。熊向晖⑦对我说：“我们最有效的基层组织就在蒋介石自己的警察内部……他们工资低，所以他们给我们通风报信。”熊本人曾在周的领导下当了十多年的地下工作者。 很多极普通的协会成了隐蔽和收集情报的地方，其中有史学研究会、音乐协会、体育俱乐部，甚至圣经朗诵班。周在理发店里也安插了人，那里成了易于传递信息的地方。有许多关于那几年的回忆录，包括我的朋友、剧作家和电影导演夏衍⑧和作家周扬⑨写的回忆录。当时他们两位都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夏衍对我说，“但是作家于这种事不太在行，1933 年有五位作家被蒋介石的警察活埋了。” 周制定了保密法，“这是一条纪律。绝对保密。每个党组织必须学会保密。没有保密就没有安全。”特科扩大了，设立了几个部门。特科中有李克农⑩这样的人。因为他有一张和蔼可亲的圆脸，后来人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称他为弥勒佛。还有康生(11)，此人后来在中国成了最让人害怕也最让人痛恨的人，并且是周恩来的眼中钉。康生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1927 年 4 月大屠杀时，他扮成公共电车售票员才得以逃脱。 纪律，配合，革命中的职业化。周恩来从他在朝廷里当官的先人那里继承了职业文官应具备的才能，并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努力地提高这种才能。这时，无论在党的公开活动或是其更重要的地下生活中，他都制定规则，检查执行情况，建立有效机构并坚决反对非职业化的做法。周还负责党的军事建设。在这方面，他考虑的仍是夺取城市，而不是农村中的巨大力量。但他在指导各地扩大红军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方面作过大量工作。几年之后他更认识到什么是推动中国这个人海的真正力量。 那些年进行的军事建设也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分歧。1928 年初，当时“高潮”理论还在盛行，周答应了贺龙——这条迷人的龙——回湘鄂西重建队伍的请求。他带了很少几个人，据说其中有的是哥老会成员。这就证明了党暗地里接受秘密的帮会成员，但从未公开承认过这样做。后来贺龙领导下的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处，日益壮大起来。控制各省的军阀担心在省交界地区发生冲突，所以边缘地带少有巡逻。那时，毛在井冈山据点，4 月间与朱德、陈毅以及林彪的部队汇合后力量加强。农村根据地生存下来了，到 1930 年共有十几个。 周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把这些分散的根据地置于中央的统一指挥之下。因此，一个严密、安全的通讯网是十分重要的。他为中央起草了一个通告，指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和红军的重要意义(12)。然而，培训军事教员和政治教员很成问题。一支革命军队不应该仅是一群散漫的游击队员、饥饿的农民和社会下层贫民。周就此事给贺龙的信可以说明这一点。“你们军事人才缺乏，我们亦久想多派军事工作同志到你们那边工作，不过因为交通的阻碍，你们的驻防地又无一定，所以尚未派人去。”他再次敦促要严守秘密。“……在革命空气高涨的时候，很容易把一切组织公开，而不保留一部分秘密组织。乃至游击队一走，一切组织随之瓦解甚至一切革命的群众，都要牺牲于清乡军的白色恐怖之下。这无异于自己向敌人告密。”(13) 自 1928 年至 1929 年间，周的关于军队组织的详细信件和指示都坚持职业化。其中没有空话，没有预言，没有教条的宣传。这些年，他也努力争取在党的会议上能更自由地讨论政治问题。“应尽一切努力讨论党的所有政治问题，鼓励全体同志自由发表意见。”由于他未能使同志们都可以自由探讨，甚至偶尔反对共产国际强加的路线，他显然有受到约束和牵制的感觉。然而，那时候莫斯科不仅是智慧的源泉，而且对处于逆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是唯一的资金和装备来源。 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1928 年夏，在共产国际建议下，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而不是在中国召开的。这样做似乎言之有理：为了安全、保密。但这也是因为，在 1927 年的灾难之后，莫斯科想要重新控制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和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玩商夫妇乘船从上海前往大连。在大连，周遇上了警探，这些警探觉得他面熟，产生了怀疑。周的照片已被广为散发，并且还悬赏要他的头。他设法说服警探放他走，然后去东北，看望了他的伯父贻庚和在沈阳的弟弟恩寿，接着去哈尔滨看望他的另一个弟弟恩溥。恩寿曾在广州和他一起呆过一段时间。但是两个弟弟都没有成为党员。 斯大林在莫斯科接待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立三、周恩来、翟秋白，并且把他们教训了一顿。现在没有革命高潮。李立三斗胆争辩道：“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打断了他：“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斯大林已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获胜，这时关心的是日本侵吞满洲，特别是侵吞那条早在沙皇时代就由中苏政府共有的满洲铁路。中国共产党在满洲可能有用，因此不能削弱其力量，在中国同志中间必须消除托洛茨基主义。1929 年，学者陈独秀被当作托派驱逐出党。苏联特别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是由一个名叫刘少奇(14)的高个子、大鼻子的湖南人控制的。刘已证明自己有组织工人的能力，这一素质对莫斯科来说是重要的。 在六大上又出现了常见的争吵和谩骂。受批评最多的是李立三，说他犯有左倾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周则受到布哈林的斥责。“你本应能更好地估计你们在南昌的人的实力的。”周接受了这番话，然后提出了广州公社惨败这件事。俄国人同意是纽曼犯了错误……。 在莫斯科有大约 40 名孤儿。他们是在蒋的大屠杀中遇难的革命者的孩子。邓颖超和蔡畅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花了很多时间去关怀他们在寄宿学校里的生活。周在莫斯科期间讲课，也听课。他也许从克格勃那里学了些东西，有助于健全特科。他没有象李立三和瞿秋白那样去争论，找理由开脱责任。他开怀大笑，他跳舞，还能大杯大杯地喝伏特加酒，在莫斯科大学他参与审理了王明等人控告的所谓“江浙同乡会”案。在那里上学的青年中有他的敌人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5)。他是在 1924 年由父亲带到莫斯科的。经国激烈地谴责他的父亲。孝子周恩来建议他说：“那好，但别忘了常给他写信……” 据说周从莫斯科去了德国和法国。他的活动没有记载，只是德共报纸上刊登过一篇他的文章。他于 10 月返回中国。瞿秋白被免了职，留在苏联“学习”还作中共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是被搁在一边的委婉说法——在莫斯科期间，他还编篡了一本中一西里尔文词典。李立三、周恩来和一个搞工会工作的船工向忠发被指定来领导党，向在名义上是党的主席。共产国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没有工人阶级的代表。一贯直言不讳的瞿秋白抗议说，“可是我们的工人是文言。”共产国际却不以为然。领导人中必须要有无产阶级。史学家金先生说，”那时候党内有敌视知识分子的情绪。”(16)他指出周的讲话就反映了这种倾向。向忠发的任期短暂。他被蒋的秘密警察抓获，为了活命公开脱离了党。但这没能帮他的忙。他不是知识分子，可以随意处置。1931 年他被处决了。 六大加强了周的力量，这时他可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内那些顽固的派系了。为解决北方的顺直省委的长期纠纷，周去天津，然后去北京。对解决顺直问题，周在常委会上强调”主要的还是政治的说服”，”不应是两条路线”。他认为很多派系是在个人恩怨或对家族忠诚基础上形成的。极少数有权力欲的人利用了这一点……。后来，这件事解决了，但解决得不容易(17)。 在上海，对中央领导人的权威还有来自其它方面的挑战，包括党的江苏省委。在周恩来去北方期间，向忠发、李立三与江苏省委发生争执，向、李决定由中央兼江苏省委。周回到上海，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表示不同意这个决定。他更知道如何对付那些不服从上级领导的人。他分头做工作使这些人回心转意后，撤销了李立三的决定。解决了江苏问题之后，周建立了干部培训学校。一班不超过 10 至 20 人，培训一、二个月。这些干部再由上海的中央派到各省去任教。周恩来说：“总的来说，党内马克思主义知识水平相当低。”在基层和新党员中文盲率高。怎么能教会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复杂的理论呢？除了这个困难之外，在蒋介石统治的日子里，三人以上的聚会是被禁止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能上课？ 这时，中共中央，也包括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冲突。中央和周为首的军事部坚持认为在农村不应有大根据地。这不仅因为大根据地会引起敌人注意，而且因为当时中央和周本人在总的观念上是认为以城市为中心才能长期存在。因此，根据地必须保持易于转移，规模小到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六大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研究。毛泽东也许是党内唯一的一个不着眼于城市的人，他设计了一项基于中国现实的重大战略。群众不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工人——在三亿五千多万人口中仅占不到三百万，而是占人口 85％的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努力把农民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然而，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却认为这种农村根据地有导致割据的危险，容易被敌人消灭，还会妨碍老百姓的利益。所以，1929 年 2 月，周代表中央起草了致毛等人的信，命令朱德和毛领导的军队应该“分散”成独立的分队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并要毛和朱离开红军到中央工作。毛的习惯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信件、指令和命令一概不作回答。“它们往往完全自相矛盾……一个指示叫我干这个，说这是最正确的政策，一个月之后下一个指示告诉我的内容恰恰相反……” 1928 年冬，井冈山根据地缺乏食品和供给，并遭到军阀的进攻。毛和朱德突围出来，经过几次战斗，他们在福建和江西两省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后来它成为党的最重要的根据地。毛和朱德对周的“分散”命令置之不理。两个月后毛、朱德和陈毅又接到命令要他们派人来上海。毛傲慢地回信说，中央二月来信对形势的估计悲观，分散红军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表示不同意朱、毛离开队伍。周生了气，但没有发作。他坚持说第四军应有一名“靠得住的代表”来上海参加军事会议讨论问题。李立三对毛从来没有好感，他力求通过一项命令让毛和朱德降级。周劝说：”让我们先听听。”8 月，陈毅到达上海，周看到老朋友很高兴。他问：“你们根据地有没有足球场？”陈毅向周绘声绘色地介绍了根据地是如何管理的，周把这些情况编入了《军事通讯》创刊号，发给在其它根据地的红军单位(18)。编者按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所有党支部和红军单位都应该学习。”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承认二月给红四军的信中提出的红军应分散的观点“是有些毛病”。同时，他还领导解决了使毛泽东留在红四军领导岗位上的问题。陈毅准备回根据地的时候，周对他说：“请告诉泽东同志继续任职。”这时，他已经懂得新的战略。“必须先有农村红军，而后再夺取城市政权……。” 地下工作十分艰难。周恩来和邓颖超不断地换住处，改装束。“我们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从未超过一个月。”(19)周是蒋的秘密警察通缉的首要人物。蒋的许多当过黄埔军校学员的军官对周的脸都十分熟悉。周有时留胡子，有时刮掉，加上山羊胡，改变眉毛形状、步态和嗓音。他曾短暂地受过演员（女角）的训练，这派上了用场。他只在凌晨 4 点半左右上街早上 7 点回来。他认识每一条称为“里弄”的小巷。他真是吉星高照。他去天津解决党内分歧时还拜访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没有告发周恩来。 周夫妇和伯父贻谦一起住了三星期。贻谦是周家唯一日子过得富裕的人，住在西摩路。他们过了几天悠闲的日子。周热衷于包汤圆，烧绍兴菜。贻谦的妻子对她的儿媳说：”他比你们女孩子还会烧菜。”他还参与了家事，试图让他的堂弟恩霔和妻子重归于好。因为恩霔过于喜爱某位戏剧名角，他的妻子十分气恼。周恩来建议她说：“你应该和丈夫一起去看戏。”“但是我讨厌那些表演。”周热爱戏剧，但因为怕被认出来，再不能去听场戏或看场话剧了。已故祖父周攀龙百年生日时，是周当的司仪，因为他是长孙。 贻谦伯父对他钟爱的侄子说：“你真应该有个好点的工作。”贻谦以为他在商界当职员。“你多才多艺。”恩来谦逊地微笑着说：“也许有一天情形会好一些。” 在邓颖超身上可以看到紧张生活造成的后果。焦虑，不断地搬家，“早上从不知道我们晚上能不能再见。”她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在北京的时候，她就患了肺结核。这病似乎潜伏了一段时间，这时又来侵扰她了。她母亲住在法租界一幢安全的房子里，以她的名义登记，实际上房子是党使用的。人们认为她是位富裕的孀妇，通晓中医。她成了党的一名得力的交通员。蔡和森和蔡畅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以及其他一些上了年纪、看起来有身份的妇女也是这样。 宋庆龄也在上海，住在莫利哀路的一幢房子里(20)。秘密警察一直监视着这所房子，周从末去看过她。但是他与一些欧美人士以及象路易艾黎这样的同情者有联系。莫利哀路的房子是那些持自由派观点的中国和西方的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在这里肖伯纳会见了鲁迅，哈罗德艾萨克斯、文森特希恩和阿格尼丝史沫特莱，造访了著名的孙中山夫人，并且留下来品茶。这些来访的西方人中有几位成了党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看到周围的不公正现象，觉得应尽力去帮助持不同政见的声音。他们购买无线电台和设备，传递信息、信件，送交资金。我的一位比利时商人朋友 F达尔曼帮助党进行金银交易。他仍记得从事秘密交易的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21) 1930 年，从不安分的李立三充满了立即采取行动的愿望，他宣布起义“高潮”开始了。那时，蒋介石正在奋力乎息冯玉祥等军阀盟友的叛乱。李立三说，在一省或几省建立共产党政权的时候来到了。作家夏衍当时积极参加了左翼作家组织的活动，他记得李立三在上海马路上组织“飞行集会”的情景。在反应淡漠的市民中一小群人呼着口号游行，当然这只能导致更多的屠杀。李立三还命令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去夺取湖南省省会长沙。毛抗议、争辩，但无济于事。他必须服从，这次军事行动当然也失败了。李立三没有就此罢休，几周后又拟出一个夺取武汉的计划。他引了一行古诗“饮马长江。”周恩来那时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自六大以来的工作。从信中得知李立三的计划，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于是，李立三又想出另一项重大计划。至少要拿下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周在莫斯科对俄国人说：“李立三一定是疯了。” 周到莫斯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解决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争论等问题。斯大林不喜欢中国人处理事务的方式。然而，最重要的是，苏联和中国共有的中国满洲铁路遭到袭击，这使他感到忧虑。这一年，日本对满洲的野心已公开化，导致了对铁路的袭击。苏联总是害怕腹背受敌，感到既受到西方列强的威胁，又受到日本的威胁。他们害怕日本长驱直入西怕利亚。而蒋介石与日本关系亲密，并且他完全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犯。这使斯大林决定利用中国共产党这支力量来防止苏联在远东的利益遭到打击。 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是由身材瘦长、精明能干、大鼻子的刘少奇领导的，他负责组织满洲铁路工人罢工，并制订了一旦日本大举进攻时的应急计划。斯大林命令共产国际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俄国人的完全控制之下。那时候周在莫斯科，受到良好的接待，但是虽然他同李立三观点相悖，却还为他说话，这样俄国人就不可能挑选他为他们理想的代言人。而在莫斯科接受训练的一批青年学生当时正准备回中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决定让这批人回去掌仪，接管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为李立三说情。“也许立三同志的确有左倾偏差，”但周不想推fan他，主张给他认识错误的机会。周说，进行批评时必须讲究方法、要客观，“而且不掺杂个人恩怨……。我也犯过很多错误。”他这样做颇为仗义，因为很少有“同志”能为自己的同事出头讲话的。“我们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立三同志在意识形态的解释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但是仅仅重复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周凭借他的机敏、知识和勇气去斗争。他赞扬毛在新开辟的根据地实行的“富农”政策。“假如我们对富农不好，中农就会更加动摇。当前，我们不能疏远中农。”但是他的这番说理并未使他同共产国际训练出来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年青人建立亲密关系。“周是个妥协分子。”斯大林正在苏联消灭富农，他对富农的捉法更被认为是挑衅性的。 周回到上海后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做了一个重要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这是篇杰作，被西方汉学家们称为少山报告(22)。少山是他在上海时用的一个假名。报告令人信服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指出“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瞿秋白同周一道回到中国。他已在莫斯科苦干二年，编篡词典。共产国际已经认定周不是它的人。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一封信，揭露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及其正确的政策，指责李犯了路线错误，这一罪名不轻。而周则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显然，这是由莫斯科培训出来的那群年青人促成的。他们这时已回到中国，正在对党的领导提出批评。12 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巴威尔米夫抵沪。此人举止粗鲁，他坚持要开六届四中全会，还要坐在主持人的位子上。1931 年 1 月的一个严寒的冬日，在没有生火的房间里，开会的人踡缩在自己的大衣里，吹着冻僵了的手指。周突出地坐在李立三的拥护者和那些受共产国际宠爱的人中间。会上双方明争暗斗，然而这批新人占了上风，强行通过了米夫起草的一项反对李立三的决议，指责李犯了“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周也因替他说话而受到指责。周还在会上印发了在三中全会上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表示欢迎批评他的错误。李立三的一些从前的支持者见风使舵，明显地表现出对新领导班子的顺从。其中就有康生，这个戴眼镜、一口坏牙的人在上海曾装扮成电车售票员逃过了大屠杀。 曾有一种说法。称一批在莫斯科留学的年轻人为“28 个半”(23)，因为有一个很快离开了。共产国际则把他们称为“国际路线派”。他们中为首的是王明。1931 年他刚 27 岁。他的副手是 24 岁的博古。(24)他们的言行都是以“国际团结”为转移的，也就意味着莫斯科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时的中国党必须“彻底布尔什维克化”，各级都要进行改组。接睡而来的是大规模清洗，党员干部被降级、调离或恣意处死。还任命了政委，让他们带领工作队到各个党支部和小的军事根据地去推行“布尔什维克化”，清除象李立三那样的“右倾分子”。特科真正的权力这时落到了康生手中。这时康生已经站到“28 个半布尔什维克”一边了。他引以为荣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份出版物同期登载了他的文章和王明的文章。两人文章的同时出现确保康生在特科中强有力的地位。 “这些小子算老几？我们为革命打仗的时候，他们还在吃奶呢……。”党内的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反对 28 人的派系形成了。这个派系全部36 名成员都被出卖给了国民党，其中 23 人被处决。是谁这么能告密？“康生”，胆战心惊的党员们悄声议论。 后来，毛泽东把巴威尔米夫的这次行动称为“伏击”，他还一直把这个政治局称为“临时”政治局。周恩来自愿要求去毛泽东的根据地，但那年春天没有准许他去。他几乎丢失了在军委和政治局的位子，然而由于有 18人不同意，而只有六个投票要解除他的职务，这样，他的地位保住了。“压根儿不能讨论问题……所有重要问题都由巴威尔米夫来拍板。”据说，周对聂荣臻说：“相忍为党。”但是后来他说：“那些是灾难性的年月，好同志成了无谓的牺牲品。” 早在 1927 年，一位英俊的年青人顾顺章加入了党。在上海大屠杀时期，他曾努力工作，表现英勇，当上了政治局委员。与贺龙、朱德等人一样，顾顺章也曾是秘密帮会的成员，不是哥老会，而是上海的红帮。顾多才多艺，会唱歌，变戏法，能赤手空拳杀人而在死者身上不留任何伤痕。据说，这时他心灰意冷，对党内的变化不满。正是 28 人的到来促使他决定脱党。 新领导班子向各个党支部、根据地派出了政委，任务是清除“地方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一向受共产国际看重的张国焘被派到已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人称鄂豫皖根据地(25)。该根据地横跨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顾顺章奉命为张的旅途安全做安排。他完成任务后回程中，化装成玩杂耍艺人经过武汉时被国民党警察逮捕。他立刻表示要把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但是只对南京的一位高级人士讲。那是个星期五的晚上，武汉警察头子向南京发了封急电。南京的上司不在，正是周恩来安插在警察总部的一位地下工作者(26)接到了这一消息。 这位地下工作者与周在特科里的左膀右臂弥勒佛李克农有联系。李当时在南京工作，一接到这位地下工作者的报告便立即乘火车去上海向周恩来报警。顾顺章完全了解内情，包括安全站、党的领导人藏身地以及联络和供给线。周恩来不得不立刻行动，在聂荣臻、李克农帮助下，安排党的领导人全部隐藏了起来。所有路线全部更改，还向交通员报了警。安全站全撤空了。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几天都没有合眼。”尽管周做出了努力，不少党员还是被捕了，可是“28 个半布尔什维克”倒无一被捕。邓颖超证实说：”许多好朋友被杀了，包括蔡和森(27)。” 她本人、蔡畅和其他一些妇女承担了向家属报警的工作。“但是党不想让我们冒太多险。母亲和我离开了上海。”有一段时间，邓母扮成尼姑藏在杭州的一个尼姑庵里。 据国民党人士说，顾顺章企图刺杀当时在武汉的蒋介石。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坦白了。但是共产党的说法是顾早已决定叛变。他写了一封信。他的家人也参与了阴谋。顾告诉他们，万一他不能得手，他们就把信交给蒋的秘密警察。(28) 顾的全家 12 口人，除了一个 12 岁的小孩之外，全被处死。他们破埋在自家的院子里。尽管顾投靠了国民党，并没有好下场。几年之后，他被蒋的秘密警察杀了。 以后的几个月，党的领导人所在的上海越来越不安全。夏去秋来。日军大学进犯中国北方，1931 年 9 月占领了东北。一年之后，宣布东北为独立的满洲国。中国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傅仪由日本人加冕为满洲国皇帝。 周作为党的军委负责人起草了一份呼吁书，散发给包括蒋介石军队在内的全中国军队，向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建议停战，以便团结抗日。然而周的建议没有得到巴威尔米夫和国际路线派的支持。“又是妥协！跟蒋介石不可能妥协！”国际路线派把满洲被占领看成是对苏联的威胁。1931 年夏天，他们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到了。这个主意是要阻止蒋介石与日本结盟反对苏联。蒋必须先在国内对付共产党。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如期宣告成立，设在毛泽东的根据地江西瑞金。周被选为新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当年 12 月离沪赴苏区。 也在 11 月，上海的儿家报纸登出了悬赏告示，凡是提供导致抓获周恩来的情报者可得高达十万银元赏金。这时周已被认定为伍豪，这是 1919 年他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用的假名。他有时用这个假名，也用其它的假名，如少山。他在管理特科时也用这个名字。此时呈现出来的周并不是那个敏感、智慧、富有人情味的全中国热爱、敬仰的人，而是另一个周：一个无情的人，一个对叛徒判处死刑的人。周组建的精干的袭击队把他们的行动命名为“伍豪之剑”。而伍豪的剑是十分锋利的。 蒋介石深知周极为精明能干。他对秘密警察头子戴笠说：”如果我们抓住了周恩来，整个共产党就会垮台。” 周恩来在上海度过的最后几周里还确保秘密无线电台网运转良好，隐蔽安全。当时接收站设在一幢西方人的房子的屋顶上。他仔细地做了全面检查。有大量档案、积累的资料必须分散隐藏起来。60 年后有些资料才从私人手中收回。 他完成了工作后，启程前往毛泽东的根据地。有人说他化装成了天主教神父（这不大可能），也有人说他打扮成了穆斯林阿訇。周蓄了很浓的黑胡子，乘小船，绕道来到汕头，他于 1925 年和 1927 年曾在这个港口城市战斗过，然后于 1931 年 12 月底抵达毛的根据地。 注释 ① 瞿秋白——见第一部第 5 章。 ② 这些对周性格的评论是完全一致的，流传了几十年。 ③《孙子兵法》据说可追溯到公元前 6 世纪。其最佳英译本为塞缪尔贝格里非思（SamuelBGriffith）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 年出版。 ④1977 年 10 月作者访问叶剑英元帅谈话记录，及作者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座谈记录。 ⑤(13)见《周恩来选集》上卷（英文版），北京外文出版社，1981 年出版。⑥作者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座谈记录。 ⑦熊向晖，1917 年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驻英代办。多次陪同作者在华旅行。20 年间与他多次谈话。 ⑧夏衍，1900 年生。杰出的作家、剧作家、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多年。1956 年起结识作者。见夏衍著《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 年出版。 ⑩ 周扬（1908—1989）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及韩素音丈档。作者与这位作家相识 35 年。 ⑩李克农（1899—1962）周恩来建立情报组织“特科”后，李就在他领导下工作。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11)康生——1898 年生于山东省。曾就读于德、法，在苏联受训两年。见罗杰费里哥特（RogerFaligot）和罗米考弗（RemiKoufer）著《康生》，拉芳（Laffont）出版社，1987 年于巴黎出版。另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12)《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三全扩大会的总结与精神》，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14)刘少奇（1898—1969）生于湖南省。早年在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成为工人领袖。30 年代领导中共华北局，在北京和华北的知识界也颇具影响。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15)蒋经国——蒋介石的长子。在苏联滞留多年。1937 年回国。其父死后，在台湾任总统。1988 年去世。 (16)(17)(18)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19)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20)见路易艾黎著《90 岁时回忆我在中国的岁月》及同作者的谈话。韩素音文档。 (21)夏衍追忆及韩素音笔记和谈话记录。 (22)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布兰特、施瓦茨和费正清（C.Brondt,Schwartz 和 Fairbank）著《中共文献史》，贾罗尔德（Jarrold）父子出版社，1952 年于诺威奇（Norwich）出版。 (23)指 28 个半布尔什维克。“半”是指一名难以描述的党员，他很快离开了这一批人，没有参与他们的活动。 (24)王明，即陈绍禹。博古，即秦邦宪。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25)鄂豫皖根据地。见地图，是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之外的红军主要根据地之一，其主要指挥官之一是徐向前。 (26)地下工作者的名字叫钱壮飞。 (27)蔡和森之死。蔡被派赴香港指导那里党的工作，被英国警察捕获后移交给蒋的秘密警察。1931 年底遭杀害。见《名人传记词典》。 (28)关于顾的信，作者曾询问是否还保存着，答复是否定的。 第七章 推举毛泽东（1931—1935） ——1931 年 12 月底周抵达瑞金根据地 ——1932 年 7 月推荐毛担任军职 ——1932—1933 年一度受王明和共产国际制订的军事路线影响；第四次反“围剿”虽以蒋的失败告终，但由于人力损失很大，周开始对这一路线产主疑虑 ——1932—1933 年间中共临时中央在根据地推行的“布尔什维克化”使商人和一部分农民产主了对立情绪 ——1933 年秋，共产国际派奥托布劳恩（又名李德）来加强贯彻执行“布尔什维克化”政策 ——1933—1934 年蒋介石在反动将领们的帮助下进行第五次“围剿”，取得成功 ——1934 年夏，博古筹决定撤离根据地 ——1934 年 10 月，开始长征 ——1934 年，长征途中发生意见分歧 ——1934 年 12 周目开黎平会议，周要求毛发言并接受毛的意见，向贵州省的遵义进发——1935 年 1 月红军到达遵义 离开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在福建和江西省的交界地区建立了游击队根据地。这是一片肥沃、水源丰富的土地，到 1931 年，这片根据地包括 21 个县，方圆 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50 万。这里有一些风光明媚的小城镇，其中最大的是瑞金，有 2 万人。这个地区因为有锡矿，是商贾必经之地。自 1930年底起，蒋介石对瑞金根据地发动的“围剿”已不下三次。第一次，他的 10万人马碰上了毛泽东爱用的捉摸不定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分割包围，骚扰敌人，攻其不备，夜间袭击……。”蒋介石吃了败仗。1931 年 4 月，蒋的国防部长率领 20 万人进行的第二次“围剿”同样以失败而告终。第三次“围剿”于 1931 年 7 月开始，但在 9 月间日本占须了满洲，与蒋同盟的一些军阀拒绝继续打内战。事实上，有一支 17000 多人的军阀部队带着武器、弹药和珍贵的无线电设备投奔了瑞金根据地。 1932 年 1 月，日本人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是蔡廷锴。正是他，1927年 8 月在南昌杀害了他师里的 30 名共产党学员。但他是位爱国者，他率领的19 路军保卫上海，英勇杀敌，激励了中国百万民众。蒋面前一片抗议浪潮，知识界上书请愿，数以千计，要求抗日。蒋的回答是“攘外必先安内”，5月，他继续同日本谈判停火①。他切断了 19 路军的供给，派蔡廷锴去打瑞金根据地。 在后来的两年半里，周恩来的有些作法，及某些公开讲话全然不象一个头脑冷静、秉性公正的领导人。只有在“彻底布尔什维克比”的请洗中，他不断努力减轻镇压手段的残酷性时，我们才能看到那个我们所熟悉的人。然而，他似乎执行了王明一博古集团的一些十分愚蠢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带来的是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根据地，使近 90％的共产党组织和军队遭到破坏。1930 年，周明确主张的凡事要循序渐迸，这时仿佛已荡然无存。 王明夸大其词地说瑞金根据地是“苏区”，这块播种地有一天会变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是，这里同其它地方一样，推行“布尔什维克化”造成了地方上的冲突。12 月，周抵达瑞金后评价了清洗“AB 团”一事。“AB 团”实际上是逼供信的产物，被打成“AB 团”的人被称做fan革命，被认为全是渗透进来的国民党分子。1931 年春，毫不留情地进行清洗。到 12 月，清洗的后果已摆在周的面前。他在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已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现在许多群众不敢与共产党接近”②。 然而，“布尔什维克化”还要进行。作为中央委员会和军委成员的周必须执行这一任务。毛泽东创立了瑞金根据地，在民众中得到广泛的支持。他已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但在党内地位低于周，只是中央政治局的一名候补委员。周到根据地时，可能有人预计会出现对抗，可是周根本没想和毛争威望及权力。相反，1932 年 7 月他给苏区中央局写信，推荐毛出任在瑞金的红军（也称为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周指出，毛泽东同志有丰富经验，应该给他发挥才能的机会。苏区中央局起先同意了，但两个月之后他们又改变了主意，不许毛过问军队。周恩来以及在他推荐毛的建议书上签名的军事指挥员朱德和王稼祥，都只有服从。这时，他们接到的关于军队行动方针的指示与毛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恰恰背道而驰。指示说苏维埃共和国必须有一支强大、勇于作战的职业化军队。必须扩大根据地。必须攻占更大的地盘，夺取更多的城市，结束“被动局面”和“保守主义”。至于地方工作方面，必须根除毛实行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政策”。还要坚决谴责“小农的狭隘思想”。 毛泽东表示反对，但是他在军队和军委里都没有一官半职，只是根据地地方政府的“主席”，而且他这个主席还要受两个副主席的限制，大家知道其中一位副主席是与他意见不和的项英③。 这时的周，态度常常不够明朗，令人难于理解。在后来几个月的沉浮中，从周撰写的热情洋溢的文章和发表的演讲中，再也找不到头脑清晰的他，有的甚至为“彻底布尔什维克化”唱赞歌。是他害怕遭清洗？还是他的确认为应该这样做？ 1933 年，博古来到根据地。这时在国内只逗留了短短一段时间的王明已返回莫斯科了，把他的副手博古留下负责全面工作。王明从莫斯科发回一系列冗长的秘码电报，以此来指挥根据地的一切。 毛称之为“电报闹革命”。电报通过上海的无线电台中转④。只是在 1934年，在上海的中转无线电台被蒋的秘密警察查获，联络中断了。 在瑞金，周负责无线电台工作。在这些电台站里工作的是经过训练的无线电收发报员，他们是难能可贵的无名英雄。这些人的统一代号是“九十九”。“无线电台是我们最重要的通讯方式，没有它就不能与其它根据地联络，我们就得不到消息”。对周来说报务员的生活条件和训练同密码的安全和保密一样重要。他不允许“最细微的疏忽或差错”。他自己的办公室和住处就安排在根据地最大的无线电台站旁边。1936 年埃德加斯诺见到周时，周说：“国民党一次也没能破译我们的密码。” “斗争”，后来按共产党的话来说叫做“两条路线的斗争”，早在 1932年就已在“国际路线派”和毛泽东之间开始了。 毛泽东认为根据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职业化军队。游击队花费少得多，而且作用更大。武装农民不需专门的营地，也不需穿什么军装。他们可以去种田，同农民一起分担农活。毛说，他们在自己的家人和村子里就象是“水里的鱼”。 毛还反对剧烈的上改。他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放过了富农和中农，只集中反对人们最仇恨的、最霸道的地主。他们残酷地进行剥削，人称“老虎”。然而那些纯而又纯的、头脑僵化的国际路线派把这叫作“机会主义”。新土改一开始，毛就预言它将是一场灾难。1937 年，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他们批评我烧杀得不够。” “布尔什维克化”也把来锡矿买锡的商人和贩卖必需品的小贩赶走了。他们被当作资本家受到盘查，货物也被没收了。有时候还把他们当成国民党特务来枪毙。毛在和博古争辩时刻薄地讽刺说：有些人害怕受到社会现实的玷污。而博古则猛烈谴责毛的“小农思想”。那时候周说过什么没有记载。也许，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他也抗议了，但没人听他的。毛并不是孤立的，有人与他站在一起。有一位名叫罗明。还有一位叫邓小平，是矮个子四川人，在巴黎时曾与周恩来合作油印《赤光》杂志。1926 年邓回国。1929 年周派他去广西省建立根据地。 广西游击队根据地为 300 多名越南革命者提供了避难所，胡志明多次到中国时也利用过这个地方。这里原有两个训练营地，但 1931 年遭国民党军队攻占，邓小平率领剩下的部队去了瑞金根据地，他在这里编辑红军报纸。在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争论中，他与毛和罗明站在一起。结果，他和罗明两人部成为重点“斗争”对象，受到公开批判，从一个村拉到另一个村，当作“逃跑退却路线”的可耻典型示众。显然，有人敦促邓的妻子同他离婚，她也真的同他离了婚⑤。周恩来总是充当调和折衷的角色，他试图保护邓、罗二人，1934 年让邓重新做报纸的工作。 但是在讲话中，周没有表示反对临时中央和王明、博古，而也谴责说：“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把夺取一个或几个省看做遥远的而不是眼前的目标，对向外扩展犹豫不决，却派我们的武装同志去村子里搞宣传或为部队募捐，以此来捆住他们的手脚，还不愿直接行动给白区的敌人致命的打击……”。这正是对关键问题的确切描述。可是周恩来为什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也许他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策略，在今后几十年的困难岁月中他将一直使用这一策略，而且运用自如。这一策略就是：表面上不直接对抗，行动中却设法帮助那些遭不公正的谴责的人。 这样做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始终如一、令人钦佩的形象。但是也许周的理由是，他必须象自己儿童时代心目中的英雄韩信那样，为了更好、更值得的时刻而忍受胯下之辱。 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1932 年 2 月 16 日以来，上海几家报纸连日以通栏标题刊登了一篇《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⑥。伍豪就是周恩来。伍豪之剑是个传奇……如果“伍豪”公开叛变，那么使很多党员坚持下去的信念大厦就要发生动摇。有一个时期。失望情绪十分强烈。周从 1931 年 12 月起就在瑞金。他如何能驳斥这一捏造的谣言呢？谣言还是要驳斥的。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先是在中文报纸上以迂回的方式辟谣。后来又聘请一位住在上海的名叫路易斯巴和的法国律师出面交涉，这位律师曾经为陈独秀辩护过。当时陈已被当作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后来被蒋介石逮捕。以周恩来的笔名周少山的名义发表的一项声明否认了这一事件⑥，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在 40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搬了出来攻击周，企图以此证明他曾经当过”叛徒”。 邓颖超和她母亲到了瑞金，两个人都身体虚弱，颖超的身体就更差了，因她备受困苦，精神紧张几乎病倒，而且她的肺结核又复发了。看到她咳出了血，周吓坏了，流下了眼泪。他还记得他的母亲冬儿和嗣母陈氏都死于肺结核。 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很有限，药品奇缺，却有一位令人敬佩的医生傅连暲⑦大夫。他是一位信基督教的码头工人之子。他父亲钦佩特拉法加战役的英国英雄，把他送到福建省长汀的一家亚盛顿医学专科学校里学医。学成后傅连暲办了汀洲福音医院自任院长。1927 年秋，贺龙和叶挺奉周的命令率部队从南昌撤退时，经过这个城市，正是傅救治了伤员。这些人的英勇和信仰感动了他，觉得这些人同他所熟悉的军阀土匪完全不同。这样他开始从基督教改信共产主义，那时在中国的一所基督教大学中许多学生也同样迈出了这一步。傅于 1932 年到达瑞金。他在这里办医院、诊所，还开设了一所护理学校，到 1933 年已有 20 名医生和 300 名护士。他让邓颖超放心，他说：“我自己也得过肺结核，我知道怎么办。”她在床上躺了近 18 个月，只是有时还得露面，去勉励根据地为前线出力的妇女。杨妈妈加入了傅的医疗服务行列，成了医院的宝贵人材，因为很多上年纪的病人更喜欢她的草药，而不喜欢西药。 1933 年 2 月，蒋调动 40 万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3 个月后他与日本签署了停火协议。这次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用的是大兵团伏击歼灭战，而不是游击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他详细记述了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及取得的胜利⑧。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确实相信执行的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月复一月，付出的人力和装备的代价高得惊人，他的热情减退了，开始担忧起来。这时他努力避免“在力量对比悬殊，没有胜利可能的情况下去攻打城市。”在描述一次战斗时他写道，“流血很多……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次教训……。”这时他发现农民越来越不满和不合作。然而无线电台源源不断地传来莫斯科的命令，“九十九”译出电文，周便皱着眉头读，然后一言不发地给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和军队指挥员们传阅。在后来的一篇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口头上仍然为这条路线辩护。“革命的主要任务是用革命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战争……把企图吞食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人民战争……。” 但是蒋介石的力量正在增强。与日本停火给了他集结军队的机会。中国所有的游击队根据地都遭到进攻，很多被占领了。一些丢掉根据地的游击队的余部重新集合起来转移到瑞金，这里的根据地看。上去十分稳固、兴旺发达、坚不可摧。毛泽东静静地在农村进行调查，他报告说农业将大大减产，因为商贩不来了，货物极为匾乏。简言之，根据地困难重重，面临失败的威胁。 1932 年 10 月在距瑞金 50 公里的宁都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⑨。会上，苏区中央局大多数人反对前方军事领导人“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实际上反对“取消主义”，也就是反对毛泽东。他们激烈地呼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有一段时间对毛来说，情况相当严重。他要被降级，驱逐出党。当然驱逐之后，还会加给他更多罪名……很可能会被肉体消灭。 周恩来做出了反应。他拒不同意对毛泽东采取激烈措施。然而他又是奉命对毛进行严厉“批评”的。这些年间，党内一再采用这种习惯做法，任何因偏离党的路线而遭责难的人，不仅受那些谩骂者的批判，也受那些被怀疑同情他的人的批判。周对毛的批评被认为太讲究分寸.他又一次被称为”“调和主义”。周认为，我没有妥协，我只是说话宽厚一些。别人则说：“你包庇不革命的观点。”最后，毛没有被驱逐出党，虽然他仍是根据地主席，却被迫暂时离开了前方。他回到根据地后患疟疾病倒了。 1933 年 6 月，当第四次反“围剿”似乎以胜利结束时，中共中央发来一封关于军事指挥和扩大根据地的冗长的电报，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意见。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聂荣臻反对这些滥发的命令。聂在回忆录中回忆说：”接到’长电”以后，周恩来、朱德和我们各军团在前线的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个计划。但当时在瑞金的临时中央、中央局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根本不接受前线同志们的意见，三令五申，必须执行“长电”。” 莫斯科容不得不同意见，要求完全服从。周复电说：“我们将原则上服从并执行”，但还是加上了反对意见：“有些细节电报里不可能包括进去。”他敦促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拟议中计划的可行性。 自 1933 年初起，根据地就加紧征兵。召开了招募志愿兵的群众大会。以丈量土地为由，让农民离开土地，把他们送上前线。1933 年中，由于收入锐减，肉类粮食匾乏，出现了任意没收。强行征税和进入民宅搜查隐藏黄金的现象。 1933 年 10 月，共产国际专家奥托布劳恩到达瑞金。 奥托市劳恩的中文名字叫李德。他来后成了事实上的军委领导。”他不允许有不同意见……谁也不能发表个人观点……。”他与年轻军官们的关系是对立的。因为他们过去至少能够和上级进行最起码的讨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彭德怀……人人都得服从李德同志。李德同志认为军队要有德国式的纪律，于是便去实施这种纪律。 在此期间，丢失了一次机会。1933 年夏，蔡廷谐想抗日却让他去打共产党。他对担任这种不光彩的角色愤愤不平，于是派了一名使者同红军联络。“我们必须打日本，不是自相残杀……。”周大喜过望，他立即派出红军代表与蔡廷锗的代表会晤。这是一次要抓住的机会，周虽没有正式与已遭贬黜的毛泽东联系，但向他转去了自己与蔡之间的来往电报。会晤在福建省举行，接着又传来佳音说福建省政府宣布脱离蒋介石。能否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呢？这会不会鼓励那些因为蒋一意孤行，对日本的侵略消极被动而不再听从调遣的军阀呢？ 周挑选了一位最敏锐、最老练的地下工作者潘汉年来处理谈判事宜。潘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个富有的香港妻子，还是上海青帮头子杜大耳的朋友。潘来回穿梭，树立了温文有礼的形象。这时无线电台响起了嗒嗒声：中共中央局又发来一封长电，一封带有破坏性的电报，说不能与任何“反动分子”结盟；”中间立场”是不会有的，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周向蔡廷锴发了一封低调的电报，请他坚持，不要丧失勇气。然而蒋的军队长驱直入福建省，蔡只得沉默服从，直到 1949 年才又出现，加入了取得最后胜利的共产党成立的新政府。 如果说共产党根据地里有德国专家，蒋也有阿道夫希特勒派给他的冯法尔肯豪森和冯塞克特。后者是杰出的战略家。“我们要扼死根据地。我只需要 30 万劳工。”他在根据地周围建起了四条碉堡防线，简直是马奇诺防线的翻版。对所有生活必需品实行封锁，特别是盐和铁。没有盐，人就不能活。在哪个村民家里发现了盐，他和他的全家就会被杀掉。在根据地四周的几万户人家的所有工具，包括做饭用的锅和犁头全被没收了⑩。 为了得到盐，根据地的人们甚至煮起了老房子厕所的砖块。每个成人每天的粮食定量降到四盎司。傅连障的医院拥挤不堪，成排尸体从那里拉出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红军还要与酒足饭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后者还配有新式德国枪炮。国民党军队向前推进，每前进一步就建造更多的碉堡来巩固他们的地盘。李德制订了一项建造反碉堡的计划。“不丢失一寸土地”。他还有一个高招，就是在共产党占领区处处设防，“以碉堡对碉堡”，搞“短促突击”。 建造反碉堡计划失败八反而把余下的人力消耗殆尽。根据地从 21 个县缩小到 7 个、6 个、5 个……。蒋的秘密警察抓获了在上海仅存的共产党人，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被切断了。 在 5 月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但当初并没想象后来实际走的那么远，只想撤离并西进，与湖南、湖北省边界根据地的贺龙会师(11)。 但是要离开根据地，军队就必须冲破四道碉堡线。周说：“向西遇到的阻力最小”。在西侧一线驻扎的是军阀陈济棠的军队，他正巧对蒋心怀不满。毫不奇怪，周恩来在陈济棠的随从中安插了地下工作者。经过谈判，陈济棠同意把他的军队从红军冲出根据地西进的道路上后撤 20 公里。 起初，李德反对周的计划，但是到后来他意识到局势难以维系了。10 月2 日，周的建议得到采纳，这次大撤退只有两周准备时间。 博古、李德和周负责撤退。当然又是周来负责干实事，也就是负责后勤。要组织近 10 万人突围是项艰巨的任务。周仔细地为每个部队、每个单位制订了计划。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撤离。大约有 2 万人要留下来做后卫，然后分散成游击队……等待形势发生转机。 怎样决定谁走谁留呢？对于哪位军事干部列入留下者名单，征求了周的意见，其他只向他报个数字。身材削瘦却富于幽默感的陈毅要留下来，他的任务是把根据地变成一个“流动游击区”。博古不同意带上患哮喘病的翟秋白。博古说：“他是多余的人……他行时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诗人翟秋白留了下来。根据地沦陷时，他被捕并惨遭杀害。大约 30 名妇女，包括邓颖超、蔡畅以及一些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的妻子加入撤退的行列。颖超躺在担架上，仍病得很重。她的母亲留了下来。 傅连暲大夫把伤病员留在农民家里，希望他们能得到照顾活下来。但大多数伤病员遭了杀害。留在根据地的还有 12 岁以下的儿童和婴儿。毛泽东丢下了妻子贺子珍生的两个孩子。12 岁以上身体结实的男孩跟战士们一起走。他们长大后成了红军战士、军官和指挥员。日夜焚烧成堆文件和档案的滚滚浓烟染黑了天空。“苏维埃共和国”的档案被付之一炬。 10 月 10 日，冬天第一场大雾笼罩瑞金，撤退开始了。 周恩来仁立路旁，望着部队鱼贯而过。对发生的一切，他要负责任。这次撤迟他是决策人之一。战士们一边走一边唱着歌。每一个团都由红旗引导。这不是败退，不是。已发出战斗宣言：红军北上抗日！它再次提出与中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联合！ 要是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不中断，这可能不会发生。然而，宣言是由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及军事指挥员们起草的，国际路线派中的两人当时在根据地，他们不同意王明和博古的政策，也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 没有征求李德的意见。 撤退的队伍中，有战士干部、青年队员、挑夫和担架手等共 8.6 万多人，还有些驮运东西的牲畜，走起来，排成长达 10 公里的长阵，朱德称之为蝎子阵。它的右钳是红一军团，指挥员是面色灰黄的林彪，政委是聂荣臻。左钳是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他被人称为石穿，身材粗壮、讲话直率，深受部下的崇敬。八军团和九军团殿后。中间是领导人、干部、青年队、担架队员和扛着东西的挑夫。带走的东西包括印刷机，其中有一台可以印钞票；制造枪支的机器，其中有需要六个人扛的装箱的钻床和大齿轮：还有傅连暲的宝贝：一台笨重的调光机。这要 20 人分三批轮着抬。走在中间的还有代号为“九十九”的报务员，带着无线电发报机，以及押运金条、银锭的保卫人员。毛主席骑在马上，背着一顶油纸伞，肩上挎着装地图的百宝囊。还有部队的炊事员，扛着 15 公斤重的大铁锅，胸前交叉背着香肠似的干粮袋里装了三公斤分配的粮食。部队裁缝则扛着胜佳牌缝纫机。 在十月的一个寒冷的下午，他们开始撤退，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长征。 ＊＊ 碉堡封锁线被突破了。军阀陈济棠信守了他的诺言，当蝎了似的队伍经过他的地盘时，他让军队向后撤。但是不久，这支行进中的队伍就遭到了德国人驾驶的飞机的机枪扫射，死了很多人。虽然做出夜间行军的决定，队伍还是越拉越长，从 10 公里到 20 公里、30 公里。分散的单位失去了联系，有些挑夫扔下担子溜走了。 当时很多战士是只经过几个月训练的新兵，他们逃跑了。11 月 27 日，先头部队两个军到达湘江。这条又宽又深的河挡住了队伍通往贺龙根据地的去路。“九十九”试图用电台同贺龙联系，但没有回音。贺龙正遭到进攻，他也正在撤退。 渡湘江是十分可怕的。那是一场残酷的血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领导人中没人愿意谈起它。后来的记述各异。人们在记忆里对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往事已慢慢地淡漠了。然而作为前锋的下团有一半人员伤亡，青年队有三分之一人员牺牲。傅连暲的痛苦从此开始。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作出抉择：去救谁，让谁死。多年之后他还记得那些等死的人的哀号。 妇女们也拼命地干。朱德的妻子、健壮的康克清为三名受伤的战士扛枪。蔡畅把骡子让给了傅连暲大夫，一路上自己几乎一直在步行。 周恩来和博古争吵，也和李德争吵。部队四分工裂。出现逃兵、装备丢失、发生纵火和破坏。在一个叫龙坪的村子里，周亲自指挥扑灭一场大火。这是国民党特务纵的火。在龙坪；部队进行了休整，等着走散的人归队。 12 月 11 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在那里领导人开了一次会。讨论应该向哪里走？有人建议去四川。“在川北，张国煮同志建立了一个新根据地”。1931 年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1932 年就把它丢了。他和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员徐向前在川北安顿了下来。李德表示不同意，坚持说他们仍应该设法与贺龙会合。周说：“在我们和贺龙的根据地中间有 30 万国民党军队。”而且，贺龙自己也在撤退。这时周不再理会李德。他请仍然失宠的毛泽东发表意见。毛说：现在红军不可能再打仗了。在湘江蒙受巨大损失后，它还没有恢复过来。他建议向西去贵州省。在那里掌权的是三个军阀，他们靠鸦片赚钱。他们的军队被叫做“双枪兵”，因为他们都有一支步枪和一支烟枪，而且更喜欢用烟枪。另外，朱德和刘伯承都是哥老会的成员，哥老会又叫袍哥，那三个军阀也是哥老会成员。这两位共产党指挥员说：“兄弟之间总是好说话。”外号独眼龙的刘泊承和贺龙一样曾在哥老会里有较高的地位。李德十分恼火。“周恩来同志，你开了一次非法会议。在没有召开政治局全会的情况下，你却让一个有农民意识的取消主义者毛泽东发表意见。”周脸无表情地看着这位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 “李德同志，这是军事指挥员们自发的决定。他们想听听其它意见。无论如何，这里的椅子怎么也不够开全会用的。” 向前、向西，通过苗族居住的地区。战士们说：“好嘛，我们走出中国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苗族是中国 50 几个少数民族之一。在红军到达之前，苗人就逃走了，没留下一点食物，把磨石也砸碎了。某纵队的几名战士在拾田里的稻谷脱壳，正巧让周见到。周便同他们一道用石块把稻粒的壳碾掉。这件事传遍了全军 12。 12 月，无线电台没从莫斯科收到任何电报。“九十九”继续试图与贺龙及张国煮联络。”中间隔的山大多了”。行军途中停下来时，军事指挥员们去找毛泽东聊天。他讲笑话，逗得大家轰堂大笑。聂荣臻踱到周恩来坐的地方。“恩来，我们必须从发生的事情中得出结论。”周点点头。他必须重新设想一整套新战略。 他们抵达了景色旖旎的贵州省边缘小镇黎平。贵州的省会贵阳，贵阳的意思是珍贵的太阳，因为该省日照很少，往往笼罩在沉沉烟雾之中。12 月底，山坡上的梅子树初吐芳华。在黎平，周恩来召集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长着鹰钩鼻、身材瘦瘦的陈云对他说：“到了算一算帐的时候了。”陈云 13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 各位指挥员报告了自己队伍的情况。出发时的 86000 人还剩下不到30000人。周又一次转向毛，“毛泽东同志，你的意见是什么？” 毛建议加紧夺取西北 300 公里外的重镇遵义，在那里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但是，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精疲力竭的红军余部中恢复政治动力和信心。毛出其不意地严厉谴责了李德和博古。部队脱离了人民……已经不象一支革命军队了。它已经成了一群没有根的乌合之众。“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的部队……他们的意见也得不到考虑……。”周默默地听着，虽然每一个字也都是对他本人的批评。关于建立一支职业化军队以及脱离群众，他和其他人一样负有责任……会议多数通过了继续向遵义进发的决定。 这时，李德意识到中国同志已经决定抛弃他了。新的权力中心正在形成。指挥员们围绕在新太阳毛的周围。而他，共产国际的专家则被悄悄地拒之门外。 政委们告诉他们的部队，他们将去遵义，在那里要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不会再打自杀性的仗了。部队向前进发，傅连暲大夫也是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到了那个出产有名的茅台酒的镇子。这种烈酒经过 17 道蒸馏，点火就着。” 现在我可以消毒伤口和器械了”。战士们和周恩来都发现了茅台酒的好处。从在贵州的日子起恩来就最爱喝茅台。大概正是这个原因，后来周当了总理的时候，茅台也随之享誉全中国。 通往遵义的路被乌江拦断，江水奔流湍急，两岸峭壁林立。只有一个小滩可以放出本排。当过煤矿工人的红军下级军官耿飙带一队会游泳的战士跳下水去，游过河，夺取对岸的要塞。1984 年耿飙 14 在日内瓦告诉我，“实际上我不会游泳……我身上绑了两条充了气的自行车轮胎。”他们搞到了足以渡河用的船只。遵义驻军不战自降。战士们进入了这个寂静而美丽的市镇，呈现在面前的是带有砖雕门楼的两层楼房，点缀着玉兰、腊梅和连翘。遵义是个富饶的地方。汉、苗两族杂居。粮食充裕，鸦片贸易兴旺。由于恢复了严明纪律，战士们进城后秩序井然。1 月 9 日一切就绪，欢迎等在城外的领导人。楼上的窗子外挂出了红布旗子。墙上写了标语，小学生挥动着纸花。军乐队奏乐。聂荣臻和林彪的第一方面军的战士们打扮整齐站在主要大街两旁，老白姓挤在他们身后。军阀和富裕的商人早已闻风而逃。 博古和朱德，随后是毛泽东骑马进城了。看到毛，战士们高呼“毛主席、毛主席。”他们一遍遍呼喊他的名字。部队已经选择了闩己的领袖。 周恩来而无表情地骑马过去。他小心地走在别人稍后一点。走在所有人的后面。 他不去争夺显赫的权力。他不需要权力，这不是他一生的追求。这时应由他来使毛泽东走上适当的领导位置。党和军队必须再一次强大起来。拥立国王的人知道什么时候选择国王。他让毛走在前头，自己跟在后面。 注释 ① 指蒋介石政府与日本人签订的淤沪停战协定。 ② 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义献出版社，1988 年出版。 ③ 项英（1898—1941）.撤离根据地时，他与陈毅一起留下。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辞典》。关于他遇难的情况见第一部分第十章。 ④ 当时周恩来的情报机构依靠在上海的一些欧美人士和其他人士。详见第一部第九章及韩素音与路易艾黎谈话记录。那些谈话对此事有不少说明。 ⑤ 邓小平结过三次婚。他的第二位妻子 1933 年在瑞金与他离婚，当时他止挨斗。1939 年他再次结婚。 ⑥ 见方钜成和姜桂侬著《周恩来传略》.外文出版让 1986 年出版。另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⑦ 傅连暲（1894—1968）“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⑧ 见 1988 年 10 月在天津召开的周恩来研讨会上，中外学者的论文。另见《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⑨ 宁都会议。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⑩ 中国王朝曾用控制盐、铁的政策来镇压农民起义。1933—1931 年蒋介石再次采用这一政策。 (11)贺龙的根据地建在湘鄂西地区，其中包括武汉附近一个叫洪湖的地方。 (12)周的工兵写了周在长征路上热情关怀战土的情况和轶事，本书从略。 (13)陈云，1905 年生，本书写成时他仍在世。陈云虽已年近 90，仍是中国首要经济计划者之一。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14)耿飙（1909—1984 年 9 月作者待忧此事采访了他。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第八章 同毛泽东结终生之盟 ——海岸和海洋（1935—1936） ——1935 年 1 月 15 日—17 日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保因 ——继续长征 ——1935 年 4 月周恩来支持毛泽东批评一些军事指挥员 ——5 月上旬红军渡过全沙江，5 月 27 日—6 月 2 日渡过大渡河 ——6 月 16日同张国焘的部队在懋功会师 ——周恩来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见 ——会议继续进行，张国焘反对毛泽东北上抗日的计划 ——周思来将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 ——8 月在毛尔盖附近召开沙窝会议 ——7 月至 8 月周恩来患肝脓肿 ——8 周下旬周恩来带病过草地 —1935 年 9 月张国焘拒绝合作 —1935 年 10 月周恩来、毛泽东到达陕北 —1935 年 10 月在陕甘宁根据地驻扎下来 —1935 年 10 月张国焘自立中央，并开除周恩来党籍 1936 年 10 月贺龙带领部队到达新根据地 —1936 年 10 月张国焘也到达根据地 遵义城的一月，是一个气候温暖鲜花盛开的宜人季节，红军就在这里驻扎、休整和补充给养。毛泽东为战士们制订了新的纪律，这些纪律在清晨、傍晚和中午在战士中传唱：“不调戏妇女，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它产主了极好的影响。部队保持驻地清洁，打扫厕所。政委与商店老板进行了友好的座谈。这些商店都座落在如画一般地铺着石板的街道两旁。文艺宣传队几乎、每晚都举行义务演出，招待平民百姓。新来的红军所收的捐税大大少于当地军阀的横征暴敛。豪绅们的空闲房屋被征用；供领导人使用或作为伤员的医院。在军阀公馆中搜出的钱钞、衣物和首饰拿出五分之一分发给城镇的贫苦群众。 周恩来发出通知：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在遵义举行。这件事使李德很恼火，他对长期受气的翻译伍修权①说：”周同志应当亲自来通知我。”小伍回答说：“他有点忙。”伍修权当时是一个精通俄语的青年学生，后来他成了中国著名的外交家之一。 会议在一个逃跑了的军阀漂亮住宅的楼上举行。10 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出席，缺席者有的在其他根据地，王明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还有 7 名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央秘书长、红星报编辑邓小平坐在一个角落手执毛笔在作记录。长着鹰钩鼻子的冻云坐在桌子尽头不显眼的地方，也在作记录。所谓“28 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稼祥双腿严重受伤，靠着椅垫支撑着坐在倚子上，张闻天也是所谓“28 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他也坐在那里。这时他们两人都相信王明的路线是错误的。李德同翻译伍修权坐在长长的会议桌旁边，大家对他都很客气。 会议从 1 月 15 日持续到 1 月 17 比每次会议都在晚上进行。最初的气氛是平静的，这种表面上的平静表明了与会者对这次会议的严重关注。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李德的健康状况。毛说他发现遵义的烟草极好，李德同志是不是愿意尝一尝他找到的香烟？李德不是中国人，他并不了解这是在讨论严肃问题之前的一种通常的寒暄。他表现出孩子般的执拗。他问道，邓小平在这里于什么？“做记录”，伍修权冷静地回答道。召开这次会议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没有同他李德商量，也没征得他的同意。但是没有人答理他。代号“九十九”的报务员用他的电台根本不可能收到莫斯科的任何信号，那怕是微弱的信号，“因为有群山阻挡”。他和他的大约 15 名电台报务人员跑遍了遵义城寻找导线、电池和其他有助于修理电台的东西。 会议在二楼的房间里举行，会议开始还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发言。他硬说在瑞金实行的战略是正确的，因为打了许多胜仗，后来红军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所以不得不撤出苏区。然而，我们必须从国际环境着眼去考虑问题。“我们长期牵制住蒋介石的大批军队。从局部的观点看问题是错误的。” 继博古发言的是周恩来。他站起身来时，会场出现了小小的骚动。他的话，他的态度将是决定性的。他是不是同博古站在一边？他会不会替王明辩解？ 周开始讲话，要主动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取的态度。他说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犯有错误。特别是在瑞金被围困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同意过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计划。 周没有责怪任何人，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朝李德那边看。“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他说完就坐下来。与会者之中掠过一阵轻微的赞叹和共鸣的声响。真是一个好样的人。他没有把失败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几乎是请大家严厉批评他一个人。 稍后，毛泽东发言。 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言辞尖刻，冷嘲热讽，不留情面，语汇通俗生动。他批驳了博古的论点，点名批评了李德。他谴责了在瑞金推行的扩兵的方针，把所有 18 岁到 40 岁的男人都拉进了红军。结果农业受损，粮食匾乏，最后不得不撤退。在军事指挥上是完全错误的。军队被迫长征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军需供应毫无计划。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没有认真地去实地侦察过地形。部队损失惨重。不仅在军事策略上出现一系列错误，而且政治思想工作也被忽视，结果部队士气低落，而士气和觉悟对红军恰恰是生死攸关的。轻率地招募大批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然后又让这些新兵汇入匆忙而无计划的撤退之中，这是非常愚蠢的……李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越来越感到气愤和心烦意乱，特别是看到在场的指挥员们赞同毛的观点后更是如此。接着，毛泽东又谈到 1933 年没有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没有利用这一点，rao过封锁线，从敌人背后打击敌人。”毛、周恩来以及其他一些同志都主张与蔡廷锴联合，但是遭到拒绝。李德试图辩解，提出应从“国际的角度”来看问题，但周恩来没有让他讲下去，“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 毛泽东着重批评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轻率地从根据地”大搬家’，仓仓促促，考虑不周，携带成吨重的重型装备，战士们变成了一队一队的搬运工，他们必须先放下肩上的笨重东西，才能开枪射击。我们保卫了什么？缝纫机，印刷机……人们为保卫这些东西而牺牲了生命。” 这是对所有领导人的激烈攻击，其中包括周恩来。毛泽东在结束讲话时，直接面对李德用讥讽的口吻说，“李德同志，你的论点使人想起了‘削足适履’这个成语。”被激怒的李德向刘怕承寻求同情，“你在苏联学习过，你也是赞成建立一支正规军的。”刘伯承回答说：“同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会议一夜一夜地开下去，指挥员和政委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支持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又讲了话，他说他必须承担“主要责任”，军事计划压根就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我们的错误，”但是他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共产党人绝不应回避责任，也不应委过于人。”他说，现在应当撤销他的红军政委的职务，撤销他的指挥权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同志是军事方面领导我们最合格的领导人，现在他就应当担此重任。” 不仅红军，还有党都应当置于统一权威的领导之下。这是在面临严竣形势下确保军队和党的生存所必需的。 对周恩来的讲话反应十分强烈。“每个人都受到感动……，每个人的心头都点燃了巨大的希望之火——周恩来是这样一个人，除了党，他从不为自己争什么。”但是周思来这样做，却使自己完全置于毛泽东的支配之下，即使有人想要使他免受批判也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所表现出的完全放弃权力，没有个人的恩怨和野心以及不为自己开脱过失，顿使出席会议的人心胸开阔，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不再互相挑剔和指责，每个人都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以及献身的意义。 伍修权在 1984 年对我说，“如果说周恩来有缺点的话，那就是他过于拘泥党的规章和纪律了，但他严于律己。1928 年他把党从濒危的边缘挽救出来。他知道产生宗派是多么容易，争吵和野心是多么容易导致小集团的形成。因此他努力维护党的团结。对于多数人所作出的决定他要等很长的时间才提出不同意见，也许有时等的时间太长了。” 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②包含了毛泽东针对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的许多批评，但是没有指名，或用假名代替。三人团被解散了，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和周恩来指挥军事，在军事指挥上周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大的分界线。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也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紧密结合的开端，这种结合终生未变。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结盟，因为它是由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构成的：一致与不和，忠诚与怨恨。这两位伟人感到彼此之间有一种互相吸引的魅力，因为他们在性格上、思想上和体魄上都完全不同。只有了解中国历史传统的人，才有可能理解这种结合。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之所以能执掌政权，一统天下，都是因为有一个坚毅不拔、足智多谋和忠心耿耿的宰相。在中国，伟大的人物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业绩上，而且还与他独具慧眼发现别人的聪明才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他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的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对中国深挚的感情。这种结合的悲剧发生在以后，很久很久以后。当毛泽东身边所有那些权欲薰心的人背叛了他时，他似乎对唯一没有背叛他的周恩来心存疑虑。但是周恩来绝不会攫取他的权力，因为周恩来不需要用权力炫耀自己。罗伯特弗罗斯特在诗中写道：“海岸对海洋的忠诚超越一切。”对毛泽东这个海洋来说，周恩来便是海岸，它不断阻挡住排山倒海的巨浪，然而又一刻也离不开汹涌澎湃的海洋。一位中国学者另有自己的见解：“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是一只老虎，但他认为自己可以驾驭它。” 最初是一场无计划的仓促大撤退，面临着内部分裂和外部围歼的威胁，后来成为史诗般的壮丽长征。人们的记忆总有些自欺欺人，他们总是愿意记住光荣和胜利，而不愿记住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但这并不会抹煞这一功勋卓著的辉煌业绩。 部队充分利用驻扎在遵义的时间休息，补充给养和整编营连战斗单位。三个月前突围时将近 9 万人，现在已大大减员了，还需尽量扩军。当时在遵义的罗马天主教堂举行了一次集会，通过政委们向全军宣布红军继续北上的计划，因为不能在遵义久留。蒋介石正在向贵州省进逼。新班子的成员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先后讲了话。他们面带微笑，显示出沉着、信心和友谊。他们团结一致，将要挥师北上，到那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现在改变了战略战术，不再打阵地战，而是在运动战中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牵着蒋介石的牛鼻子让他追击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敌人。毛泽东援引《孙子兵法》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之所备者多。”所有到会的人都发出了赞叹的笑声。又恢复了他们所熟悉的东西，不再有李德发布的那种带洋昧的莫名其妙的命令。 “九十九”终于同张国焘联系上了，把遵义会议的情况以及将前往他所在的川陕根据地的计划通知了张国焘。首脑变了，身躯也要随之改变。印刷机，胜家牌缝纫机（除留两台外）、甚至连傅连障所珍惜的调光机都留下了。部队轻装前进，行军速度加快。 周恩来负责后勤，战斗的具体准备工作以及照料人员和武器。每天夜里，他、毛泽东和张闻天都要碰头商量问题，阅读电文，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蒋介石发觉红军北上的意图，便调集大批军队堵截。毛泽东决定“声东击西”，部队不再向北前进，而不断改变行军方向，令人捉摸不定，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四渡赤水，佯攻贵阳，继而南下进逼云南省，似乎要进攻省会昆明，又突然折回，远离昆明。蒋介石看到红军古怪的行军路线，幸灾乐祸他说：“赤匪残部正在垂死挣扎。”作为前卫部队的红一军团受的损失最大。司令员林彪在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休整时，大发脾气，称毛泽东的命令是瞎指挥，要求性格直率的彭德怀（又名石穿）与他一起提出抗议。他认为，行军速度太快，战士们要被拖垮，整个行动都是毫无意义的。周恩来对毛泽东设想的佯攻和突击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严厉训斥林彪说，“每次都是我们更多地使敌人疲劳，而绝不是使我们自己疲劳。”“周恩来每收到电报，都在叶剑英的帮助下亲自翻译电文。不是十分必要，他从不叫醒毛泽东，他总是嘱咐：“让主席休息吧。”当时毛泽东的威望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以彭德怀——倔强的石穿——为首的指挥员们集体决定要去攻打几股地方军阀组成的军队。毛泽东反对这个计划，他转向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去和他们谈谈，他们听你的话。”于是，周恩来就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劝阻彭德怀。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习惯，让周恩来去作说服工作。毛泽东面前摊开地图，把自己的设想、计划写出来，然后周恩来参与讨论，充实完善，有时再加进重要的内容。最后周恩来总是确切地理解了这件事应当如何去执行。 蒋介石封锁了红军企图越过长江以及长江支流的一切去路。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研究了地图之后，决定向西去，似乎要撤往西藏。朝西去，军队离开了应走的大路。朝西去，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但那里有伟大长江的支流著名的金沙江，这儿没有军队堵截红军。红军用了九天时间渡过了金沙江，到达了川西地区一处仙境般的地方，这儿到处是杜鹃花和夹竹桃。当地的居民，戴着 20 串银项链、穿着绣花衣裳的苗族姑娘携带一篮篮的杏子和樱桃欢迎红军战士。 现在红军终于摆脱了围追堵截的蒋介石的军队，又可以继续北上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对他们都那么友好。他们再往前去，到了彝族地区。彝族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天之骄子，他们身着黑色斗篷，头缠黑布并卷出一只角。他们凶猛地袭击来者。周恩来命令指挥员：“不准还击。”刘伯承年轻时曾与彝族贵族有过一些交往，周恩来派刘去进行和平谈判。刘伯承与彝族首领饮紫红色和金黄色的公鸡血为盟，结为兄弟，保证了红军安全通过彝族地区。 在这一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艰苦卓绝的大迁移中，有成百个插曲。周恩来亲自指挥一次进攻，在激战中他奋力冲在前头。一次与敌人遭遇，他下令把 1931 年在瑞金缴获的两门老山炮沉入河底。在听到的有关他个人的故事中，把他说得完美无暇，令人难以置信。比如，他拒绝吃一个梨子，因为这个梨无法付钱，谁也不知道梨树的主人是谁。战士们靠双脚走向胜利，战士们的脚板便成了周恩来操心的事，它们必须得到关照。他在行进的队列旁来回走着，查看战士的双脚。他留着一把大胡子，头发也很长，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大胡子”。 又要过河了，这次是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不祥的河流。深藏在农民士兵记忆中的是：大渡河是最后一批奋不顾身的太平天国起义者战死的地方，这里有他们哭泣着的鬼魂。曾经在 19 世纪震撼了帝王统治的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起义，至今仍鲜明地浮现在红军官兵的脑海里。周恩来沿着令人望而生畏的河边走着，大雨倾盆而下，河面上浊浪翻滚，其势有如骏马奔驰，似乎有千万个被河水吞噬了的不肯安分的幽灵在呼喊狂叫。整条河上只有一座桥，一座铁索构成的桥，原来上面铺着窄条木板，每次只能容一人通过，现在木板已被撤掉，而对岸国民党的守卫部队正在等待着红军。 朱德试图鼓舞战士们的士气，“什么魔鬼我都不怕！”但光这样说是不够的。在临时搭起来的小篷里，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挤坐在一起，用了几个小时研究计划。一小队红军战士离开驻地沿河岸向上游进发，上游还有一个渡口，没有桥，但有一种用牦牛皮、羊皮缝在柳条上的筏子，就象现在中国西部边远地区仍然使用的皮笺子。17 名红军战士趁黑夜用这些筏子过河，绕到守卫部队的背后向他们发起攻击。攻击的时间和夺取沪定桥相配合。在沪定桥，22 名勇士冒着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弹，在悬空的铁索上向敌人冲击，为后续部队开路。在乘皮筏绕到守敌背后的战友配合下，打败了对岸守军。 周恩来亲自搬板修桥，他对战士们说，“过桥时，不要向下看，眼睛要看着对岸。”他是第一批过桥中的一个。战士们一个一个地过了桥，用去了七天的时间。 6 月中旬，雪山出现在红军将士面前，群峰兀立，隘口海拔 15000 英尺。那里空气稀薄，冰冷的夜晚没有房屋可以避寒。许多战士因饥饿劳累而昏倒，有些人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有一位妇女所生的婴儿，从驴背上的驮筐中摔进了积雪的山涧，没有人能爬下去把婴儿救上来，“这位妈妈亲眼目睹此事发生之后，便浑身震颤，双手抖动，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这是 23 年以后，也就是 1958 年我听说的一件事。境况最为悲惨的是挑夫和炊事人员，沉重的铁锅使他们的心脏和肺部承受不了。有半数的炊事人员死去了。 自渡过大渡河后，周恩来便断断续续地发烧、恶心和腹痛。医生认为他患的是阑尾炎，后来又诊断为肺炎，便给周辣椒和姜汤水喝。周恩来身躯浮肿，依然帮人抬担架，因为担架队员人手很缺。 翻过雪山之后，红军在四川省一个山脉最北端的懋功驻扎下来。“九十九”的电台终于收到了张国焘的信息。张国焘得知红军正在去他的根据地的途中时，便奇怪地沉默了一段时间。现在他同意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叫醒了毛泽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毛泽东说了声“好”，便又睡下了。 当参加长征的破衣褴衫的中央红军同吃喝得很好的张国焘的军队会师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张的军队带来了粮食和衣服，病号也能住进帐篷了，并且身上裹上了毯子。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闻天在这之前曾联名给张国焘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提议建立一个联结川、甘、陕三省的根据地，使汇合起来的红军有个战略基地，以便有计划地进攻日本人。根据地还可以扩展到新疆，与苏联沟通。张国焘复电不赞成向东和向北扩展，而建议往西去，以避开红军的劲敌蒋介石的军队。毛泽东说：他很注意安全啊。周恩来更为婉转一些，回电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打日本，而往西去则没有日本人好打。日本人已经侵占华北……。我们希望你能来同我们就此事进行商讨。 从截获的电报和毛、周每到一地便搜集到的报纸中，周恩来得知全国民众对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和蒋介石的消极态度极为不满。毛泽东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成熟了，党的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这也就是抗击外国的侵略。这一点关系到党未来的生存和命运。要使张国焘相信，这不是空想。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在距懋功以北约 40 公里一个名叫两河口的地方等待张国焘。张国煮骑着一匹有光泽的高头大马，带着 30 名警卫人员出现了。周恩来迎上前去，表现十分亲切。张国焘对周恩来的瘦弱和明显的病容表示了关切。晚上，周向张国焘讲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解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象往常一样，他扳着手指一项一项地述说着各项内容的要点。他说：“事态的发展对我党有利，我们党领导人民抗日的时机已经来到……蒋介石越来越孤立……。”甚至在蒋介石的部下也有人对蒋拒不抗日表示气愤。日本人只能盘踞在城市里和铁路沿线，他们不可能统治农村地区，革命将来自占中国人口 85％的农民之中。 张国焘哈哈大笑。他知道长征中部队所遭受的损失和他们可怜的身体境况。他问：“你们有多少兵？”周恩来用肯定的语气、带点夸张而又似乎漫不经心他说，“大约 3 万人。”实际人数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张国焘认为，撤出瑞金说明了失败和虚弱，而周恩来却在这里若无其事大谈北上抗击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张国焘说，“困难将是难以逾越的。”他掌握了第四方面军的 8 万部队和 8 万非战斗人员，控制了具有 30 万人口的 9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一个很好的牢固的根据地，从这里可以向西扩展，进入新疆，从苏联获得装备。 张国焘还有没说出来的话，那就是他的根据地的收入的很大部分来自贩卖鸦片。从南方弄来鸦片，再贩运到北方，而川北正是必经之地。周恩来警告张国焘说，“你们的根据地是不稳固的，一有可能，蒋介石就会向它进攻。” 第二天，举行了一个仪式，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插上了旗子并张贴了标语。标语上写着：“扩大川西北根据地！”毛泽东对张国焘表现得极为友好，张国焘给毛泽东看一张 6 月 14 日的报纸，报上有条消息断言毛泽东已被“保保”杀死，“倮倮”是对西藏人侮辱性的称呼。这已经是第三次报导毛泽东的死讯了。张国焘说，“你是一个很难被杀死的人。”大家都开怀大笑，其中也包括周恩来。他看着这两个人，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着故意。张国焘从来不喜欢这个长得笨手笨脚、长头发、闪烁幻想的眼神而又机敏辛辣的人。他喜欢周恩来，他弄不懂为什么周恩来对毛泽东那么顺从，那么尊重，总是面向毛泽东，请他首先发言。张国焘自言自语他说，“那个乡下佬，他算老几？”声音大得让他的部下都听到了。毛泽东也总是懒得跟张国焘说话，他对周恩来说，“你去和他打交道。” 6 月 10 日，蒋介石派他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同日本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梅津美次郎又签订了一个协定，接受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并重申日本正在中国协助“联合铲除共产主义。”周恩来警告说，“蒋介石很快就要对你的根据地发起进攻。”周恩来现在由于阵阵高烧而浑身发抖。邓颖超非常担心周恩来的健康，但是周恩来却不肯休息。张国焘对周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遵义会议是非法的，党的权力应当属于他，而不应是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愿意为此作出牺牲，张国焘可以代替他担任红军总政委。但是张国焘却要毛泽东的位置。周恩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取代我，而毛泽东却是不能替代的。” 周恩来的辞职被接受了，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决定。毛泽东摊开地图，清楚而明确地告诉张国焘，“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夺取松潘，因为松潘扼守交通要道。”这些地图是在 3 月份缴获的，当时国民党一个车队的装备、粮食和武器也落到红军的手里。“蒋介石派他最优秀的将领之一胡宗南③到松潘，但是胡的主力部队尚未到达。现在，我们可以拿下这座城市。” 张国焘带了两个营去松潘，但是他心不在此，只虚晃一下，放了几枪，便撤退了。胡宗南本人讲了这一段情况，“我在松潘只带了很少的一点部队，红军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抓获我。如果他们把我捉住，我只好求助于周恩来，因为我们在黄埔军校就认识，他能救我一命。” 蒋介石由冯法尔肯豪森陪同飞到四川，直接指挥对共产党人的作战。事实证明周恩来说的是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国焘的根据地。 红军北上毛尔盖，毛尔盖是川北一个大的藏族乡镇，在那里一个叫沙窝的地方又举行了一次会议。毛泽东和张国焘谈不到一起。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而毛泽东认为张国斋想成为一个靠鸦片贸易发财的军阀。 一大片沼泽地阻挡了他们北上的去路，在一万平方公里的泥潭上长满了杂草、灌木丛和藨草属植物，泥潭上小溪交错，一群群的昆虫嗡嗡叫着，吸食着过路人的血。藏民中的掠劫者突然袭击毫无戒备和手无寸铁的人。只有过草地才能北上，没有其他道路可走，除这一条路，其他道路全被蒋介石的军队所封锁。 周恩来病倒了。他昏迷不醒，一直发着高烧。医生诊断说，“他得的是肝脓肿”，他认为周恩来可能会死去。 红军在此地滞留 18 天，周恩来病重处于生死未卜之中。然而他挺过来了，经过抢救治疗烧退了，肝脓肿也消溶了。他的病情好转了。他能站起来，但仍很虚弱。 周恩来的身体又恢复了健康，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达成妥协。从瑞金来的第一方面军的大部分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就要组成一支纵队，走东路过草地。东路有若干条危险的沼泽小路，不是泥浆就是变幻莫测的小溪。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将随东路军行进。张国焘率领第四方面军的大部分和第一方面军的一些部队，其中包括朱德，将穿过草地向西挺进。在走过这段艰险的路程之后，两支部队将汇合一起北上建立根据地。这种奇特的安排表明张国焘和毛泽东互相为对方提供了一些人质。离开沙窝之前，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说中央委员会“空前团结一致”，并通过广播郑重呼吁“全国同胞”结成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广播喇叭对集合起来的部队播送着这个信息，大家都高唱国际歌。 “过草地是长征路上最阴暗的时刻，也是我们历史上最阴暗的时期。我们陷入了绝境，不仅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水是污浊的，——但是我们活下来了。”这不仅指毛泽东和周恩来遭受肉体上的折磨，还指精神上的压力，因为他们不知道张国焘是否会同他们合作。周恩来有一部分时间被担架抬着走，担架员被脚下的烂泥滑倒，把他摔在泥水里了。周恩来不愿再给战友们增加负担，要自己步行，同志们坚持不让他在“齐胸的水中”走路。所以周又回到担架上了。人们的身上总是水淋淋的，天下着雨。他们泻肚子。“我们吃下的东西又原样便出来。”西藏掠劫者向他们开枪。尸体不能掩埋，就把他们安置在离开小路傍的高高的藨草属植物丛中。400 多名战士在过草地时死去。周恩来再次从担架上下来坚持要步行。他建议战士们解下绑腿，联结成绳子，然后绑在身上连成一串。渡过那许许多多的小溪时，一旦有人倒下，其他的人就可以把他拉起来，使强壮者帮助体弱者。他也要与他们连在一起，但大家没有答应。战士们解下皮带，再加上一些野菜，放在水里煮，周恩来把这叫做“三鲜汤”，他尝了尝说，“味道真鲜美。” 过草地用了八天时间。前面就是巴西镇，那里国民党的军队正严阵以待。但是现在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红军了。他们打起仗来勇猛无比，一举击溃了敌人。然后停下来等着张国焘。第四方面军部分队伍到达，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 9 月 2 日张国焘④打电报来，说由于洪水他不能来了。再说，他也改变了想法。他认为向北走是自我毁灭。这里的土地是贫瘠的，几乎荒无人烟，居民大都是回族穆斯林，他们的凶悍是远近闻名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袭击和残杀汉族人。张国焘命令跟随毛泽东东路军纵队行动的第四方面军的部队回到他那里去。他又用密码给东路军他所信任的一位指挥员发了一封电报：他希望毛泽东和周恩来放弃他们的愚蠢想法，否则他们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密电发给了“九十九”号，被叶剑英截获，叶把它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感到心绪烦乱，“真是太糟了，这比过草地爬雪山还要糟糕。”这预示着党的分裂，分裂将意味着全部希望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设想的破灭。毛泽东去找正随东路军行动的徐向前司令员，给徐看了电报后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随后明确表示“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 毛泽东决定立即悄悄随第一方面军转移。他们的全部人马不过 6000 人，也许更少一些。他们徒步离开，忠于张国焘的军官派兵追赶，周恩来留在后卫部队。他面对追兵说，“你们想要干什么？如果你们要开枪，就向我开枪吧。你们是中国人吗？你们是共产党员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要把枪口对准日本人。”当周恩来诚挚地请他们脱离张国焘加入东路军时，追兵们犹豫不决。但是，最后忠诚占了上风，他们郁郁不乐地回去了。 现有的红军战士确实是太少了，无法象原来设想的那样创建一个新根据地。根据地建在哪里？他们现在还被或多或少的怀有敌意的回族穆斯林少数民族包围着。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到陕西省北部一个又小又偏僻、毫不起眼而又贫穷的红色游击队根据地去，与他们联合起来，这个根据地是由一个名叫刘志丹⑤的人创建的。他曾在黄埔军官学校学习过，听过周恩来的课。陕北根据地虽小，但战略地位很重要。它东邻黄河平原，北接宁夏省，南通陕西省省会西安，西安在历史上曾是唐朝的都城。根据地位于华北黄土地带，而且存在了下来。他们向这个根据地发了电报，“九十九”收到了热情洋溢的回电：十分欢迎红军的到来。于是他们向北挺进。时值九月，开始刮起了西伯利亚的寒风。一路上遇到更加猛烈的、血雨腥风的战斗，部队死伤惨重。最后他们爬上了六盘山，在山脚下又打了一仗。红军击溃了敌人，又取得了胜利。现在，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有如月球上的景象，寂寥的黄土地，被风蚀和雨水冲刷成的峡谷和峭壁。这里还有中国长城的遗迹，见到长城遗迹使他们豪情满怀。他们又回到他们的文化和人民的摇篮。毛泽东容光焕发。这是一个好兆头。这是汉族的发祥地，被称之为中国的国家就在这里诞生。黄帝的陵寝距此不远，黄帝是一个半神话式的人物，是中国的开创者。 10 月 19 日，他们到达了一个在黄土山崖上挖出一排排窑洞的地方。狂风卷起黄土扑面而来，这个地方叫吴起镇。根据地的一些红军战士前来欢迎他们，但是其中没有刘志丹。当时他带着镣铐被关在一间茅屋改成的监狱里，因为这里也在推行“布尔什维克化”。刘志丹和他的支持者由于不想实施强硬的政策而被打成fan革命，要将他们处死。 54 年以后，即 1988 年 10 月，一位当年的红军老战士，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⑥曾对我讲了这个故事。在讲述中不时摆动着坚实的身躯开怀大笑。“当年我是一个 14 岁的贫苦农民的孩子，我从家里跑出来，参加了刘志丹的部队。王明派来的布尔什维克们连我们也不肯饶过，我也被判处死刑。可能是要把我活埋吧，因为子弹太少了，不能把子弹浪费在象我这样的人身上。”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被长征过来的红军所拯救。周恩来很快控制了局面，解释了党的路线自遵义会议后已经改变。团结和党的纪律又一次得到恢复。长征的幸存者现在有 4000 人。每个人都发了一件棉衣，但周恩来不肯要。他穿的是一件旧皮外套，那还是在法国买的。他把棉衣给了警卫员小魏。小魏的眼睛由于感染和缺乏维生素而几乎完全失明。周恩来照料他，把自己的马让给小魏骑，而自己步行。 长征来的部队驻扎在保安地区。象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在黄土坡上挖窑洞。周恩来和邓颖超现在也有了一个家，这是一个子宫形状的黄土洞穴，他们将要在里面居住。周恩来把一只制造精美然而沉甸甸的墨水盒放在做工粗糙的桌子上。这个墨水盒是他在法国买的，小魏知道周恩来喜爱它，长征路上一直随身携带。 在这片风沙弥漫的荒野上，人们所能想象的条件最坏的土地上，宏图大略形成了。 同年 10 月，张国焘回到他的川北根据地，宣布成立了他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声称遵义会议是非法的，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和博古的党籍。他认为周恩来是罪魁祸首，是他在遵义提议让毛泽东领导红军行动的。 周恩来采取了和解的态度，据说他曾给张国焘写了长信，再一次把职务让给张国焘。他写信给张国焘的指挥员们，提出如果他们到这边来，谁也不会受到处罚或责难。 1936 年 10 月，贺龙到达了这个新的根据地。一路上他与敌人的军队和军阀冲杀，进行了他们自己的长征。周恩来见到他的朋友分外高兴。贺龙在距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所不远的地方为自己挖了一眼窑洞。他立即修建了一个篮球场，他说，“战士们除了打仗还需要娱乐。” 1936 年 10 月，张国焘终于来到了陕北。他受到蒋介石军队的频繁进攻，在西进中受挫，损兵折将。他在河连湾受到了周恩来热情洋溢的欢迎。当时，没有提到他所做的坏事。 周恩来一直在关注着在四方面军中一些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而受到迫害的干部、战士。廖承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一天，在往豫旺堡的路上，他看到一队带着手铐的犯人，其中有一张他很熟悉的面孔，那不是廖承志吗！廖承志是已故廖仲恺的儿子，廖仲恺曾担任过孙中山的财政部长，1925 年 8 月在广州被刺身亡。“他的儿子为什么在这里？”警卫战士告诉周恩来，“他们都是fan革命和特务。”军队转移时，他们可能会被枪杀。 小廖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人们都叫他“水手”。他曾只身乘船去过比利时、荷兰、非洲……，他在汉堡大学学习过。回国后在上海工作时，他经常同他担任宋庆龄秘书的姐姐廖梦醒出入莫里哀路宋的住所。他是一个能干的联络人员，他在香港、日本和海外华侨中都有关系。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在 1933 年逮捕了他，由于宋庆龄向她厌恶的妹夫为他求情而免于一死。后来他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在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中工作，但在“布尔什维克化”的清洗中受到牵连，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 周恩来向张国焘提出要见一见廖承志。廖承志带到时，周恩来佯装态度严厉地审问他，“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吗？”周恩来顾全张国焘的面子而演出这场喜剧⑦。周恩来一方面不能不在表面上赞同张国焘对廖承志的处理，一方面又找出为廖减轻处分的情节。（在以后的岁月里，周恩来多次采取同一做法，用这种特殊的手段挽救了很多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国焘领会了周恩来的用心。如果周恩来了解小廖，那么当然就意味着小廖并不那么坏，于是，廖承志被释放了，跟着周恩来北上，后来周恩来设法派他去了香港，廖承志在香港搞情报工作卓有成效，直到 1942 年离开香港为止。 朱德是同张国焘一起来的，他瘦得不象样子。他告诉周恩来，张国焘阻止他回来，否则他早就到根据地来了。周恩来没有讲什么。他们二人回到部队来就是一个重大胜利，特别是张国焘，他是 1921 年 7 月出席中共一大的12 人之一。忘却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吧，就如同黄土覆盖着一座座坟墓。要为未来作准备，未来似乎一下子充满了希望。 注释 关于长征的书出版了很多，最初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中的几章，最近的一本是哈里逊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每一本书都作出了它的特殊的贡献。有多少长征的幸存音就有多少个长征的故事。 本书只引用了关于周恩来本人的故事，而且不是全部的。关于中国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更多情况，请见其他著述。本章所讲的资料在其他地方还没有记载，但对了解有关周恩来生活的故事和他对历史所作的贡献却是重要的材料，是经过调查和有记载的。 ① 伍修权（1908—），学生时代参加革命，1925—1931 年在苏联。回国后到瑞金根据地从事翻译工作，主要是给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当翻译。1950 年11 月，朝鲜战争期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衔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者同他很熟悉。 ② 遵义会议决议，见杰罗姆陈主编的《中国季刊》，1969 年 10 月—12 月第 40 期。1984 年 3 月 4 日北京“新华电讯稿”曾提到当时在遵义的陈云的一个报告中对某些事实作了澄清。关于参加会议的人数的争论，主要由下述事实引起的：会议持续了数天，有时参加会议的人不可能始终在场。比如，彭德怀由于军情紧急会开了一半而不得不离开。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③ 胡宗南（1896—1962），蒋介石最得力的将领之一。黄埔军校毕业。在围剿共产党根据地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见第一部分第十章和第十二章。 ④ 见第一部分第五章。 ⑤ 刘志丹（1903—1936）。著名游击队领导人，刨建北方根据地，抵制“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受到“左”倾错误的迫害。1935 年 10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达根据地后获释，跟随毛泽东转战陕西省，后因受伤而死。见克莱茵和克拉克著《名人传记词典入》。 ⑥ 习仲勋（1913—），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作者于 1988 年 10 月与他会见，这件事是习仲勋告诉作者的。见克莱茵和克拉克著《名人传记词典》。 ⑦ 方矩成、姜桂侬著《周恩来传略》，人民出版社、北京外文出版社，1986 年出版。1978 年作者同廖承志本人谈话中得到印证。 第八章 智胜蒋介石 ——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1937） ——毛泽东、周恩来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 ——1935—36 年周恩来在陕甘宁新根据地建立电台和新闻通讯事业 ——1936 年 4 月会见张学良，劝他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派王炳南同杨虎城将军会谈 ——张学良、杨虎城转变后，对蒋介石进行规劝，遭蒋拒绝——1936 年 12 月蒋介石被杨、张扣留 ——1936 年 12 月周恩来赴西安，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进行谈判 ——1936 年 12 月圣诞节蒋介石返回南京，并带走张学良 ——周恩来因放走蒋介石受到责怪，并留在西安，通过其他渠道继续谈判 ——1937 年 3 月平息西安动乱，返回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根据地 ——1937 年春季与夏初数次往返于南京和其他城市，与蒋介石会见 ——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之间发主冲突 ——1937 年 7月底日军侵犯华北 ——1937 年 9 月蒋介石终于同意与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我坐在新西兰人路易艾黎①的客厅里，客厅中摆满了他在中国几十年里搜集的瓷器、雕塑和绘画。在中国革命的早期，路易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知道许多从未对别人讲过的秘密，但现在他可以对我讲了。“甚至在长征时期，党也从没有同上海和其他城市地下核心成员完全失去联系。派来的地下交通都是举止沉着的年轻人，看起来象是店员或学生。他们来到我在上海的家。当时没有人会怀疑我，因为我是上海英国人雇用的工厂视察员。我们有一批人……有负责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莫德巴塞尔；有精力充沛、充满檄情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是一个从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勇敢的美国记者，但是她全身心地支持革命活动。还有其他一些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和犹太人。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从德国和其他国家漂洋过海来到上海。史沫特莱喜欢秘密活动，她把地下交通带到我这里，说‘这是查理’，或‘叫他比尔’，而从不讲他们的姓名。地下交通就会对我说：‘我们需要这个，……你能试试看吗？’于是我就试着办了。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它受到严密的监视。有一个名叫亨利巴林的人，因为试图援救一些共产党人而被杀害。路易讲，‘而英国警察却说他是自杀的。” 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曾在美国威斯理安学院受过教育，是共产党人坚定而可靠的好朋友。路易说：“因为蒋介石是她的妹夫，所以她神通广大……，很能私运违禁品。她坐在小汽车里，身裹皮大衣，把机枪零件抱在胸前……她无所畏惧。她向新创建的红色根据地运送装有手枪和弹药的箱子。这些箱子是作为寄给外国人的货物托运的，不受检查。一个名叫赫伯特温奇的牙科医生，是从希特勒德国来的难民，他在西安开了一个诊所，许多箱子运到他那里，箱子上注明是医药用品。那些日子可真够意思。”追忆那些壮丽、激动人心和充满危险的年月，路易感奋不已。 四千名长征的幸存者播下了谷种子。当时粮食极为匮乏。他们必须得到农村的支持，所以他们实行的土地改革极为温和，主要是取消月息 60％的高利贷。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深得人心。赶牲口做买卖的小商小贩受到欢迎，而且就地现金交易。这样就保证了煤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第一个冬天是艰难的，但是到了春天，尽管受到一些进攻，根据地还是站稳了脚跟。 在最初的几周里，对周恩来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电台和保持同外部世界的通信联络。这对根据地是生死攸关的事。路易回忆说：“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定时得到外部世界的信息。”周恩来是一个天生的联络家，他懂得媒介、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以及接收国际新闻的重要性。唯其如此，才可能有两个美国人于 1936 年来到了根据地。一个是美国医生乔治哈特姆②，后来他以中国名字马海德而知名。他带来许多箱子的药品，这些药品是通过澳大利亚人埃里克兰多尔和南斯拉夫医生博依西克买到的。马海德把这些箱子带到了根据地。另一个就是 1938 年来华的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后来又来了一个英国无线电专家，他是贵族林赛勋爵的儿子。就这样周恩来打破了蒋介石想孤立共产党人的企图。 第一座电台架设在距离保安总部大约 10 公里的一个村庄白家坪。到1936年，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记述的，已有 10 几个地方架设了电台，还建立了一所有 90 名学员的无线电学校。电力是靠一种原始的发电机提供的，这种发电机要用风车或用脚蹬轮子来发动的。周恩来在叶剑英的帮助下亲自监听所有的信息。他的住处靠近白家坪的主要电台，如有什么事他就骑马去保安。因此，他总是最先（如果他不在，就由叶剑英）得到其他电台捕捉到的信息。后来甚至收到东京的消息，当然上海更不在话下。1936 年年中周恩来建立了新华通讯社，开始从这个红色根据地定时向世界播送消息。新华社就是今天中国官方的通讯社。 路易告诉我，他的朋友、英国工程师康普林从收音机中收抄新华社的消息，然后再从上海转送到香港。周恩来把廖承志（就是那个从张国焘屠刀下解救出来的廖水手）派去香港。廖把这些消息再散发给经过挑选的西方记者。路易说：“但是，真正打破蒋介石、日本人和西方强加给红色根据地封锁的是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着中国》（《西行漫记》）这本书使全世界发现了这些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人。 周恩来还解决了同当地人的关系问题。新来的人大部分是南方人，习惯于吃大米，但又不得不吃他们不喜欢吃的小米。当地的许多风俗习惯对他们都是陌生的，还要同秘密帮会打交道。幸运的是，这个帮会是哥老会③，又叫袍哥，与四川省占优势的帮会是同一个组织。周恩来指示他的下属和工作人员加入哥老会。依靠这种关系，他们运送的货物和武器通行无阻，而且安全也有保障。周恩来说：“努力争取哥老会的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将一切的哥老会员统一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上来”，使他们认识到“……蒋介石在上海、武汉曾利用过青红格头子屠杀工人，但青红帮弟兄得到什么呢？……我们要正告哥老会的弟兄：有苏维埃、有红军，哥老会就有了靠山，就得到解放。” 然而周恩来统战工作最大的胜利，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功绩，是“捉住”了蒋介石。这是在中国革命曲折的历程中最扣人心弦的插曲之一。 在根据地以外，在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和鼓动下，从 1935 年 12 月到 1936年 1 月在南京和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学生运动④。尽管蒋介石使用警察镇压，但这个运动仍然在继续。红色根据地的军队和党的领导人利用这次运动向全国呼吁团结，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决心抗日。几个星期之后，声望极高的宋庆龄和其他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把一切想要抗日的人组织起来。此时，被蒋介石称为“残匪”的困在黄土地上的这些人，突然显示出他们举足轻重的作用。 统一战线的战略是一个天才的创造。它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的同事共同智慧的结晶，但主要应归功于毛泽东的远见。毛泽东十分透彻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爱国主义并领导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它才能成为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言而有信，1936 年 2、3 月间，周恩来和毛泽东领导了对日战区的几次军事进攻。2 月间，周恩来指挥的进攻是短暂的，是对日军的侦察和试探。3 月间，毛泽东率领一些部队，越过黄河，进入邻省山西，缴获许多战利品，凯旋而归。战利品中包括从军阀的银库里搜来的一批钱币。 路易说，“我被叫到西安，在那里我又见到了查理⑤，他交我一些大包裹，上面标明是给培黎学校的书籍，培黎学校是我在西北建立的。这些包裹里装的全是山西省的钞票。当时每个军阀都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地方货币可以兑换南京蒋介石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些山西省的钞票兑换成中央的钞票，然后再电汇到西安。”路易把这些钞票加以清理，因为其中有些沾有血污，有些上面还有弹孔。他回忆起在上海的一个美国教师曼尼克拉尼克如何把这些钞票修补得完美无缺。最后，再由宋庆龄电汇到西安，收款人是“查理”。 在周恩来看来，统一战线的战略必须从两个方面去实施。首先，要争取根据地所在的陕西省的军事长官，这样可以使蒋介石对他们下达的“剿匪”命令不起作用。第二是通过有效的通讯和宣传网把统一战线扩展到全中国。结果这两项措施都实现了，周恩来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周恩来所作的一切无人能够取代。他富于魅力，言谈机敏，目光远大，又善于鉴别人才，所有这些都是非凡的。 西安是一座具有 2200 多年历史的城市，经历过辉煌灿烂的唐朝的鼎盛时期。在 1936 年，有两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驻在这里，一支是杨虎城将军指挥的西北军，主要由当地人组成；一支是张学良将军指挥的东北军，是由东北人组成的。张学良，又称少帅，是从前东北一个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放置在铁路上的一颗炸弹炸死，张学良接管了他父亲的领地。但在 1931 年由于日本人的进攻而被迫撤出了他所统治的地区。1932 年日本人把这一地区变成了独立的满洲国⑥，让一个满清王朝的后裔溥仪当上了皇帝。现在，驻扎在西安的少帅和他的军队接到蒋介石要他们去消灭新的红色根据地的命令。但是，他们的进攻被到达陕北不久、经过长征的军队击退了。共产党人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把被俘的官兵当朋友看待，为他们治伤，并给每一个被俘的士兵发一块银元。周恩来去看望他们，同他们促膝谈心。这样做是很了不起的。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谈到了东北，他在东北念过小学。他回忆起在那里度过的时光和那里人民的爱国激情。他关切地询问了被俘官兵家属的情况。为了慰问这些俘虏，还为他们演出了节目，唱起了怀念东北家乡的歌曲。甚至连军装都为他们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让这些俘虏回到了他们的部队。他们的回归以及他们讲述被俘后所受的待遇，都为共产党做了最好的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打中国人是错误的，……我们要打日本，……我们要返回家园。”几天之内，整个军队都受到了震动，张学良也受到了震动。他的副官问他：“是不是把这些叛徒都枪毙？”少帅回答道：“由他们去吧！”他心烦意乱之极。“他在窗前呆了几个小时，凝视着隆冬笼罩的大地。”当时在场的一个朋友后来告诉我。这位朋友就是王炳南⑦，他是周恩来派出的地下工作者之一。具有惊人记忆力的周恩来想起了 1935 年仍在德国的王炳南是杨虎城将军的亲戚。王炳南同一位德国妇女结了婚，夫妇二人一起回了国，在 1936 年 2 月到达西安。这样，周恩来就有了接近两位将军的最好的情报人员。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他还有高级情报收集者弥勒佛李克农，他有一个地下工作网。 杨虎城⑧不能容忍日本人占领中国。他对王炳南说：“如果日本占领了中国，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我的祖先？”周恩来给西安的两位军事长官写了一封信，欢迎他们中任何一位与共产党共商抗日问题。 最后于 4 月 9 日，在一个名叫延安的贸易城镇的天主教堂里，周恩来与少帅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过去延安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现在仍以一座宏伟的宋代宝塔而闻名。当时延安还不在红色根据地的范围之内，由杨虎城的士兵在那里巡逻。到了 12 月，杨虎城主动把延安让给了共产党。不久，延安这个词就代表了整个根据地。它成了一个重要的字眼，它是希望的象征，抗日的象征，一个新的耶鲁撒冷圣地。在 1937 年，数以千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开始离开沿海城市奔赴延安。 在被遗弃的教堂中殿，对着布满尘埃的祭坛，张学良和周恩来面对面地坐着。他们的警卫和随行人员，其中包括李克农和“查理”，都等在外间。张学良身着笔挺的军服和黑色的毛料斗篷。周恩来身着灰色棉上衣和红军游击队军裤，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剃刮干净，因为根据地虱子很多，当时正在开展灭虱运动。 会谈持续了五个小时。散会之后，周恩来谈到少帅时说：“他一身正气。也许他太老实了……他的问题在于他对蒋介石太过于忠心了。” 张学良拒绝考虑关于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很快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如果同时对付两个强大的敌人，将面临很大的危险。不论有多么困难，都必须让蒋介石明白联共抗日的道理……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毛泽东说，这根本不可能。毛泽东骂蒋介石是“龟儿子”，还用了其他一些轻蔑的字眼。周恩来进行了深思熟虑，然后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建议：要在心理上迫使蒋介石别无选择。“人民愤恨他，这种处境使他进退两难。要使他醒悟到：如果不抗日，他的朋友和他的支持者甚至会离他而去……为了他的切身利益，也许他会回心转意……他不是一个蠢人。” 周恩来使毛泽东勉强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同少帅的第二次会见中，周恩来提出：如果蒋介石愿意作抗日的国防政府首脑，我们将很高兴同他合作，并且承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当然，这样一个政府还必须由所有政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代表组成，不论其政治或宗教信仰如何。 周恩来说，这个方案必须是任何协议的前提。张学良很高兴。当然，周恩来并没有向这位年轻人指出，这个方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受到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承认，它将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而不得再称之为“赤匪”。据说周恩来曾向张表示，在你向蒋委员长商谈此事时，我非常愿意作你的人质。张学良回答说：“我不需要人质……我的父亲被日本人杀害，打日本的愿望我和你一样强烈。”但是，他是蒋介石的部下，不能擅作主张，他要向委员长报告。 少帅给蒋介石写了信，但得到的唯一答复是一纸让他向红色根据地发起进攻的命令。6 月，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执行了这个命令，以此来“表明他的忠诚”。当然，他的军队被打败了。周恩来写信给他说：“杀亲兄弟喂狼，天理难容。”据说，感情丰富的少帅看信后流下了眼泪。 周恩来如愿以偿。由杨虎城、张学良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三方签署了协议。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共同目的是协议的基础⑨。当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十分亲密，周恩来的左右手叶剑英甚至可以给杨、张的军官上训练课了。周恩来在张杨的部属中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朋友。在少帅参谋部里负责政治工作的人（也许这不值得大惊小怪）竟是周恩来的一个同学。从前他们都在东北的东关小学上过学，当时他们还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 为了把说服蒋介石周围的人作为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号召的具体行动，周恩来写了许多信给知名的知识分子、南京政府人士、部长、法官和教授们……。5 月 15 日，他写信给南开学校的老校长张伯苓，他以优美的古文赞扬了他所尊敬的要求抗日的老师。信中说：“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对外。”他讲述了红军长征是为了保存活力，北上抗日“红军不能忍华北五省拱手让人……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 1936 年 8 月，周恩来草拟了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国民党的一封公开信，由新华社播发，全国所有报纸都登载了。信中重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这封信发表的正是时机。这年 6 月，即两个月之前，蒋介石还在忙于镇压军阀陈济棠的“叛乱”，因为这位南方军阀主动后撤 20 公里，让红军畅通无阻地通过。当时红军冲破了封锁瑞金根据地的包围圈。陈济棠宣布参加抗日，另外两个军阀也一致行动。蒋介石派出军队来对付他们，虽然他们被镇压下去了，但这一行动所产生的震荡却遍及各地。蒋介石怎能这样一意孤行？对蒋介石的敌意在增长、在扩大……。 周恩来知道，骚动不安和无言的愤怒在日益增长着。他写信给他的宿敌CC 兄弟⑩陈立夫和陈果夫，在黄埔军校时他们俩曾组织学员反对过他。周恩来向他们建议举行一次会议，就抗日问题“作负责之商谈”。二陈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亲密。可以肯定，他们一定知道蒋已越来越不得人心。同一天，即 9 月 1 日，周又写信给胡宗南将军(11)，胡也是黄埔的学生，据说是蒋介石最得力的军事指挥官，深得蒋的器重。信中说：“黄埔分手后，……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然私衷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9月 22 日他又写信给 CC 兄弟和蒋介石本人。 信中称蒋为“先生”，周恩来回忆起他们成为敌手已经 10 年。“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惟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蒋虽然承袭孙中山先生的学说，但他背弃了孙先生的遗教。1924 年孙中山宣布建立了统一战线，由于实行了这一统一战线，蒋介石当时取得了一些胜利：创黄埔、练党军，出师北伐，直抵武汉。“及先生背弃孙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所谓“亲离”一词不仅指宋庆龄，而且暗示对蒋的抗议还来自其内兄宋子文和他本人的妻子宋美龄。周恩来在信中继续说：“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使抗日无先生，将今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 蒋介石没有复信。 ＊＊ 现在，事情再一次回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又行动起来了，他通过共产国际对国外共产党发出指示。王明仍在莫斯科，一直把毛泽东的名字排除在一切出版物之外，毛不过是一个地方游击队的指挥员。对遵义会议则一字不提。对李德写下他自己的印象，并且多年来就一直听李德的。斯大林担心苏联在两条战线作战。现在他指示欧洲共产党各自在本国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对抗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阻止危险的军国主义日本在中国取得胜利。由于日本在中国节节胜利不受阻挡，莫斯科现在正大力设法同蒋介石组成统一战线。 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共产国际里的俄国同志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思想早在他们指示之前就已存在，难道不正是在莫斯科受到赏识的王明反对同蔡廷锴及其 19 路军和福建省的指挥官们结盟的吗？但是政治家并不喜欢别人提醒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现在莫斯科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蒋介石争取过来。这意味着，如果蒋介石亲自宣布抗日，并同意不侵犯莫斯科的东方领土，中国共产党就可能成为一个小卒，一个抛给蒋介石的行贿礼品。 很明显，苏联的建议模糊了“争取”蒋介石同我联合与把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并牺牲红军之间的区别。毛泽东大声喊道：“决不让龟儿子一个手指头来碰我们的红军。”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暴怒作了温和的解释：“看来我们的苏联同志对形势的分析还不够清楚。” 周恩来向莫斯科仔细地分析了形势，详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种派别的组成情况，其中有的亲日、有的亲美。周恩来的结论是，只要不把红军的指挥权交到蒋介石手中，我们还是有可能占优势的。蒋介石的处境已经是进退两难，中国共产党可以在他的营垒内部找到支持者。 周恩来还提议，现在是莫斯科向延安送一些武器弹药和装备的时候了。在过去两年里，莫斯科不知为什么忽略了这件事。 10 月，蒋介石飞到西安，责备少帅和杨虎城进攻红军很不得力。他召集他们的军官训话，“日本离我们很远，而共产党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首先消除眼前的隐患。”这些话很不受欢迎，因为很多军官来自东北，他们的故乡还在日本人的占领之下。蒋介石向少帅发火：“你不守纪律。”少帅想解释，但蒋介石根本不听。蒋又飞往黄河岸边的洛阳，在那里他部署了庞大的军队。现在，杨虎城和少帅明白了，蒋介石可能要把他们的军队从西安调走，让洛阳的部队接替他们。10 月 1 日，蒋介石向他的所有指挥官颁发了奖章，但唯独没有给杨虎城和张学良。 周恩来继续施展他的灵活策略：对各级干部进行安抚，解释和劝导。他对红军的指挥员和政委说，在同地方军队发生的零星磨擦中，“要用政治智慧解决，而不要使用武力。”他对鲁莽而好战的彭德怀（石穿）想要在战场上取胜感到非常担心。“要网开一面，放他们走，这会赢得朋友。”他指示新华社和在根据地出版的报纸“语调要温和”。他仔细审读文稿，看到火气太大的措词，总是皱起眉头，删去那些带刺激性的词句。“火气不要那么大嘛……，不要火药味太浓嘛，……语气要合情合理。”(12) 与此同时，蒋介石准备对根据地进行最后一次围剿。他的国防部长与日本驻南京大使签署了另一个“进一步联合剿共”的协定。当他认为一切准备就绪时，就于 12 月 4 日飞回西安。王炳南写道，“他认为他能在一个月内荡平根据地。” 现在，张学良已越来越沉湎于古典悲剧的情感之中。按照中国的传统，忠臣对皇帝进行规劝用“言谏”，如不被采纳，就用“哭谏”，“哭谏”再不起作用，用“兵谏”也是允许的。少帅开始使用这三种规劝方式。12 月 7日到了“哭谏”阶段。蒋介石下榻在建于唐代的华清池。他严厉注视正在进行“哭谏”的部下说：“你受了赤色分子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受了周恩来花言巧语的影响……，我告诉你，即使我明天就死，我还是要先剿共。” 现在，周恩来建造的灵巧的机器开始运转起来。12 月 9 日，一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抗日，其中许多人是东北人。数以千计的普通市民涌上街头声援学生。张学良出来会见了他们，“我和大家的心是一样的，……我答应你们，我们一定要抗日，一个星期内以事实回答大家。”蒋介石对张学良叫喊：“你应当向他们开枪。” 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实行“兵谏”了。 要说周恩来事先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但是，直到今天，共产党人仍然说，这件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12 月 12 日，大约早上 4 点钟，一队士兵把蒋介石的随从在他们的住处看管起来，又占领了飞机场和城内蒋介石的总部。早上 5 点，一支特别部队派到了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在宽广的庭院中，蒋介石的一些卫兵被惊动，发生了一场持续了 20 分钟的小冲突。蒋介石通常 5 点钟起床，不管天气好坏，都要打开窗户锻炼身体。这场小冲突给了他得以逃脱的时间，但是假牙未及带走。他爬过环绕华清池的围墙，跌进了沟里。然后他设法躲进了华清池后山里的一条石缝中。上午大约 9 点钟才发现了他，并把他带到了杨虎城将军舒适的公馆里。 少帅和杨虎城向全国各省省长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解释了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并提出八项主张，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全国救亡会议。这些主张实质上与周恩来提议的内容相同。他们向红色根据地发出了电报，邀请共产党代表到西安讨论救国问题。莫斯科对这个事件手足无措，《真理报》和《消息报》竟谴责“日本人策划的”反蒋政变。首都南京的人们感到迷惑不解，整个世界都感到茫然和不安。蒋介石看起来十分强大，现在却被“一些赤色分子”绑架了。 延安最初的反应是欣喜若狂，人们燃放鞭炮，举行集会。一些在蒋介石统治下备受折磨的知识分子们要求处死蒋介石，或者把他交付审判。毛泽东在一次公开的集会上说：“蒋介石对我们有血海深仇，现在是偿还血债的时候了。”(13)他的讲话受到欢呼。 但是，周恩来立即采取行动，通过白家坪电台向全国每一个共产党组织都发出了指示。我的朋友和大学同学蒂姆(14)生动而扼要地向我证实了周恩来如何防止了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后果。他说：“1935 年 12 月，我在北京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学生游行。1936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六的上午，我从广播中听到了蒋介石被抓起来了”（蒂姆的原话）。他接着说：“我们极为兴奋，完全相信他将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极刑。我们甚至还准备举行集会提出这项要求。那天下午，我去看一位姓龚的国民党退役将军(15)。他的两个女儿是我的好朋友，她们俩都是共产党员。龚将军虽然是国民党，但他并不反对她们，因为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对我说：‘蒂姆，这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危险的转折点。如果蒋介石发生了什么事，那么中国将会陷入分裂，亲日派在政府中将会得势。’我回到家里，感到很难理解。不久，负责我们学生会的党员(16)来找我，‘你们在大学里务必召开一次集会，让所有的学生都参加，我们要通过一个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的决议，这个条件就是要他停止内战，一致杭日’。”蒂姆按这个指示做了。他发现其他的自由知识分子小组也得到了类似的信息。“我们通过了这个决议。第二天，我们就听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我们通过决议的那天晚上，也开会通过了同样的决议。所以，看起来似乎是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而不是相反。”蒂姆最后说：“这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办法，它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与中国人民心连心的。”现在，毛泽东也支持释放蒋介石了，也许这是在同周恩来讨论之后的结果，因为最初他并不倾向于这样做。许多共产党员仍然很不满意，“蒋介石屠杀了那么多人！”他们列举了在大屠杀和清党中被杀害的兄弟、姐妹、丈夫或其他亲属。 12 月 15 日，周恩来骑马离开了白家坪。陪同他的有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等 18 名随从人员。他要到延安去乘少帅派来的飞机。这是一次艰苦的行程，他们遭到了寒冷的暴风雪猛烈的袭击。 15 日，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名义从延安发表了通电，宣布中国共产党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呼吁国共合作，“共赴国仇”。 蒋介石政府中，以国防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显然企图搞乱局势，以便使日本人介入来“恢复和平”。何应钦命令空军轰炸西安，军队向西安进发。他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不是给别人的，而是发给汪精卫(17)的。10年前即 1927 年，汪精卫在武汉默许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离开那里去了欧洲。现在他住在意大利，他极为崇拜希特勒和莫索里尼。何应钦打电报要他“回来”，因为何确信蒋会被处死，他要组成一个由汪任主席的政府。汪精卫肯定会同日本讲和，并且会同意日本人关于共同统治中国的要求。而何应钦这位立王者将从中得到极大的实惠。但是，亲美派头面人物如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和她的哥哥宋子文阻止了何应钦。宋美龄得到她的丈夫被绑架的消息后，就立即跑到上海去找她的姐姐宋庆龄商量。当时，宋美龄对国防部长大发雷霆，“你为什么要命令空军轰炸西安？你想要我丈夫的命吗？” 14 日星期一，她和她的哥哥派了蒋介石的顾问、一位名叫端纳的澳大利亚人去西安。端纳在中国呆了很多年，担任蒋介石的顾问以前曾是少帅的教师和顾问。他从南京起飞，先于周恩来到达西安，因为周恩来骑马，路上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 端纳单独会见了张学良，请求张立即释放蒋介石。而少帅由于自己的大胆行动而惊魂未定，只是固执地反复说：“只要蒋委员长说他要抗日，那么一切都好办。” 17 日，周恩来也来了。他已十分劳累，没有睡过觉，但显得从容自若。他对端纳说：我们不想要蒋委员长的命。我们要挽救他本人，要把他从他的错误政策中，从他周围人的蒙蔽中挽救过来……。周恩来非常了解蒋介石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死保儒家传统尊严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要顺着他的性子。周恩来已决心保全蒋的面子。没有人比得上周恩来更能洞察一个人性格中的这些细微末节，更能清楚地知道如何估量他们的情绪和弱点。周恩来告诉他的部属：我们必须极为谨慎。绝不能去控诉蒋的罪行，提到他时只能称呼他职务的全称。在这里与人们谈话要心平气和，谨而慎之，要避免说话轻率被他们报导出去或者对我们说的话产生误解。我们一定要使委员长相信，我们是为了他好，也是为了国家好。如果他同意我们的建议，那么我们就一定释放他，因为他还控制着中国最庞大的军队。 周恩来现在担任了一个极为困难的角色。他必须八面玲珑，应付各种各样的人。而这个角色又极端重要，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似乎都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中国的前途依靠他争取蒋介石，使其同意结束十年反共战争，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蒋介石必须转变过来，从一个避免冒犯日本的人，转变成为中国抗日的领袖。“如果他愿意参加统一战线，我们将高兴接受他的领导。”周恩来对他会见的每一个人都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话。他阻止了西安青年学生打着红旗上街游行要求“革命”。“这完全不是我们的意图，根本不是。”端纳给蒋介石带来了宋美龄的一封信，信中警告他的丈夫说，汪精卫要回来了。这封信起了很大的作用。端纳在蒋介石舒适的寓所里拜访了他，并且感到放心了。蒋介石仔细听着端纳的话。现在他克服了最初的惊恐，并且通过端纳命令他的国防部长停止进攻西安三天。 端纳飞回南京，12 月 20 日又同蒋的内兄宋子文返回西安。宋子文见了蒋介石之后，又同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人会谈，会谈持续了七个小时，周恩来扼要介绍了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 第二天宋子文回到南京。22 日他又返回西安，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妹妹、蒋的妻子宋美龄。宋美龄对蒋宣称，我来是“与君共生死的。”现在，这对夫妇坐下来。宋美龄的谈话是很实际的，“你面临一个极好的机会”，她非常了解由于蒋拒绝抵抗日本对中国的大举进攻，他的威望大大降低了。她参加了周恩来同他哥哥的会谈。12 月 23 日，周恩来给延安发了一封电报，简要他讲述了他本人同宋子文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18)。同样重要的是，参加会谈的还有少帅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现在只剩下一件事要做，也是最困难的事，那就是取得蒋介石的同意。 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同南京方面来的人会谈并不是周恩来唯一的任务。王炳南告诉我：“他每天睡眠不足四个小时……大家都来找他。每一件事都交到他这里，……这次极为困难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功完全归功于周恩来。” 要说服杨虎城是很困难的。杨对周恩来大声喊道：“难道你忘了蒋介石屠杀了多少人吗？”王炳南对我说，周恩来花费了几个小时对杨虎城晓之以理，进行说服。少帅沉浸在一个宏大的梦想之中，他想在西北地区建立一个在斯大林保护之下的独立政府，然后再收复东北。王炳南说：“由于同许多人谈话，周恩来的嗓子都哑了。”西安陷入混乱。蒋介石被捉的事传开之后发生了骚乱。地痞流氓大叫“赤色分子来了！”开始抢劫民宅和商店。周恩来派叶剑英去给胆怯的警察壮胆。一些愤怒的东北籍军官要杀死蒋介石，因而不得不对蒋进行特殊的保护。周恩来对他们说：“不能动他一根毫毛。我们保护他是为了对付南京政府亲日派的诡计。”周恩来极为镇定地解释说，对蒋介石“暂时扣留”体现了所有爱国人民——也包括你们——抗日的意志。 这时，蒋介石坐在他的房间里，他仍然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在西安赢得的不稳定的和暂时的平静中，在成功地挫败国防部长故意挑起战争的阴谋之后，周恩来于 12 月 24 日圣诞节前夕晚 8 时，前去拜会了蒋介石。 在有人通报之后，周走进蒋的室内，蒋坐在那里没有看他。周的态度不卑不亢，温和有礼而又坚毅沉着。王炳南描述说：“他极为郑重地向蒋介石敬了札，称呼蒋的职务，又称蒋为‘先生’。他在这种场合不仅言辞恰如其分，而且举止也很得体。”这个场面没有人记载下来，王炳南当时站在门后，他记住了部分情节。这次会见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初，蒋介石只是“嗯”、“啊”地应付着，但是周恩来通情达理和彬彬有礼的态度使他和缓下来。周恩来扼要地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所有这些你都已经知道，你也清楚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一次，周恩来委婉地提到蒋的那些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政策给这个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害。王炳南说：“蒋介石被周恩来的品格和坦诚的态度所感动，”沉默一会儿之后，他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去继续会谈……。周恩来告别时，提到了他仍在莫斯科的大儿子蒋经国。“周向蒋保证说，他的儿子是爱国的，是尊敬他的父亲的，并且会回来的……他希望他的父亲会领导抗击侵略者的斗争。” 只剩下一个问题，那就是何时和如何释放蒋介石。“我们大家都要他先签署一项协议，为的是再把他多留几天……我们都不信任他。”这里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政治局、毛泽东、红军的军事指挥员，也许还包括杨虎城。但是第二天，圣诞节的下午，周恩来正坐在办公室工作，一位副官跑进来说：“他们走了……”，周恩来急忙赶往机场，但是只见到天空中一个飞机的黑影逐渐远去。这架飞机带走了蒋介石、蒋的妻子和内兄宋子文(19)……，还有少帅。仍然怀有忠君思想的张学良，心甘情愿、古道热肠地踏上了蒋介石的飞机。他们离开得非常匆忙，甚至蒋介石的随从也没有来得及带走。 周恩来看着寥廓的天空，叹息着，“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象窦尔墩那样）摆队送（黄）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转身离去了。周恩来本人也因让蒋介石逃脱掉而受到政治局的怪罪。他发了一封电报：宋坚请我们信任他（指蒋介石，译者），……要蒋、宋（指宋美龄）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 现在会是什么样？共产党、杨虎城和张学良三方协议缺少了主要的一方。东北军失去了自己的领袖。如果蒋介石食言，一切都将付之东流。周恩来坐在西安的办公室里，他坐着，等待着。他神情沉郁。他几乎可以听到毛泽东那种语调和缓而实则严厉的话语：“恩来啊，你总是太轻信人了。”但是，在那些极度紧张劳累的日日夜夜里，生活在周恩来身边的王炳南说：“周恩来非常清楚地了解，签署协议会伤害蒋介石的感情。君子之言既定，毋需形式上的约束。我们不得不相信他的话……，如果他不认帐，一纸空文也肯定无济于事。” 蒋介石返抵南京时，受到盛大的欢迎。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胜利。现在，他以挽回面子的手法，重写了西安事变。毛泽东迅即发表文章更正，以正视听，而周恩来却保持沉默。蒋介石把不幸的少帅以违抗命令为由交付审判，判处他十年徒刑，尽管随后又宣布“特赦”，但在此后的 50 年里，他始终被当成一名囚徒。少帅仍然住在台湾，1949 年蒋介石逃离大陆时把他带到那里。1945 年，蒋介石囚禁了杨虎城及其全家，把他们关在一个肮脏的监狱里，后来把他们全部杀害了。这样，蒋挽回了“面子”。 12 月 25 日，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后，由于少帅走了，西安发生了骚乱。一个名叫苗剑秋（又名沛然）的人，声称是他劝说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的，他来辱骂并威胁周恩来，对周大声吼叫：“你必须把少帅带回来，……你没有人性。”周恩来始终不动声色。现在，他如何才能对这位发了狂似的苗说清楚，少帅是自愿离去的，与他周恩来并无关系？几天之后，20 名东北军的军官闯进周恩来的办公室，威胁周说，除非张学良重获自由，否则便要杀死他。 周恩来面无表情地回答说：“如果你们杀了我，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但这不会使他释放少帅。”其他一些军官和军人也哭着来了，甚至跪在周恩来面前，请求他设法解救张学良。他们不相信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张学良是不顾他的劝告，出于自愿而陪同他的顶头上司去南京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一方面实行统一战线的计划，而同时又去责骂蒋介石呢？但在感情用事的情况下，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周恩来为少帅感到悲哀，他是为实现一个宏图大略的受害者。周恩来怎么能为一个自愿进入忠君圈套的人负责呢？东北军军官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斗，其中一人被杀，在士兵中间也有哗变的企图。所有这些都需要耐心处理，要用劝导，而不能用威胁或炫耀武力。当时周恩来究竟做了多少工作，永远都不会有人全部知晓，因为根本没有完整的记载。他等待，等待，直到度过了那风云变幻莫测的时刻。他说服，开导，解释……。王炳南说：“那是最困难的日子。” 从全国各地来的访问者汇集于西安。他们之中有不知疲倦、性格刚强的美国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艾格尼丝经受了一次打击。在骚乱中，她亲眼目睹她的朋友牙科医生赫伯特温奇从诊所出来时，被一颗流弹击中死在大街上。 1 月 10 日，周恩来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对他的处境表示关切。1 月11 日周恩来还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和信件，请求他释放少帅。所有这些电函当时都由新华社发表了。 现在，蒋介石派国民党的军队进驻西安。由戴笠亲自指挥的秘密警察也随同军队到了西安。街上出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标语。王炳南对我说：“这意味着协议可能得不到遵守。我们已经听到针对我们的霍霍磨刀声。我们正走在吊在悬崖间的钢丝上……。但是，周恩来仍镇定自若。” 1937 年 2 月，蒋介石派特使到西安与周恩来会谈。会议开的时间很长，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周恩来始终认为，蒋介石“虽然不是一个好的军事战略家”，但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政治家。蒋以继续谈判为幌子拖延时间，与此同时又企图加强他自己的地位。 3 月初，群龙无首的东北军接到撤出西安的命令。周恩来立即派了一些部下去看望东北军的军官，并且安排了一批他自己的干部加入东北军。几年之后，在同蒋介石进行决定胜负的最后战争中，这些干部把一些东北军带到了共产党一方。周恩来还写信给刘少奇，这个大鼻子高个头的党员于 1921年被选派去了莫斯科，而周恩来却没有被选上。刘少奇很能干，而且他的名字人们不会忘记，因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他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他是北方局的书记。共产党把中国按地区分成几个中央局，刘少奇掌管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几乎是整个华北地区。他不仅管理那里共产党的支部，而且他的部下还控制着北京、天津等几所重要大学的党组织。周恩来建议他为在日本铁蹄下逃离东北的人建立更多的福利机构。共产党必须在他们处于危难之中向他们提供帮助。这样的机构极为有用，它们可以争取一批同情者或未来的党员。周恩来写道：“党做东北军工作的干部要大大地加强。”现在，他去看望了少帅在西安的家属，他的夫人、孩子和姨大太。他安慰她们。他从来不会忘记什么人，所以在此以后的 40 年里，他一直同他们保持联系。 3 月中旬，蒋介石又派另一位高级将领去西安同周恩来会谈。尽管蒋不愿意同共产党联合，但他再也无法遏止住他自己政府内部的反对势力。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达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周恩来现在可以离开西安，返回红色根据地延安去汇报所取得的成就了。4 月初回到延安。他到达延安时，面容憔悴，显得极为疲惫，胡子又长得长长的。毛泽东、政治局全体成员和大批群众在机场欢迎他。 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把不可想像的事变成了可能，即同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机场拍的一张照片上，周恩来靠在飞机的机身上，不知为什么，他和周围一些面带笑容的人保持了一点距离。他十分劳累，已精疲力尽。也许在他睿智的头脑中想得更远，预见到统一战线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危险和问题。谁将真正控制着军队？同蒋的联合如何实施？ 在延安短暂的 20 天里，周恩来同他的夫人邓颖超在一起。他的夫人在极为偏僻和落后的地区建立的妇女组织中工作得非常活跃。在那些地区，农民对待妇女连牲口都不如。周恩来夫妇二人分得了一眼两居室的窑洞，邓颖超已经在一小块土地上种上了蔬菜，建了一个菜园。后来她还种了一丛玫瑰花。周恩来在此休息、睡眠消除疲劳。但是 20 天后，他又动身去西安与蒋介石的代表张冲会谈。 4 月 25 日，周恩来乘汽车从延安动身去西安，途经劳山时，周恩来一行遭到伏击，他的一个随从副官被打死。一时间，大家都以为死者是周恩来，因为在死者的衣袋里找到一封写有周恩来名字的信。周恩来完全知道，这次所谓“土匪”干的伏击，其实是由蒋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策划的。但他不想提出这个问题，以免干扰脆弱而又艰难的谈判。中国的谚语说，“难得聪明，更难得糊涂”。周恩来决定不去计较此事，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现在，蒋介石又提出了很多条件，其中许多是无法接受的。蒋说，统一战线必须是一个同盟会，要完全归他控制，特别是有关军事方面的事务。当然，那时蒋介石意识到斯大林会同意蒋提出的任何建议。蒋要红军完全听命于他，甚至提出红军总司令朱德出国去欧洲旅行。 假如日本人意识到，周恩来和蒋介石所玩的游戏困难重重，假如他们谨慎一些而不发动任何军事进攻，那么统一战线很可能还会拖延下去，谈判很可能会破裂。但是日本人被胜利冲昏头脑，认定炫耀武力就可以吓倒中国人。他们的一个将军说：“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占领全中国。” 1937 年 7 月 7 日，在北京郊外著名的芦沟桥，日本人和中国巡逻队之间发生了一场冲突，中国人予以英勇还击。这时，日本人在华北增兵到 16 万人，他们正在紧急调兵遣将。26 日，日本人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27 日和 28日，他们炮轰北京周围的中国兵营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蒋介石再也不能举棋不定了。他不得不宣布，他的政府将进行抵抗。但是 9 月以前，他仍然脚躇不前。他别无他法，只好“走周恩来指出的路”。周恩来取得了胜利。可是，如何使蒋介石履行他的诺言呢？ 注释 ① 路易艾黎，新西兰人，在中国呆了 50 多年。1987 年去世，凡是 1949年后访华的人，没有不去拜访这位杰出人物的。他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开创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从此，“工合”成为在华美军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他还创立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培黎学校。在他 90 岁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艾黎自传》，这是他许多业绩和冒险生涯的缩影。 ② 乔治哈特姆，又称马海德（1910—1988），也是那个时期的传奇人物。他是一位在瑞士完成学业并且具有黎巴嫩血统的美国医生。他与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一起到了延安，他在中国几十年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最主要的是防治性病和麻风病。1984 年荣获拉斯克基金奖。 ③ 关于哥老会或袍哥，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书中清楚他说明了在一个时期内争取秘密帮会的必要性。 ④ 1935 年 12 月 9 日要求抗日的学生游行是由黄华领导的，后来他是中国驻纽约联合国第一任大使。见黄华回忆文章。韩紊音文档。 ⑤ 查理，真实姓名刘鼎，是周恩来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之一，他很早就被安插在西安国民党军事指挥部门工作。 ⑥ 满洲国，日本人在 1931 年—1932 年从中国强占去的东北几个省建立的，中国满清王朝最后一个子孙和皇帝溥仪被扶为君主。最近几年出现了关于他的影片《末代皇帝》和许多书籍。还可参见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韩素音文档。 ⑦ 王炳南（1908—1988），中国最有才干的外交官之一，他从 30 年代就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从 1955 年起作为中国驻波兰大使就在华沙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进行谈判。后任对外友协会长，自 1956 年以来，这个协会就经常是作者的接待单位。本章所叙述事件的整个过程，王炳南都亲身经历过，并且撰有回忆录。在许多年的交往中，他曾与作者有过多次交谈。 ⑧ 杨虎城将军的妻子曾于 1937 年至 1938 年去欧洲旅行过，并与作者在布鲁塞尔会过面，这个情况是鲜为人知的。她与她的丈夫和孩子经过长期监禁之后，于 1949 年被蒋介石杀害。 ⑨ 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⑩ CC 派，参见第一部分第四章有关陈氏兄弟及其在黄埔军校建立的组织。后来这个组织模仿希特勒的党卫军（S.S），称为蓝衣社。 (11)胡宗南，参见第八章。 (12)许多资料来自与王炳南的谈话。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13)此时毛泽东对如何处置蒋介石似乎还举棋不定。他本人的妻子是蒋介石下令杀害的。他只是在听了周恩来的劝告之后才同意和平解决的，这个推论是合乎情理的。某些中国历史学家也持有这种看法。 (14)蒂姆，1935 年以来就是作者的亲密朋友，现居住在香港。韩素音文档。 (15)指龚镇洲将军，他是两位知名妇女的父亲。他的一个女儿龚澎，在周恩来兼任外长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多年，是作者极为要好的朋友；另一个女儿龚普生，从事外交工作，后任驻爱尔兰大使多年。龚澎于 1970 年逝世，关于她的情况，请见韩素音的《我的房子有两个门》。龚普生仍然健在，是原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遗孀。 (16)蒂姆所提到的这位党员现在台湾，无法采访。 (17)汪精卫，关于他以前的历史，请见第一部分第五章和第六章。他是日本人统治下伪政府的首脑，1944 年因病赴日本就医，同年 11 月病死于日本名古屋。 (18)这个临时协议的内容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19)宋子文与他的姐夫、即宋霭龄的丈夫财政部长孔祥熙，均为国民党行政院成员，因而也是国防政府的当然成员。他们是蒋介石政响中的亲美派。 第九章 筹划未来（1937—1942） ——1937 年周恩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谈判 ——参加出征太原；和聂荣臻一起建立大的游击根据地 ——1937 年底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国 ——周去南京，1937 年底南京沦陷 ——与邓颖超一起去武汉，主持办事处工作 ——1937 年底至 1938 年 4 月组建新四军 ——1938 年 10 月武汉被日本占领 ——1938 年底蒋介石政府迁都重庆，周恩来也到了重庆 ——1939 年针对共产党的磨擦升级 ——1939 年春周恩来对新四军的境况感到担忧，前往驻地对新四军领导人叶挺和项英做工作 ——从 1937 年至 1942 年周结交知识分子；开始了“第二条战线”的工作，即在知识分子中扩大同情者和秘密党员的队伍 ——1939 年 6 月返回延安，7 月因坠马而使右臂骨折 ——1939 年 9 月到莫斯科治疗 ——1939 年至 1940 年期间向共产国际作报告，解释毛泽东的战略，使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 ——回国、在延安就处理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赶往重庆后遇上了新四军的问题 ——1941 年 1 月蒋介石对新四军下毒手 ——1942 年延安开始党内整风运动 ——1942 年周病倒了，动了手术 ——1943 年中与邓颖超和工作人员返回延安 “同床异梦。”第二次统一战线充满着分歧，这是在不可调和的敌人间的一种联盟，成了周恩来经受考验的场所，使他变得成熟，把他锻炼成为未来的政治家。 他已不再是以前的满脸络腮胡的革命者，也不再是剃平头住窑洞的近乎游击战士的模样。他穿着讲究的西装在南京参加各种招待会。他在中国官员、学者、外国的外交官和记者中间广交朋友，“目前的局势……需要有一种全国性的民主制度，……我们希望在各阶层人士之中创造一种民主运动。”他的话句句在理，都能被大家接受，埃德加斯诺曾十分激动他说过：“周恩来是所有人中最杰出的一个，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和信仰都充分融合在他的行动之中。”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也曾热情洋溢他说：他是一个最务实的、能干的和高效率的人，……是一个知识和文化渊博的人，……他的判断没有任何宗派的偏执。” 周恩来把蒋介石拉进了抗日的联盟中来。但要使蒋介石接受毛泽东所坚持的条件绝非易事，即不放弃对红军和解放区的控制，控制权仍掌握在共产党人自己手中。毛坚持政治和军事的协定并不意味着……和其他政权或军队合二为一……虽然是在一个国防政府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的独立性，根据地的组织和领导不能取消……国民党的长官不能干涉红军或根据地的管理…… 日本在 8 月进攻上海。周恩来穿梭于延安和南京之间、穿梭于毛和蒋之间。就在那年 8 月在洛川举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军委会议。洛川位于两安和延安之间。周给会议带去了蒋介石提出的一揽子计划。这时山西省省会太原已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中，蒋想让红军去打仗，保卫太原。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是想让红军与日本人决一死战，而他自己则“袖手旁观”。毛说不能打阵地战，不能打正规战，不能死守城市。只能打一场流动的、灵活的游击战。他还指出，我们在华北的全部工作应该建立在游击战的基础之上。群众工作，统一战线组织部应该与游击战相适应，……我们应该告诉全党，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彭德怀发生了意见分歧。彭曾说，为了树立威信，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红军还是需要搞一些战斗行动的，……“否则蒋介石就不会给我们发军饷或枪枝。”争论变得很激烈。毛曾尖刻他说过：“你想要名声和勋章……还有一套体面的军装。”彭在 22 年后曾提起对他这一毫无道理的凌辱。但当时毛不得不表示妥协，最后同意了“打几场运动战和阵地战。” 周又一次进行调解，力劝大家理智些。他的才智使他的发言富有诗意和说服力。不久，他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写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炎黄子孙，坚韧不拔的努力奋斗……”党将“取消一切推fan 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①拿破仑曾经说过：“领袖是给人以希望的商人。”周恩来在兜售希望。他使陕甘宁根据地被承认是“省政府”，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 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虽然八路军也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但将以一支独立的力量而行动。9 月，周恩来随同派去保卫山西省会太原的八路军到了前线。这样做符合蒋的愿望，也使部队和根据地得到了资金和物资供应。八路军在平型关对日军打了一场侧面战。虽然八路军只投入了一小部分兵力，但却击溃了日军一个师，也是中国陆军抗击日军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场战役使“八路”和八路军指挥官林彪等在全国成了有口皆碑的人物。史沫特莱曾写道：“数月后，约瑟夫史迪威中将曾花了半天时间对我分析了这场战役。”②但太原还是没有守住。日方大量增兵，周恩来在掩护人员退出城外过最后一座桥时几乎遭到不幸，他们刚过，桥就被炸毁了。 毛的战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周在一个战术问题上也得到了成功。他口来后发起了一项训练计划。“为了使游击战取得胜利，八路军必须具备训练有素的政治干部……学习日语、学习日本军事建制和方法。”在山西的临汾，他和聂荣臻一起建立了一个主要的核心根据地，称为晋察冀边区，横跨三省。这是中共政权自延安以后在华北的第一次发展，这个根据地成为 1947 至1948年一系列胜利的支柱。周恩来提议再扩军 3 万人，其中 15000 从老根据地解决，加强华北的红军力量。他说，要使抗战坚持下去，中心任务必须是华北的持久抗战。他还指出，南京、上海等地有一股委曲求和的潮流，……要注意汉奸政权的抬头。 这是对形势极具远见的估计，因为日本人很快就扶植了吉斯林式的伪政权。周恩来的另一份心事就是邓颖超的健康再度恶化。1937 年春她被送往北京附近的一个疗养院。人们记得那时她常跟别人谈婚后的美满生活，谈她的丈夫是“如何英俊、善良……”，催那些未婚的女孩子早日结婚。7 月，日本攻占北京，邓颖超化装后离京，埃德加斯诺曾写过他是怎么帮助她逃脱的。③可是各种说法不一致。邓颖超曾亲自对我说，斯诺讲的故事不全对④，秋天，她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随周恩来一起去担负办事处的工作。她也是办事处的成员之一。后来成立的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⑤这一新的机构就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周恩来夫妇也都成了参政会的委员。它的历史延续至今，现在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仍旧团结着许多民主党派人士。 周恩来还完成了另一项值得称赞的杰作，建立了另一支共产党军队，这支军队是由 1934 年留在瑞金根据地的红军指战员组成的。蒋介石勉强同意承认了这支 1.03 万人的队伍，但他说军长不得是共产党员。就象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兔子一样，周恩来提议他的老朋友叶挺任军长。叶挺曾于 1927 年离开中国，广州公社的失败一直归罪于他。他的夫人曾去过德国，现留居香港。周恩来让他回来领导新军，称为新四军。周说：“他不是共产党员。”蒋介石答应了。 当瑞金根据地的游击队幸存者一开始听到这一安排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蒋介石怎么能成为同盟军？陈毅得到通知后，开始也难以接受，最后还是同意了。后来他把这一消息告诉其他同志时，他差一点被当作叛徒枪毙。规定新四军的活动地域在长江以北。虽然人数限制在 12000 人，但它很快发展壮大，超过了这一数字。到 1939 年时，它的活动范围已渗入长江以南地区。 在这些岁月里，周恩来的另一项成绩就是在蒋管区的知识阶层中建立了由同情者组成的“第二条战线”。学生和知识分子离开了沿海城市，艰苦跋涉前往内地。少数人到达了延安。但周恩来的主要目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中间势力”，即从沿海日占区跑出、大批涌向西南地区的知识阶层。他曾对同事们说过，这批人特别宝贵。他们中有工程师、技术人员、翻译、记者、艺术家、作家、教授等等。如果共产党要实现统治全中国的理想，党就需要这批宝贵的知识分子，有经验的管理人员。1938 年时周曾在延安开办了语言教学训练班，甚至还办了一个“航校”。他的一位同事曾反对道：“我们连飞机都没有。”周回答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必须学习，我们终有一天会有的。” 周恩来主持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对于他保持与内地大学的联系十分有利。 人们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和邓颖超如何将各方面的人才、同情者、甚至是最保守家庭的成员发展进来的故事。邓颖超负责妇女部的工作，特别活跃。她坚信妇女和男人是一样能干的，在做说服工作和打入内部工作方面可以比男的于得更好。康岱沙⑥曾是她发展的一位女同志，在 44 年后的 1982 年康告诉我说：“我父亲是个很有钱的银行家和商人。我跑到了延安后，一位矮个子的妇女来看我，她穿着肥大的蓝色上衣和裤子，她谈到了我的家庭。‘你一定很想家吧。’我说：‘我想和他们一刀两断，他们都是资本家。’‘阶级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的立场和所作所为，’这位来访者是这么对我说的。‘你母亲病了。你父亲给我们发来了电报。你该回去看看父母。’这就是邓颖超。她对我说，有我这样背景的人，如果能够留在原来的环境中，去上大学，和我认识的人交换想法，说服那些还在犹豫的人或有敌意的人，这样做对党更有用。”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不赞成那种教条，即“阶级出身”决定了一个人对正义、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态度。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点表现得越来越清楚了。中国最优秀和最能干的共产党行政人员、大使中许许多多人都来自“资产阶级”家庭，他们都曾受到周恩来的培养并与他一起共过事。许许多多科学院院士、教授、科学家和其他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是来自工农家庭。周恩来的“第二战线”即他竭力争取的“中间势力”在最终与蒋介石的交战中是一个有决定性的因素。蒋介石在他统治的后期疏远了知识阶层，使天平发生了对他不利的倾斜，确保了共产党的胜利。 ＊＊ 这是 1937 年的 11 月末，周恩来又回到了延安，与毛泽东和政治局一起开会。形势十分危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正准备占领蒋介石的首都南京。 天空中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打破了延安上空的静寂。一架飞机在低空盘旋，然后准备下降。这是一架图一 3 型飞机。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一辆小型救护车里直奔机场，该车是纽约的华人洗衣工公会捐赠的，现用来接送贵宾。飞机终于降落了，从飞机上下来了一位裹着厚厚的毛边前克衫的人，他就是王明。 王明已被选入享有权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回来时显得特别神气，准备随时接任中共的领导。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近视的、烟不离手的康生，1931年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他主持上海的特科工作。王明和康生都是 1932 年离开中国去莫斯科的，直到 1937 年 11 月才回国。 在那天晚上的洗尘宴上，毛说了一通刻薄的挖苦话。“喜从天降。王明同志终于回来了，他过去对革命的贡献，他的鼓舞和指导作用证明是极为宝贵的……在这一历史的时刻……他又回来指导我们了。” 周恩来一言未发，一口接一口地喝酒，把这 64 度的土产烈酒一饮而尽。王明回来将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这意味着莫斯科又一次试图强行让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在上海已经陷落，南京也发发可危的关头，苏联担心蒋介石会继续让步，与日本人做交易。蒋把亲日派的国防部长何应钦一直留在身边。莫斯科认为毛泽东拒绝将红军的实权交给蒋介石是一个错误。几天后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当王明侃侃而谈“怎样赢得战争”时，这一点已十分清楚了。他说，事事都要协调一致。应该有绝对的统一。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这就是说，蒋介石应该是军事战略的实际领导人，而这正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让他的红军去这么干的。周恩来回答说：“我们不能这么干。这意味着又一次大屠杀。”一旦蒋介石有了力量，他会再次消灭共产党人的。难道王明忘记了吗？“早在 1926 年，出于盲目信任，不是把所有党员的名单都交给了蒋介石吗？你想让我们重复这一错误，都去送命吗？”虽然王明控制了一些政治局委员，他的动议被打掉了。但他仍然坚持己见。几天后他和周一起去了武汉，参加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王明很不习惯延安住窑洞的日子，吃的是蔬菜和小米，一周才洗一次澡，生活毫无乐趣。 在武汉沦陷以前，王明和博古一直和周恩来在办事处里共事。这就避免了与毛的直接冲突，但却使周恩来成了嫌疑分子。他被指责为支持王明和赞成王明的“路线”，而反对毛泽东。但是没有关于两人合作的文字记录。当然为了避免破裂或出现破裂，周恩来不得不作些妥协。 王明的函电都是直接发给中央委员会的，根本不通过毛泽东或发给毛泽东。他后来成为管辖滇、黔、川、湘、鄂、赣、皖、苏、浙、闽、粤、桂等省的中共长江局的书记。该局部分辖区是一些新四军部队的驻地。人人皆知新四军的政委项英讨厌毛泽东；经常对毛的指示不屑一顾。两人之间的恩怨从瑞金时就开始了。虽然眼下缺乏充足的证据，但王明似乎确实影响过项英和新四军的战术。 12 月 13 日南京落人日军之手。周恩来在陷落前已安排大部分工作人员离开南京。他还派人帮助美国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逊少校在日本人进城之前撤离。 日本人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屠杀和奸淫。据说在南京彼占领后的 10 天内就有 30 万军民遇害。日本人自己摄制的照片上也显示了尸体堆积成山的场面。这种暴行据认为是为了制造恐怖，逼中国人求和。但结果却正相反。现在蒋介石如果想屈服，必定失去所有人的支持。最后日本人不得不去找那时正在等待发迹的汪精卫。汪被任命为傀儡“政府”的首脑。 国民党政府沿长江往西迁都武汉。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也随之迁往。周恩来和夫人在这个美国报刊称之为“自由中国”的战时首都里工作了好几个月。他们住在略咖山山坡上的一所不大的农户房子里。山坡上长满了桃树，上山的路修得很好。周恩来曾在头年去过武汉，在武汉大学作过演讲。这次他受到了中国知识界更热烈的欢迎。他的老朋友、诗人郭沫若⑦帮了他很大的忙，组织小型集会、聚餐会，让周发表救亡图存的演讲。他审慎行事，避免以任何方式批评蒋介石。 那时武汉不断举行各种集会和招待会。周恩来和邓颖超活跃在各种场合，颖超常穿一件漂亮合体的旗袍。他们和在莫斯科时一样，膝下无子女的周氏夫妇非常关心革命烈士子女和孩子剧团的孩子们⑧。邓颖超又开始寻找这些战争的孤儿，他们后来成了近 40 名孤儿的监护人。当好心的朋友因为周恩来没有儿女而向他表示安慰时，他往往会仰头大笑起来，“没有孩子？小超和我可是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中国的每个儿童都是我们的孩子。”周恩来每当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时就特别高兴，他的朋友们往往在星期天把孩子带到他那里去玩。有一天下午，一位名叫孙维世的 14 岁女孩来到了周恩来在武汉的办事处。她的父亲是黄埔军官，1931 年被蒋介石杀害，周氏夫妇征得了女孩母亲同意后，“收养”了她。她是周氏正式收养的有据可查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后来朱德的两个孩子也受到周氏夫妇的喜爱和关怀。 周恩来的住宅成了许多来访者光顾的地方，他们中有中国的学者和西方人士，如史迪威将军，作家约翰根室，鲍勃哈特，尤金。怕克哈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 sT斯蒂尔，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尔丁夫妇。一些西方人士经常问：“他真是一名共产党员吗？”他看上去象一位贵族，举止高雅，他的言词从不激烈。在奥登和伊舍伍德两位诗人访华期间，他和他们进行两个小时愉快的谈话，两位诗人在他们的著作《走向战争》一书中曾对此作了回忆。当周被问及他是否真正信仰共产主义时，他总是边笑边答道：“是的，我们确实信仰革命，但战争结束后”我们需要西方国家的援助。”这一落落大方的回答使他的许多客人都感到欣慰。他的话让人感到共产党已经确定了其对外方针政策。“我们将鼓励外国在华投资。任何突出问题，例如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等都可以通过谈判及和平协议得到解决。”他还给予蒋介石一定的评价。“以委员长的经验和精神，他可以领导全国走向胜利。”但在 1938 年 4 月，一件糟糕的事使他震惊。张国煮从延安出走叛逃了，去为蒋介石服务。周恩来曾两次去找他，劝他改变主意，但遭到了张国杰的拒绝。周恩来不得不在武汉向他的同事们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煮党籍的决定。张国焘后来按他自己的想法写了回忆录，最后死在加拿大。 那时专家们一致认为“毛、周之间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那时谣言四起，称周恩来也可能象张国焘一样叛变。当有人间他是否将加入国民党时，他眨一眨眼睛，笑着答：“我对国民党能有什么用处呢？国民党从上至下都是能人。”结果是大家仍然在作各种猜测。但周恩来则忙于与朋友重叙旧情，他从不忘记结识过的人。他曾再次会见洛根鲁茨主教⑨，这位主教一直期待着周恩来将在某一天成为一名基督教徒。鲁茨主教的女儿曾在 1987 年对我说过：周恩来和我父亲的思想竟是如此巧妙地吻合。 荷兰制片人伊文思⑩曾应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邀请来华拍电影。在一次招待会上，他见到了周恩来。1986 年伊文思在巴黎曾对我说了这段经历。“当周恩来步入招待会大厅时，每个人似乎都被电击了一般。突然之间，我们变得活跃起来。”伊文思告诉周恩来他曾拍了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电影。但周恩来告诫他说：“你在这里与人谈那件事的时候可得小心点。”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见面了。“周变成了另一个人，显得精干，细心地问及了西班牙战争的事，军事方面的情况，……他对任何事情都想了解得一清二楚……。”后来周恩来努力争取伊文思去延安拍电影。伊文思到了西安，但被挡在那里，国民党对他产生了怀疑。宋美龄突然给他发了一份电报，称拍电影的事取消了。后来周恩来在武汉又见了伊文思，他对伊说：“延安有制片人、演员、作家，但没有器材，没有摄影机，没有胶片。”伊文思告诉我，“我把摄影机，所有的胶片都送给了周思来，”现有的记录了早年延安岁月的影片是由于伊文思当时慷慨相助，才拍摄下来的。 ＊＊ 那时延安发生了一桩风流韵事。从上海来的艺术家中有一位长相漂亮的女演员，名蓝苹(11)。毛泽东和她发生了恋爱，她也就搬进了毛的窑洞，当时延安常有这类罗曼史，因为 30 个男人中才有一位女性。有些领导人与他们的原配离了婚，娶了年轻标致的夫人。在公开谈论中是不赞成搞两性关系的，但在漫长冬夜温暖的窑洞里却是人们经常谈及的话题。但是蓝苹事件却令人感到吃惊，因为她夸耀与毛的关系，而毛又是党的领袖。毛的夫人贺子珍特别受人尊重，她是走完长征的仅有的三十名女性中的一位。长征中她受了重伤，在那段艰难的旅途中还生了孩子。蓝苹过去有情人，还有一个丈夫，……在上海时就认识她的著名电影导演司徒慧敏(12)曾对我说过：“她去了谁的家里，过后那家的夫妇难得吵架。” 政治局开了会，讨论可否同意毛与蓝苹结婚（在与贺子珍离婚后）。会议让周恩来先去调查，周为此向在香港的廖承志发了电报。蓝苹的政治背景究竟怎样呢？送来的报告对她不利(13)。但蓝苹有个朋友，他就是康生。康生和她是同乡，了解她的童年。他是社会部的头头，负责党员的档案。他给她开了一张清白的证明。这样毛就可以与贺离婚，然后与蓝苹结婚了。他将她的名字改为江青。政治局特别规定毛的新夫人可以“关心和照料”主席，但不得担任正式职务。江青永远忘不了这一点。她将永远不会宽恕那些在1938 年延安这座窑城里反对过她与毛泽东结合的人。30 年后，她将进行报复。 统一战线的黄金时代快要到头了。裂痕已经公开化。正当共产党人在发展武装和扩大根据地方面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的秘密警察也在加紧骚扰和逮捕无辜。周恩来在暗中争取“中间势力”的胜利使蒋介石和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日益愤愤不满。周向延安作了汇报。“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能再指望蒋我之间不发生冲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特别因为持久战的局面将持续好几年。”不可能轻易地、马上取得胜利。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已遭封闭，领导人被捕入狱。到处都建立了拘留营，称之为思想改造中心，由国民党的特别部队驻守。延安根据地再次被封锁了，蒋介石把他最优秀的将领胡宗南派驻西安。一些幼稚的西方记者去了西安后就受骗上当，一直以为这就是抗日的“前线”，而实际上是阻止任何人投奔共产党人，也是为将来与延安最后摊牌作准备。 日本人正向武汉推进，王明坚持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卫武汉，共产党的军队应该参加城市的保卫战。毛泽东表示反对。毛泽东曾说过，让日本人去占领城市……，他们越是深入内地，他们的有生力量就越加分散和薄弱。 6 月中旬《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署名为王明、周恩来、博古三人。文章具体阐述了保卫武汉和有效地进行第三期抗战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要采取的步骤和方法。 周恩来再次回到延安，政治局那时正在开着一次重要的会议。共产党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呢？毛泽东的路线占了上风，武汉不必死守。毛让周恩来带给蒋介石一封亲笔信，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他在信中以通常那种挖苦的语言写道：“你的领导鼓舞了全国。”然后他要求蒋介石就“准备进行长期、持久的抗日战……和两党的长期合作”与周恩来交换意见。 李德曾恶狠狠地写道：“毛想以彻头彻尾的欺骗企图同时代表两条路线……（共产国际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路线和他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军事成略的路线）。” 在这件事情上不存在欺骗。蒋介石诡计多端，不会因为言辞动听而上当，而毛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很清楚。 可是毛泽东对王明却来了个釜底抽薪。长江局解散了，新设了南方局和中原局。周恩来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包括中国的西南数省，四川和云南，华南的广东和广西省及香港。该局管辖的区域辽阔，其工作包括组织地下工作，联络并在大、中院校内开展争取“中间势力”同情者的工作。 9 月，情况越来越清楚了，虽然蒋介石宣布决心保卫武汉，但他却在为撤退至四川省作准备。10 月 21 日，日军占领了华南的广州；10 月 25 日日军抵达武汉。毛泽东评论说：“日本人的战线拉得太长了。进一步发展红色根据地的时候到了，……他们只占领了城市，广大的农村是属于我们的。” 蒋介石从武汉迁往重庆是第二次长途跋涉的大迁都，政府大转移。一切都是分几步进行的。因为我也在这次大撤退的行列之中，对当时的情况十分清楚。令我感到不解的是周恩来和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那些没有提前撤离的人员）也和蒋一样走了一条迁回曲折的路线。当时我跟着丈夫，他跟着蒋介石一起撤退，先从武汉到长沙，再去桂林，然后北上至重庆(14)。从长江走水路应该更好办些，但将每日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不少船只就是这样被炸沉的。人们因此选择了陆路，当然更艰苦些。(15) 周恩来在叶剑英的陪同下从武汉撤到了长沙，在那里见到了从广州撤出来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作家夏衍(16)在他的回忆录中及与我的谈话中告诉我，周恩来是怎样安排他们留在桂林的。广西省主席李济深虽然是国民党的官员，但却是他的朋友和靠得住的人。周恩来曾说过：“艺术家、演员和战斗部队是同样宝贵的，……我们必须把他们照顾好。” 长沙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成千上万从武汉撤退下来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许多人还准备再走。11 月 13 日凌晨突然全城陷入一片火海。作出放火的决定是为了不把长沙留给正向此地进犯的日本人。放火是政府的“命令”，但可怜的市民们事先没有得到通知，许多人在大火中丧生，他们的房屋被烧毁。周恩来、叶剑英也突然发现他们的住房被泼上了汽油并点着了火。虽然他们逃脱了，但周对此极为气愤，谴责这一对人民缺乏感情的不人道行为。大火后他又在城里组织救援工作。蒋介石否认曾下令纵火焚烧长沙，倒霉的长沙地方官军警负责人成了替罪羊，被处决了。 12 月中旬，周恩来到达重庆。邓颖超已先期抵达，正在那里等他。先到的还有诗人郭沫若，他的原籍就是四川。周恩来曾说过一句妙语：“我们现在到了勇士和诗人的故乡了。”郭沫若答称：“要多少心血、多少痛苦才能写出一首诗来。可为了一把米，付出的还要多得多。”四川称为天府之国，是一个极为富饶的省份。即使是饥荒的年月还有余粮养活其他各省。现在又添了一个新的负担，四川人民将要为从日本占领的省份逃难而来的二、三千万张嘴提供口粮。 重庆是一处岩石呷角，突出在长江和它美丽的支流嘉陵江之间。夏天是火炉，冬天是终日迷雾的鬼域。江的两岸是升出水面 400 多英尺的悬崖峭壁。到处是百万难民栖生的茅房，象地衣一般吸附在陡峭的山坡上。那里几乎没有平路，多数道路都象台阶似的小道，一会向上，一会向下。国民党政府迁都到这里之后，修筑了一些柏油路，汽车也多起来了，在高地上盖起了楼房，在山坡上炸出了一些防空洞。周恩来的办事处和住所设在曾家岩 50 号。八路军办事处设在红岩嘴 52 号，《新华日报》社设在虎头岩。 曾家岩 50 号是一幢 3 层楼房，楼房第二层和楼房外的左右两侧都为军统戴笠的特务所占用。楼房的所有窗户都面朝庭院，没有朝向大街的窗户。顶楼没有窗，叶剑英就住在那里。有一次闷热的盛夏，为了透气，他挪开了几片瓦，在屋顶开了个洞。后来一场倾盆大雨使水从洞口直灌室内，透过满是缝隙的地板，流进周恩来的卧室和办公室。那一天周恩来在屋里打着伞会客。 1939 年，周恩来的最大担扰是国民党搞磨擦不断升级。他关心的重要问题是新四军的活动。1939 年 1 月 25 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意见写信给蒋介石说：“中共愿在某些省区减少发展……。”但是同时号召在敌后发展力量，共产党人正在开辟新的根据地，扩充军队……。1937 年时八路军只有三个师约 45000 多人。到 1940 年，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 50 万人和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1939 年的新四军已达 40000 人。超过了双方同意的 12000 人。新四军政委项英在皖南驻扎了大批军队，这是十分危险的，无异是对国民党的挑战，因为国民党在那个地区也布置了重兵。尽管蒋介石正进行封锁，新四军还是向江苏、湖南等省及长江以南地区渗透。在蒋介石——也是周恩来——的故乡浙江省也有了新四军。 周恩来返回延安与毛泽东就新四军问题进行了磋商，然后前往安徽，来到了新四军总部的径县。他在径县见了他的好友叶挺和政委项英。项英是个好人，但却粗鲁，刚愎自用。项英对向南发展特别热心，他认为日军将很快向南方数省推进……。周恩来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强烈要求他北上，进入皖北地区。“你应该北上，那里的国民党力量较弱。还可以向东作战，在日军占领的沿海地区行动。”如果向南发展，“红军就不能仅仅是一支武装力量。它要成为土改和宣传教育的工具。”这就是说必须是游击支队，正规军不行。周说皖北的国民党守将顾祝同尚“友好”。 周恩来还去了浙江省，名义是去绍兴探亲，真正的目的是搞调查。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到祖先的墓地扫了墓。他在供着祖先牌位的词堂里参加了仪式，在家谱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姓名以及在淮安出生的两个弟弟的姓名。他发表了祭文，在三千年前从洪荒中拯救了华夏的大禹的碑前祭了祖。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却对祖宗传下的仪式如此谙熟，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回到重庆之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担心可能出事。新四军暴露无遗、毫不隐蔽……，而且处在敏感地区，那里被蒋介石视为自己的领地。(17) 周恩来的父亲贻能到了重庆。他的儿子对他非常尊敬，但却显得疏远。两人的思想根本不合拍。但周恩来从招待党员家属的住房中给他安排了一间舒适的房间，并从自己微薄的津贴中支付了住宿费。贻能对他儿子的俭朴生活感到吃惊。他死于 1942 年，丧事办得简朴而悄无声息，就象他的一生也是那样的简朴和悄无声息(18)。邓颖超的母亲也到了重庆，她在瑞金被关押了五年后才获释，1938 年由地下组织送到武汉。武汉陷落时她不愿与女儿一起走。“我自己有办法。”她和其他难民一起徒步跋涉。走了整整一年，1939年才抵达重庆。她死于 1940 年。 就在第二次统一战线期间，周恩来为将来的外交部奠定了基础。他与城内的外交官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外交官包括博学的美国大使高思，美国使馆武官包瑞德，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和英国使馆的其他官员。在他的周围有王炳南、黄华、章汉夫、章文晋、龚普生、乔冠华、龚澎等等(19)。”我们应该造成一种国际影响。我们需要有知识的人与美国、欧洲打交道。”龚普生曾受周恩来的派遣去了美国，她在那里和埃莉诺罗斯福交上了阴友。周恩来还让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给外国报刊写文章——她会好几种语言。他每天晚上都要在虎头岩花两个小时修改《新华日报》的文章和社论(20)。他发现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是一位很出色的编辑。他常对围着他提问的记者说：“去找梓年，他知道。”他虽不轻易地完全信赖某个人，但似乎非常信任潘粹年。周恩来甚至亲自修改过他的朋友郭沫若“为大众”写的剧本。他在桌上放着一块“请勿吸烟”的小牌子，因为他讨厌烟味，并常常因此而流鼻血。在他的晚年，流鼻血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龚澎曾对他说，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周恩来便把禁烟牌撤了。 当时任记者的吴全衡(21)曾写了一篇关于延安的文章，说“现在草已绿了，到处是鲜花。”周恩来嚷嚷地对她说：“克里空——胡扯。”“延安的春天缺水，根本不会有一片草叶。”周恩来与《时代周刊》及《生活》杂志驻重庆的代表、已故的西奥多怀特交上了朋友。一次特迪（西奥多怀特的呢称——译注）曾应邀去周恩来住处赴宴，周的工作人员觉得最好的一道菜是焦黄香脆的烤乳猪。特迪说：“我是犹太人，不吃猪肉。”这下让周恩来的陪同人员十分尴尬。但是周恩来扭转了局面，使大家都没丢脸。他用筷子指着乳猪说：“特迪，你觉得这是猪，在别处它是猪，但我们这儿是中国，这不是诸而是鸭子。”特迪终于吃了一小片”鸭子”。*** 国民党和新四军之间的磨擦不断升级，一场重大的冲突终于曝发，周恩来发表了长篇的抗议和谴责文章。当时的国防部长何应钦——此人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时曾将汪精卫从意大利召回——对周说：“这是因为新四军收容了我军的逃兵。”这也许是实际情况。那时国民党的士兵都是些从庄稼地里拉来，然后用链条铐在一起押送到兵营的农民。他们不但报酬微薄，而且经常遭受军官的打骂(22)。 周恩来于 6 月返回延安，就新的局势，包括欧洲战争爆发前的形势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向中央党校的干部们讲一次话。“对于这些事情，你讲得比我好。”学校远在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周恩来得骑马去。途中马肚带断了，他从马上摔了下来，造成了右臂骨折。不少书里都说周恩来之所以坠马是因为当时毛泽东的新夫人江青所骑的那匹马突然转向，使周恩来的坐骑受惊。但我又曾听当年在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说：“江青那时不在场。有人叫我去给周恩来诊治伤情。那时我们在延安有一支印度医疗队，但我们都不是搞骨折专科的。”不知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最后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疗伤。蒋介石为了表示关心，派他的私人飞机接周恩来、邓颖超、养女孙维世，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和蔡畅一起去乌鲁木齐，然后由苏联飞机接往莫斯科(23)。 周恩来住在苏联专为高干治病的克里姆林官医院。外科医生们就他复杂的骨折会诊后提了几个方案。“国内工作很忙，时间紧迫。你们可以按费时最短的方案治疗。”他的右臂终于恢复了功能，但时处只能略微屈伸。后来人们对他半伸的手也习以为常了。为了使手臂有力，周恩来每天在午饭后打15 分钟乒乓球。 他到莫斯科来不完全是为了治病，也是为了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情况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研究解决中苏关系的各方面问题，包括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24)。那时候，国与国之间平等的概念是十分淡漠的。虽然法国曾侈谈自由和博爱，不到最后一刻它是不会放弃它的殖民地的——而且往往要经过一场血战。同样，苏联虽然标榜自己反殖民主义，但在行动上仍然是沙皇专制那一套。 遵义会议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王明仍然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言人，仍然占着政治局的位子。 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阐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观点。他十分明确但又非常策略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个独立的共产党、有权确定自己的政策，坚持自己的观点。据说周恩来带去了一封毛泽东的信，信中对李德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这封信是对共产国际的每一项指示提出疑问的前奏。周恩来就中国的形势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一份长达 100 页的报告。作口头报告时一口气要讲四至五个小时，并用地图、草图、图表等说明军事行动和根据地的情况。他还谈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思想及其重要意义。他概述了扩大农村红色根据地的计划。他的翻译师哲写道：“他常在阐述自己意见前说：‘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是这样的。’” 反应又是如何呢？“听众们懵了……跟不上他的思路。”这是一种他们很不熟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说理方法。中国人的姓名，地理情况，事情的错综复杂性……一切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难以理解。周恩来的大多数听众都是充满了优越感但却对中国缺乏了解又毫无实践经验的庸庸碌碌者。唯一听懂了的是那位日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后来与周思来一起到了中国。他的听众中有季米特洛夫，芬兰的库西宁，法国的马尔蒂，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德国的皮克……。法国代表马尔蒂曾说过：“就象一部长篇小说，里边的人物实在太多。我常乱了头绪……。”翻译师哲曾以委婉的措词说过：“他们不熟悉中国的具体形势。” 没有辩论。没有人能够面对如此大量雄辩的事实提出反驳。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曾明智他说过，“只有中国人自己才有能力对付这样复杂的局面，”季米特洛夫曾“与周恩来热烈地握手”。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决议，口头通知了周恩来，周边听师哲的译文边将内容在本上记下来。师哲后来写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议，因为它使中共中央在自己作主上有了回旋余地……共产国际以往的一些决议是不恰当的，导致了党内的分歧。”姑且不论别的，周恩来至少已经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已无能为力。这项决议”使毛泽东同志有可能在 1945 年的党代会上宣布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如果去掉模糊的辞藻，其实际意义是：由于该决议本身十分含糊，毛泽东终于有可能开始清除王明及其追随者了。 另外一桩事也对毛泽东很有利。巴威尔米夫发生了麻烦。他成了“fan革命”。米夫的下台也使那些由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人的名声黯然失色，其中就有王明，共产国际的决议用词含糊，它所讲的“团结”可能指的是与蒋介石的团结。但周恩来巧妙地指出，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性与独立性”就是指团结，但并不是指与党外力量的合二而一，也不是指一切都要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毛泽东还在信中要求共产国际开除李德。但执委会最后决定，如果李德的意见是错误的，“中国同志不必一切照办。”这种说法显得有些虚伪，叶挺就是因为在 1927 年 12 月在处理广州公社问题上与纽曼（曾译诺伊曼——译注）意见相左而遭到排斥，李立三也因为不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而被降职。 中共中央委员陈郁在 1928 年与王明发生冲突，因而被分配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当普通工人，一于就是 12 年。周恩来终于使他得到解放，并带他一起回国。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安排他们的养女孙维世留下在斯但尼斯拉夫斯基学校学习。他们在 1940 年 3 月回国。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周恩来受到了当地军阀(25)的迎接和宴请。这个军阀几年后竟杀害了毛泽东的兄弟。一行人后来坐卡车回到延安。沿途停留时每次都受到了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迎送。师哲写道：“当他们听说是周恩来，都来表示敬意，……他们非常崇拜他。”到了延安后，周花了几个星期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下交谈，邓颖超为此只得独自去重庆。周恩来不在的时候，她承担了办事处的部分日常工作，还为《新华日报》写稿。 毛泽东感到松了一口气，他不必再严格听从共产国际的指令。这一点可从 1940 年 5 月他发表的指示令中看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向前发展，发展游击根据地，扩大军队的时候已经到了。当然这一指示会使脆弱的统一战线变得更加紧张，但是毛泽东对统一战线已不太在乎了。可是周恩来仍在从事统战工作，至少使人觉得他仍在这样做。也许他对毛泽东那种强硬的立场有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于 5 月底回到重庆，继续就滥捕无辜、搜查住宅和制造磨擦提出抗议，同时仍然表现出一种和解的态度。这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1940 年 6 月法国的沦陷使中国战场的前景发生了变化。德国驻重庆的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转交了一份希特勒的电报，要求蒋与日本靖和。蒋介石对希特勒十分崇拜，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为他的蓝衣社党徒的教科书。作为对策，莫斯科提出愿向蒋提供更多的援助。周恩来在党报上猛烈抨击了“投降主义分子”和“通敌分子”。7 月 7 日为了纪念“七七事变”，他在重庆举行了一次盛大集会。“我国必须努力在外交上采取坚定的明确的政策，在内政上力求进步，在国内团结上力求改善与巩固……”这是一个机敏的、干练的外交家的语言。但是为了避免与国民党的冲突，周恩来命令游击部队“只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内”活动，但同时指出这一条不适用于华北地区，因为自 1937 年以来，一直只有红军在那里组织军事活动。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所担心的主要是华中和华南地区，新四军再次得到命令，在扩军时要谨慎行事。 经延安的政治局和军委同意，八路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华北对日开展一场大的游击战攻势，目的是破坏铁路、公路运输线，骚扰日本驻军，打击汉奸。聂荣臻的根据地参加了上述军事行动，他说这次攻势是由彭德怀领导的，彭和往常一样是想“动真格的”(26)。毛泽东的最初计划则是一种配合良好的游击攻势，由小股部队进行伏击、搞破坏，使日军和运输线瘫痪。彭德怀的行动使毛泽东的计划变了样。聂荣臻写道：“胜利冲昏了头脑。”彭石穿动用了 20 万兵力，后来称为“百团大战”。战斗中刀刃相见，主动出击，正面进攻。战斗中牺牲惨重。这一冒险行动遭到了日军的全面报复。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使共产党地区的大片土地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粮食和后备人员补充的巨大困难。 毛泽东大为愤慨，把彭德怀骂了好几天(27)。周恩来没有骂街。他提出警告：“反共的高潮即将来临。”蒋介石现在已经看到了八路军的力量。他说：“我养肥了一个魔鬼，这个魔鬼现在要来杀我了。” 1940 年 10 月 19 日蒋介石让何应钦和白崇禧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总部发出了最后通牒，命令所有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必须在该月月底前撤退至黄河以北。周恩来把这项最后通碟报回了延安。同时向中央建议，原则不能同意，但不要不理睬，须予答复。他提出两个方案。新四军主力部队向北撤，以便集结应战，在长江北的部队，随时准备战斗。第二方案是将皖南的部队一部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分散成小股的游击队，就地打游击。同时他又在“中间势力”中积极开展鼓动工作，准备发起一场舆论攻势。“所有的中间党派和人士都希望缓和紧张局势。”他要求朱德、彭德怀以及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共同对最后通牒作出回答，表示准备有条件北撤，但“特别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11 月 5 日延安复电同意部分北撤。周恩来通过各种手段和办法，使蒋介石同意将北撤期限延长至 12 月 31 日，以避免双方军事摊牌。圣诞节，蒋介石邀请周恩来赴宴，与周握了手，感谢周在四年前救了他的命。他反复表示在“一月底之前”不对新四军采取行动。但是在宴会快结束时，两人对民主的含义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论。蒋介石目瞪口呆地对周恩来说：“我不是民主派？难道你认为我不民主吗？”(28) 毛泽东的态度仍然强硬，令人有点不解。“我们必须强调斗争，不是团结，……我们必须以二切方式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到 12 月底之前，大约已有 6 万新四军渡过了长江，约有 1 万人留在江南，有时挺军长，项英政委，还有干部学校和医务人员。新四军将北移的消息被国民党泄露，项英发现他们规定的撤退路线已被日军封锁。叶挺军长去找了当地的国民党党部讨论这件事。但他却在那里被扣押，屠杀事件终于发生了。约有 6000 多人被害，项英亦遇难。这件事发生在 1 月 6 日。 周恩来于卫月 7 日(29)得悉此事。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指示报社撰写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国民党制造事变的社论。当时他脸色苍白，声音因悲愤而发颤。他很快派王炳南、叶剑英去通知参政会的各党派人士；他派龚澎去通知外国记者，让王安娜去通知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当他得知《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国民党的社论被新闻检查官扣压，报纸被迫开天窗时，他挥笔写下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30)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国际舆论哗然。英国大使说：“这是可悲的事。”美国武官(31)也作了同样的表示。罗斯福私下向蒋介石发出警告。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是为了抗日战争，如果发生这类悲伤的事件，这种援助将是无益的。国内外反应的强烈程度使蒋介石感到惊讶。他在 1 月 25 日表示这是一桩有关军纪的事。“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是不行的。”他命令解散新四军。 周恩来曾在一次重要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共之间没有和平，美国对华援助就不可能得到很好地使用，……。但当有人暗示蒋答应安全撤退是谎言时，周恩来回答说：“不是，有人向委员长谎报军情。”他然后提出了解决该次事件的条件，其中一条是立即释放叶挺。2 月，他又在重庆一次数千人参加的集会上发表演讲(32)，谴责那些“杀害了真正爱国者的凶手”，同时仍坚持“要向前看，继续努力去争取胜利。”我也去听了那次重庆的演讲，会场离我家不远。新四军并没有因此而解散，它的军部重新建立起来，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滥捕以及可能发生的暗害行动，周恩来采取了预防措施。他疏散了《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和在重庆的其他共产党组织。他在桂林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写信给省主席李济深，让他照顾那里的艺术家们，保障他们的安全。南方局的干部也将进行疏散，有的返回延安，有的暂去海外，其他人则派往全国各地。周恩来说：“在条件成熟之前，……我们必须进行长期的地下秘密活动。不仅是中共党员，甚至许多非党同情者的情况也很危险……。”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在“中间势力”中施展他的影响。他参加了庆祝冯玉祥 60 大寿的活动，此人曾用水龙头给自己的士兵行施宗教洗礼。冯玉祥现在被认为是个伟大的爱国者，因为他没有跑到日本人那边去。周恩来与冯接近，请冯玉样为释放叶挺说话。当英国大使卡尔因另有任命而于 1942年 2 月离开重庆时，周恩来送给了他一把日本军刀，说刀是“英勇善战的叶挺军长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此后五年中，邓颖超一直照料着叶挺的夫人和女儿。 1941 年 4 月，月苏签订中立条约，类似苏联与纳粹德国两年前签订的条约，以免莫斯科遭到攻击。周恩来预测说：“现在日本将把矛头指向华南。”斯大林在摆脱了两面作战的担忧后，就能够将远东的部队调往西线战场。但这些部队没有赶上德国于 1941 年夏发动的攻势。 1941 年 12 月 8 比日本偷袭了美国在珍珠港的舰队，从而把美国卷入了战争。中国战场因此成为罗斯福总统关注的中心。而在此以前，他的重点一直在欧洲战场。蒋介石惊喜若狂(33)，因为他肯定会获得大量的金钱和武器。但是美国人不愿看到国共之间交战。为此，统一战线内部的磨擦应有所收敛，巨大的裂痕必须予以掩饰。但在这表面的和谐和笑脸背后，两党都在为“战后”不可避免的摊牌进行着准备。 毛泽东在准备。现在莫斯科全力投入了对德作战，毛泽东可以进行党内改组了。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使他自己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袖，统一和巩固全党，引导党在战后征服全中国。所有供“整风”学习的文件——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以及已经上升为理论家的刘少奇的著作——都在 1942年 5 月送到了周恩来处。周恩来、邓颖超与《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以及南方局的人员一起举行了学习会。周恩来曾严肃他说过：“我需要学习，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写下了自己的行为准则，整顿思想和工作作风的计划。周恩来和邓颖超本来应该返回延安，但周突然病了，住进了重庆附近歌乐山的中央医院，动了手术。这次是 1935 年时得的肝浓疡病的复发症。 1942 年初日本占领香港，周恩来为此面临了一些新的问题。他的人员回来后即被蒋介石逮捕入狱，其中有廖承志。廖直至 1945 年才获释。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便使办事处的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1943 年 6 月，周恩来、邓颖超和办事处的 100 多名工作人员分乘几辆卡车离重庆，7 月 16 日到达延安。他们每个人都将受到审查，接受批评，整顿思想。周恩来也未能幸免。 注释 ①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出版。 ② 见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中国的战歌》。 ③ 见胡杏芬著《李知凡太太》。 ④ 埃德加斯诺叙述的他如何帮助邓颖超脱险的情节与邓颖超所讲的情节相矛盾。邓就斯诺书中的情节有出入一事找过斯诺夫人洛伊斯斯诺。可能两人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回忆此事的。 ⑤ 国民参政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光辉历史》，香港祖国出版社，1985 年出版。 ⑥ 康岱沙，作者的朋友，作者还认识她的全家。见韩素音著《无鸟的夏天》，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公司出版。 ⑦ 郭沫若于 1937 年从日本回国，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⑧ 1938 年 1 月 29 日周恩来就孩了剧团事致郭沫若函。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出版。 ⑨ 鲁茨主教，作者曾以书面和口头方式采访过他的儿子与女儿。 ⑩ 伊文思，作者的朋友，《伊文思和中国》一书（新世界出版社，1983年版）描述了他生平的片断。关于未美龄的电报，参见伊文思文档。韩素音文档亦存有伊文思提供的副本。 (11)蓝苹，即江青。见罗斯特里尔著《白骨精》，威廉莫罗（WiliamMorrow）出版社，1984 年出版。 (12)司徒慧敏，电影导演，作者的朋友。作者曾就中国的电影发展采访过他，采访时他谈及了毛泽东夫人江青年轻时在上海的情况。他曾遭到她的迫害，详情参见审判“四人帮”时他提供的证词。1987 年去世。 (13)作者访问廖承志谈话记录。 (14)见韩素音著《目的地是重庆》。 (15)当时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坐船从武汉逆流而上去重庆。途中遭日军飞机轰炸，伤亡惨重，政府的其他船只也同样被炸，有的沉没。 (16)夏衍。作家和评论家，与作者是多年的朋友，见《周恩来年惜》，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17)参见《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韩素音文档中关于这次访问的特别文件，手抄本。 (18)周恩来的父亲是在新四军驻淮安的特工人员帮助下来到重庆的。 (19)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20)有关新华日报历史的回忆。韩素音文档。 (21)吴全衡，作者的朋友。宋庆龄基金会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代表。著名的科学院院士胡绳的夫人。在重庆时作为女报人与周恩来共事三年。 (22)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23)(24)师哲的回忆录：《周恩来 1939—40 年的莫斯科之行》。另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25)新疆军阀指盛世才。 (26)聂荣臻回忆录中有关建立根据地的部分。 (27)见本书第二部分有关庐山会议上毛与彭矛盾公开化的章节。韩素音文档，手抄本。(28)见西奥多怀特所述的故事。 (29)《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30)“江南一时”指叶挺。 (31)美国武官包瑞德，作者的朋友。见下一章“美军观察组”。 (32)见韩素音著《无鸟的夏天》。 (33)见韩素音著《无鸟的夏天》。作者当时正在重庆，目睹了蒋介石对珍珠港事件兴高采烈的情景：“我们终于让那些大个子站在我们一边了。” 第十一章 和战之间（1943—1947） ——1943 年 7 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回到延安 ——周恩来受到严厉批评…… ——周对批判作出答辩，终于得到了解脱 ——1943 年 8 月站出来为那些受康生调查而遭迫害的人说话 ——1944 年坚持继续发展统一战线 ——1943 年至 1944 年，向干部讲授党史和毛泽东思想 ——1944 年 7 月在延安会见美军观察组 ——1944 年 11 月在延安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 ——与赫尔利和包瑞德上校飞回重庆 ——1944 年底蒋介石拒绝修改协定，坚持要控制红军 ——1945 年周返回重庆，继续谈判 ——1945 年 4 月七大会议上毛被神化 ——1945 年 8 月至 10 月毛和蒋在重庆会谈 ——1946 年杜鲁门总统派遣乔治马歇尔赴华，阻止内战 ——1946 年底乔治马歇尔的任务以失败告终 ——周在上海恢复与各方的联系 ——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冲突扩大 ——1946 年冬周返回延安 周恩来、邓颖超和 100 多名工作人员于 1943 年夏抵达延安，受到了他们的挚友蔡畅和她丈夫李富春的迎接。周和他们是在法国相识的，后来成了生死之交。周回来后立即成为大批判的目标。他对 1921 年入党后的言行都进行了反思。“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自我批判会是多么令人痛苦”，这是我所采访的一位妇女在谈及 1942 年至 1944 年底的整风运动时对我说的话①。这场运动以 1945 年毛被神化而告终。 我采访的另一个人告诉我：“在这些批判会上，周恩来详细阐述了党的历史。我们中很多人都不明真相。开过这些会后，谁都不会再去反他。” 毛泽东发起的这场称为整风的整党运动，不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也不仅仅是为了清除王明之类的反对派。他的观点是想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救世主，以便在抗战后统治全中国。他确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有自己模式的共产主义。他为此而进行了奋斗，从 1935 年抵达陕甘宁边区后一直从事理论写作。②“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仅仅是一种外来的理论，因为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具有中国的形式。他是第一个认识到，革命必须首先适应各种不同的文化，才能对自身的文化有所改造。③他在掌握时机上很走运，或者说相当机灵。因为 1942 年夏苏联正与德国交战，而 1943 年中共产国际解散了，从而使这场整风运动不会受到来自莫斯科的反对和阻力，使运动得以清除中国党内所有残余的亲苏分子。人们有理由认为，既然周恩来曾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指出，毛泽东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主权，那么在延安周应该属于支持毛的这一派，但事实并非如此。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虽然 1935 年他在遵义曾对王明、博古的路线投了反对票，支持了毛泽东，但却拒绝排斥这两个人及他们的同伴。他说过，“他们还是同志。”周这样做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他从不鞭挞、辱骂那些犯过错误的人。他曾不顾巴威尔米夫的反对而去帮助李立三。这种绝不为了个人利益而让别人遭殃的精神是周恩来的美德，对他的言行进行任何批判都不能使这一美德逊色。这一品德使他在同事中与众不同，使他赢得了周围每个人的爱戴与敬仰。 但在当时这一点却不起作用。他的主要批判人对此也无动于衷。在 80年代的今天，那些曾经读过至今尚未公开的那份指控周恩来文件的人告诉我：“和文化大革命时一样糟，如果不是更槽的活。”周所做的一切都被歪曲成对毛怀有恶毒的目的。在这些骇人的控告中，周的一切行为都认为是怀有恶意，而这种指控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据。 在如何处理同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以及派八路军去保卫太原④等问题上周与毛有不同意见，都成为批判周的理由。 刘少奇当时已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著作与毛的著作一样是这次整风运动中的必读材料。他在这时特别热衷于抬高毛，正是刘少奇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喜剧中造出了毛泽东思想一词。22 年后，在神化毛和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大革命”中，刘本人成为这场革命的目标。 这时有一个跳槽的人，就是那个和王明一起从莫斯科飞回来并促成毛与蓝苹（即江青）之间罗曼史的那个康生。他负责内部保卫工作和每个党员的档案材料。他现在抛弃了王明，他想打击周恩来。 周在党内不搞宗派。他所领导的南方局部在蒋管区，参加革命的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都不是无产者，延安的报纸《解放日报》登载一些文章，攻击“为数不少出身非无产阶级、需要严格审查的党员。”周和邓颖超都明确他说过，对这些党员来说“阶级出身”是次要的。然而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却以此划线。 有人声色俱厉地批判“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和分裂活动。”一位从事周恩来研究的人⑤曾对我说：“那时对周恩来的指控和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听到的那些话是一模一样的糟。”反对周的第一个论点是周恩来曾同王明和博古在武汉以及后来在重庆的办事处里共事过。王明在武汉时曾企图反毛，另立新的“中心”。他甚至向中央委员们下指示，发号施令。 此外，还有人批判周恩来是一个”帮了教条主义大忙的……经验主义分子。”教条主义指的是王明。在 1937 年后期太原军事反击战中，周恩来曾设法利用山西军阀的部队去抗日，并开始为某些部队办训练班。他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想法做的。他曾对某军阀说过：“我们善于打侧面的遭遇战。”那时与周持不同意见的人曾设法让八路军“单独干”。周恩来在发给军委的一份电报中透露了他与这种意见的分歧。可见对他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指责周恩来曾在王明发起的“誓死保卫武汉”的告示上签了字也是同样站不住脚的。曾有一段时间，王明甚至代毛签字，可能这次也是王明代签237的。这段话是 1988 年我在北京采访一位从事周恩来生平研究的人告诉我的。 新四军问题是反周的另一个题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新四军没能建立游击根据地，而以“正规部队方式行事。难道这是周的过错吗？”⑥学者们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对周批得很凶。 审查还涉及 1928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六大。周恩来在一次大型的干部集会上作自我批评时说：“在关于如何评价六大问题上，我们有许多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分歧。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负主要责任者之一。目前在延安还有九位同志，当时部参加了。 1939 年秋周恩来曾去苏联，部分原因是治手臂的伤，同时也为了与共产国际会谈。有人把这件事也提了出来。周说他去苏联是向共产国际谈长征初期王明、博古、李德的错误，还有他自己的错误。他说是毛泽东拯救了参加长征的人。这些与翻译师哲向我们谈及周恩来在莫斯科的谈话内容是相吻合的。他谈得很巧妙，最后共产国际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毛在党内居主要地位。 有机会看到许多至今仍属保密文件的研究人员在 1988 年告诉我：“周恩来对这些批判会处理十分得体，使那些对他的批判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对周的批判前后持续了六周。 康生为了表明他是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搞了一场长达十个月的“抢救运动”，这场运动严重地破坏了党性和党的凝聚力。在 40 年之后的 80 年代，我还能感到这种破坏性的后果。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压那些怀疑对象，要他们但白交代，然后把交代材料作为证据。”审讯时逼供的方法是中世纪式的，使用了酷刑。他曾向那些惊恐万状的干部吼叫：“我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是特务。你们为什么要来杀我们？你们是没东西吃吗？你们想要的难道还不够吗？可是你们还发牢骚，搞阴谋，……”他这么说是因为确有一些受过文化教育的人写了一些批评文章。这些人不适应中国贫穷农村存在的原始生活和粗鲁武断的作风。康生说，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渗透进来的分子，……各个组织部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还限定具体的指标。一位幸存下来的当年的“罪犯”告诉我说：“有些人坦白承认了一些他们根本没有干过的事，……他们迫使自己相信是犯了罪的人，……真是出奇。” 周恩来出面进行了干预。陈毅也说话了，他直接找了毛泽东发了一通火。“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这样地对待我们的人。”周挽救了那时还很年轻的陈慕华，她后来担任了中国银行的行长。她被指责为特务，理由是她的一个叔叔是蒋介石的一名将军。当时由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损失惨重，许多人因为是知识分子而被定为特务、叛徒、fan革命分子。北方局却几乎没有触及。 康生被迫做了自我批评。他把责任推给底下的人，说他们热心过分。这时他已被称为弥勒佛的李克农取代了。许多干部恢复了工作。毛本人也在两次大会上就过火行为承担了责任。周恩来也得到解放。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谈到党的历史时总结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⑦但他拒绝当时已经开始的对毛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吹捧。一次在党校做的报告中他曾谈到，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也要从经验中学习，比如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毛泽东同志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认识的。他说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⑧他还引了毛在一封信中的话来支持这个论点。他对同志们说：”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⑨ 他批评了王明，但很有分寸。也许是由于周的缘故，王明、博古还有国际路线派的其他人才未遭清洗。直至 1956 年王明主动要求去莫斯科前，他仍然是中央委员。去世之前，他一直住在莫斯科。 延安沉浸在对毛的一片赞扬和歌颂声中，每天都有歌颂毛的诗歌和文章。例如，当时的气氛从一位著名诗人⑩写的诗句中可见一斑：“只要毛泽东出现在人群中，立即掌声雷动，……他时时刻刻都在沉思，一手推倒敌人，一手迎来更多的朋友。……” 在与蒋介石的统一战线政策上，周恩来是与毛有过争论的。他不参与别人的争权夺利的活动，但却坚信对待国民党应与战争的形势变化、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一井考虑。当时已有迹象表明美国对中共有兴趣，因为美国记者们报道称共产党部队是唯一对日作战的部队，而蒋介石拿了美国人的钱却不打仗。但周恩来坚持认为，美国并没有放弃蒋。所以尽管反共磨擦和对延安的封锁并未停止，统一战线仍必须是党的纲领，这样做有好处，因为它表明了中共的善意。“人民希望和平，……他们希望民主改革，……为此我们必须在平等和互让的基础上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应该让人们认为合作就是合并。……” 周恩来是否真正认为有可能与蒋搞联合政府呢？他当然为此竭尽了全力，以使这一计划得以实现。由于美国的出现，现在更有必要保持各种可能的选择。美国似乎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是对付日本的最终武器。美国人会不会考虑与抗日干得出色的共产党人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呢？ 1944 年 3 月 12 日，周恩来主持了纪念孙中山的仪式，孙于 1925 年 3 月12 日逝世。这是为了在国民党内那些仍然追随这一伟人的人中争取人心。6月，他邀请驻重庆的中、西方记者访问延安。即使去者寥寥无几，报纸仍然可以宣传一番，事情果然如此。7 月 4 日，周恩来还主持了一项纪念美国独立日的大会。 周恩来有 15 个月不在重庆，这期间的重庆办事处的工作由董必武和王炳南主持。这期间不断地与国民党就新闻检查、查封和滥捕无辜发生冲突。王炳南向周通报全部情况，而周也给王炳南回信。他嘱王“在美诸友来信，均望你们代为回答。”他还让王搞点盘尼西林，因为王稼祥在长征中两腿受伤后一直需要这种药品。周在信中这么写道：“你们人手不多，而忙又加甚”，感谢王“送来的材料及 O.w.I.的照片通信，对此间都极有用处。”还有一笔感人的旁注：“上次小超送夫人的瓜与西红柿，不知收到否？”邓颖超在延安的菜园子似乎获得了大丰收。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6 月来访使共产党人感到是对他们有利的变化。美国记者们写了不少关于蒋介石和他如何指挥军队的报道，内容对蒋毫不客气。史迪威中将受罗斯福的派遣出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但觉得无法与这位委员长共事，蒋亦有同感。罗斯福 1943 年在开罗对蒋所作的许诺后来在德黑兰（1943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 日）被取消了，蒋为此感到愤愤不平。华莱士前来进行调查访问时，带来了罗斯福的亲笔信，要求蒋同意美国向延安派出观察组。 蒋勉强同意了。这支由曾在华工作多年的国务院外交官谢伟思和武官包瑞德率领的美军观察组(11)于 7 月 17 日坐飞机出发。飞机在着陆时螺旋桨撞上了一块无人注意的碑石，但却安然无恙。这次事件也同时使双方热乎起来。美国人满脸笑容地出现在机舱口，当时在机场的叶剑英十分高兴。“我喜欢你们美国人。我们中国人碰到这样的事会觉得丢了面子。”那天晚上为观察组举行的宴会上，周说：“英雄受了伤。我们认为你们的这架飞机就是英雄。” 延安艰苦奋斗的生活习惯，坦诚、平等作风，八路军人强马壮，严守纪律，电台的高工作效率，一切的一切都给美国人留下了印象，同时产生了感情上的影响。这与重庆的贪官污电对待穷人的冷酷无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不是什么部好，但我们全力以赴。”周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实话。他的话令人信服。他冷静评论蒋介石，说这个人“还不坏”，但却“在派系中随波逐流，……周围是一批不出好主意的无能之辈，……”但他不认为蒋的政府会马上垮台。谢伟恩、包瑞德和观察组的其他成员对这次访问的评价是挺不错的。但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却成了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包瑞德后来写道：“我在 1944 年犯下的错误是没有把中共看作是美国的敌人，……我把他们主要当作与我们共同抗日的盟友，……” 周恩来告诉美国人，他的希望是实现联合政府，只要蒋介石能够承认中共为平等的伙伴就行。“美国人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好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依靠自由企业体制和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实现这一点。中美两国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两国可以和睦相处。……” 毛泽东想得更远。他表示虽然中共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但是“如果美国愿意提供援助，”剧烈的社会改革可以“推迟 20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他和周为中国设想的蓝图类似于美国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它将忙于自身的重建。我们准备作出让步。”周恩来曾经说道：“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将走过一段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 这是一项长期的计划，周恩来将为之而进行奋斗，虽然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毛越来越偏离这一计划。中国在 80 年代的“开放”应归功于邓小平，但实际上早在 1944 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就有这种想法了。 美军观察组还没有离开延安的时候，华盛顿的政治风向已发生了变化。罗斯福反复无常。这位年迈总统的变幻莫测令他的下属感到吃惊，但人人都缄口不言。罗斯福的思想集中在与斯大林进行对话上，他认为战后世界的稳定是一件应由他与俄国人商定的事。他现在认为有权可以根据他自己掌管世界的想法去分配其他国家的领土。戴高乐就对他关于分割法国的建议十分反感。当美国总统同意将满洲的中国港口大连这个全天候的不冻港置于“国际监督之下”让给苏联时，斯大林是很高兴的。这种国际监督意味着美国和苏联的监督。罗斯福还同意俄国人可拥有满洲的铁路权，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埃德加斯诺在华盛顿采访罗斯福时感到迷惑不解。“我十分清楚地得到这种印象，他是在考虑两个中国，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北方中国，另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南方中国。”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就是美国总统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欧洲分裂了，后来雅尔塔协定中的“秘密条款”使斯大林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他可以向满洲派兵。而五年之后则轮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让斯大林吐出中国领土这份“礼物”，而这礼物是罗斯福如此慷慨地送给克里姆林官头头们的。 美军观察组使周恩来得到了希望，也许是奢望。罗斯福在 11 月派遣帕特里克赫尔利作为他的特使。数周后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任务是了解一下，中国要在战后成立一个民主政府，需要干些什么事。包瑞德曾对他的这次冒险式的延安之行有过一段描述。“那是 11 月 7 日的下午，周恩来和我还有一大群人都前去迎接重庆飞机的到来，……机舱口出现了一位高个子、满头银发、长得挺帅的军人，……他就是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没有人想到应该事先告诉我们他准备访问延安。”周问道：“他是谁？”包瑞德作了回答，周听后倒吸了一口气。”请让他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把毛主席请来。”周恩来说完后一溜烟地走了，很快就和毛泽东一起坐了辆小救护车回来了。“赫尔利挺了挺胸，显得更为高大，发出了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呼叫声。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脸上的表情。” 赫尔利拿出了与蒋磋商后起草的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五条协定草案。草案明显地带有美国的味道，如“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知周在此时此刻是否还能记得他在自己办的学生刊物上也曾用过这些话作为报头。 毛很气愤。他指责国民党不打日本。“蒋介石调动了他 196 万 5 千名部队中的 77 万 9 千人来封锁我们。”赫尔利以及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同意重新起草这一文件。主要一点是红军将不受蒋的控制。其他条文大致重复了 1937年以后就提过的要求，包括在政府中要有各党派的代表，释放政治犯等等。 周恩来与赫尔利及包瑞德一起回到重庆。现在该轮到蒋介石发火了，他在几天后向赫尔利送交了他的反建议。主要变动之处是，改编中共军队并入国民党军，中共放弃对他的领导。“这就意味着让蒋介石拿着刀来杀我们。”周说这话的时候还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于是又搞了第三个文本，提出可以让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周说他必须与毛商量。他与包瑞德随即准备飞回延安。 在飞机上，周突然变得不安起来。他对包瑞德说：“我觉得我们偏离航线了。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地形。我们正朝西飞，应该往北。让你的飞行员作180 度转弯后向前飞近一条河时再一直向北。”飞行员照办了。当延安修长的宝塔出现在视线中时，这位美国飞行员和包瑞德都发出了欢呼声。包瑞德对此印象很深。 毛读了新的草案后十分气愤，断然予以拒绝。周多次对包瑞德说：“把我们的军队置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他就可以任意摆布我们。”包瑞德返回重庆，向赫尔利作了汇报。赫尔利听后对毛很气愤，咆哮如雷说毛把他骗了。因为是赫尔利本人和毛一起在第一次的修改草案上签了字，赫尔利此时要不认帐恐怕是办不到的。12 月底，周恩来在一封给美国武官的信中提议，毛泽东和他应前往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总统。周有些欠慎重，他在信中有这么一句话，贬低了赫尔利：“我不信任他……”赫尔利看到了这封信，他的反应是认为这项建议无关紧要，未予理采。后来赫尔利要求再次去延安与毛会谈，遭到了毛的拒绝。毛认为事情已无可挽回。恩来还相信存在某种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但毛泽东已不再指望了。战争，唯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罗斯福于 4 月去世，杜鲁门继任总统。他立即发现苏联在欧洲和亚洲获得不少新的领土。冷战，这个雅尔塔之后恐慌的产物，开始在美国人的头脑中萌生，井将导致麦卡锡主义。 1945 年 4 月，中共在七大上确认了毛的最高权威。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军委主席。刘少奇成了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取代了周恩来。周排在朱德之后，名列第四。朱德被确认为总司令。由于刘的北方局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损失不大，所以仍然是很强大的，不少干部都随着刘少奇而得到提拨。当然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反过来了。追随刘的人，无论是什么级别，都成了攻击的目标。康生在确定刘的追随者名单并予以清洗的过程中，出了大力。 **** 周恩来回到重庆后，继续在知识分子中组织“第二条战线”。他非常了解他们要求和平和民主改革的强烈愿望。他也明白中共已不可能从美国得到武器和援助。赫尔利己建议国内只向蒋介石提供美式武器。“赫尔利难道不知道蒋介石将用这些武器来对付我们吗？” 也许只有在会谈桌上周恩来才能争取到时间。共产党军队需要时间去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王炳南曾说过：“就象夹住了一个横行霸道的人的小指头那样，使他动弹不得。”一位国民党的官员也曾说过：“让周恩来坐在谈判桌旁，就是让共产党赢得大陆。”当时中国的所有小党派已联合成为民主同盟，周恩来说服他们在春天与中共签订一个协定，保证不屈从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或在与国民党谈判之前先与中共进行商量。 1945 年 8 月，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本土爆炸了，……苏联于 8 月 8 日对日宣战，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 头一天，8 月 14 日，蒋介石与斯大林签订了一项条约，批准了雅尔塔会议上同意的关于大连港和满洲铁路的秘密条款。周恩来曾表示：“这是早已预料到的。” 赫尔利曾指责国务院官员和驻华军官夸大了共产党人的重要性，现在他更加确信，蒋和斯大林签订条约之后，中共就不得不妥协。他不了解毛，也不了解周恩来。 8 月 10 日日本请求投降的消息传出后六小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八路军——现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进军令。毛泽东、朱德、其他军事指挥员还有周恩来已经为以后的战役准备了好几个月。但是这个可以称之为“反击”的具体细节都是由周恩来处理的。周恩来起草的第一号命令要求向原日占区进军，收缴枪枝弹药，就地接受日军投降。第二号至第六号命令就如何对待被俘的敌方人员和汉奸作了规定。这时苏联军队已开进满洲并占领了一些城市，周恩来还就如何对待苏军作了规定。满洲自然成了“反击”的目标。没有军乐，没有欢送仪式，士兵们徒步快速行军。所到之处都有事先得到通知的游击队、民兵安排他们的食宿。他们穿越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分怖在华北各地的红色基地。蒋介石曾命令朱德停止部队的前进，但朱未予置理。 8 月 14 日蒋介石与莫斯科签订了和平条约，就在同一天蒋向毛泽东发了电报，请他去重庆谈判。毛泽东拒绝了。 这个消息透露出去了，立即引起了反应。“不要战争，不要战争，……1913 年以来，已打了 32 年的仗，……军阀混战，内战，抗日战争，……我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们要和平，……”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人民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也许毛应该接受邀请。蒋介石于 8 月 20 日又发了一份更长的电报，毛泽东答复称周恩来可以前往谈判。学者和知识分子惊喜若狂。他们写信，还到曾家岩 50 号去拜访。毛——蒋高级会谈可能带来预料的奇迹：出现联合政府和民主。《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希望。”周恩来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指出：实现和平的后盾，一是力量，一是人心。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 人们可以想象：毛泽东看了他的同事一眼，也许对周这样说，“恩来，你很清楚我们必须打出个结果来。”而周呢，可能说：“对，可是，……我们应该表示，到了最后一刻，我们还在争取和平。……” 蒋介石于 8 月 23 日发了第三封电报。中国的习惯是凡事不过三，这应该是最后一封电报了。毛泽东同意了，复电称周恩来立即就去，他随后就到。帕特里克赫尔利现在又在中国的舞台上登场了，他飞往延安，陪毛泽东和周恩来坐他的飞机去重庆。8 月 28 日下午，机场上挤满了人群。毛泽东走下舷梯，头戴一顶法国式的太阳盔。周也许对毛说过：“戴制服帽显得军人气味十足，戴这顶太阳盔吧。”毛果然戴了这顶帽子。这顶太阳盔是通过有海外亲属的叶剑英搞到的。为了树立一种形象，周恩来让毛的扮相有点像孙中山，孙是常戴太阳盔的。 周恩来的最好的同事们都为此作好了准备。有当过海员的廖承志，他在1942 年被蒋介石打入狱中，数周前刚释放。在整个访问期间，周恩来一直紧随着毛，从不离开一步。他每天晚上亲自检查毛的卧室，沙发、坐椅都要试坐过，床要检查一遍，以防在床垫下藏有炸弹。他还监督为毛准备的食品和饮料。如果他事先没能检查过瓶里的酒来自何处，他往往从毛泽东的手中夺过酒杯自己先喝。就这样，他使毛脸上增辉，因为他知道毛的自负心理需要他这样做，他知道毛泽东每次看到杀害了他原配夫人的蒋介石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恨。这也是在向戴笠打招呼，让他不要搞小动作。蒋曾对这位特务头子说过：”戴笠，不要对人身采取行动。”但周恩来不抱侥幸。蒋介石曾想让毛泽东住进山洞林园，在重庆炎热的夏天那里比较凉快，四周都是树，可以开会，会见众多客人。但毛决定住进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每天从岩上爬上爬下。周在那里组织了各种会议，一次宣传活动，会见西方记者、中方记者、学者等等。蒋介石还让他的儿子经国拜访了毛。蒋经国是 1937 年回国的。 这次谈判似乎非常重要。有许许多多人把希望寄托在达成协议上。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值得讨论的。毛和蒋都很清楚，“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双方都根据规则在进行这场游戏，而同时双方军队都在奔向满洲。周坐在谈判桌上，不停地谈，……一讨论就是数小时。国民党发现了数十万农民武装。周不很友好他说，“看来你们并不了解农村。他们支持我们，并不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我们为他们办了好事。”在谈判桌上，他偶尔赞同对方的论点，使他们无言以答。“对，也许我们有时不合逻辑，……但我们是真心诚意的，我们能够纠正错误。”在这尔虞我诈的数周内，双方经常滥用诚意这个词。毛泽东在 10 月 12 日离开重庆，表示谈判是建设性的，但是“还有困难，不过能够克服。” 重庆“首脑会议”结束后三周，美军 11 月在华北的港口登陆，这些海军陆战队将在蒋介石的部队到达之前代蒋占领这些港口。蒋还要求斯大林在他的队伍准备就绪之前，不要从他所占领的满洲城市中撤军。许多国民党兵团由美国空军空运到这些城市。 1945 年年底，一场战争正在酝酿之中，而战斗已经打响。赫尔利辞职了(12)，由燕京大学前校长司徒雷登接任，据认为他是个中国通。杜鲁门总统派遣乔治马歇尔将军作为他的特别代表，企图实现停火，并再次提出成立民主政府的想法。司征雷登知道，他的不少学生，甚至那些在燕京唱诗班中歌颂弥赛亚的学生，现在都成了共产党员，其中一些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 周恩来为了对马歇尔的使命创造一种气氛，他在 1946 年 1 月 10 日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着重呼吁成立联合政府。 他在发言中提出： “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同时表示，共产党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和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我们同样要求国民党方面给我们以应有的承认。” 他也没有忘记呼吁释放张学良少帅和杨虎城及其家属。 “我们仍然希望和平。”但共军同时也在匆忙地奔向满洲，而国民党军队则只要能发现共产党游击队，就随时发起进攻。 周恩来与乔治马歇尔的第一次会面是“令人愉快的”。两人都对对方印象不错，同时都表示希望能实现和平解决。美国向军事独裁者蒋介石输送大量金钱和武器，也许就不再谈论民主改革了吧？ 在马歇尔来华期间，周恩来曾尽最大的努力，使马歇尔相信共产党人是温和的，讲道理的。当时为他们做过翻译的朋友(13)向我谈起和马歇尔会谈的那段日子说：“周恩来总是要把每一次发言都弄得一清二楚。他要我们所有人把译成英语的内容从头再看一遍，逐字逐句地提出问题。对于马歇尔讲话的中译文也要作同样的推敲。他在重庆时就开始训练和培养了我们许多年青人，后来我们去南京和美国人谈判时也是这样。南方局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知道，一旦发生危险，他就会设法将我们转移到安全地点。大家每天工作 16 小时。白天都忙于开会，晚上他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他把白天谈判中所有关键之处再重复一遍。他从不知疲倦，我们中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去见他。他还花了许多时间帮助我们提高英语，告诉我们不但要学会去查字典，而且要从听力中掌握每个字的用法。我们个个都努力工作，而且逐渐都养成一种习惯，凡事提前作好准备，随时待命，因为如果周恩来了解了某种情况而工作人员还不知道时，他就会批评大家有惰性。他每时每刻都希望听到新的想法，新的认识。‘读些西方杂志，报纸，……发现有新的内容就告诉我。’” 我有位朋友朱青，那时在陈毅身边做翻译工作。她随陈到济南会见马歇尔时，也为周翻过话。她也曾向我回忆起那时的往事。她说：“那时我才 22岁，刚刚从解放区来到国统区，一切都很陌生。乍看到周副主席和其他人穿着笔挺的西装非常吃惊，我记得过去舞台上看到的穿西装戴呢帽的人都是汉奸。周副主席听到我这想法后说要紧的不是衣服。如果我们都穿上军装，别人就会闻到我们的火药味了”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要说服马歇尔和其他人相信我党是独立的，对苏联不是唯命是从的。可是他仍然觉得我们是莫斯科的卫星。” 马歇尔是个有法律头脑的人。他想的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具备实施法律的机制。他根本不可能明白，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某种法律或政府能够管得住枪杆子。 1946 年 2 月至 4 月期间，马歇尔与周恩来举行了多次会谈。由马歇尔、周恩来和国民党将军张治中组成的三人停战委员会监督下，停战执行小组得到授权，实行调停工作。停战执行小组被派往一些大城市，今天飞这儿，明天飞那儿，去制止冲突。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国民党同意由一军事小组委员会按五比一有利于国民党的方式改组军队。周恩来说：“也许现在和平有了希望。”马歇尔去延安会见毛泽东，在延安受到了载歌载舞的群众欢迎，还为他专门谱了一首歌：“我们称颂你的伟大精神，你用你的力量去扑灭战火，啊，马歇尔将军……我们尊敬你。” 马歇尔被延安人的坦率和艰苦精神所感动。他问毛是否愿去南京，因为蒋那时已回到从前的国都南京了。毛以一种“朴素农民的”神情回答道：“只要蒋委员长叫我去，我就去。”马歇尔对此感到乐观。“我可以肯定，中国将进入史无前例的伟大ji元。”接着他返回美国。就在他离华一个多月以后，即 4 月 18 日，大规模的战斗在东北爆发了。马歇尔在同一天回到中国，见到的是脸色严峻的周恩来和已经失控的局面。 蒋介石的武器装备等硬件迅速增加。他把军队扩充到 500 万，全部是美式装备。但在软件方面，他缺乏动力、献身精神、社会和政治宣传等方面的综合力量，而共产党在这些方面却很占优势。蒋把军队派往或空运到各大城市，反而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孤立状态。这些城市周围的广大农村象大海一样终于淹没了他的军事堡垒。马歇尔还在谈判，安排停战和停火，司徒雷登呼吁蒋介石实行改革。马歇尔把他的飞机借给蒋介石供“视察”使用，但蒋却坐了这架飞机飞往东北的长春，他的军队已占领了该市。周恩来很气愤，他指责马歇尔偏心，与蒋串通一气。蒋还占领了哈尔滨，马歇尔曾抗议说这是违背最新的停战协定的，但无济干事。周沉痛地对马歇尔说：“事情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们已经打了 20 年，现在看来还要打上 20 年。” 蒋管区通货膨胀，贪污盛行，人民普遍不满，社会动荡不安。知识界、各大院校在民主同盟的领导下多次举行集会和抗议游行。蒋和戴笠决定出动警察采取“镇压”行动。民盟在昆明某大学的两位教授会员以及其中一人的儿子遭到枪击，死在学校台阶上。周恩来郑重声明，这次暗杀是“在全国范围内屠杀共产党人和同情者计划”的一部分。周恩来报告延安，要求为重要的党外人士、民盟和其他小党成员组织护卫队。8 月马歇尔决定对国民党停运武器七个月，以制止蒋介石不断进行的袭击。但他无力召回已经起航的运输船队。他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地位，但他是个好人。他游说于两支敌对的部队之间，而他代表的国家却只向其中的一方提供金钱、武器、飞机和其他装备。 那年夏天，周恩来失去了一位朋友，他就是叶挺。叶在 1941 年被捕入狱，1946 年春才被释放。周亲自带了叶挺的女儿坐飞机离开延安，使父女在重庆相会。延安准备在 7 月为叶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叶挺、他的夫人以及孩子，还有博古、周恩来在法国时的老朋友玉若飞等一起坐飞机回延安。当时气候情况不错，美国飞行员也很有经验，可是后来飞机发生爆炸，没有生还者。龚澎说：“周恩来痛哭失声。”后来他写了一篇祭文，悼念每位死难者，包括为了“这一崇高的事业”而牺牲的英勇的美国飞行员。邓颖超也悲痛欲绝，因为她照料这位女孩子已有好几个月了。(14) *** 周恩来一行在南京，住的那幢小楼位于梅园新村。庭院里有果树，外面有一圈杜鹃花的树篱。和以往一样，一场接一场的宴会、招待会需要他们去参加，邓颖超又穿上节日的服装。但为了对马歇尔表示不满，周恩来和颖超在 7 月离开南京去了上海。上海已为周恩来找了一所洋房。龚澎和龚普生的三妹夫在上海有点房产，他让出了这座小楼给周恩来使用。邻居是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小洋房座落在法租界的马斯南路（现名思南路——译注）107号。三妹(15)曾说过：”我把一些家俱让给了他们用。” 周在上海已经不再受到戴笠警察的监视，但仍有便衣盯梢，盯得很愚蠢。有时周恩来在途中会停下车，走向盯梢人的车去教训他们一顿。他和颖超找到了老朋友，又给识了新朋友。颖超特别忙，因为党在上海的组织还设有妇女部，人数不少，还有许多同情者。周恩来拜访了许多上海的资本家，要他们不必害怕共产党人。他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美国对蒋介石的单方面援助，其中包括 40 名军事顾问。他还重建了上海的地下工作网，工作十分出色。远在四川的康岱沙曾收到过周从上海发出的危急信息，后来及时转移，免遭逮捕。 周恩来曾在信中说“现在上海人民更加了解我们了，……我是有意在避开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他还谴责蒋介石计划干预黄河重归故道，企图用水淹没游击区。一些农民企图阻止蓓介石的堵堤工程队，但遭到了枪击。那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正在对中国遭受破坏的经济提供援助，周和该署的美国顾问进行了谈话。周谴责蒋操纵一些傀儡政党，在共产党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国大”。他指出这是违背政协决议的。周曾在 11 月 16 月富有戏剧性地指出：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是“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进攻解放区的血战方殷，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进行内战的政策未变。人民是不会被假和平、假民主所蒙蔽的。” 这时共产党报刊的火力全都对准了美国。一些城市的学生上街游行反对美国的干涉。周恩来告诉马歇尔：“这是一场闹剧，……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欺骗中国人民了。”马歇尔不久就飞回了华盛顿，在他走前 11 月 19 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回到了延安，在机场受到了满脸笑容的毛泽东的欢迎，他还给周带了一件棉大衣。如果说周那时很高兴，那是不真实的。他也许感到有些他能够完成的事，他却没有完成，……他和毛都认识到，只有美国才能帮助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否则，中国如果要摆脱贫困，走向繁荣富强，将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毛对周说：只有长缨在手，才能缚住苍龙。而你，恩来啊，就去准备这条长缨吧。 注释 有关延安整风运动的大部分资料均来自中方的目击者，参加过该次运动的人士，中共中央档案馆和参加在天津举行的周恩来研讨会的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目击者的文章，回忆录等等。有些是作者本人的资料。 ① L.H.及 G.C.L.的陈述，两人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延安。 ② 毛泽东在 1935 年至 1941 年之间的著作是最具有创造性的一部分。参见《毛泽东选集》。 ③ 见韩素音 1975 年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文章。韩素音文档及波士顿大学资料中的韩素音文档。 ④ 参见第一部第十章。 ⑤ 访问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成员的谈话记录。但作者没有查到讲话全文，只看到了节选。 ⑥ 有关资料来自中共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周恩来研究组。 ⑦⑧⑨见《周恩来选集》（上卷）（英译本）。 ⑩诗人是艾青，后来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11)美军观察组，见包瑞德著《1944 年延安美军观察组》，伯克利加里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70 年出版。约翰佩顿戴维斯著《龙的尾巴》。 (12)大部分资料来自美国的白皮书《美国对华关系》。 (13)朱青。作者的朋友。见韩素音文档。 (14)见《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叶挺传》。韩素音文档。 (15)龚澎的三妹，住在美国加里福尼亚。作者曾在电话上与她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由于隐私原因，没有提她婚后的姓名。 第十二章 中国的大管家（1946—1949） ——1946 年冬马歇尔调停失败后，周携夫人返回延安 ——1947 年 1 月中共决定发动反击蒋介石的“自卫”战 ——1947 年 2 月决定放弃延安，让给胡宗南 ——1947 年春—1948 年春周和毛转战陕北，拖住胡宗南部队跟在后面打圈圈 ——1947 年 9 月开始对蒋发动反攻 ——1948 年 1 月—2 月周和毛发布命令，禁止土改中的极左倾向 ——1948 年 4 月在河北省的西柏坡与刘少奇及其他政治局成员汇合 ——1948 年围绕是否将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南方的问题发生了争论 ——1948 年周着手精心设计成立政府的大政方针 ——1949 年 1 月周再度呼吁谈判 ——1949 年初蒋介石辞职并逃往台湾；代总统李宗仁派遣和谈代表团 ——1949 年 1 月米高扬抵达中国与毛和周举行会谈 ——1949 年春周召集会议，为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 ——1949年 4 月突破长江无险，开始南方战役 ——1949 年 10 周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那些紧张劳累、心力交瘁的岁月里，周恩来和邓颖超朝夕相处、并肩工作，尽管颖超现在仍坚持说：“我们当时各干各的，互不依赖”。她从来不想利用丈夫的声望或权位，知名的头衔和显赫的职位与她无缘。但是，她所做的工作却异常重要。在重庆，她在南方局工作，付出了不少心血，使鲜为人知的“第二条战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条战线”是周在知识分子中间组织起来的，这是蒋介石以及延安政治局所忽视的中间阶层。了解一下南方局干部中有多少是妇女、教师、医生、护士和学生，颇能说明问题。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是邓颖超招募来的。 1943 年周和邓双双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颖超受到了批评，但比她丈夫受到的批评却要轻得多。有的妇女受到压力后，便和自己的配偶离婚或疏远了。这对夫妻与众不同，从朝夕相处中得到安慰和乐趣。乔治哈特姆大夫对我说：“他们常常手拉着手一起散步。看到他们在一起，使人感到很振奋，就象见到冲破乌云的阳光似的。”哈特姆大夫的中文名字叫马海德。他 1936 年到达延安，以后一直生活在中国。当时，有一些年轻、受过较好教育的妇女从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来到了延安，因而在高级干部中曾出现了一阵小小的离婚和再婚热。不仅发生了毛和蓝苹——后来叫江青——的罗曼史，而且刘少奇和其他人也悄悄地更换了配偶。马海德眨了眨眼睛说：“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的。”在这座史前穴居般的小城的窑洞里，传播小道消息十分盛行，几乎成了人们晚间茶余饭后的一项嗜好。但是，没有一丁点儿有关周氏夫妇的传闻。只有一次例外，周恩来登机去南京与蒋介石和马歇尔会谈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拥抱了颖超，并亲吻了她的面颊，整个延安都目瞪口呆了。在中国，当众接吻是从来没有过的。塔斯社当时驻延安记者彼得弗拉基米尔佐大讨厌延安的每个人，但是他无法挑出周和颖超的任何毛病。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周的妻子也是周的最好的朋友。” 1946 年 11 月，在马歇尔调停失败之后，周氏夫妇从上海返回延安，重新住进他们在枣园的两间窑洞，周恩来脱去整洁、漂亮的西装，重新穿上延安的灰色棉布服。那年冬天气候十分恶劣。沙暴卷起成吨的黄沙，遮天盖地向延安袭来。周每天都和毛、朱德、刘少奇以及指挥员和政委们开会。共产党人已经无路可退，他们要么杀出一条生路，要么坐以待毙。马歇尔调停已告失败，一切和平解决的希望均已破灭。蒋已经发动了大规模攻势，“赤匪”一词再度出现。中共办事处的最后一批人员袜勒令离开南京，共产党的报刊遭到查封，美国继续向蒋介石提供枪炮和金钱，以便进行反共的内战。 1947 年 2 月底，周代中央起草了题为“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文件。文件指出：“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并告诫说“今后数月，蒋管区的变化必大，望你们依照具体情况，善于运用斗争策略为妥。”还具体地说到“学生应集体出入，互相联保。不要携带书信文件。……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分开。”①周将一些亲手培养的人员派往国外，以加强其情报机构。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奔赴香港，负责那里新华社的工作。香港新华社是在抗日战争结束、这块殖民地重归英国后恢复的。那是周最好的监听站。乔冠华后来成为中国最能干的外交部长之一。 反蒋的战斗准备仅以自卫的名义进行。呼吁fan翻蒋介石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有行动必须充分协调。或许我们需要花上十年时间……。”人民解放军的宣传队要针对普通的国民党士兵。“过来吧，过来吧！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你们的枪带过来……付给你们的是银洋。”那时通货膨胀已无法控制，纸币几乎一文不值。而一块银元则是一小笔财富了。 延安的领袖们目标一致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他们清楚地懂得这是长期斗争的转折点。希望使他们捐弃前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1947 年满洲的一半已经解放，共产党人手中控制着 3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一半的人口。“然而，为了欺骗敌人，为了使敌人过高地估计自己，我们有时必须装着吃了败仗的样子。”在此一点上，毛和周英雄所见略同。周恩来命令道，“绝不要反击过度。任何时候都要保存实力。集结与分散交替进行。”在以后的两年里，毛的文件大多由周起草，周的许多声明都由毛审批。而人配合得十分默契。毛描绘出宏伟的前景，周精心计算，使之具体化，准确无误，使人一目了然。两人一定曾相互引用孙子兵法。因为所有战役都是根据那位大师的军事原则制定的。 “自卫”时期的特点之一，是放弃城市。这不仅仅是为了迷惑蒋介石——一个诡计多端的政客，却又是拙劣无比的战略家——。而且使蒋丧失机动性，将其大批军队死守在据点里。这些据点好比是中国巨大农村海洋中的一些孤岛。刘怕承告诉当时在延安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说：“我放弃了两座城市，但增添了六万人马。”1947 年的头几个月里，蒋的军事大本营里捷报频传，毛打算让蒋更高兴一些。“我们应该为他安排一次重大的胜利。……我们要让蒋手下的大将胡宗南占领延安。胡的精锐部队进入空城延安之日，就是胡失败之时。”1938 年以来，胡宗南一直封锁着延安根据地。胡的大本营设在历史名城西安。西安曾是命运多舛的少帅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大本营。胡的军队趾高气扬，穿着簇新的军装，配备着崭新的美式枪炮和坦克。胡开办了 14 个思想改造营，关押试图前往延安而被捕的青年。 在胡宗南参谋部里有一位颧骨高高、皮肤黝黑的男子。他姓熊②，是位高等法院法官的儿子。他成为胡宗南的私人秘书兼副官，1937 年熊曾试图去延安。几经周折之后，他结识了周恩来手下的地下党员。“不，你不要去延安。你应该留下来在国民党内部工作。这样你对我们更有用……”。熊潜伏下来工作了 12 年。他曾告诉我说：“胡宗南是使用脱离共产党的人的极少数的国民党将领之一。但是，如果他怀疑有人耍两面派，他会马上命令将其处决。有一天，他对我起了疑心，尽管我告诉他，我不是共产党。我父亲的职位和我本人的生活方式才使他消除了对我的怀疑。共产党员往往因为太洁身自好而暴露了自己，他们不做黑市买卖，不玩女人……。”熊抿嘴笑了一笑，但并未告诉我，他夸耀的哪些不良癖好使得胡宗南对他深信不疑。 熊结交甚广，后来成为蒋家大公子的挚友。熊在南京举行有 300 人参加的婚礼宴会时，蒋家大公子为他慷慨解囊，支付全部费用。 通过熊，周恩来三个月前就知道了胡宗南要占领延安的企图。毛主张让胡占领延安，因为那“将是胡及其部队的未日。”但毛的主张遭到一些同事的激烈反对。延安是圣地，是共产主义信仰者心目中的麦加。当 300 万党员听到延安已被国民党占领时，他们会有何种感受呢？毛和周劝说政治局内不同意见的人，最后勉强接受了他们的看法。胡宗南到达之前，延安将撤空。领袖们向何处转移呢？毛提出了一个似乎是异想天开的方案，但历史上曾有过先例。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将分散开来。毛和周以及两万部队继续留在延安，监督所有机关、医院、学校撤出。然后，他们向黄土高原转移，深入陕西西北地区，让胡宗南跟在后面追赶。“我们将牵着他的鼻子走，让他跟着我们转来转去，搞得精疲力尽……。然后，我们再向他发起突然进攻，把他消灭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其余的成员在刘少奇和朱德的率领下，随同大部分干部和部队向东转移，在河北省的西柏坡建立大本营。另一个工作和联络指挥部设在贺龙控制的根据地内的临县三交镇。当时共有六个主要战场。拖住胡宗南及其 30 万精锐部队，迫使他在风沙迷漫的荒山野岭中追逐飘忽不定、时隐时现的毛和周，这样就把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之一从其它战场引开，以便采摘到真正的“胜利果实”。 毛和周率领着两万部队和 150 名警卫，带着一付担架、便携式无线电设备、大量备用电池、野战电话机和毛的妻子，离开了延安。周和通常一样，指挥疏散，直到最后一天。邓颖超带着毛的女儿前往阜平。最初，周执意要和毛分开。他说：“让我带一支部队诱惑敌人。我朝一个方向走，你朝另一个方向走……。你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周总是象宰相那样非常关注君主的安危。然而，毛并不赞同。毛与周边走边说道：“这里是埋葬国民党正规军的最佳地形。”他们跋涉在黄土地上和荒沟野岭之间极其危险的羊肠小道上，穿过 37 个史前穴居般的山村。毛将此次跋涉称之为“散了一回步”。但是周在以后的岁月里回忆说，“走的路很长很长”。或许是因为干燥的风沙气候，周开始鼻子大出血，他的鼻子本来就爱流血，因此不得不在担架上躺一天，直到流血停住为止。行军途中遭遇战、警报、战斗时有发生。一次是 4 月 14日在羊马河：另一次是 5 月 4 日在蟠龙。在蟠龙他们发现了一个藏有枪支弹药和服装的仓库。毛和周均使用化名，因为这些地区的村民们虽然不认识他们，但都知道他们俩的名字。毛化名李得胜，周改叫胡必成③。胡宗南派遣部队紧追不舍。这些部队遭到狙击，被诱入两旁均是陡峭悬崖的荒沟之中，迷失了方向……。人民解放军的部队隐藏在黄土堆里，堵住了他们的退路，将其分割歼灭。 在这一年零五天的“散步”过程中，毛、周二人从未与外界失去联系。他们通过无线电或机要交通获取信息。通常，那些交通员每天要走 17 到 20英里路。其它战区战斗的详情均要向他们报告。据聂荣臻称，各战役的重大步骤都是由毛和周在黄土高原深处制定的。周的情报，甚至包括个人情况。他获悉埃文斯卡尔逊逝世。卡尔逊是美国海军武官。1937 年周帮助他从南京脱身。卡尔逊 1947 年 5 月下旬在美国去世。8 月周向其家人发了唁电。 11 月他们在米脂县的杨家沟建立了指挥部。米脂县曾因出美女而闻名遐迩。前线指挥员和政委云集杨家沟，以重新估量战局。地下工作者也前来汇报蒋统区日益恶化的经济情况。9 月 28 日，周作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时局的报告提出：“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④。 自卫结束了。共产党人开始转入进攻。这需要各个指挥员观点一致、相互协调，需要首创精神和远见。胜利的临近使他们欢欣鼓舞。他们现在认为最多再有五年就可以结束蒋家王朝。而蒋介石却发现，很难让他的将军们协调作战，或者发挥一丁点儿主动性。在某些城市，国民党的部队已经不得不靠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空投来维持供给。 蒋随意逮捕自由派人士、民主党派成员、以及任何被怀疑与共共规劝蒋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指出他的将军们和官员们是多么腐败无能，这一切都是白费唇舌。司徒雷登一厢情愿地说，“中国有一批十分出色的自由派人士。”但是他们却被抓了起来，事情还有什么指望呢？通货膨胀严重到如此地步，“我们提着一箱钞票上街只够付一顿饭钱。而且我们还要在饭前付账，因为在吃饭中间，价格又会上涨。” “士气日益低落。垮台不可避免的宿命论日益滋长。”司徒雷登警告说，魏德迈将军亦有同感。但他只是建议加强美国对蒋的援助。由于冷战、由于害怕别人指责“在共产主义面前表现软弱”，杜鲁门不得不继续援助蒋。私下里总统怒不可遏。“蒋已无可救药了。我不会为了挽救他而牺牲哪怕是一个美国士兵的生命。”35 亿美元的物资和钱财流入蒋介石的手里，以后的 18个月里还会有更多的援助到来。 周现在宣布，“打倒蒋介石，这是早就定了的。十年内战是如此；抗日是一个时期，要他共同抗：”但是“日本投降后一个时期。是要用和平方法打倒他”……现在我们必须战斗。 那么，这一切都是虚情假意，迷惑对方的手法吗？那些断断续续的谈判，接受马歇尔的调停，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吁，仅仅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吗？仅仅是掩人耳目的伪装吗？“我们”这个词表明了一种集体的意志。一段时间内，周似乎相信可以建立联合政府。但是，毛从来就不相信有这种可能。事实证明毛是正确的。 然而，共产党人在全面夺取政权过程中又遇到了麻烦。问题之一是土地改革。另一个问题则是毛将战争打到南方去的决定，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而且在莫斯科，引起了争论。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都要进行土改。毛在 1946年起草了一份温和的土改纲领。中农应该成为共产党的同盟，不应遭受任何损失。小地主不应受到公开羞辱。然而，在河北领导着中央其他成员的刘少奇采取了极端严厉的政策，这是一种可与王明的布尔什维克化相差无几的极左倾向。消息传到了陕西黄土高原上杨家沟的毛和周那里。周派了自己的人去调查，他们的汇报表明问题十分严重⑤。大小地主一律遭到清算或扫地出门。甚至在党内也应用臭名昭著的“唯成分论”，将许多党员清除出党，或进行残酷迫害。毛要求周解决此事，周即照办。“绝不允许侵犯中农的土地……，我们必须团结百分之九十的群众……绝对平均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一些城市开始相继落入共产党人的手中。刘采取的做法在城市居民中引起了敌视和恐惧。“小资产阶级和商贩必须得到保护……”。周对那种把有不同看法的党员停止党籍或清除出党的错误倾向提出批评。在 1948 年 2 月 5日写的一封党内信件中指出：“要做领导者，必须团结他所不喜欢和不愿接近的同志”，“对许多思想上作风上确有问题的同志，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采取信任他们又抓紧做他的工作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风。”有人曾说，周办事总是如愿以偿。即使是他自己的决定，也把毛搬出来。但是这一次，他们两人一致决定，制止令人难以容忍的“左倾”做法。 他们于 3 月下旬离开米脂县，一路急行军，于 4 月 11 日到了阜平城南庄，受到聂荣臻的热情欢迎。周终于又见到了妻子。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同邓颖超开玩笑说：“这么久，你连到前线慰问都没有啊，可苦了恩来呀。” 4 月，贺龙领导的一支人民解放军部队重新占领了延安。胡宗南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衣衫褴褛的散兵游勇，不是逃回老家，就是加入了开进城来的胜利之师。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是否应将战争打到中国的南方去。突破两千年来把中国划分为南方和北方的长江天堑，占领蒋介石的首都南京，然后攻占上海，接着向南、向西挺进，直至控制整个大陆。这一切取决于成功地渡过长江。 斯大林对毛的胜利忧心忡仲。据我多年了解，所有从事外交工作的人都一致认为：“斯大林喜欢蒋介石，不喜欢毛泽东。”1947 年底至 1948 年初，蒋在东北节节败退，俄国人十分耽心，早已提出要从中调停。毛对此不予理睬。但是，这或许是足智多谋、精干世故的周呼吁“和谈”的原因，因为他对局势的了解了如指掌，在实际控制领土方面，已不利于蒋介石了。然而，斯大林对中国局势的了解少得可怜，在这一点上倒和美国人惊人地相似。斯大林给毛带去信息，建议毛得到北方半壁河山后，适可而止，把南方留给蒋介石。他警告说，如果共产党人敢于向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承诺“挑战”，美国有可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周文雅地回答说：“毛泽东同志讲得对，原子弹是个纸老虎。”毛泽东表示，希望去莫斯科，直接向斯大林说明其立场。对于渡江作战，中共中央原拟派遣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渡长江直插闽浙赣地区，一些指挥员似乎对横渡长江抱有疑虑。4 月，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经过讨论，采纳了粟裕将军的意见，决定先集中兵力更多地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然后再南渡长江。 周开始成为建立未来中国政府的设计师。他着手制定能够取代日益分崩离析的蒋介石政权的政治经济体制。 首先他必须计划成立各个部委，建立一个行政机构。没有文职人员就没有行政机构。但他从哪里搞到文职人员呢？”我们需要所有的技术和人才。”在以后的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网罗人才是他全力以赴的中心任务。国外哪里有中国作家、艺术家、工程师或科学家，都要和他们取得联系。”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希望回国。”但是，首先必须让他们相信我们的诚意，使他们放心，因此，“所有的政策都必须明确无误……。新的政策、政策中的变化以及就某项具体政策的正确与否做出的决定，都必须迅速公诸于众，才能赢得支持。”每占领一座城市，必须使各专业人才对新政权抱有信心，他们的要求应尽快予以满足。周着手处理工业、银行、商业等事务。他清楚在毛的”新民主主义”体制中经济将由三个部分组成⑥。公有经济，即国有化工业，当然应该是主要经济成分。但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需要” 私有经济，应鼓励资本家进行生产，并与政府合作。此外，将建立公私混合的合作经济。“有关政权、法律、监狱、税收、奖励、贷款、禁令、新的财会程序等规定，都必须制订出来。”主要的问题是，可供周调遣的称职的专业人才实在为数不多，即使他已竭尽全力培训了许多年青人。周早就注意到培养外事干部，现在，周开始筹建外交部。他深知除非和所有的国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广泛的联系，否则中国无法取得进步。 “人们很容易认出某个人是不是周恩来训练出来的，周培养的人，首先是个工作狂，其次他办事决不马虎。无论做什么工作，他总是充满献身精神”。⑦白手起家建立行政机构，一切均须从头做起。依赖前国民党的官僚是不行的。周发布命令，不准将银行的经理、会计、出纳、交易所的工作人员、电信工作人员以及铁路和工程技术人员称为资本家，以免他们在狂热的运动中，被错误地停职或受到清算。 周认识到，300 万共产党党员中许多人需要工作，然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党员却为数不多。但是他又不得不依靠这些人去治理国家。许多党员从未见过电灯、厕所（卫生间）或电梯。科研机构的仪器设备使他们疑神疑鬼。他们甚至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在倡导学术研究时，周发现自己受到党内“那些认为地球是方的”人的阻挠。“我们将需要一切有才干的人……。我们没有足够受过教育的人……我们将从军队中选拔干部。”军队即人民解放军，是守纪律的。军队的士兵学过文化，但仅仅识字而已。多年来，周努力将党外知识分子团结到共产党的周围。党外人才，即周开辟的那个第二条战线，必不可少……。但是，可以把治理国家的重任托付给他们吗？ 周建议在工矿企业成立厂务委员会，主要由厂长负责管理生产。这为厂长们提供了安全的屏障。周所需要的是能力和才干。周恩来说：“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与农业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或极端的平均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在那些日子里，周正在设计一个《共同纲领》。参与其事的有他留法时期的朋友李富春和李维汉，一些非共产党的经济学家也给予帮助。这个纲领要实行混合经济，当然最终目标还是“逐渐地实现社会主义。”当时这一纲领得到了毛的支持。他有关新民主主义的论述为该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 1948 年底，华北 95％的地方已在共产党人的控制之下。只有诸如北平、天津等几个城市尚待解放。蒋介石在一篇讲话中宣称，局势日益好转。如果他的对于乞求和平、他愿意宽大为怀。这篇讲话完全脱离现实，引起了众人的耻笑。毛、周两人再度合作，表演出色。北平和天津将以“和平”方式解放。周已通过潘汉年等中间人，设法争取蒋授权防御北平的军事长官傅作义。傅早已不再对蒋抱有幻想。傅听信了周的动人的劝说，在装模作样地抵抗一阵子之后，便在圣诞节将北平拱手交给了共产党。周和毛禁止人民解放军向城内发射炮弹，避免毁坏官殿庙宇。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成群结队地欢迎进城的军队。入城的解放军装备着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美式武器，甚至还有坦克，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北平。 1949 年元月，蒋介石准备溜之大吉了，前广西省军阀李宗仁当上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是主和派。蒋于元月 21 日下野，李宗仁派出和谈代表团到北平与周恩来谈判。和平谈判确实举行了。和谈使共产党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有机会团结更多的正在犹豫观望中的人们。那时，美国人寄希望于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所谓第三种势力⑧。但是，第三种势力从未发生过任何影响。与此同时，解放中国南方的准备工作进展神速。 斯大林的特使、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元月 31 日到达中国来会见毛泽东。会晤地点在西柏坡。毛似乎有意识地安排米高扬到这偏僻闭塞的乡村小镇来。会见时，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均在场。米高扬开始说，苏方已考虑过毛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请求，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当时毛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显然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米高扬说：“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他愿意听一听中国同志有什么要说的，并将如实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对于中国同志告诉他的一切，他不准备表态。在三次会晤中，毛对米高扬所说的话充满了委婉之辞，让人难以捉摸。译员师哲默默地记录下毛拒绝考虑放过蒋介石的话，“将革命进行到底。”意思是要解放中国南方。周单独与米高扬举行了第四次会晤，只有译员师哲在场。师哲的记录表明，周谈的不是政治，而是中国战后的重建工作⑨。 米高扬汇报说：“周谈得很细，内容涉及中国经济需要的各个方面。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米高扬对周恩来极为敬重，并将对周的印象转达给斯大林。这一点可从翌年毛泽东莫斯科之行中得到印证。在周恩来被召至莫斯科之前，毛在此行中所获甚微。周能“虎口夺食”，从斯大林那里获得中国迫切需要的某些援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这是周 1937 年发起的国民参政会的继续。只是成员面目一新。首先，周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他拜访了知识精英、大学教授、学者、民主党派人士以及诸如他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等“知名人士”。从象征意义上讲，宋庆龄参加政协十分重要。1 月，周和毛向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大街的寓所拍发了加急电报。据说宋庆龄没有答复。同样，她也没有回复其他人打来的电报。周的得力助手潘汉年竭力劝说，也无济于事。通过宋庆龄的秘书、海员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⑩转去的文件和电报亦是沓无回音。最后，周于 6 月派邓颖超前往上海。邓成功了。宋庆龄和邓颖超一同来到北京。与她们同行的，还有一些颇有名望的党外妇女领袖，加以后成为周恩来政府里司法部长的史良。在以后的岁月里，宋庆龄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维持共产党政权有党外人士参加和实行民主这一形象。然而，民主党派很快就发现中国共产党内部日益滋长的极权主义严重地限制他们的活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筹委会共有 134 名委员，分别代表 23 个团体和小党派。委员们下榻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这在当时属于专为西方人和非常富有的中国人开设的豪华饭店。周象往常一样细致地检查了所有的房间。他与饭店的管理和服务人员交谈，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保障的，“将来我们要建造很多很多的饭店……。许多人会到中国来……。你们应该教会年轻人象你们那样做好工作。” 1949 年 4 月 16 日、17 日，两次向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们报告国共和谈问题，地点是在北京饭店。 周的报告十分详尽。他首先讲述了与国民党代表团举行的和谈，谈到李宗仁时充满敬意。但是，会议期间，人民解放军已在攻打南京；并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江南。周为“革命的国民党”保留了机会，它可以作为众多政党中的一员参加中国的重建工作。中国共产党将是领导政党，自不待言。但是周并未过分强调共产党的巨大力量，只是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蒋介石逃往广州。5 月他抵达台湾。周向蒋的将军们提出共建未来的中国。傅作义、蔡廷锴等将领选择留在大陆。这主要归功于周的劝说，因为他们对周十分信任。 周在报告中指出，建设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和有强大工业的中国，需要进行十分艰巨的工作。他希望战斗能够迅速结束。他号召大家立即投入工作。“我们要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人才方面，单是共产党绝对不够，必须各方面人士大家来做……。恐怕诸位下榻的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很快就会人去楼空了。”同时，周还谈到一些外交关系方面的基本原则。“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我们站稳了立场，又要很谨慎，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处理问题。” 1949 年 5 月 7 日，周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由于明显的原因，这篇讲话在事隔近 30 年之后，才干 1978 年 10月 8 日公开发表。讲话的题目原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发表时改为《学习毛泽东》。但是，该讲话直截了当地告诫人们，不要神化毛泽东。 “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毛泽东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但是，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 周还强调了另外一点，即使新的政府反对封建主义，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果孔夫子说过有益的话，我们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如果我们的父母与我们同住在一起，我们就应该好好地照顾他们。” 周似乎已经意识到神化毛泽东的端倪。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十分清楚，胜利会使溜须拍马之流和机会主义者麋集在毛泽东的周围，以期通过毛获取名利地位。 苏联大使帕尼奇金跟随蒋介石跑到广州，旋即到达台湾。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司徒雷登试图与以前燕京大学的学生取得联系，黄华就是其中之一。他还试图与周会面。但是，周当时无法会见司徒雷登，因为华盛顿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作出的反应，只是惊恐、愤懑以及向蒋提供更多的援助。周通过埃德蒙格拉布(11)向华盛顿转达一个信息，中国准备与所有的国家建立关系，不论其制度如何。周又让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凯尔转告司徒雷登：“我们并不反对美国，我们两国之间并无利害冲突。我们愿意在互利的基础上与所有的国家交往……。”司徒雷登无法使华盛顿批准他与周会晤。他寻间是否能亲自会见周，周派黄华去见他。“司徒雷登可以以私人身份，作为燕京大学现任校长的客人到北平来。”但是，他不能以大使的身份受到接待。因为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而且华盛顿也不准备承认新政权。司徒雷登继续在中国逗留了数月之后，被召回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 9 月 21 日召开。会议持续了 10 天。9 月 30 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基础。周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得到通过。 10 月 1 日，毛泽东站在tian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任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周转向他的“外事”人员，要他们确保把毛的活翻译好，通过电台，广为传播。“要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必须从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废墟中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崭新的秩序。毛说过：“我们继承的是一条布满窟窿的毯子。”当时中国可谓千疮百孔。一切要仰仗毛称之为“大管家”的周恩来来修补这条破毯子，并在有朝一日提供新的毯子。 在雄伟的tian安门广场上，面对着tian安门城楼，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着由毛泽东撰写、周恩来手书的碑文，以悼念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使中国摆脱国内外剥削、压迫而牺牲的烈士们。这象征着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他们两人同心协力、努力奋斗的结果，中国的成功与失败，主要来自毛泽东和周恩来，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几十年来，他们风雨同舟，既有团结，又有斗争。这是一场持久的角斗，里面浸透着恩恩怨怨，仰慕与猜疑交织在一起。 10 月 1 日，管家周恩来开始塑造中国的未来。是年，他 51 岁。 注释 ①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出版。《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 年出版。 ② 熊即熊向晖，1917 年生。周恩来培养的地下工作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外交部的成员，曾任驻英代办。系作者的位朋友。参阅韩素音文档。 ③ 李得胜，意为李取得胜利。胡必成，意为胡必然成功。 ④ 见《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⑤ 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⑥《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二卷，外文出版社，1957 年出版。 ⑦引自印度大使班纳吉谈话。班纳吉大使曾多次与周及其下属接触。 ⑧中国的“第三种势力”得到美国以及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但这种想法脱离实际，缺乏对中国时局的了解。 ⑨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韩素音文档。 ⑩格雷丝廖亦叫廖梦醒，系绰号水手的廖承志的姐姐，曾任宋庆龄的秘书多年。解放后当选为政协委员，1988 年去世。 (11)埃德蒙格拉布，著名美国汉学家。他的著述对人们了解中国，大有裨益。 第一章 虎口夺食——斯大林与朝鲜战争（1949——1954） ——1949 年至 1954 年周建立了有许多党外人士参加的政府和行政机构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寻求斯大林的援助 ——1950 年 1 月由于中苏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应召抵达莫斯科 ——1950 年 2 月谈判获得成功 ——1950 年 2 月至 6 月周开始规划国民经济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 ——1950 年 9 月朝鲜战争升级，美国、联合国军逼近中朝界河鸭绿江，周发出警告 ——1950 年 10 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攻势直指鸭绿江 ——1950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击溃了麦克阿瑟的先遣部队 ——1950 年 12 月至 1951 年 1 月美国、联合国军撤至“三八线” ——1951 年宣布停火 ——1951 年至 1953 年中国国内进行了“三反”和“五反”运动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 ——1953 年 3 月周赴莫斯科，并从马林科夫那里获得更多的援助 ——1953 年 7 月朝鲜战争从停火转为停战 ——周强调权力应集中于中央，对高岗、饶漱石等权势过大的地方党委书记捍出警告 ——1954 年 7 月东北的高岗和上海的饶漱石遭到清洗 ——1954 年至 1955 年继高、饶事件之后，进行了大规模镇压暗藏fan革命的“肃反”运动 经受过一个多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规模空前的剥削，1949 年的中国已是满目疮瘦、民生凋敝。这一过程从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开始，不久法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也随之而来，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以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商品。接着日本又试图征服中国。 现在，中国在 100 多年间第一次迎来了和平。共产党人实现了他们的目标，他们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 90％的人民的热情拥护。 然而，胜利的果实却味道苦涩。毛泽东把此时的中国生动地比喻为“一条满是窟窿的旧毯子”。共产党人唯一的财富，就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热情和爱国精神，因为人民渴望结束内战、统一祖国、消除饥荒，重建可爱的中国，并使之现代化。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是新中国的第二代人，因为第一代人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打下江山的革命老一辈，今天（1990 年）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过世，但还有一些人仍然健在——1949 年那种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们记得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不惜牺牲一切，献身于理想的未来。毛泽东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任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欢呼的人群面对美好的未来，信心百倍。 此时此刻，周恩来丝毫没有放松他的主要任务，即团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外爱国人士、专家和学者。他开始着手把一群散漫的、具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们转变成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工业革命的骨干力量。他向留在中国的资本家保证，他们将在重建经济工作中发挥作用。他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纲领，说明社会各阶层人士，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报效祖国。首要的任务是，修复破日本人放水淹没了的北方煤矿。周责成李富春和陈毅亲自走访有关的工程师，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一天下午陈毅登门拜访我父亲，问他是否愿意帮忙。“当然愿意”。我父亲二话没说，收拾好一个小皮箱，就奔赴华北的开滦煤矿，而且根本不计较报酬。当时许多人也是如此。六周后煤炭在冬季来临之前，源源不断地运抵各个城市。周恩来还组织清除了大量积存的污泥，这就是北京下水道的疏浚工程。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普通公民参加了这一工程。1949 年 12 月至 1952 年初之间，北京新敷设的下水管道超过了本世纪初以来敷设的下水管道的总和。建国初期，数百万乞丐困扰着各个城市。这些乞丐大多是贫困的农民。政府把他们收容起来，让他们吃饱肚子，然后送回原籍。尽管有些地方土匪依旧出没无常，但广大农村总算是不再打仗了，农民得到了人民解放军战士们的帮助，开始耕种。战士们还修复了公路和铁路。这样，粮食就能运到饥饿的城市。1949 年通货膨胀率高达每月百分之一千万。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商品价格以粮食为本位来计算。到 12 月份，通货膨胀给遏制住了。解决吸食鸦片的问题也列入日程，把根除全国各地的罂粟，作为一项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吸食鸦片者，在全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九千万，把他们集中起来，使其接受强制性的戒毒治疗。四年后吸毒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1949 年 10 月周组成了他的内阁，即后来称之为国务院。内阁中 50％的部长和副部长是党外人士，而国务院所属各委员会的官员中党外人士占到 40％。周总理曾说过，”所有能为重建祖国做贡献的人都应该参加。……不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我们都欢迎。”周精力充沛，忘我地工作，总是激励着与他共事的人。1988 年一位党外学者回忆当年时对我说，“那些日子真是令人神往。我们深信我们的一生将是灿烂辉煌的。” 周恩来的工作习惯在以后的 24 年里一直未变。他很少在清晨 4 点半至 5点以前上床就寝，那时刻窗外玫瑰色的晨曦已轻轻地抚摸着紫禁城的琉璃瓦了。除非需要参加会议，他要睡到上午 10 点半或 11 点。午饭后，他通常午睡片刻。他的一位秘书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总理生活中的一天： 上午 11 点，总理会见林业视察组后，发布森林防火的指令。12 点他接见教育专家，12 点半午餐时，他边吃边读他们交来的报告。午餐与往常一样，两盘菜，一荤一素，外加两个玉米饼。午餐后一边听我们给他念报告，一边活动右臂 15 分钟。随后，他阅读有关今后六个月所需粮食和煤炭的报告。下午两点，他中断阅读，询问我们：“今年夏天防洪工作做得怎样？我们秋收有无保证？”的确，堤坝已年久失修，必须及时修复。总理命令工作组去查看各地堤坝情况，动员人民解放军和群众参加修复工作。总理亲自决定哪些部队到旱涝地区去参加抢险救灾。他审阅了城市的往房计划。工人们居住的贫民窟必须铲平，为他们盖上四层公寓式的砖瓦搂房。“但是，不要忘记应先敷设自来水管道。”下午4 时，他与工程师商讨工厂的厂址。怎么能在缺煤、缺油、缺电的情况下建工厂呢？中国的电力和石油最为匮乏。下午 5 点，他和经济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一道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布局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晚上 8 时。总理说：“目前我们甚至连缝衣针或自行车都还不能生产，却必须学会制造飞机。”周同他的朋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一起喝粥，郭提醒总理在延安时开创过一所航空学校，尽管当时风沙弥漫的天空中没有出现过任何飞机。总理回答说，“我们知道首先要做好思想准备。”夜幕降临了，我们很多人都感到疲倦不堪，我们到院子里快跑了一阵，揉揉眼睛，再回到屋里继续工作。晚上 9 点，总理召集新成立的卫生部有关人员开会，商讨接种天花疫苗和预防霍乱的问题。“我们必须教育人民养成良好的习惯，避免传染霍乱”（此后两年内二亿人口接种了天花疫苗）。当天对外广播稿子送来了，总理很快地看了一遍。他把外贸部长找来。“日本商人表示愿意与我们签订合同。我们必须予以答复。可以通过香港办理。”他浏览了中国报纸的社论，不禁皱起眉头，因为他认为有一篇社论言词偏激。晚上 10 点，作为军委副主席，他出席了军委会议，讨论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事宜。人民解放军必须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后，方可进入西藏。总理说，西藏代表团已启程前来谈判，他们必须受到尊重。他找来有关西藏问题的专家。“我们绝对不能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我们有许多少数民族。应该学会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他向军队发布命令，重申必须爱护各地的纪念碑、塑像和古建筑。早在1948 年，总理就已将需要保护的历史古迹和庙宇编目造册，并通知各军事指挥官和政委。这次再度发出通知，保护手册的文物古迹增加了西藏的庙宇和寺院。“让我们的西藏问题专家列个表。绝对不能允许军队在宗教圣地宿营生火。我们不是国民党。”子夜 12 点，他与中国科学院的成员就建立基础研究机构一事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中国在培养自己的科学家方面要敢于投资。”午夜 2 点。他接待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我们必须成立一所考古研究所。中国的文化一定要加以保存。这是我们的宝贵遗产。过去的东西并非都是糟粕。”深夜 3 点半时，他开始阅读送来的文件、新闻摘要，直到 4 点半为止。对其中几份文件，他口述了答复的内容。凌晨 5 点，他拿着其他几份文件上床就寝了。 这就是周恩来“通常”的一天的安排。 不论问题是重要的，或者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无巨细。他都操心，都惦念。因为他懂得，一个小小的细节往往成为发现一整套新思想、新行动的线索。一次阅读一份香港杂志，他发现了有两幅珍贵的 12 世纪字画轴卷在香港出售。一个电报马上打到在香港的龚澎和她丈夫乔冠华那里。乔当时负责香港新华社的工作。“把这两幅轴卷买下来。它们是我们国家珍宝的一部分。”这使周想起了——这就是他的大脑工作方式，一件事诱发出另一件事——梁思成是个建筑学家，住在北京。梁的祖父是改革家梁启超。周青年时代的文章颇受其流畅散文的影响。于是把梁思成找来。“我们要重新规划我们的城市，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你会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帮助。”北京必须有宽敞的马路，城墙和那些使许多街道变得狭窄的牌楼，一定要拆除。对此，梁思成表示反对。他喜欢那些古色古香、装饰华丽的牌楼。周提起现代化的要求。“我们的首都一定要象华盛顿那样，象巴黎那样……”他的念头又从建筑转向京剧。周回忆起当年在上海的邻居、世界著名京剧旦角梅兰芳。日本占领上海期间，梅蓄了胡须，以便拒绝登台演出。应该资助梅兰芳，振兴京剧，还要大量培养歌唱家和演员。他写信给毛泽东，坚决主张给予小学教员额外津贴。教育一直是周恩来十分关注的事情。“教育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而教育从小学开始。”①他召集大学校长以及师范学院和高中的代表共同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中国 1950 年拥有多少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研究人员呢？6000 名工程师，只有印度的工程师的一半。12000 名西方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医生，其中半数已改行，从事更赚钱的职业了。1950 年的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百以上。近五亿人口中各级教师不足五万。“我们需要新的职业学校……不仅需要高级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还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种层次的技术人员。”周得到毛的同意，在一部分急需的专业中采纳了缩短教程的主张，加速人材的培养。培养一个医生需要八至十年时间，但是中国农村连准医务工作人员也十分匮乏。“三至四年时间就可以把他们培养成材。”这样政府就可以在那些从未见过医生的地区，推行防治疾病、预防注射以及基本的卫生教育。 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其中包括制定国家预算、计算国家财政收入。十年以来，中国就未曾搞过国家预算或估算岁收。把现有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收归国有较为容易，因为这些产业集中在一小撮被称为“四大家族”的国民党达官贵人手中，控制住棉花、粮食、纺织品和食品，周就可以实施最低限度的计划经济了。 很快，“周总理”便成为勤俭节约、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反对拖拉的同义词了。他自己工作起来很少休息，因而有时会忘记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他那样旺盛的精力。一天，负责外交部办公厅工作的王炳南收到一张周总理写下的、措词严厉的便条。问王为什么“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负责接电话的青年人早已进入梦乡了。周说，这可不行，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一次，一位机要交通员骑自行车往返于各机关办公室之间，送错了几份文件。周差人把这位惶恐不安的交通员找来。难道他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吗？倘若热爱，怎能办事这么马虎呢？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周从不大声喊叫，也不骂人……但是他说话的口吻越平静，他越是讲‘责任在我，我没有交待清楚’，我们就越觉得难受，好象我们身上给刀刺了一条口子似的。” 一位财政部的青年妇女曾见过总理一次，“我这一辈子都在问自己：‘这件事如果周总理来处理会是怎样的呢？见过总理一面，谁也忘记不了。当时我是实习会计，我跟着新成立的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去见总理，研究决定人民共和国发行的新货币。周总理仔细观察所有新货币的图案，逐一研究货币的大小、印刷和币值。他责成我们收集 1949 年以前各地军阀发行的 60 多种地方货币。‘我们应该把这些货币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的后代应该了解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周也没有忘记中国的妇女。1950 年颁布的主要法律之一的婚姻法，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保障妇女权益的大法。邓颖超、党外的司法部部长史良、蔡畅和几位女教育家一同起草了这一法律条款。婚姻法禁止杀害女婴、强迫婚姻和童婚。它明文规定，婚姻以自由恋爱为基础，寡妇有再婚的权利，周在宣传婚姻法的会议上谈道：“相当多的党员仍有封建思想……他们虐待妇女和儿童。”自由恋爱而结婚的权利遭到顽强的反对。最后一次杀害敢于再婚的寡妇的事件发生在婚姻法颁布五年之后的 1956 年。 周有时出现在城区的集市中和商店里，查看刮胡刀刀片、鞋子的式样，以及裤子的质地。为了检查饭菜的质量，他事先不打招呼，就出现在公共食堂，拿着碗筷排队买饭。倘若饭菜太次，他就把厨师、服务员和经理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次要做些什么，会在哪儿出现，但是老百姓就喜欢他这样。这使每个人为做好本职工作而感到自豪。人人都全力以赴、埋头苦干。”诗人郭沫若向周引述了美国诗人汉特惠特曼的一句诗：“一片草叶的作用不亚于星球的运转。”周爱惜每一粒粮食、每一尺布。他不买新的衬衣。他对邓颖超说：“就用旧衬衣的边料给我换个新衣领吧！”他婉言谢绝为他重新粉刷住宅。他不收藏名画和古董。送给他的札品很快就给退回去了。真需要购买物品时，他总是当即付款。这一点与他的某些同事的作法大相径庭。那些人很快就习惯于接受昂贵的礼物，而且购物不必付钱。 在那些日子里，事无巨细，都要由他来处理。有座寺庙要建一尊佛像，请他决定佛像面庞的样子，他说：“菩萨源自印度，不要把他塑造得太象中国人了。” 政府领袖、中央和政治局的成员都在中南海居住和办公。中南海到处是亭台楼阁和花园，地处紫禁城附近。这所宽广的庭院中央是个碧波荡漾的湖泊，四周朱墙环绕，有五扇大门。周的办公室和住宅在这里面积算是很小的，并靠近西北门。他觉得住在边上十分方便，走到大门口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他的朋友以及其他来拜访者不必弯来弯去，走很长的路。他的会客室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一张沙发、几把椅子。我去拜访他时，有机会使用了他的厕所兼洗澡间。在他卧室里，我发现他穿旧了的拖鞋整齐地摆在床边。这完全可能是任何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寝室……难道他什么个人嗜好都没有吗？有的，他有两样嗜好。一是喜欢喝茅台酒，尽管一生中只发现他醉过两次。他的桌旁放着一瓶酒，人们还记得，一位朋友去看望他时，他总是为自己倒一小盅这种烈性酒，又为他的朋友斟了一盅。另一项嗜好就是跳舞。曾为他做过翻译工作的朱青回忆道：“周总理非常喜欢跳舞。星期六晚上他经常与贺龙、足球运动员陈毅、管科学的聂荣臻一道参加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当乐师们看到周，他们就变得兴奋起来，演奏更为欢快的乐曲。他给大家带来了轻松和欢乐。我们都争着眼他跳舞。我们对他说：‘跟我跳，跟我跳。’他微笑着，轮流和我们一一跳舞。他喜欢跳华尔兹舞。”一位不太喜欢周的同事评论说，周总理跳华尔兹舞时总是往右转……好象事关政治似的。其实，这是因为他无法用自己的右臂搂住舞伴，他的右时受伤直不起来。邓颖超告诉我：“我不象恩来那么喜欢跳舞，我只是偶尔跳跳。但是我觉得跳舞能使他放松，对他有好处。”然而，如果毛泽东碰巧也在舞场，周就悄然离去。毛跳起舞来比较死板，没有节奏感。即使在舞场上，周也不愿与毛竞争。 健康的思想源自健康的体魄，这曾是南开中学的座右铭。周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使这信条再度受到重视。体委的主任是贺龙，他是在游击根据地建立足球场和排球场的唯一的红军指挥官。“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运动员。现代技术要求良好的体魄和耐力，这样才能开飞机、开坦克。”在周的指示下，所有政府机关、学校和工厂每天都进行两次十分钟的工间操。所以，周不仅仅建立了行政机构和政府，而且还开创了一种工作方法、一种生活方式。所有与周一起工作过的人，以及象我这样在以往岁月里曾与他多次交谈过的人，都起了某些变化，在思想上都得到了提高，决心为人民做好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周恩来的人”志同道合，他们一见面就能彼此认出，并将话题转向周。十年动乱时，周的工作成果却在他的眼皮下毁于一旦，直到今天似乎再恢复起来也困难重重。但是，总有这么一天，周的榜样将再度激励中国政府官员廉洁奉公，再度成为中国人民的希望。中国人民至今尚未摆脱顽固的中世纪式的封建主义的祸害。 毛或周都没有把苏联当作援助和支持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最佳选择。但是，美国的敌视使新政府不得不采取毛所说的“一边倒”的立场。1949 年 12月，毛起程前往莫斯科。据说临行之前，出于礼貌或可能为了讨好斯大林，毛同自己过去的政敌、当时还是中央委员的王明见了面。然而，此举并不成功，12 月 16 日毛抵达莫斯科。他与斯大林的会晤，没有多少热情。斯大林问毛，为什么占领南京后要拖延一个月之久才再攻上海？本来上海一周内就可以拿下来了。毛解释说，“上海的粮食情况严重，早拿下来，就要解决另外 600 万人的吃粮问题。”斯大林大声地向他的随从人员评论道：“这真是地道的农民逻辑。”以后的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成果，甚至可以说企图在中国扩大苏俄帝国的势力。主人把毛送到莫斯科远郊的乡间别墅里。接着又让他参观博物馆、喋喋不休地给他讲述俄国的艺术和历史。毛费了很大气力才使苏联人勉强同意举行一次会谈。会谈中毛提出俄国不久前兼并中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听了勃然大怒。蒋介石曾与苏俄签约，给予苏联在新疆开采矿藏的权力。蒋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而外蒙与中国的内蒙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1945 年 2 月，罗斯福没有与其中国的盟友蒋介石商量，就在雅尔塔将中国的旅顺港事实上割让给了俄国人。现在毛要收回旅顺港以及东北的中国铁路。为了得到美国的帮助对付共产党，蒋介石在 1945 年 8月与莫斯科签订条约，在共同管理条款中同意了上述两项要求。毛说，他的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和沙俄时期签订的条约。斯大林怒不可遏，他想到 19 世纪沙俄从中国夺取的 100 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他问道：“那家伙是不是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铁托在 1948 年反对过斯大林。毛是不是另一个铁托？谈判陷入僵局。毛脾气则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在毛的力争下，斯大林终于同意请周恩来赴苏签约。周于 1 月20 日抵达莫斯科，陪同他来的有一批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周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而且喝酒海量惊人，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拙。莫洛托夫也变得随和起来，周也不会激怒斯大林。这位天生的外交家温和他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一项为期 30 年的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草就了。周获得了总数为三亿美元、分五年交付的贷款，当然，这数目还远远少于他所期望的。双方同意苏联在新疆的采矿权可纳入合资项目内，但旅顺军港必须于 1952 年归还中国，或在与日本签订和约之后归还，时间取决于二者哪个更早些。满洲铁路的租借权由 30 年削减至两年。一些不喜欢苏联的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评论道：“共产党要比蒋介石更爱国些。”用毛的话来说，“我们总算从虎口里夺得了一点食物。”② 身体孱弱、蓄着稀疏胡须的胡志明身着俄式宽大茄克，出现在莫斯科。他恳求援助，不让法国殖民者再次占领越南。周在赴莫斯科之前两周已正式承认胡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尽管共和国当时还未建立。胡的游击队隐蔽在中国的边境省份广西，并从那里袭击法国人。胡问道：“斯大林同志，您为什么不同我签订一项条约？”斯大林情绪不错，并于两周后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周对胡志明十分尊重和爱戴。他常说：“按理说，胡是我的老师。”胡在中国呆了许多年，能讲六种中国方言，并擅长写中国古诗。周与胡十分默契。周委派壮族出身的韦国清③担当广西的省长。越南的游击队在广西的基地受到庇护。没有中国的帮助，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是无法开展的。中越在这方面的合作从未充分探索过。 毛泽东、周恩来发表了一系列热情洋溢、词句华丽的讲话，赞扬苏联的无私帮助。保证维护中苏之间永久的友谊和团结。然后，准备启程回国。这时，斯大林向毛泽东射出最后一支箭。他说：“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事，对我们满洲的合作，非常高兴。”接着，他赞扬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高对俄国的援助感激万分，宣称：“我们之间不应存在任何边界。”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高岗与刘志丹等共同创建了中国西北的一小块根据地。这成为参加长征的人们最后的落脚地，其中包括日后举世闻名的延安。在反对王明和国际路线派的斗争中，高是毛的忠实的支持者。1945 年确立毛的至高无上地位的七大召开之后，高成为政治局委员，并且是唯一同时拥有东北军政大权的党委书记。1949 年 7 月，他先于毛五个月前往莫斯科。他事前仅象征性地与北京的中央政府商讨一下，便草签了贸易协定，派遣留学生赴苏接受培训，并邀请苏联专家来华。高岗是否在斯大林的暗中支持下要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亲俄的政权呢？周恩来警告说，“我们如履薄冰，必须谨慎行事。”毛、周乘火车回国途中，在东北逗留了五天。高岗④乘坐斯大林送给他的崭新的俄国轿车前来迎接。周异常和蔼可亲，问了高岗许多问题，并象往常一样侧过脸认真听取高的回答。回到北京以后，他和毛都确信必须加强对新疆、东北等边远省份的控制，以防它们落入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周恩来说：“此事刻不容缓。” 1950 年的春天，中南海的院子里充满希望和欢欣。温暖的气候和充足的雨水使杏树和苹果树花满枝头。人人都在谈论大好形势。150 万人民解放军官兵即将复员，编入国营农场。周称：“我们将全力以赴投入生产和重建。”他估计需要三年的时间来恢复支离破碎的经济，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来建设工业基础和“适合中国的”农业体制。谁也没有预料到会爆发战争，周每夜都听美国的新闻报道。由于 12 个小时的时差，每天晚上必须有专人整夜监听广播，以捕捉信息。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1 月 12 日的讲话令周感到放心。艾奇逊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圈划在“从阿拉斯加附近的阿留申群岛至日本、冲绳和菲律宾一线。”他没有提及台湾和朝鲜半岛。周断定美国没有战争企图。或许他一月份抵达莫斯科时，斯大林也使他确信美国没有这种打算。因此，中国可以裁减军队，开始进行迫切需要的调查。6 月中旬，信心十足的毛泽东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宣布人民解放军将大规模地裁减，因为军队耗费国家 30％的收入。 一周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了。 1945 年 1 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一致同意在亚洲战场的朝鲜地区设置一条苏联和美军的军事分界线。分界线沿着三八线划分，将朝鲜分为南北两部，从而产生了两个政府，北朝鲜的共产党政府和南朝鲜的反共政府。 南朝鲜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进犯北方。1950 年 6 月 25 日，北朝鲜军队突破了“三八线”，还击李承晚军队。从此朝鲜内战爆发。6 月 27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美国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反对北朝鲜的“侵略”。一支主要由美军组成的、一些国家象征性地派兵参加的远征军派到了南朝鲜。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有效地封锁了大陆的港口。北京城内一片震惊与气愤。周越来越不安地注视着战争的进程。他心情沉重地听着杜鲁门的广播讲话，并说：“杜鲁门改变了艾奇逊的政策。”在打给联合国的一连串电报中，他抗议第七舰队进入中国水域。然而，没有提到北朝鲜发动进攻的问题。北朝鲜的领袖金日成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时机行动呢？中国绝对不赞成他这样做，特别是 7 月份在传播媒介煽动下，美国人民中产生了某种战争歇斯底里。报纸社论危言耸听，主要内容是：共产主义以南朝鲜为起点企图征服全世界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坚决主张要把战争打到底。在这种情绪偏激的气氛中，杜鲁门总统获准无限制地动用美国的人力，来讨伐“国际共产主义”。太平洋战争中的反日英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被委任为驻朝美军及联合国军总司令。⑤ 周聆听每一则广播电讯，阅读所有西方广播的文稿。数周以来，他的办公室彻夜灯火通明。政治局、中央军委几乎不间断地开会。法国政府也加入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叫嚣之中了。法国远征军重新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即越南、老挝、柬埔寨，并宣称：准备参加反共的“十字军”。呆在台湾的蒋介石也兴高采烈，答应要派遣三万装备精良的军队…… 是否有人在策划从三方面向中国发动进攻？美军及联合国军会不会越过三八线，并进攻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呢？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表好战言论，他不仅准备对付朝鲜，而且还可以对付更多的敌人。第七舰队可能会发动海上攻击，美国飞机可能会从台湾起飞轰炸大陆的城市；可能会在越南建立一支美、法联军入侵中国的南部诸省…… 苏联在干什么呢？莫斯科驻联合国大使雅各布马立克发表了强烈抗议，但总是避免承担军事上保卫北朝鲜的义务。6 月份通过美国提出的决议时，马立克却不在场。这对美国有利，因为苏联不在场，就无法否决此项议案。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本来有否决的权利。 周恩来向莫斯科发了急电，要求会见斯大林。但斯大林却找不到。倘若周以前未曾有过任何怀疑，那么这时不知他是否想到斯大林对北朝鲜人的行动持何态度。数年后，中苏关系完全破裂，毛说：“斯大林以前认为我们同铁托一样。直到我们在朝鲜参战之后，他才知道我们不会的。”中国现在完全依赖苏联了。周尖刻地评论说：“我们参战免得苏联卷入与美国的战争。”毛和周逐渐地认识到，朝鲜战争使中美两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和解。事实上，这段时间长达 22 年之久。 9 月初北朝鲜军队节节败退，胜利在握的麦克阿瑟逼近三八线。9 月 30日，缺少睡眠、过度劳累而显得有些面容憔悴、目光呆滞的周在一篇讲话中，偶尔提到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这个字眼提出了警告。一场“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发行胜利公债收集游散资金。毛提出了派遣志愿人员帮助朝鲜的想法。决不能动用人民解放军，但可以派遣志愿人员。 9 月 30 日麦克阿瑟的军队跨过了三八线。印度在联合国表现得非常慎重。印度谴责派联合国军开赴朝鲜，表示愿意从中调停。10 月 3 日凌晨一时周立即邀请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到中南海他的家里，交谈了几个小时。周说：“中国在其邻国遭受侵略时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们需要和平，我们渴望和平。我们一天仗也不想打。战争将使我们的重建速度放慢，对我们来说又增加一个负担。但是，我们绝不受人欺侮。我们不怕抵御侵略，这一点必须讲．．．．．．清楚．．。”潘尼迦尽力把周的警告转达给了美国。可是，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专家们确信中国不敢采取行动。空中侦察表明：中国军队没有向中朝边界的鸭绿江一带移动。麦克阿瑟在其东京总部宣称，他坚信中国不会贸然行动。10 月份，麦克阿瑟的军队攻陷了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尽管精明的杜鲁门总统小心谨慎，限制他的行动，对他发出警告，麦克阿瑟还是准备把仗打到鸭绿江边。 在北京的政治局数周以来几乎一直在开会。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讨论。东北的头头高岗反对派遣志愿军。为什么不加强鸭绿江的防御呢？周指出，“边界线太长。这意味着分散兵力，费用浩大。”有人担心“美国佬朝我们扔原子弹怎么办？为什么不让北朝鲜人自己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毛和周在表决中获胜，会上采纳了派遣志愿军的方案。喜欢打仗的彭德怀欣然接受指挥志愿军的任务。周再度想从斯大林那里得到某种承诺，苏联能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中保护吗？回答是：苏联如果采取此类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大战和原子战争。莫斯科很乐意向中国出售志愿军所需要的任何装备。 9 月，周设法使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接待中国代表团。代表团在伍修权的率领下抵达纽约。伍在长征期间是李德（奥托布劳恩）的翻译，现在是周手下的外交官。10 月 25 日麦克阿瑟以十万重兵向鸭绿江发起了攻击。 志愿军已准备就绪。10 月 19 日以来，他们身着白色服装分成小股，进入北朝鲜，在茫茫的雪色中很难发现。25 日志愿军全线出击，粉碎了麦克阿瑟的攻势。美军及联合国军开始溃退。十天之内 20 万中国志愿军踏过冰冻的鸭绿江，开进朝鲜。 到 12 月美军及联合国军已乱作一团，并开始朝三八线撤退。他们往北进攻时，恣意破坏，当地居民十分痛恨。在撤退时，他们的人员损失惨重。到年底美军及联合国军撤至三八线。以后的 6 个月里，这里形成了拉锯战。美军开始狂轰滥炸，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队开始时，遭受到很大伤亡，后来学会挖掘坑道，深入地下，以防敌机轰炸。 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札对麦克阿瑟力图进攻中国的狂热，感到十分震惊，他飞抵华盛顿与哈里杜鲁门磋商。美国总统也对这位联军最高司令的行为，深感不安。因为他没有遵守总统有关不要将战火引至中国边境的禁令，而且事先未曾请示他的上司美国总统，便自作主张去台湾会见了蒋介石。1951 年 4 月，杜鲁门撤掉了这位自行其是的指挥官⑥。7 月，即战争爆发几乎整整一年以后，开始在开城举行停火谈判。 与此同时，联合国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美国禁止任何物资运迸或运出中国。所有西欧各国均追随美国参加了对中国的禁运。 结果，中国更加依赖于苏联，而这正是毛和周竭力想避免的。周是军委副主席，负责朝鲜战争的后勤工作，如：交通运输、粮食供应、伤病医疗、作战物资的运送等等。国内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亦给周添了不少麻烦。后来我从乔冠华和章汉夫（他们是周指派参加停火谈判和停战谈判的）那里得知，谈判曾几度受到阻挠，因为谈判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周的某些同事态度十分僵硬。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内局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未曾预料到的棘手问题。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而且导致腐败现象。中国的铁路运转正常，确保城市不出现食品短缺，周在这方面确实创造了奇迹。但是，本来要用于重建经济的预算资金的一半，却用于战争，其中包括俄国贷款的 40％。俄国人要求立即支付给他们为志愿军提供装备的钱。周后来告诉我，“我们作出了牺牲，付出了英雄的鲜血。什么也没有白给我们。每件武器我们都付了钱。”7 月的停火受到欢迎，但军事行动还持续了两年。朝鲜战争中，35000 名美国军人阵亡，15 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战场上牺牲了。 中国是饱受战祸，民穷财尽的弱国，但是，却敢于和美国对抗，并且一年之内其志愿军打得美军及联合国军停顿下来，无法前进。这一事实本身就对正在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据说，周在确信战争已陷入僵持状态时，便开怀畅饮，而酩酊大醉，不得不让人扶回寝室，扶到床上。现在，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全面战争了，需要的是耐心和外交技巧。毛总喜欢说：“长缨在手，才能缚住苍龙。” 再次前往莫斯科的时机已经成熟。1952 年 8 月周踏上了去克里姆林宫的旅途。但是，他已疲备不堪，而且鼻子常常流血不止，医生发现他心律不齐。因此，周在赴苏前写信给党的正副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等，请求将他的一部分工作移交给第二梯队的官员。周在信中说：“我拟将工作中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8 月 17 日周抵达莫斯科。此行，周代表着一个赢得新的威信的国家，一个和平统一的、使人民免于饥饿的国家。他将受到尊重和敬佩。 斯大林看到了中美两国许多年内部会处于敌视状态。他现在可以比 1950年时更为慷慨大方了。然而，周恩来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已是一位炉火纯青的艺术家了。他可以巧妙地使朝鲜战争的谈判变得有利于美国……至少斯大林是这样担心的。莫斯科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目前并不存在要打仗的理由和前景。 农业是周的计划中的主要问题。粮食产量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现代化。令周感到沮丧的是，他发现苏联没有化肥厂，而要到东德和捷克去寻求帮助，以建立中国自己的化肥厂（当时中国一家化肥厂都没有）。中国严重依赖苏联的石油，但周已着手加紧勘探石油的工作。除了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小油田以外，中国的地质学家正在中国内地寻找潜藏的油区。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按苏联模式设计的，重工业压倒一切，其结果是：占去大量投资，不能立即见效。中国需要迅速积累资本。这意味着要发展轻工业，而轻工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提高。苏联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需要，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只有苏联愿意提供帮助。援助的 67％用于建设重工业工厂，投入农业的不到 7％。苏联在中国承担 156 个主要工程项目。8000 留学生派往苏联接受培训。这一“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中国方面用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及农产品偿还。“每样东西我们都要付钱，而且并不便宜。一台小小的发电机要一吨西红柿。俄国检查人员十分苛刻，西红柿生了不行，太熟了也不行，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西红柿就扔还给我们。他们非常傲慢，我们敢怒不敢言。”这番话是一位当年负责押送偿还货物去苏联的官员讲的。 朝鲜战争对中国还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周的《共同纲领》难以实施，党加强了控制。发展小型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被取消。放松对私有经济的控制，使得蒋介石统治时期十分猖獗的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现象死灰复燃了。旧的习惯势力非常顽固。由于有些资本家再度从事投机倒把活动，共产党打击了这些资本家。1951 年 5 月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助长了走私、偷工减料、怠工、黑市买卖、囤积居奇等等。私人经济迅速控制了急需商品，党的干部很容易就被拖下水，并为资本家效劳。 针对这种情况，开展了两场严厉的运动。一场是“三反”运动，打击对象是与资本家同流合污的党员干部。另一场是”五反”运动，矛头直指参与破坏活动的资本家和商人。这两场运动或许是必要的，但和以往的运动一样，进行得有些过头。结果，一些原来富有理想的非共产党人士热情大为低落。有相当数量的党员被清除出党，数十人被立即处决。1956 年我和一些党员谈及“三反”、“五反”运动时，他们强调说：“党有腐败的倾向……运动以后好多了。” 1952 年周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指出“三反”、“五反”有不良后果。“头脑少发点热结果更好些。”直言不讳的聂荣臻也曾回忆到，“我们党发动的每一次运动都有过激行为。每次运动过后，我们都要进行甄别，决定哪些人要平反。总是有一些无辜的受害者受到冤屈。”⑦ 朝鲜战争引起了极大的抓间谍热，并影响到许多宗教团体。1949 年周向天主教领袖们保证说：“我们绝不会开展反宗教运动。”只要与帝国主义断绝关系，教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一个独立于梵蒂冈的爱国天主教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它保存至今，并拥有自己的神学院。但是，“三反”、“五反”之后，一些著名的基督教领袖遭到监禁，另一些因间谍罪名被处决了。”三反”、”五反”的最坏后果恐怕是，党内有些平庸之辈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得到了擢升。国民党留下的 200 万政府官员继续留用，但都调任邮局、银行、贸易机构中的低级职务。他们的忠诚受到怀疑。党员负责干部与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之间的磨擦日益严重。大学里的党员负责干部可能是优秀游击队员，善于破坏铁路。但他们总是怀疑使用精密仪器从事科研工作的教授们在向敌人发“密电”。诗人郭沫若给我讲过两个摄影师的故事。在一次公共集会上，他们在拍照片。其中一位的闪光灯发生爆炸，这两个人立即被抓了起来，并被指控，企图暗杀在场的领导。 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说法引起一场消灭老鼠、蚊子、苍蝇的运动。让群众接种预防天花的疫苗是有益的，但也使得养蜂人和昆虫学家横遭逮捕。周提议为那些“在长期战争中没有机会进学校的”党员干部开办速成班。但是有些党员对此十分不满，党内不少基层干部抗议说，这样做，是暗示他们无能。“我们仗都打赢了，管理大学有什么了不起的？”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周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札。他被安排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代表们的首位。斯大林的继承人马林科夫对于自己的地位没有很大把握，所以这次周出访的收获要比 1950 年丰厚得多，签署了更多的经济协议。周提出了尖端技术转让的问题，尤其是在核研究领域里。他带来了聂荣臻，聂是日后中国科技领域，特别是核技术领域的奠基人。这次尽管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诺，但仍有一些口头允诺。此行果实累累，周和聂带着更多的贷款，在更好的合作气氛中回到了北京。 周现在可以结束朝鲜战争了。1953 年 7 月宣布停战。朝鲜战争一共进行了三年一个月零两天。 *** 周恩来现在要着手处理另一件重大的工作，那就是：巩固中央政府，对付那些刚愎自用的地方党委书记与军队的指挥官。以往的教训不能忘记。中国必须完全团结一致，有一个各方听命的强有力的“中央”。1949 年中国有六大军区，每个军区都有相应的地方政府。东北的高岗在地方首脑中权势最为显赫。他同时占据军内和党内的高位。1953 年下半年，所有各大军区的最高指挥官均被调到北京，安排其他职位，打消他们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的念头。六大军区重新划分为 13 个军区。周恩来加强对财政的控制，把地方政府的税收权，收回到北京中央政府手中，总体的经济计划与管理交由周的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计划委员会负责。⑧这些变化对高岗影响最大。高今后必须征得北京的中央的批准，才能进行任何一项重要工程。在上海，与高岗一样喜欢自行其是的饶漱石也受到相似的限制。周建议把东北和上海企业的利润用于开发内地不发达地区。高岗被任命为计划委员会主任，但受到身边一些老干部的制约，最主要的是任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小平。高受到包围，他本人知道得很清楚。周告诉高一切指令必须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发出，高听了便说：“哪个中央？哪个中央？”高又说，党从来就是由两个党合并而成的。有过毛泽东的游击队党和刘少奇的以北方城市为基地的地下党。现在需要有新人和新思想的时候了，毛和刘已经过时，应该“休息”了。 1954 年 2 月 10 日，周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领导成员发表讲话，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周说，个人主义会导致争权夺利，搞小集团和帮派活动。必须严格党的纪律。然而，为了尽力避免破坏性的对抗，周又说，应当允许党内不同意见发表，“我们要区别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与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前一种是错误的，甚至是非法的，应当受到批评和斗争；后一种是正确的、必须的和合法的，应受到欢迎和提倡。”党内斗争非常激烈、残酷，周比谁都更清楚。他希望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的清洗。 时至今日，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和邓小平在高岗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依然不十分清楚，他们参加了斗争，因为这是一件反对党的领导的事件。高岗遭到监禁，情况不明地在牢房内自杀了。毛公开责备迫使高岗自杀的人，认为，这不是对待同志的方式。但是，反高、饶的清洗开始扩大到全党，成为一场追查“隐藏在党内的fan革命”的肃反运动，尽管这种提法非常含糊不清。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 1956 年底。 周恩来一贯遵守党的纪律，但他竭尽全力减少各种过火行为带来的影响。他负责的一些机构，如中国科学院，有效地缩小了不分青红皂白指控其成员所造成的破坏范围。诗人郭沫若 1956 年告诉我说：“但是，其它单位，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一些最好的干部给毁掉了。”这场运动的受害者之一是周恩来的下属，学识丰富、才华横溢的潘汉年。潘是周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他费尽心血将文件从蒋介石那里送到周的手中，当时周正在西安，急切地等待着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息。潘汉年的妻子非常富有，她的家住在香港。潘结交甚广，包括一些秘密帮会的头头。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副市长。1977 年他在劳改营里病故。当年有人说“给潘汉年下定论太困难了。他认识的人太多了，与秘密帮会和国民党都有联系，无法挽救他。”50 年代初的那些过火的清洗，和党内干部文化程度低，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没有爆发朝鲜战争，党内这些残酷的斗争也许不会如此厉害。周恩来建立一个廉洁奉公、办事利索的政府的努力，也许不会遇到这么多的阻碍和挫折。这使我们又回到了斯大林对挑起朝鲜冲突应负的责任的问题上来。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搞清楚。为了从苏联那里获得援助，中国不得不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开始工业化，或者用毛的话来说，就是“虎口夺食”。 注释 ① 本章所有引文出自中文版的《周恩来选集》和《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国科学院周培源教授、梁思成先生（已故）和本章内提到的其他人以及一些不愿披露姓名的官员都曾接受过本书作者的采访。 ② 有关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以及周恩来成功地使这一会晤顺利结束的这段历史，是和见证人核实过的，其中包括章汉夫先生和周的其他工作人员。 ③ 韦国清，壮族，曾以帮助越南人指挥奠边府战役、打败法国远征军而闻名于世。参阅克莱恩和克拉克合著的《名人传记词典》。韦将军于 1989年逝世。 ④ 高岗。参见《名人传记词典》。斯大林赠车给高岗一事，许多回忆录中均有记载。东北的官员也曾对本书作者讲述过这件事。 ⑤ 关于朝鲜战争，马修李奇微将军所著《朝鲜战争》一书写得最好。该书于 1967 年纽约出版。 ⑥ 参见约翰斯潘纳所著《杜鲁门与麦克阿瑟有关朝鲜战争的争论》，诺顿出版公司 1965 年纽约版。 ⑦参见《聂荣臻回忆录》。此外，本书作者曾采访过许多在清洗中受到伤害的人。⑧中央政府的经济控制政策由经济学家陈云和李富春起草。陈云依然健在。参见卡尔李斯金所著《中国政治经济学》，牛津出版社 第二章 登上世界舞台 ——日内瓦和万隆（1954－1955） ——1954 年 4 月份周恩来出席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1954 年 5 月周声称应邀请亚洲国家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4 年 5 月至 7 月斡旋于法国与北越代表团之间 ——1954 年 6 月飞赴德里和仰光，筹备计划中的亚非会议 ——1954 年 7 月会见胡志明，劝说胡在 1956 年进行自由选举和统一的允诺下接受暂时性的越南分治 ——1954 年 7 月返回日内瓦并达成协议，美国拒绝在协议上签字 ——1954 年 9 月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 ——1954 年 8 月 1 日周返回北京 ——1954 年 10 月毛和周与尼基塔赫鲁晓夫举行重要会谈 ——1954 年 10 月中国主张社会主义各国应该相互平等 ——1955 年 4 月周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并于事前做好准备 ——1955 年周面临华侨问题，决定废除双重国籍 1954 年 4 月 24 比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云集日内瓦的宽特兰机场，等候一架苏制的伊柳辛飞机降落。走下舷梯的是一位身材瘦小、头戴黑色软呢帽、身着黑色大衣的男子。照像机咔嗒咔嗒地摄下了周恩来毫无表情的面孔。“严肃、面无笑容、冷酷……”当时报界的评论如是说。周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周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主要助手之一王炳南告诉我，“我们原本认为那是十分严肃的场合，应该显得庄重些。”与我谈话时，王正在撰写一部有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回忆录。王炳南那时总管一切，包括代表团的服装。他为所有代表团成员订做了黑色制服。“我以为这有助于表明我们的严肃态度。可是，我们在日内瓦的街上行走时，人们纷纷脱帽向我们致意。原来他们把我们当成了牧师。”心情惴惴不安的王炳南向周汇报了自己的失误。周听罢不禁大笑起来。几天以后，中国代表团成员不仅换上了浅色服装或西装，而且笑容可掬地出现在照像机的镜头面前。 1954 年 1 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英国的安东尼艾登和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在柏林举行会谈。他们讨论了有关举行一次会议，以解决朝鲜战争和“法属印度支那”战争的事宜。然而，没有中国参加，会议显然将是徒劳无益的。尽管杜勒斯坚决反对，中国通过莫洛托夫的努力而受到邀请。同时，莫洛托夫还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席了会议。杜勒斯为美国代表团制定了严格的行为规定，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出席会议的立场。美国代表团成员必须完全不理睬中国或北越的代表，不得与他们交往、握手。结果，不仅仅美国代表，而且其他国家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都想方设法避免接触。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慢吞吞地抱怨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会议，似乎每个人都在回避其他人。” 周率领 150 名随行人员出席了日内瓦会议①，其中包括人称弥勒佛的李克农，以及王炳南、章汉夫、黄华。他周围的许多男女青年都是外交部的干部。他有最优秀的口译人员，包括哈佛大学涪养的浦寿昌②。中国代表团租下了在韦尔苏瓦的万花岭大别墅，四周是宽广的花园和葡萄园。为了举行宴会，周特地从中国运来了地毯和古董，并且随团带了两位北京最好的厨师。他的首批客人之一是查理别林。卓别林 1953 年离开了美国，由于麦卡锡主义横行，卓别林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他不得不在瑞士的沃韦 定居。卓别林把自己主演的两部电影片《城市之光》和《大独裁者》赠送给周。周说，“你一定要来中国访问，你在中国深受欢迎。”两人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其间卓别林即兴表演了一番他那闻名遐迩的小人物形象。另一位客人是加拿大大使切斯特朗宁。朗宁出生在中国，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安东尼艾登也不顾杜勒斯的不满，常来参加午餐和晚宴，并和中国人私下会谈。 4 月 28 日，杜勒斯就朝鲜问题发表主旨讲话。杜讲话的时候，周不断地在他准备好的讲稿上书写着。周讲话时常常脱离讲稿。这使他的译员翻译起来更加困难。他的一位译员陈辉在若干年后回忆说：“他对英语同汇和意义有他自己的看法。倘若我翻译时用‘士兵们’这个词，而他希望用‘部队’，他会当众纠正我。”陈辉对周使自己当众出丑一直耿耿于怀。然而，浦寿昌却觉得，与周“一起工作十分惬意”。“你不必过分注重他的讲稿，只要留意他在讲什么就可以了。他说话总是准确明了，他希望把他的话翻得请清楚楚。” 周恩来发言时，大厅里座无虚席。他的出场，具有那种令人捉摸不透和疑惧的魅力。周举止雍容尔雅、风度翩翩，令人肃然起敬，即使那些对他感到愤懑的人也是如此。周开始发言，“这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兰西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首次坐在同一张桌前……”他强调中国需要和平，渴望“通过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周的发言被某些报纸诋毁为“夸夸其谈”，因为周详细论述了“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的”非殖民主义过程。他着重指出朝鲜地处亚洲，亚洲国家应该参与涉及亚洲大陆的事务。亚洲国家之间的协商对于解决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又说，“应该撤出所有在亚洲的外国军事基地，”这里“所有”一词意味深长。周对诸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重要国家未能出席会议表示遗憾。这样周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以及一年后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首届亚非会议奠定了基础。 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争论不休。会议一拖再拖，令人疲惫不堪，并且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重叠进行。一位观察家写道：“那是十分艰难的日子，会议气氛紧张。”然而，它确认朝鲜战争已告结束。6 月 15 日，在朝鲜问题最后“宣言”上签字的 16 个国家③“不得不遗憾地”向全世界宣告，未能就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尽管 6 月 5 日周恩来曾强调：中国建议朝鲜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结果仍告失败，然而，他丝毫没有感到垂头丧气。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王炳南写到“我们没有料到日内瓦会议会导致中美直接谈判。但这确实是此次会议的结果。”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仅在日内瓦逗留了一周。他对美国代表团的行为作了严格的规定，所以周也作了一些规定，”不要主动握手，如果有人伸出手来，绝不能拒绝与其握手。”一位年轻的武官对一位瑞典同行握手的表示未加理睬，因而被周送回了国。尽管存在各种限制，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接任美国代表团团长后，确实出现了某些松动。史密斯似乎对周的某些建议表示赞同。可是第二夭他的副手沃尔特罗怕逊又退了回去。周对此十分恼火。他责备罗伯逊说：“你们说话算不算数？你们言行是否一致？”一位瑞士记者评论说：“他说话的架势看起来就象中华帝国的官员在训斥行为粗鲁的野蛮人。”但是，史密斯已经打破了不准与中国人交往的禁令，与浦寿昌愉快地谈起了哈佛大学。一次，他抓住了周的胳膊，从而避免了握手之嫌，他对周说，“见到您我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周深受感动，眼里闪烁着激情。周回答说：“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情是长存的。” 据说，由于艾登的关系，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5 月的一天，艾登与周共迸晚餐。席间，两人谈到了朝鲜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进展，特别是关押在朝鲜的战俘和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问题。美国想通过英国驻北京的代办负责处理这些问题。 周得知这一情况，立即作出明智、果断的决策，告诉英国代办，中美两国都有代表团在日内瓦，完全可以就战俘和犯人问题举行直接的谈判。“毕竟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英代办向史密斯转达了此项建议。史密斯避开杜勒斯，直接获得了文森豪威尔总统的同意。不久，中美两国代表之间的第一轮直接谈判开始了。玉炳南和通晓英、德、法语的宦乡代表中方，而阿列克西斯约翰逊大使代表美方。 日内瓦会议偶然地为中美两国提供了会谈的机会，之后，会谈持续了 15年。王炳南回忆说：“这是一条长绳的头几缕。”这些会谈使中美两国可以相互表达各自的立场和对问题的看法。会谈接着在华沙进行。次年，王炳南成为中国驻波兰大使。会谈于 1957 年 12 月中断，1958 年 9 月重新开始。到1960 年 12 月，双方已会谈了 100 多次。这证明双方均愿意保持接触，因为双方可以互相交换看法。会谈开始后的一年里，周恩来和负责中国核研究的聂荣臻迎接了返回中国的科学家钱学森及其家眷，钱学森一家曾被扣留在美国，钱和其他从美国返回的科学家使中国在国防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对我说：“周总理几乎一天 24 小时都在工作，他要求我们全体人员随时做好准备。但是首先发现我们当中有人疲惫不堪的，也是他。”周可能非常疲倦，但是他的脸上从来不露一丝倦容。工作 18 个小时之后，他在后半夜挤出时间给妻子写信：“超：……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现在已经深夜四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 *** 关于“法属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比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更富有戏剧性，周所起的作用也更具有决定意义。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的时候，许下了不少虔诚的诺言，西方民主国家却重复了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采用过的高压手段。英国、法国和荷兰都试图在以前的殖民地上恢复殖民统治。然而，一切均已为时过晚了。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国人意识到，尽管他们战胜了游击队，但是独立迟早会到来。在“法属印度支那”，法国人力图恢复他们的帝国，虽然他们也做了些表面上的修饰。“法属印度支那”是法国人制造出来的，包括三个种族与文化迥异的民族，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柬埔寨原先称为“保护国”，在其精明、强干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正从法国人那里赢得独立，并于 1954 年正式宣布独立。法国人力图控制越南，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向越南派出一支远征军。 传统上，中国承认在东南亚已经明确划分出来的国家。1929 年胡志明在上海建立了他的共产党，当时只代表越南。但是，1930 年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越南共产党同束埔寨的高棉沙拉克，即后来的红色高棉，以及老挝共产党即巴特寮合并。将“法属印度支那”变成为以越南为首的“社会主义印度支那”的做法，势必引起民族冲突，并对泰国构成威胁。因此，在印度支那问题会议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之间开始出现极为微妙的意见分歧。当范文同提议高棉沙拉克和巴特寮作为他们各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时，周恩来显然是不赞成的，因为这样一来，只是以越南霸权取代了从前的法国霸权。按照周制定的中国外交政策，应该承认宣布民族独立的政府，而不论其政治制度如何，一旦它们摆脱了法国的“保护国”的地位，中国将承认柬埔寨王国和老挝王国。周恩来不会支持一个“社会主义印度支那”来取代殖民主义的印度支那。 日内瓦会议于 4 月 27 日开幕，当时法国殖民军队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之间正在进行重要的奠边府战役。法国代表团团长乔治皮杜尔信心十足，并在发言中宣称，胡志明即将乞求和平。法国战地指挥官已清楚地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但是，中国人更为明智。周恩来研究了越南的地形，大声说：“法国人怎么会犯蒋介石犯过的同样错误？”蒋把他的军队麇集在城市，而法国人也把他们的部队集结在四周是丛林的低洼地带。中国人在这次战役中给予越南人巨大的帮助。越南指挥官武元甲将军与中国指挥官韦国清在后勤供给方面合作无间，卓有成效。5 月 8 日，在其发言后的第十一天，神情懊丧、但仍不失风度的皮杜尔承认奠边府于 5 月 7 日失陷④。 奠边府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周恩来曾担心美国可能会以武力支持法国，但很快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刚使美国军队从朝鲜战场上摆脱出来，不会为了法国再把美军投入另一场军事冒险中去。在法国本身，印度支那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因为这有损于法国人引以自豪的自由思想。同时，印支战争的代价也昂贵得惊人。1953 年法国的印支战争的开支为 1600 亿法郎，两倍于法国从马歇尔计划中得到的援助。 美国虽然不愿意军事卷入，但也无法接受一个由共产党政权统治的统一的越南。在 1945 年波茨但会议上，斯大林和杜鲁门总统同意将越南一分为二⑤。正如同年早些时候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与斯大林曾同意划分德国、欧洲和朝鲜那样。周恩来意识到过分好斗的姿态又会引起人们的恐惧，害怕“到处横行的共产主义”幽灵。苏联的莫洛托夫也有类似的想法。从实际出发，周恩来着手准备达成一项和平协议，暂时承认两个越南。但是，首先要承认越南、柬埔寨、老挝是三个不同的国家。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保证柬埔寨奉行中立的、独立的政策，这与周的想法不谋而合。绝对不能让别人指责中国向边界以外的地方输出革命。 然而，奠边府战役的辉煌胜利激起了越南人马上统一的希望。在胜利的鼓舞和人民的支持下，北越军队乘势渗透到越南南方的低地，这些地方是由法国人支持的保大“皇帝”统治的。在与范文同私下交谈中，周建议北越采取“暂时克制”的态度，与法国举行双边会谈。但是，皮杜尔傲慢地拒绝会见范文同。直到奠边府战役后法国政府垮台，而严厉谴责殖民战争的皮埃尔盂戴斯弗朗斯 6 月 18 日组成新政府后，才打破这一僵局。孟戴斯保证在 7 月 20 日以前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否则他将辞职。6 月 18 日至 23日之间，周恩来下榻的万花岭别墅在悄悄地送往迎来。6 月 23 日周恩来秘密前往伯尔尼会见孟戴斯弗朗斯。两人一见如故。盂戴期弗朗斯温文尔雅、学识非凡。为了表示友好，周恩来用法语交谈。秘密会谈持续了几个小时。孟戴斯弗朗斯说：“周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有世界政治家的气质，有令人羡慕的最敏捷、机灵的头脑。”周也十分欣赏孟戴斯弗朗斯。周对王炳南说：“他非常熟悉政治，是一个可以与之深交的人。”周告诉盂戴斯弗朗斯，法国对其前殖民地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法国有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应以“开明外交”来表明恪守这一传统。第二天，即 6月 24 日，孟戴斯弗朗斯终于会见了范文同。周成功地促成了他们的对话。中国总理宣布：“法越双边会谈应在不受任何人干涉的情况下进行。”同一天，为了表明自己不会干涉会谈，周登机启程前往印度。 在日内瓦所有的发言中，周强调亚洲国家在解决亚洲问题中应起的作用。“我们不想垄断为亚洲国家讲话的权利。但是，在讨论面临亚洲的迫切问题时，不应忽视亚洲各国人民的愿望。”他特别提到了印度。满面喜悦的克里希纳梅农专程来到日内瓦邀请周访问新德里，因为尼赫鲁对被排斥在日内瓦会议之外.感到屈辱。 周在新德里受到热烈欢迎。他与尼赫鲁讨论了召开一次重要会议的建议。所有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亚非国家都可以参加，在世界上显示自己崭新的面貌。从这种与印度交往的方式中可以看到中国独立自主、与苏联保持距离的外交政策的萌芽。很显然，周把苏联视为西方国家，而不是亚洲国家。中印联合公报包含着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⑥，这些原则是指导所有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 尼赫鲁感到非常满意。周对印度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表示十分感谢，使人觉得两国将会建立牢固的友谊，对亚洲团结大有裨益。然而，两国之间存在着潜在的问题。中印边界的某些地段是英国人随意划分的，而且英国军队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两次入侵西藏，又侵占了中国的一些领土。印度政府似乎从它的前殖民地宗主国那里继承了某些对西藏的扩张态度。对此，中国人十分愤懑。但是尼赫鲁与周有意避免讨论这些次要的、令人头痛的问题。周声明，这是“殖民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可以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 6 月 28 日，周恩来在仰光会见了缅甸领导人吴努，签署了一项类似中印联合公报的有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公报。30 日，周返回广州，继而前往邻省广西的柳州，会见胡志明。胡在柳州有一幢别墅。此地从 20 年代以来就一直是许多越南革命者的庇护所。胡志明在 1969 年逝世以前，每年都要在柳州住上几周，接受中国医生的检查治疗，因为胡笃信中医。 在胡的别墅四周郁郁葱葱的花园里，他与周花了三天时间讨论越南的统一问题。周谈到，坚持好斗的姿态目前无助于统一，反而可能促使美法采取联合军事措施，对付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这样就会前功尽弃。莫洛托夫已经明确表示莫斯科不愿支持任何“美国目前无法容忍的”军事行动。周说道：“时机尚未成熟。”在越南南方，法国人支持的“皇帝”保大仍受到公众相当的支持。目前接受暂时分治比较明智，但应坚持要求两年后就统一问题举行自由选举，同时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越南。胡志明说：“为了收复南方的半壁河山，我可以再多等几年，但最后必须统一。”周恩来允诺道：“越南将会统一。中国将是你们最可靠的朋友。” 7 月 15 日，在河内举行的党的全会上，胡志明采纳了周的建议。“美国人企图把战争拖下去……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合理让步，否则，我们将会受到孤立。”周从柳州飞往北京，并于 7 月 12 日返回日内瓦，旋即拜会了范文同。范极其勉强地同意了暂时分治，但要求将分界线划在北纬 16 度。法方建议划在 18 度。最后双方同意以北纬 17 度为界。这意味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必须从他们占据的一些地方撤走。对此，不仅越南北方的指挥官们恼火万分，就连范文同也怀恨在心。范从来没有原谅过周恩来，因为他认为周是这一安排的策划者。20 多年后的 1979 年，越中两国关系恶化，多年的积怨又提了出来。 一系列紧张活动开始了。周、莫洛托夫、安东尼艾登、盂戴斯弗朗斯和两个越南的代表团之间不断举行会谈。周对孟戴斯弗朗斯说：“所有有关人士都希望和平。这意味着采取相互接近的步骤。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采取同样多的步骤。”盂戴斯弗朗斯回答道：“你已经帮助我们所有的人迈出了一大步。”在万花岭别墅举行了范文同和孟戴斯弗朗斯的最后一次会谈。7 月 21 日，在日内瓦会议全体大会上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1956年将在一个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美国代表团发表了一项声明，“注意到了”达成的协议，并宣布将不会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反对上述协议的条款。周感到迷惑不解，“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国家怎能既表示同意，又在态度上如此模棱两可呢？” 9 月，美国一手操办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了。该条约的一项条款规定：签约国⑦有权保卫任何“受到威胁”的国家，其中包括南越。周悔恨地承认，“我们在日内瓦上当受骗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失败。美国人欺骗了我们。但是，最终他们更是欺骗了他们自己。”⑧ 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周邀请两个越南的代表团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的代表团参加在万花岭别墅举行的宴会。何文楼⑨大使（当时他是北越代表团的一位上校成员）回忆说：“当时共有 30 人，大家围坐在圆桌旁。中国总理走过来和我们一个个地祝酒，每次他都喝干一小杯茅台酒，整整喝了 30 杯。真是英雄海量。” 周邀消吴庭艳的一个兄弟访问北京。吴庭艳两年后成为美国在南越扶植起来的铁腕人物。周与吴的兄弟交谈起来。“虽然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范文同先生更接近些，但我们仍然欢迎你来访问。你们都是越南人，应该一起为祖国的统一而工作。”北越的党务人士对这种折衷主义的说法十分反感。显然，周赞同越南实行联合政府。这在意识形态上虽不那么纯洁，但比起通过长期艰苦斗争建设社会主义来，进步会快得多。周不鼓励东南亚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还有其他的原因⑩。在东南亚国家里有大批华侨，他们富有，习惯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这些华侨每年都往国内汇款。华南各省的许多地区，许多村落，成千上万的家庭依赖这笔侨汇。周打算吸引华侨资本家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资金。倘若他们居住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他们就没有资金可以提供了。此外，绝不能使中国再次卷人类似朝鲜战争那样的事件中去。不能给美国以口实，把大批美国军队派到毗邻中国的地区。诺罗敦西哈努克宣布的中立与独立的柬埔寨方案是最合适不过了。可以设想周希望越南也采取类似的中立立场，即使周公开不能这样讲。 日内瓦会议以后，通往北京之路成为平坦的外交大道了。各国代表团和元首蜂拥而至，竞相拜会传奇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苏联新首脑尼基塔赫鲁晓夫 10 月份的来访是北京的一大成就。当时正值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日子。由元老米高扬和布尔加宁陪同的赫鲁晓夫表现出热情洋溢的友好姿态。毛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两国联盟关系看来空前牢固。赫鲁晓夫的访问从 9 月 29 日开始、10 月 12 日结束。就是在这期间播下了将来不和的种子。赫鲁晓夫渴望获得中国的支持，因为他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里有不少政敌。他打算与美国搞缓和，但这是苏联共产党内部强硬派难以接受的。他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毛沉默寡言，态度冷漠。中国人当时并没有正式反对美苏缓和，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不能让赫鲁晓大搞缓和而损害中国的利益。高岗事件以及随后残酷的清洗在中国人脑海中记忆犹新。就在 1954 年 7月，高岗在狱中自杀身亡，当时，周远在日内瓦。 在谈论这些事情时，王炳南对我说：“我们那时对赫鲁晓夫不十分了解，我们没有想到，他要的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配合默契，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当时是这样称呼社会主义国家的——也要坚持中国的独立地位。中苏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的序言规定：国家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这是中国对其全球地位的基本看法，也是在新德里和仰光阐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有关全球性的问题，中国人坚持在协议中写进：中苏两国必须就双方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进行彼此磋商。这种在世界事务中坚持平等的伙伴关系的要求，可能与过去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打交道时的痛苦经历有关。此次会谈的结果是一笔五亿二千万卢布的长期贷款，15 项新的大型工程，在新疆的两项合资企业归还给中国，另外两项合资企业移交给中国，大连港和旅顺口海军基地无偿归还中国。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感到愉快。他现在认识到中国不会成为一个俯首贴耳的卫星国。 *** 同年冬天，计划中的亚非会议取得进展。会址为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美丽的城市——万隆。时间订于 1955 年 4 月。 谋杀周恩来的企图为此次会议增添了几分戏剧性色彩。尼赫鲁表示友好，将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拨给中国代表团使用，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自己的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要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据说国民党特务把一枚定时炸弹安放在这架飞机上，三小时后飞机在大洋上空爆炸，机上人员无一生还。但是，周并不在这架飞机上。少数民族问题，包括西藏问题使他无法脱身。他对从香港返回大陆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将军说：“请转告在台湾的同胞们，我们随时随刻都愿与他们举行会谈。”周已经在考虑与台湾的统一问题了。在处理上述事务过程中，他因患急性阑尾炎而病倒了，住了几天医院。因此，他没有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那架飞机。王炳南对我说：“周总理本来也不会乘那架飞机的。中国代表团要乘坐印度飞机一事，人人皆知，太不保密了。”周前往仰光，然后搭乘一架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印度尼西亚。 飞机在新加坡临时作了短暂停留。富有才华和颇孚众望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希望能见见“那位杰出人物周恩来”。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总理拉姆齐麦克唐纳之子，英国驻马来亚的高级专员。“我感到十分遗憾，他们的飞机不在新加坡降落加油。”想会见周的愿望不知怎么地传到了正在仰光的周那里。接着马尔科姆收到一份电报，称荷兰航空公司飞机的“发动机出了点故障，将不得不在新加坡作短暂停留，检修机械毛病。我听了高兴极了”。通过印度驻新加坡的领事，马尔科姆安排在机场贵宾候机室里与周举行会晤。“飞机不久就恢复到良好状态。除了周恩来、陈毅元帅和一名译员外，所有中国代表团成员均留在机上……我们轻松地交谈起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我们漫步穿过停机坪，走到飞机跟前，彼此友好道别。那是我一生中一次最迷人的友谊的开端。”(11) 周于 4 月 16 日飞抵雅加达。他身着薄而得体的夏装，笑容满面，受到大批人群的热烈欢迎。然后前往万隆。那里 29 国代表团下榻在由苏加诺总统亲手设计的、王宫般的大厦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秀丽的景色、热情洋溢的友好款待，使与会者个个心情舒畅。周身着衬衣，悠闲自得地散着步，象小孩子一样把裤脚卷起，在住所旁花园里的清澈的小溪中趟起水来。 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并非都很友好。菲律宾、日本、南越、斯里兰卡和巴基斯但的代表纷纷言词激烈地谴责“共产帝国主义”。这早已在周的预料之中。他要求代表团成员心理上要有所准备。他告诫大家说，无论出现什么挑衅言行，都不要发火，都不要使用过激言词。美国试图孤立我们。但我们正在打破这一企图。我们将冲破一切幕障，不管是铁幕、竹幕还是烟幕……我注意到你们当中有些人表现出大汉族主义倾向。你们觉得象用手抓饭这类风俗习惯很古怪。你们也必须学会用手抓饭吃。周曾批评过国内某些对待少数民族中表现出来的大汉族主义作风，现在在国外还要继续批评大汉族主义。他说：“否则，我们怎能贯彻兄弟般的团结这一精神呢？”他教导工作人员如何与新闻界打交道，对提出尴尬问题或发表不友好讲话的记者必须以礼相待。“我们信仰共产主义。但我们不需要每时每刻都表明我们的信仰。完全没有必要，非要别人和我们信仰一样。除了意识形态，我们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和目标。” 会上，谴责中国缺乏宗教自由、在国外搞颠覆活动的发言，一篇接一篇。周似乎丝毫不为所动，只是做些笔记，轮到他发言时，他宣布把准备好的讲话稿发给大家，他现在打算即席发言。“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并且现在仍在受着。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起初鼓掌的不多，随后便掌声如雷鸣。接着，尼赫鲁走上前与周拥抱，全场热烈欢呼。周已将敌意化为敬重和钦佩。他的发言打动了在场的许许多多代表们爱国主义与憎恨西方统治的心弦。15 年以后，菲律宾外交部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在我 1971 年访问马尼拉时，对我说：“请代我向周总理问候……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万隆的讲话。” 在一段令人神往的日子里，亚洲国家间似乎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手足之情。猜忌和疑虑烟消云散了。周仍在个人会晤中继续他的工作。他沉着冷静，彬彬有礼地驳斥了西方及亚洲记者对中国的指责，他邀请与会代表以及“任何其他人”访问中国。“请你们亲自到中国来看看。任何人都会受到欢迎。” 周察觉到形势有利，抓住时机表示愿与美国就台湾问题举行谈判。“我们不想同美国打仗。我们愿意坐下来谈判。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中美两国人民应该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 每天，周在花园里坐上一两个小时，或者休息，或者与章汉夫及其他中国外交官谈论亚非会议的前景。他陪伴苏加诺观看歌舞表演，因为苏加诺非常爱好歌舞。大多数中国工作人员觉得当地炎热的气候令人难以忍受，就不断地开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周发现苏加诺和他的外长苏班德里约怕风，只要他们在场，电扇就被关 面对心怀疑虑的泰国和菲律宾代表，周施展魅力，声称：“我们是邻居”，并强调和平共处。对日本人，周谈论贸易。三年前，他就向日本提议过建立商业联系。他现在又指出，大连和旅顺是十分理想的贸易港口。“我们对任何人都没有侵略意图。”他派遣诗人郭沫若访问日本。郭曾在日本生活多年，并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周向缅甸的吴努赠送了一件保存在中国许多世纪的珍贵文物——佛牙。他赞扬诺罗敦西哈努克奉行的柬埔寨中立与独立的政策。阿富汗总理邀请他访问喀布尔。巴基斯但的穆罕默德阿里向他保证，即使巴基斯但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也将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巴基斯坦担心印度的侵略，并不担心中国的侵略。周说，他对此表示“理解”。巴基斯坦曾在会上提出谴责“共产帝国主义”的决议，而周成功地将该决议的措辞改为“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 埃及的纳赛尔向周谈论了苏伊士运河问题，周答应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开罗成为周手下外交官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活动中心，阿拉伯语也成为中国外语院校教授的主要外语之一。周邀请伊斯兰教阿訇参观中国的清真寺。“我们不反对去麦加朝圣。”中国政府不是拨款重新粉刷、修饰中国境内的清真寺了吗？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在会场走廊里活动，周与他们进行了交谈。这位文雅的总理对他们说，“每个国家部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中国肯定会向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武器装备，但是仗必须由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去打。 “我们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这是周无数次谈话的主题。他幽默地笑着对某位特别喜欢漫骂的代表说，”我们之间意见不一致，但是承认不一致本身就是某种一致。”周还反对在会议上公开指名谴责任何国家。“这里不是亚洲国家之间互泄私愤的场所。” 万隆（会议）对周恩来来说，是一次巨大的个人成就，对中国来说，则是一次打破国际性封锁的胜利。然而，据说他回到北京却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说是仔细读一读他的发言，就会发现他所说的共处，政治上是不纯的。指责者说周曾用过“让我们和平共处”的字眼，那是不是意味着愿意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周还必须解释“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受到诘问，但反应机敏的周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殖民主义。”同这样一些朋友和同志相处，周是否有时会觉得同敌人斗争反而更容易一些呢？ 周从万隆带回了海外华侨问题。一些西方以及当地的报纸正在掀起一场反对华侨的运动。一些报刊宣传，华侨是中国对东南亚抱有帝国主义企图的实证。新加坡的某位记者甚至出书，将海外华侨一律说成是潜在的北京的第五纵队(12)，周解释说，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并不是历届中国政府的政策蓄意造成的，而是西方殖民国家造成的，因为他们需要廉价劳动力从事开矿、种植和筑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贫苦农民从国内人口多的省份跑了出去。他们在东南亚热带地区劳动耕种，在美国和加拿大修筑铁路，在巴拿马开凿运河。中国人的生存能力与勤俭持家的本领使他们当中许多人富裕起来，少数人发了大财。 逐渐海外华人形成了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的华侨社会。他们有自己的学校、俱乐部、福利组织……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这些华人应该效忠于谁呢？是他们的祖籍中国呢？还是他们得以富裕起来的那些定居国呢？苏加诺和周避开那些喜欢打听秘密的记者，两人谈起了华侨问题。苏加诺问周：“我亲爱的兄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您会原谅我向您提问，我们印尼人十分忧虑。”周点点头。“这的确是个问题。几十年来，包括蒋介石统治时期，一直沿用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是个中国人，无法改变，即使他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其实，这意味着自动取得双重国籍。”1950 年，中国新政府成立由廖承志负责的侨务办公室，——廖本人即出生于“华侨”家庭——以联络世界各地的华侨，并使他们团结在新政权的周围。 4 月 22 日，周恩来与苏加诺出席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签字仪式。中国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海外的华人可以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所在国的国籍。“如果他们愿意回到祖国，他们将受到欢迎。如果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他们应该得到公正的待遇，但将不再是中国公民。如果他们仍想保留中国国籍并继续呆在国外，他们不得参加所在国的任何政治活动。”(13)这一方案似乎使苏加诺感到满意。但是华侨对此十分不满，在感情上觉得被出卖了。16 年后，马尼拉的一位菲籍华人还向我诉苦，说获得了菲律宾护照就被褫夺了中国国籍这一天生的“权利”。蒋介石在台湾宣称，海外华侨可以永远得到他的保护。他决不会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在以后的几年里，周恩来曾数次不得不在出访中介入此事。他向各地华侨解释，要保留中国国籍就很难保证他们在当地不受歧视。但是，要使海外华侨接受这一条约则非常困难。海外华侨巨头们大声威胁说，如果中国“抛弃”他们，他们就转向台湾。1959 年秋，印度尼西亚颁布命令，禁止印尼华人从事某些小本经营的商业和零售生意。接着发生严重的fan华暴乱，造成数千人死亡，大量财物遭到毁坏。1960 年 1 月，苏班德里约来到北京，双重国籍条约得到批准。双方成立了执行该条约的联合委员会。周恩来派船去印尼接回了 20万以上的印尼华侨，并为他们建筑住房，准备了特殊的食品供应。然而，海外华侨仍旧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1973 年，周恩来再次谈到了这种关系，流露出真挚的感情：“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即使他们在国外生活了一辈子，他们仍然希望，叶落归根，死后埋葬在祖国的土地上。” 注释 ① 关于日内瓦会议的大部分资料来自中国方面，例如，周恩来的译员浦寿昌撰写的回忆文章和王炳南大使撰写的回忆录，王炳南大使未经编辑的英文原稿尚在本书作者手中。关于万隆会议部分来自章汉夫谈话，和中文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选集》下册，以及其它来源。 ② 浦寿昌（1922—），曾先后在中国上海的圣约翰学校和美国的哈佛大学上学，是周多年来的主要译员之一。最近刚用中文撰写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回忆文章。曾数次接受本书作者采访。 ③ 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请参见《1954 年关于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纽约，绿林出版发行公司 1969 年出版。亚洲学会会长肯尼恩特杨为该书写了序言。出席关于朝鲜问题会议的，共有十九个国家：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北朝鲜、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希腊、荷兰、菲律宾，泰国、卢森堡和土耳其。 ④ 奠边府战役于 1954 年 3 月中旬开始，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越南人民军于同年 5 月 7 日攻克法国人占领的奠边府。这次战役迫使法国于 1954 年 7月 21 日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同意从印度支那撤军。 ⑤ 1945 年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撇开法国和中国；决定把北纬 16 度作为美国支持的南越同北越之间的临时分界线。 ⑥ 1953 年12 月，周恩来在北京与印度代表团会谈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请参阅本书以后章节），当时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后来尽管字面上略有修改，但其基本内容没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是指导中国与所有外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⑦ 东南亚条约组织由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与美国签订，共同反对“侵略”。但是，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波哥拉旋即向周恩来保证，巴基斯但参加该条约组织只是为了防备印度，以确保自身的安全。1972 年 11 月 8 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该组织，1977 年6 月该组织正式宣布解散。 ⑧ 王炳南告诉本书作者的，此外，周恩来 1960 年在与本书作者以及英国记者格林谈话时也提到过。 ⑨ 何文楼大使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后担任越驻法大使。1988 年 9 月至 10 月与本书作者在河内和巴黎交谈过。 ⑩ 在 60 年代.周恩来与本书作者交谈时，明确表示他不希望任何东南亚国家立即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请参阅以后各章。 (11)本书作者曾与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在他的著作《出乎意料》（第 393—396 页）中也提起过。 (12)参见罗伯特埃勒根特撰写的《龙种》。 (13)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关于海外华侨问题的讲话。关于华侨问题的详细背景情况，请参阅维克多珀塞尔撰写的《东南亚的华人》。 第三章 百花齐放——推行中国式民主的尝试（1956—1957）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所受的对待深感不安，并声称这会阻碍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1956 年 1 月周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 ——毛着手为允许自由辩论的百花齐放运动捍出理论依据 ──周和毛修改照苏联模式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论十大关系》一文发表，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1956 年周恩来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1956 年的匈牙利和波兰事件 ——周飞赴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在如何处理波匈事件问题上与赫鲁晓夫产生意见分歧 ──1957 年中国共产党内部对百花齐放方针的分歧 ──1957 年 5 月公开宣布百花齐放的方针 ──1957 年 6 月批评洪流被迅速制止 ──1957 年 7 月至 8 月反右派斗争开始 ──1957 年秋周恩来的尝试失败，周本人失去毛的信任 令周恩来非常痛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和贬低在不断加剧。民主革命中，正是周组织了无形的，却富有成效的第二战线，把中国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却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这是蒋介石垮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由于周苦口婆心地劝说，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敌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才留在中国参加建设和现代化工作。周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的言行令人信服，他的信念和献身精神在他们的心中激起了反响。他们希望并且相信，正如《共同纲领》所规定的那样，他们在把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一崇高的事业中，能够贡献自己的才智。因此，他们留了下来。可是，1951 年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使他们遭到越来越多的政治折磨、伤害、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惩罚。最初，出于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他们逆来顺受，然而，知识分子的荣誉感和自尊是一种真实而强烈的感情。从传统上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属于社会精英，他们受人尊重，享有威望和荣誉，但是现在知识分子蒙受屈辱和完全不公平的对待。尤其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他们必须接受比他们受教育低得多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和“指导”。共产党 70％的党员来自农村，属于半文盲。据估计仅有 11％的党员“受过教育”，而在这 11％当中不到 1％的党员是“高级知识分子”，即教授、科学家、工程师、受过大学教育的或作家。1953 年以后，对于知识分子受到的对待，周最初的反应是隐藏在内心的忧虑不安，随后便公开表示自己的恼怒和愤慨。他进行规劝，但无济于事。他很清楚农民在传统上对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阶级是敌视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阶级斗争的观念强化了这种中世纪式的愤恨。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当时唯有这些家庭能够供养子女读书，所以很容易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归之为“阶级敌人”。此外，知识分子的工资总的说来高于基层党员干部的工资，甚至高过那些监督和指导他们的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很显然，结果是造成一种使人窒息的怀疑和压制的气氛。周恩来召集了许多次会议和座谈会，试图收集有关知识分子在大学及其他机构遭到骚扰的材料。他得到了受过美国教育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党外著名作家茅盾、郭沫若以及其他人的帮助。周反复强调说，“造成一种气氛，使知识分子不再因为恐惧而不敢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言而喻，他注意到这种局势阻碍了进步。周恩来厉声说道：“一些人自杀了……他们无法容忍所受到的对待。”郭沫若告诉我，有一位教授正在看一封朋友从国外寄来的信，党的书记一下把信从他手中夺了过去，“你在看什么？……让我们查一查有没有颠覆内容。”① 1956 年 1 月北风卷起阵阵黄沙吹向中南海朱色的围墙，中央委员、国务委员、部长、副总理、各省省委书记以及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聚集在怀仁堂聆听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② 没有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周不可能发表这次讲话。过去的一两年里，周去找了毛，告诉他有关错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忧虑。周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中国五亿人口中知识分子人数不足 500 万。高级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只有 10万人。他们是中国仅有的技术资源，只有依靠和通过他们，中国才能进步和实现现代化。但是，政治清洗——最近的一次更为严重——使许多知识分子产生对立情绪。他们被迫参加长达数周、数月的会议，没完没了地作自我批评。他伯感到厌倦、疲惫和惶惶不安，许多人变得完全消沉了。周指出我们的知识分子因为恐惧而变得沉默寡言了……他们不再敢讲真话了。他说：“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他通过列举各条战线对知识分子的需要，论述了“我们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进而告诉人们“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求党的各个部门和各级组织都应该重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随后具体讲到我们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没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我们就无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汪，还需要应得的支持。“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感觉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或者缺乏适当的助手。”我们有些党的于部对知识分子总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 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为了强调他的论点，周说了一句名言：“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0 年之后，邓小平再次着重提到这句话，人们还以为这是邓首创的。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句话就使得知识分子恢复了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1969 年，物理学家周培源与我谈话对回忆说：“早在 1956 年初，总理已经担心试验室不够了。他了解理论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作为中国科协的主席，周培源认为基础研究十分必要，“但是，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也不希望进行民主协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都在促进基础研究。 就民主协商而言，周恩来 1949 年起草的《共同纲领》就强调了这一点。为了取得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当时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存在的国内八个民主党派③进行对话、讨论。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 1949 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主要是一些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份文件的前言是这样写着的：“在召开任何会议以前，应向所有党派通报会议的议事日程，只有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决定。”这份文件确定了政治协商机构的地位。然而，到了 1955 年，政协委员仅仅收到共产党已经做出的决定。“我们无话可说。我们只能点头同意，举手赞成。”周恩来对怀仁堂的听众讲了这些事实。他清楚在场的许多人不喜欢他的这番话。他讲话时，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但是，周默默地环视了听众一遍之后，继续往下讲，他说，知识分子在努力改造思想，并举例说明他们愿意接受改造，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 10％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对共产党有敌意，而且那也不全是他们的过失。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所致……我们没有努力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政策，解除他们的顾虑，甚至不关心他们的生活。 ＊＊＊ 这样，在中国政府机构和共产党内实施某种程度的自由讨论和民主这场独特的尝试开始了。事实上，中国这场运动的名称是从古典著作中来的，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诗人郭沫若告诉我，“毛主席赞成这一称呼”。实际上，是郭本人在与毛讨论公元前 500 年中国流行的各种哲学学派时，从过去的遗产里挖掘出来的。④ 然而，毛和周对“双百”方针有着不同的解释。对周来讲，说话要算数，对知识分子的承诺要兑现，而且他深知取得进步有赖于自由的学术辩论。在毛看来，”双百”运动应成为社会总动员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民新的动力。很快中国人民将要置身于一场急速的变革过程之中。 无论毛还是周都没有把“双百”运动看作是分享权力，是西方式多党制的开端，尽管周承认单一的集权主义的党所具有的内在危险。毛希望有一个“不反对共产党的对立面”，而且他发动的“双百”运动的决心大概也由于1955—1956 年间面临的具体困难变得更坚定了。因为在工业方面，甚至在以俄国模式为蓝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前，毛和周都已经对苏联的发展模式持怀疑态度。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个资本密集型而井非劳动密集型的计划。重工业吞噬了大量资源和资金，占中国有限投资能力的 67％。轻工业遭到忽视。几乎所有的资金来自农业，但是反馈到农业的投资却微乎其微。1955 年度，农业集体化进程加快了，以便通过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和劳动力，为工业发展获得更大的集中潜力和更多的资金。除了继续谋求苏联贷款外（无论毛还是周都不喜欢债台高筑），已没有其他办法为工业发展筹集资金了。 毛对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亦日益不满。党的机构不断膨胀，什么都管，但除了增加官僚人数外，并未刺激生产的增长。毛觉得，权力下放将会激发地方上的活力和主动性，并且改变中央计划的僵硬规定。然而，权力下放不会导致国家分裂吗？军阀混战时期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毛推论，或许与知识分子一起讨论，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助于取得更快的进展。说到底，问题是，什么是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时至 1990 年的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1956 年 4 月，毛发表了一篇冗长、漫谈式的讲话。听众基本上就是 1 月份听周报告的那些人。毛强调说，共产党有必要接受批评，接受“党外人士和群众的监督”。这篇讲话经过删节和编辑后于 5 月份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为内部文件传达给所有的大学教授以及各个机构的知识分子。讲话的题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明显，对毛来说，自由和公开讨论绝不意味着向马克思主义和它在意识形态方面至高无上的地位挑战，向党的领导地位挑战，这仅仅是为了帮助党更好地进行统治，而不是用另一个政党来取代共产党。 1955 年底，与家人一起被美国扣留的力学家钱学森回到了中国。这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美中两国开始谈判的具体结果。后来成为中国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 1971 年对我回忆说，“这是周总理内心高兴的原因，尽管有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⑤（美中谈判是在华沙进行的，达数年之久）。周恩来和他的朋友聂荣臻立即集中一些科学家，开始核研究的计划。其结果是中国 1964 年终于拥有了原子弹。自由讨论，推动研究这种需要变得更加明显；周特别希望消除政治运动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气氛。 ＊＊＊ 1956 年 4 月，我自 1949 年底以来第一次回到中国⑥。我的堂兄，一位北京大学教授，递给我那份正在传达的内部文件。三周后我与郭沫若进行了一次长谈，郭向我证实了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希望来一次文艺复兴，就是自由辩论。”撰写此书时仍然健在的社会科学家费孝通宣称，这份文件是“重要的解冻”，“再次解放知识分子”。但是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知识分子仍然顾虑重重。我的另一个堂兄，他是科学家，对我说，“不说话的人还能思考，而说话的人却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我可不打算开口说话。” 6 月 25 日，我去中南海周的住宅拜会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我从六个方面准备了许多问题，其中三个方面涉及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和其他党派参加政府的可能性。 1941 年我在重庆见过周恩来。15 年之后，周看上去并不显老。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浑身上下焕发着乐观和自信。在以后的 19 年里，我又见到他十几次，并与他进行了九次长谈。但是只有一次我看见他象 1956 年 6 月那样兴高采烈，简直有点欣喜若狂了。那一次就是 1972 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 周的会客厅陈设异常简朴。一张罩着灰布的旧沙发，几把罩着中国至今仍然时兴的花边椅套的椅子。就象一个普通大学教授的客厅。没有古玩、没有价值连城的瓷器、没有昂贵的绘画。周的新闻官员，我的朋友龚澎作了一番介绍。周夸奖我的汉语讲得好。他说：“住在国外的人有时候把本国活都忘掉了。”我想这是他从与华侨来访者的交往中得出的结论。我们一起喝茶，接下来周开门见山地进入正题，尽管没有对我的采访做任何时间限制（整个采访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你提了六个主要的问题，我准备回答其中的三个。我已经让我的一些同事在和你谈话时回答其他三个问题。你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是在受到控制的情况下高呢，还是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高？出于某种目的的控制是否最终会阻碍创造力的发挥并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任何社会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控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组织的研究受到资金的流向、制度的需要以及经济和国家利益的制约。” 显然，周谈论的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和文化。整个谈话都回避了艺术和文化问题，后来我才懂得了其中的道理。虽然文化部是他掌管的政府的一部分，并且在艺术家、作家、电影和戏剧名角中他也有很多朋友──许多人常来串门，和他一起共进午餐──但文化是社会制度中十分敏感的领域，与意识形态密切有关，因此共产党对此远比对科学更为关注。周和他的朋友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聂荣臻负责科研、教育以及科学家的培养使用，但是作家不属于周的管辖范围。 周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研究科学。”没有搞出多少具有独创性的科研工作，大部分科研都是依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的。今后我们一定要独立开展自己的研究课题，集中力量进行符合我国国情和需要的研究。 你所讲的控制，我们不妨称之为端正方向。周伸出两个手指说道：“有两种态度。有些人只注重能带来实际效果的东西。他们认为其他一切都是浪费时间。别的人（他这里大概是指他本人）则采取另外一种态度，相信基础研究。当然，我们国家是个穷国，缺乏资金。我们必须小心、仔细地计划我们的开支。首要的事情是提高农业生产，建立我们自己的工业，制造我们自己的机器，而不是全部依赖进口，开展独立的基础理论研究，要有所创新……” “你提到需要开展自由讨论。我们的确在进行讨论，在所有问题上都辩论不止。”说到这里，周停了下来。或许是因为记起有的决策会议上情况并非如此而感到不安，或许是因为看到我脸上露出一丝不太相信的神气。他停顿了一会，咽了口唾沫。突然，我感到他流露了一闪而过的悲伤，我瞥见他很快掩盖了内心深处的痛苦。周说：“我知道你了解我们最近在开展辩论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必须为一切领域里所有党内外的知识分子提供辩论更为广泛的机会。没有对话，就没有沟通，没有理解。但是，我们也需要目标一致，我们不能回到过去的剥削制度。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向知识分子解释我们面临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放弃革命的目标。” 我争辩说，许多科学发现和创新以及艺术创作都是出于偶然，往往有悖常理。个人主义有其价值，应该珍惜。在科学和艺术的领域里，对艺术作品、书籍或是其他事物作出道德和政治评判只会窒息天才，天才是难以捉摸的。任何新生事物，任何发现，最初总是不被人理解，并遭到排斥。只有容忍、宽松、留有余地才有助于日后的理解和接受……这对大家都有好处。进步就是这样来的，而且进步离不开思想自由。由于道德不检点或政治观念的原因全面否定一个作家的作品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事情，因而有百弊而无一利。我本想说“甚至马克思还有过婚外恋呢”，但我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往下说。我提到过一位作家因为行为不检点而受到政治上的谴责。周和他的夫人都同意，把道德问题当作政治罪行加以谴责，确实是过分了。我继续为个人主义辩护，周的眼睛闪闪发光。缺乏棱角、唯唯诺诺使他感到恼火，他喜欢辩论。他常常间自己的下属：“你们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告诉我？”如果有人曲意迎合他，他变得十分烦躁。“你就不能提出一点理由来反驳我刚说过的话？”现在他滔滔不绝地谈论起个人主义来了。“我们不反对个人主义。我们鼓励新思想、新的价值观，但是不能朝着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老子天下第一的方向发展。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唯我独尊、不管别人。我们认为，最好形式的个人主义是一个人无私忘我地为他人的利益工作，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理想。” 他接着谈到中国的封建主义。“我们还受封建主义影响。因为封建主义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我们多次判断失误，犯了许多错误。”这里的“我们”是指周本人、周的同事和共产党。“我承认个人主义的作用。但是在旧中国，许多人挨饿，什么样的个人主义能够奏效呢？去看看我们的学校。几年之内我们将进行全民教育。看看我们新的妇产医院，我们的儿童将会健康成长。过去有多少儿童因为缺乏食物和照顾而死亡，或者身心发育不良？个人主义……有利于少数有钱人，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一无所有，甚至下一顿饭都没有着落！” 我（作者自称——译者注）也希望新制度可以消灭旧的暴政。但是，其代价是新的暴政吗？ 同说，”每一次革命都有其代价，都犯了许多错误……法国革命是如此……它在一段时期内废除了宗教。我们没有这样做。法国革命使用断头台。人们把国王的头砍掉了。我们对末代皇帝进行了再教育……但是，在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之中，许多血债要清算，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激行为。但是，我们一再进行总结，检查错误，力图平反…… “你对思想改造有反感（我点头承认）。这的确是个痛苦的过程，我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以便取得进步……” 我插话说：“总理，我进步的速度非常慢。”对此，周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一直没有忘记我的这句话。16 年以后他带着明亮的目光微笑地问我：“你现在进步的速度如何？” 个人自由有其本身价值的观念，周恩来是没有的。周至多只是人们所说的开明儒家，允许辩论，但绝不会交出统治权。他非常清楚中国还没有一套管理机构、文官制度、立法和行政机构以及坚固的经济基础。只有这种经济基础才能确保一个制度的持续性，进而保障某种程度的民主。自由讨论可以，但必须为了一个目的，即保证周设想的政府机构的效率、中国有计划的发展和社会的福利。中国从未经历过西方式的民主，中央放松控制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倘若周成功了，中国也许会在容忍反对意见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会朝着政治改革方向迈进一步。显而易见，政治改革也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人们不能指望得到比当时所能得到的更多的东西，即八个民主党派的参政和共同达成一致意见。超过这些就会再度引发无政府状态。 周恩来扳着手指为我计算他的政府中属于八个民主党派的部长、副部长和其他官员。并且在以后给了我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在政协和 1954 年成立的、有权批准法令和命令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远远超过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所以我们无法实行比例代表制。否则任何知识分子将无法获选，或被选为政府里的部长或副部长。人民，即占人口 95％的农民和工人不认识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周曾设想制定一个方案，使在政协和人大中的知识分子代表具有优势，以便他们的一票可以抵上 12 票，从而弥补数量上的不足。 “党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隔阂”。我当时认为的确存在隔阂，而且甚至在 35 年之后依然存在。 周恩来说，“多数党员需要继续学习。工人和农民应参加成人文化补习班……我们一定消除这一隔阂。” 然而在中国，事情往往走向极端。我可以想象中国重新回到官僚精英的统治之中……或许周思来本人没有意识到把教育作为党员的标准会使中国恢复儒家的专制主义统治…… 周承认法律制度的间题令人十分头痛、周直截了当地说：“目前在中国不可能实现立法和行政机构之间权力分立的想法。”那一星期的晚些时候；我拜会了非党的司法部部长史良女士。她详细谈论了建立司法制度、进行立怯，甚至提倡“法治”观念所面临的重重困难。 几天之后，我应邀出席一次在怀仁堂举行的政协会议，聆听周作的报告。与我一同出席会议的还有法新社的记者雅克洛甘。周的讲话令雅克洛甘激动不已。他向巴黎发了一篇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报道。周主要论述了需要有最大程度的辩论自由。为了确保“全体人民的信心和热情”，必须消除教条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共产党“应听取其他党派的批评意见。命令主义只会阻碍进步”。 我在第二天的报章上寻找这篇讲话，结果仅找到大为冲淡了的报道。在党员中，不解周的观点的气氛甚浓。我依然心存疑虑。我认为“双百”方针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为此我十分难过，我转告周恩来说：“需要花 20 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我所说的“你们”，并非指周本人，而是整个共产党。当然，就周而言，他谈论的民主显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 ＊＊＊ 与西方中国伺题专家们的观点相反，中国的“双百”方针并不是俄国影响的产物，因为“双百”方针产生在赫鲁晓夫 1956 年 1 月谴责斯大林之前。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是在周准备和发表讲话之前，但到二月中旬中国人才得到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1955 年 12 月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还吹捧斯大林。数周后，他的态度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变，令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十分不安，尽管中国最初的反应是勉强地称赞俄国人“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但是，毛在 1955 年就说过，“斯大林杀人太多”，并说“脑袋不是韭菜，割掉了就长不出来了”。毛正在着手阐明他的论点，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对立或“矛盾”。一种矛盾是敌对的，比如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另一种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观点和立场的不同，而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阐述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一理论的目的是要在理论上为“双百”方针提供依据。这将使表达不同见解，党外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意见合法化，而不致把所有不同观点立即指责为对党进行“fan革命攻击”。毛甚至有可能期望敲打敲打自己的党，因为他对党内现状不满，不少党员干部关心自己的利益远远胜过为人民服务。而且干部人数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消耗国家大量钱财。本书作者发现，在某一个机构里，大约有 120 名干部，而工作人员仅有 50 人，其中 20 人左右从事一项“重要工作”，为人沏茶。 当然，也有这样一个事实，即毛越来越觉得受到冷落，权力基础似乎发生了变化，许多日常事情不再征求毛的意见。1954 年以前，毛有权发布命令、废除或修改政府决定、任命总理和所有重要声员、处理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现在他受到许多委员会的限制，如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他没有否决权，他比当今的美国总统或法国总统的权力还少得多。个子高高、相貌英俊、为人坦率而精明强干的党的副主席刘少奇逐渐通过各种委员会掌握了各级党的领导权。在这些委员会里刘手下的人决定着党的构成以及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要通过的决议。刘的部下大多数来自北方局的城市干部。属于北方局管辖的包括首都北京和北京的大专院校。这一情况也和毛本人有关。早在 1954 年初，毛就表示不再想处理党内日常事务工作，以便专心致力于理论工作。毛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但军委下的大军区从六个增到十三个，缩小了毛的权力，而任命彭德怀为国防部长进一步限制了毛的权柄。因此，人们可以推测，毛也许认为周恩来以及国务院许多干部支持的“双百”方针是一个好办法，可以冲击一下日益官僚化并摆脱自己领导的党。与务实的刘少奇相比，毛泽东具有多得多的空想主义色彩。对刘来说，党就是革命；但毛并不这么看。在以后的岁月里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毛认为党不再代表群众，他的这一观点导致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1956 年 9 月举行的党的八大进一步证实毛大权旁落。通过的新党章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是十分强调“集体领导”，而集体领导是赫鲁晓夫在其反斯大林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过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在讲话中着重反对“个人崇拜”。尽管刘、邓两人并没有错，但是可能被认为这是对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共鸣。会上没有提到需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即党本身的构成进行变革，也没有提到那年春天开始的“双百”运动。八大的最后决议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讲话，在编入毛的著作时，称之为《论十大关系》。它总结了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毛的著作中宣传得最少的一篇文章，然而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曾把中央主管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财政等 34 个部的负责人汇报、座谈时的记录稿整理成文。其中的主要内容，成为《论十大关系》的基础。直至今天，它的某些原则依然适用，它阐述了改善农业与工业化需要之间、重工业与满足人民必要消费需求的轻工业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并描述了城乡之间以及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到 1990 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强调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已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但是，这是损害广大内陆地区利益而取得的。很明显，现在地缘政治发展中心正在移向中亚，从教育方面和工业方面开发与中亚毗邻的中国西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 《论十大关系》还进一步明确指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即党与群众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它设想建立一种矫正机制，也许就是通过“双百”运动来防止“领导”独断专行，从而失去过去与“群众”保持的融洽关系。 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忽视，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向党的绝对权威的任何挑战，都会遭到党内顽强的反抗。 周恩来的工作日记提到周去过许多工厂，讲解这篇文章，并要求技术人员与党的干部加强合作。 当时周恩来似乎已决定在工业、教育、科研方面制定长期的 12 年规划，这样可以制定更合理的预算，改善资金分配，有可能在长期的基础上进行检验和评估，并在必要时调整某些政策。国务院向所有有关部委下达命令，要求学习这份文件。 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刚刚结束，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周于1957 年初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就所发生的事情与三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交换意见。周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讲了些赫不爱听的话，笆先，他表达了毛对处理斯大林问题的方式的不满。“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他并不总是犯错误。”其次，他提起中苏两国之间的协议，规定涉及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的问题应互相协商，指出波兰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中国不赞成派遣俄国军队进驻波兰，波兰人完全有能力克服自己的危机。然而关于匈牙利，周立场是全然不同的。原因是事件背后有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和其他电台通过煽动性的广播，进行明显的干涉。一位在俄国坦克开进时逃离布达佩斯的匈牙利贵族向我证实，许多电台不断地鼓励示威者“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不要屈服……我们会来帮助你们的……”要中国赞同一场由外部帝国主义公开支持的暴乱是不可能的。但是，周告诉赫鲁晓夫，波匈事件是由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起的。 周去莫斯科之前，曾飞赴河内，会见了惴惴不安的胡志明。按规定要在越南举行的选举难以实现。甚至原来的国际委员会也注意到美国选择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已开始一场屠杀“共产党人”的大规模行动。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同年秋天，赫鲁晓夫建议北越和南越作为两个独立国家同时加入联合国，完全不顾苏联自己签过字的 1954 年日内瓦协议。周恩来向胡志明保证，“我们绝不同意此类建议……我们绝不会参与这种背叛行为。”赫鲁晓夫“出卖”朋友。赫力图开始与美国对话…… 胡志明还有内部的麻烦。按照中国模式推行的农业集体化进展并不顺利。周建议不要急于求成。“这类变革必须一步一步地进行”。他向胡介绍了“双百”方针。在越南，一场把知识分子团结到政权周围的运动也可能同样大有裨益。 12 月整整一个月，周恩来对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进行了一系列官方访问⑦。但是，第二年一月他连续访问了华沙、布达佩斯和莫斯科。 据说毛在周访问莫斯科之前对随从人员说，“我告诉恩来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一顿”。显然，周恩来不折不扣地这样做了。接着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周严厉斥责了“大俄罗斯主义”和莫斯科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他还谴责了苏联在美苏“又争夺又勾结”的游戏中把越南当作走卒。 赫鲁晓夫怒不可遏。他对周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据说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是的，同志。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 1957 年 2 月，提出“双百”方针这一概念 9 个月后，出现了一些小心谨慎、吞吞吐吐的批评。但总的来说，知识分子还是因为太害怕了，没有多少反应。一些党的基层组织仍然不理解“双百”方针而有抵触情绪，然而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松动。许多作家开始辩论，甚至开始写批评性的作品。有的甚至不顾风险，写文章公开发表异端思想。 同年 2 月，毛在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以及省、市委书记参加的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毛的讲话长达四个小时之久。但是直到 7 月才见报，有可能经过了整理和补充。这次讲话的题目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支持“双百”方针，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旨在避免不必要的暴力和流血。然而，在场的大多数党的官员，要不是对此心怀抵触的话，至少感到局促不安。我听说“有些人甚至在开会的时候起身走出会场”。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领导人并未出席这次会议。 毛现在比去年又进了一步。他不仅支持“双百”方针，把它看成为与知识分子进行对话的机会，而且宣布要开始整党，制止压抑人民群众正当要求的“官僚主义”。让牢骚满腹的党外知识分子参与整党的想法，简直是离经叛道。如果真的这样做，将是十分反常的。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要求党的干部就其言行征求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而知识分子一直是接受他们的监督和指导的。 在毛的支持和鼓舞下，周召开了座谈会。他指出，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都有代表性……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不能把它们与英美国家的政党相提并论……。他大胆地说，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个党这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尽管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领导党的地位以及西方式多党制不符合国情，们他接着说，”然而，认为共产党一个党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过分简单化的想法。” 面对怀有不同看法的同事们，周说，“我们党内一些人认为天下是他们的……他们不赞成接受监督……党内还有一些人有个人野心……他们是危险人物……” 难道周和毛如此天真，相信那些认为党就是革命的共产党员会服服贴贴地接受资产阶级小说家、象牙塔里的教授和哲学教师的批评？”这太危险了……会削弱社会主义……”“我们打天下……现在知识分子要来坐天下……”这些就是党的干部的怨言。但表面上，他们拿着笔记本走到知识分子跟前说，“请给我们提意见吧！” 霎时间，痛苦的控诉、揭发。愤怒的谴责有如飓风一般，席卷了整个大地。言辞如此的恶毒、情绪如此的激烈，不知过去有多少埋藏在心间的沮丧和愤懑，现在一古脑儿地迸发了出来。 民主同盟和其他党派的领袖们、文化教育机构的头面人物、科学家、政协委员、学校校长……竞相讽刺、批判、谩骂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没知识的统治有知识的……把我们推进火坑、投入水中、打入地狱或者捧上天堂，全凭党的书记的一时好恶……我们再也无法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和那些强加给我们的耻辱……” 《人民日报》的头版以及其他共产党的报纸，对一切谴责性的文章，从教学方式到砍伐古树，一律照登无误，有时还在头版头条上刊登。有一个标题是：“毛泽东、周恩来：该你们下台了。” 也有一些有节制的、合乎情理的要求。如要求建立适当的法津制度，制定民法、刑法和健全治安条例等。“这些都是管理好一个政府所需要的，但还有待于制定。” 可是，正是那些言过其实、不负责任的言论被挑了出来，作为反党的证据。“群众会打倒你们”、“杀掉所有的共产党员”、“我们需要有一个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⑧”、“机关枪现在要对准你们了”。一些高等院校里出现了“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这件事被大肆渲染，使人怀疑是否有内奸从中破坏。同时，也确实发生了暴力事件。一些城市的党的机关遭到冲击，一些党的干部被害。 6 月 8 日，即“整风”运动开始五周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它标志着这场令人惊讶的“鸣放”运动的结束。一些民主党派的领袖要求与共产党轮流坐庄，从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主张多党制。这是“整风”运动的分水岭。这场运动变得无法控制了，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毛和周试图有步骤地结束“整风”运动。周说，论据一定要选得恰当，要反驳极端的要求。但是，党的机器已经开动了，象一辆巨型神车一样，无情地、不可阻挡地滚滚向前，辗碎一切反对势力。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反右派”的运动。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因为所有单位、所有组织都在一个一个地清查“右派”，而不是去评估运动中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否合理。 每个单位必须划出多少右派，上面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定额。周恩来不是说过“百分之十的人”或多或少对党持敌视态度吗？现在，周有口难辩，他的话被利用来反驳他了。 半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力图保护政府中非共产党部长，即使那些部长也提过一些批评意见。同样，聂荣臻也拒绝解散和削减他的科研人员队伍。北京大学以及其他一些机构的清查右派运动开展得并不十分积极。但在其他一些院校情况就不大一样。作家协会成为激烈斗争、恶毒的指控与反指控的场所。文人相轻，各国皆然，而中国尤甚。在中国，一个作家亦是官员，受宠时，享有诸如汽车、舒适往房、免费旅行等好处。一旦失宠，这一切都将丧失。 周恩来说道：“由我来负责……是我的过错……但斗争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实事求是的作法……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调查。”他试图缩小反右派运动的打击面，尽可能多地保护一些遭到揩控的人士。其中之一就是乔冠华，乔是我的朋友、周的新闻官员龚澎的丈夫。有人告诉我，“乔因周的保护，才没有打成右派。” 为了保护他的部长们，可能也为了保护他本人免遭暗中攻击，周申辩说：“我奉命筹建政府时，我是根据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决定国务院入选的。”他喜欢和高级知识分子、诗人、艺术家交朋友，这个习惯现在对他不利了。当时有人诋毁他说，“他总是和资产阶级人士打得火热。” 由于毛坚持认为“右派”的许多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很多人才免遭杀身之祸。但是右派必须忍受多年无人理睬的痛苦，被发配到边远省份。 70 年代未、80 年代初，我在甘肃、贵州、安徽等省份旅行时发现，把知识分子放逐到内地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当地许多研究和教育机构正是由这些流放人员建立的。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把只有北京和沿海大都市才具有的学术传统带到了遥远的内地中心城市。 毛遭到了一次挫折，一次失败。他支持了自己的总理，结果是丢了面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摆脱了约束的知识分子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打算促进一次相当于日后的改革那样的尝试，与非党知识分子进行对话和讨论，让他们起更大的作用。他的这一尝试失败了。 八大以后，毛、周两人发生分歧。然而，两人分歧并非由于“双百”方针的失败，而是由于对经济建设的不同看法。 注释 ① 本书作者当时在北京大学对目击者的采访。 ② 周恩来的报告原稿经过编辑井有所删节后刊登在 1956 年 1 月 30 日的《人民日报》上。 ③八个民主党派是： I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党员于 1948 年 1 月组成。 Ⅱ中国民主同盟，其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 1941 年成立，1944 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7 年被迫解散总部，1948 年 1 月在香港重建。周第一届内阁中的林业部部长罗隆基和司法部部长史良均属该党。 Ⅲ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 年 12 月成立，由工商界人士组成。周内阁中的两位部长属于该组织。 Ⅳ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 年 12 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是爱国知识分子组成。周内阁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系该党成员。 Ⅴ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创立于 1927 年冬，1947 年春改现名，周内阁中的交通 部部长章伯钧系该党成员。 Ⅵ致公党，原是部分侨居海外的洪门致公党，1946 年致公党在香港重新登记党员。成员中有许多华侨。 Ⅶ九三学社，1944 年成立，原名民主科学社，1945 年改现名。由科技界的知识分子组成。九三学社的副主席是周政府中的森林部部长。 Ⅷ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7 年 11 月成立，由台湾省籍爱国民主人士组成。 ④1956 年 6 月，本书作者与郭沫若先生的谈话。 ⑤参见上一章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部分。 ⑥这件事已由本书作者在《无鸟的夏天》一书中做过描述。《无鸟的夏天》由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 ⑦有关周在“双百”运动期间出访印度和巴基斯但等国的细节，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五章。 ⑧据说这是在布达佩斯组织的一个俱乐部，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该俱乐部煽动起来的。 第四章 挽救中国经济 ——“大跃进”（1957─1960） ——1958 年，周恩来在“大跃进”问题上被迫作自我检讨 ──1958 年 7 周，赫鲁晓夫来华，批评“大跃进” ──1959 年 1 月，周去莫斯科 ──1959 年 4 月，刘少寄担任共和国主席 ──1959 年 3 月，西藏发生叛乱，da赖喇嘛出逃 ──1959 年 6 月，赫鲁晓夫撕毁转让核技术的协议 ──1959 年 8 月，中国与印度发主边境冲突 ──1959 年 7—8 月，庐山会议，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毛泽东和“大跃进”──彭被降职，反对其支持者的运动开始 ──1959 年夏，胡志明到庐山，周答应援助越南争取独立的斗争 ──1959 年秋，开始调整经济 ──1959 年底，周着手为一些右派摘掉帽子，会见获特赦的原国民党的将领 1957 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及中国在世界上作用的看法更进了一步。他制定了一套冒进政策，后来称之为“大跃进”。由于 1956 年“八大”以后他认为党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庞大官僚机构，一个掌握在与己意见不同的人手里的臃肿、寄生的组织，现在党已经脱离了人民，抛弃了他们的革命理想。他现在要依靠“群众”。之样他脑中就形成了一套纯粹民粹派的观点，这种观点完全否定护央行政计划，而代之以自发的群众性经济活动。这是一种将经齐和政治权力交给由“群众”组成的地方和地区机构、彻底的权力下放。 据说他曾引用一句道家名言：“乱极则治。”周恩来的整个思想是反对动乱的，他主张维护秩序，赞成一种宽容的贤人政治，由德才兼备的人负责管理，允许讨论和批评，但必须高度集中。 他天生就是一位管理人才．．．．，对面临的大量问题一一加以考虑，并想方设法以最小的冲突和损耗取得最大的效益。 他对刘少奇、对日益趋于僵硬的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是有保留意见的。刘少奇也不是傻子。有条不紊地进行管理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上他与周的意见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周认为还必须建立一套横向协调系统。在保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同时，能有一种鼓励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机制。因此他认为应尽可能多地将党外人士吸收到行政机构中来。他设置了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经委、科委，所有这些部门都向他领导的国务院负责。这样他又一次采取中间立场，既反对由党包办一切的僵化做法，又反对彻底的权力下放，反对自发的群众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失控局面，而这正是毛的政策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1957 年 9 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提出他的新政策时，对周恩来等人在 1956 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反对急躁冒进主义提出了批评。 这时距“双百”方针失败、反右斗争开始不到三个月。各大专院校一片万马齐暗的局面，学校里自我批评会没完没了。党员们得意洋洋。党的中层干部中有人热衷于找别人的岔子，谁敢对他们说声不，就加以清洗。有一天龚澎请我吃午饭。她和她丈夫乔冠华都主动向我解释这场运动的意义，但被我婉拒了：“我懂。你们可能还记得我说过，我不相信‘双百’方针会成功。现在我只想说，别为了在猫身上找跳蚤，就挤命地打它。” 我的一位亲戚，一个民盟成员，这时也成了“右派”，他笑道：“我们那时被关在冰柜里，要等到用得着我们的时候，才能解冻。”他几年之后被平反，现在还在民盟里任职。 但制定“双百”方针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经济学家马洪和勇龙桂对我说：“我们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中国的国情与苏联或西方都大不相同。我们只能自己去找。”① 这一年开始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由陈云和周恩来领导下的上述几位经济学家共同拟定的，它修改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工厂管理改为委员会制，由党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 1956 年八大确定的党的路线——“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但这个方针是行不通的，因为技术人员、专家们谁也不敢在委员会里反对党的干部的意见。 毛泽东坚持己见。他决意要创造一种依靠群众热情以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1957 年 10 月他去莫斯科访问，参加俄国革命 40 周年庆祝活动后，他的决心更加坚定。回国后，他深信赫鲁晓夫为了达到与美国搞缓和、由美苏两极主宰世界的目的，是不惜牺牲任何人、任何一个“兄弟国家”的。因此，中国必须作好“自力更生”的准备，单独行事，不怕被“老大哥”抛弃。 正是这种思想促使毛发动了那场称为“大跃进”的运动。党这部机器也许笨重、效率低下，但它至少保证了某种秩序。它保证了工人的工资、奖金。不能任意打乱它的正常运转，但这些反对意见没有公布。而后来谴责“大跃进”的许多人这时都赞同毛这种大而无当的观点，大肆宣扬关于反右派斗争胜利的报告。党已经被这种狂热情绪所笼罩，谁表示不同看法，就被视为“右派”。这些人包括周恩来和陈云，他们批评过“急躁情绪”和“冒进主义”。周的一些同事这时已经站在多数一边，他们对周恩来和陈云斜目而视，说他们是“妨碍前进的步伐”。那些热情不够的党员靠边站，为狂热分子所取代。 尽管这种暗中支持让周感到欣慰（我们推测可能是邓小平从中相助），但他还是经常受到责难，似乎在党内他是个听差的角色。他认为工资收入有差别是正常现象，但在“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新气氛下，这种观点受到猛烈批评。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他发表了一些意见。他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社会结构不同，必须实行自治，不应该强迫他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实行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他批评了“大汉族主义”。但“大跃进”象一场龙卷风席卷全国，周对少数民族许下的诺言根本无法兑现。特别是西藏，周说边 1962 年以前不应该进行社会变革。这话也让过分积极的干部抛到九霄云外，他们迫不及待地建立“公社”，从拥有土地 90％的僧侣（亦即地主）手中将西藏农奴解放出来。对外关系也受到影响。1957 年末，在华沙举行的中美谈判停下来了，到 1958 年 9 月才恢复。周花了很大精力促进的中日贸易这时也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经过周的努力，三万名日本战俘，包括 1000 名“战争罪犯”，初遣送回国。1953 年至 1957 年间，12000 名日本“宾客”访华，其中许多人是商人。这时，所有与日本的商业往来和接触都受到指责，日本船只不让在中国港口停泊。 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1958 年 6 月，伊拉克爆发革命，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赫鲁晓夫呼吁召开一次由苏、美、法、英和印度参加的首脑会议，却没理中国。这次首脑会议未能开成，赫鲁晓夫又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北京给他提出强硬的警告，提醒赫鲁晓夫：阿拉伯国家是承认中国的，阿拉伯国家的局势不能文到联合国安理会去讨论，因为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为蒋介石的代表非法窃据。 中国威胁说如果赫鲁晓夫坚持己见，中国就要谴责苏联，这迫使赫鲁晓夫 7 月 31 日来到北京。他和毛进行了一次争论激烈的会谈。赫鲁晓夫指责“大跃进”运动、公社化和毛的好斗成性。“中国不要用战争恫吓的手段向美国挑衅。”他的口气从辱骂变为哄骗。他建议签订一份共同防务协定，让苏联海军在中国沿海巡逻，进行军事及空军合作，并建议由苏联科学家在中国建立核设施。毛拒绝了这些建议。如果接受建议的话，中国就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大大增强苏联与美国抗衡的实力。 赫鲁晓夫嘲笑说，中国的农民“连裤子都穿不起。”周恩来回答道：“就是没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周恩来这时和聂荣臻一道，已经开始建立核研究中心。 周恩来用夏天的几个月时间，视察了新成立的公社，听到“亩产万斤”的浮夸之辞时，直歪脑袋，但一句泼冷水的话也没说。看到一些农民仓促建成的工厂，他也一言不发。工厂的机器放在外边任雨淋，因为谁也不知道怎么安装。如果没有这种盲目急躁的举动，没有这种人民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大跃进”中某些观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农田水利化就是其中之一。这意味着大规模动员农民挖沟凿井、修堤筑坝、兴建水库运河。这样，最终可以使中国 40％的可耕地解决水的问题。建立公社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合理化，为以后的农业机械化、为靠自身力量修建学校、农业院校、医疗服务站以及小型发电站、小型化肥厂等基础设施创造条件。不幸的是，就象过去一样，由于雄心太大，狂热急躁，本可以取得的重大成就却丢失了。 在“共产主义即将来！”的口号声中，公社建立起来了。亿万农民把这口号理解成“国家可以为我们提供所需的一切”。他们杀猪宰牛，大吃大喝，真的以为什么东西都会奇迹般地从天而降。 几百万农民被招进城当上新工厂的工人，而熟透了的农作物没人收割、脱粒，躺在地里白白烂掉。 最离谱的是大炼钢铁。各个公社、大、中学校建起数以百万计的砖砌原始高炉，这就要求提供煤和铁。钢就是炼成了也无法运走。 为了加工棉花之类的农作物，新成立的公社建起一座座小型工厂，使用的都是原始工具。这些工厂与城市的大型工厂争夺原材料，结果是城市物资奇缺，而农村工厂生产的次品又无人问津。 周恩来走访了一批大学，动员学生参加体力劳动。他知道中国有读书人不屑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传统，新培养的年轻人也沿袭了这种思想。这些青年中不少人还抱有高人一等的封建意识，如果让人知道自己父母是穷苦的工人、农民就感到丢脸。周恩来告诫道：“有些年轻人从不知道贫困、饥饿和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有点忘本。”他视察部队，发现新兵“没经历过任何艰苦生活。我们久经考验的老兵正在退下来，有些人派去办公社，还有些人年岁大了，只好退役。”他发现军官的家属在驻扎的城市里享受种种特权和优待，就下令把他们送回原来所在的农村。他率领国务院 250 位副总理、部长和工作人员到离北京 80 公里的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了一周。他走访了一个个煤矿。有一次黄河发大水，冲毁了一座桥梁，周半夜赶到那里，直到看到救援工作进行得很好才离去。他到华北一个贫困的村庄视察。时值严冬，寒风凛冽。村民们排着队迎风站着，他站的位置则背着风，有草席棚子挡着。于是他让村民向后转，讲台也挪了地方，这样迎着风的是他而不是村民。考察过程中，他看到妇女生育时条件十分艰苦，而这种现象在有些地区还普遍存在。 他后来告诉我：“他们让妇女生完孩子后强撑着，两天两夜不让睡。”③他写信给卫生部长，告诉他们农村需要训练有素的接生婆，这比男医师更受欢迎。“人人都应享受医疗保健”。第二年卫生部分成两部分，公社成立卫生站。教育部也分为两个部分，教育部负责农村广大的贫困人民的普及教育，高教部则负责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 195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决议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些大的政策界限，作出了比前一个决议明确的规定，对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中的高指标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会上周恩来无动于衷地用冷冰冰的语气汇报农业生产情况“有点令人不安……上报的数字不切实际。”提出每个县应该按月或按季度将生产情况按实际数字而不是百分比上报，应派调查组对这些数字进行核实。 会议的结果是又发下一大串指示，这些指示则又落到可怜的基层干部头上，不起什么作用。“大跃进”就象一个大漩涡，越转力量越大，要想让它停下来，还得花一年半时间。 ＊＊＊ 1959 年 1 月，周到莫斯科参加苏共 21 大。 赫鲁晓夫幸灾乐祸他说：“周同志，我们为你们培养的那些炼钢工程师都到哪儿去了？”周恩来答道：“在农村，提高无产阶级思想觉悟。”赫鲁晓夫后来写道：“看得出，周认为这一切都十分愚蠢，但他无能为力，‘大跃进’本来就不是他的想法。” 1959 年 4 月，刘少奇取代毛，担任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毛仍保留了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刘地位的上升使赫鲁晓夫认为毛也许受到更有效的牵制。苏联答应再援建 31 项工程，并提供 2.8 亿卢布的新贷款，这样，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援华总数就达到 4.3 亿卢布。1959 年对中国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3 月，西藏发生叛乱。da赖喇嘛带领几百名随从，逃离拉萨，到印度避难。他已于 1954 年去过印度，参加沸事活动，那次他就曾向尼赫鲁提出过避难的要求。周那年 6 月参加日内瓦会议后访问印度。他意外地发现da赖喇嘛坐在同一个讲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这让他心中感到不快。这件事虽然在双方的官方报道中都没有提到，但引起中国人的怨恨，当时尼赫鲁劝da赖喇嘛回西藏，他自恃有功而态度有点傲慢，但周不加计较，镇定自若，因为周知道计划召开的亚非会议的重要性，需要印度合作。 1959 年 6 月 20 日，赫鲁晓夫在去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旨脑会晤的六周前，撕毁了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协议。周不无辛辣他说：“这是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份见面礼……想保住与美国的首脑会晤。” 8 月，中印军队在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上的一个哨卡朗久发生冲突。这条线叫麦克马洪线，因为印中边界是一位名叫麦克马洪的英国军官于 1914年随意划定的边界线。1914 年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麦克马洪线。 1959 年是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十周年。北京修建了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中国式的巴台农神庙——人民大会堂。周负责挑选合适的艺术作品悬挂在大会堂的墙上。“这件事他干得和其他事一样，十分仔细认真。他站在楼梯上检查作品效果，又走上前去仔细端详。”作品中绝不能有所影射，不管怎么隐晦都不行。中国文化最善于在譬如一块阴影、一截弯曲的树枝或者一片阴暗的云朵中寻找隐含的政治攻击。 庐山，一个海拔 1424 米、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距离当年蒋介石的首都南京不远。从前盛夏时节，庐山也是蒋的避暑之处。现在，在蒋统治期间使用过的一些别墅和会议大厅里，中共的领导者们夜晚举行舞会、白天召开政治会议。 1959 年 7 月，政治局准备在这处凉爽的避暑地召开一次“扩大的”会议。会议还没有开始，就笼罩着一层紧张气氛，人们预料会出现重大争论。毛承认“大跃进”有过激之处。周谈到要进行“调整和紧缩”，调查组已经派往公社和“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其他新机构。报纸上还在对公社进行吹捧，但是事情已经很明显，公社过于庞大，难以运转。粮食生产的核算单位己开始恢复到以较小的生产大队为基础。因为每一级党组织都想多报“成就”，数字越往上，就越不可靠。“共产主义”也不再谈了。有小道消息说，毛准备作某种自我批评，尽管谁都不指望他会作一次彻底的检讨。 周恩来和邓颖超以及李富春和蔡畅于 7 月 2 日到达庐山。头天晚上，这四位友人聚在一起吃“长寿面”，庆祝建党 38 周年。周迈着轻快的步子在庐山的各个别墅转了一圈，检查即将使用的房间，特别是为毛准备的房间。他叮嘱厨师：“别忘了，毛主席吃饭喜欢红辣椒。”周处处关心毛生活是否舒适，这似乎成了他的第二天性，而且在他去世前一直如此。也许他是想表现自己对“主席”的热爱，让毛感到自己受人爱戴，不使毛觉得过于丢面子，因为他知道，现在毛的宏伟计划落空了，毛会感到多么屈辱、多么伤心。就是毛的前妻贺子珍也给毛寄来一封感情真挚的信，毛是为了与江青结婚而与贺离婚的。 所有人都到了。这里有高个子刘少奇，象平时一样，他不苟言笑，但受人敬重，因为他能干、有实权，很明显是毛的接班人。思维敏捷、脑袋方方的矮个子邓小平也在这里，他毫不掩饰他说：“恩来同志是第一个谈到浮夸风的，这种做法看来还没有停止。”不少党的领导人这时也上前与周恩来搭活。 这时的周思来本来是可以夺权的。他本可以结成一支强大的联盟，反对毛泽东和他的错误做法，但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又一次试图创造一种以理服人的讨论气氛。他说：“在与原则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人作斗争的同时，可以在现行政策或纯属具体的问题上作些必要的妥协。”他又用他特有的文雅而尖锐的语气补充说：“在如何管理经济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那么“大跃迸”仅仅只是一些具体问题呢？还是应当原则问题看待？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写了一篇回忆录，记述当时庐山发生的事情。⑤这样做的不止一人，其他人也写过一些回忆文章。正象长征时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有关庐山会议的描述也就不尽相同。李锐讲述了开始发生的一些时断时续的交锋，不痛不痒地提到“失误和浮夸的报告”。7 月 14 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勇敢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读过后，于 7 月 16 日给这封本来是写给他个人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样不寻常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作参考”。至于这些是怎样进行的，就不得而知，或者更确切他说，无人讲过。 这封意见书对“大跃进”全盘否定，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有些人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已经脱离群众……”在后来的口头发言中，彭激烈攻击现在是“一团糟。我手下的士兵接到老家的信都呆了……要不是中国农民有耐性，我们就要成另一个匈牙利了。” 彭又提到从前与毛的分歧，这就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据说后来传出了彭在西北小组说了“在延安座谈会‘骂’了我 40 天娘。我‘骂’一天娘还不行？”其他不少党的官员看他这样也壮了胆，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会议简直成了对毛泽东的全面进攻。 白天争斗之后，每天晚上礼堂里都有舞会，礼堂的大小看参加入数的多少而定。很明显，大多数人对彭大胆直言很高兴。李锐回忆录中写道：“7月 19 日或 20 比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这个回答不够坦率。周肯定知道毛的自尊心和尊严受到多大的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受到打击，其结果是很危险的。比起现在那些极力低毁“大跃进”的人来，周在阻止“大跃进”方面做的实事要多得多。他坚持要各个省的省委书记报“实际数字，不是百分比”，以便搜集事实和数据。 在他大会发言和书面意见中，他着重强调财政、资源和生产三者要实现必要的平衡，这种平衡在 1958 年全被打乱了。单是大炼钢铁，全国就耗费了15 亿元。 正当戏剧进行到高潮时，凑巧得很，越南的胡志明上了庐山。当时拍的一张照片上，胡志明与蔡畅和邓颖超手挽着手，在山路上漫步，他正在开怀大笑。实际上胡志明忧心忡忡。9 月份，赫鲁晓夫就要和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这对越南将预示着什么呢？赫鲁晓夫已经清楚地表明，他赞成越南实行永久分治。胡志明告诉周恩来，越南南方的共产党人正在组织南越解放阵线，他们的领导人黎笋就在河内。为了实现统一，现在是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了。周现在会不会履行他答应给予帮助的诺言呢？ 周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们一定信守诺言。他向胡志明保证，年底之前中国就准备向越南提供价值五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资金，支援越南的解放战争。这仅仅是中国援越的开始。根据越南方面的统计，1960 年至 1978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达 200 亿美元。中国从来没有要求偿还这笔钱。 毛开始答复针对自己的批评。他说：“我吃了安眼药，三天都没睡好啊。”他的话往往是漫无边际的。 毛上庐山时是准备作自我批评的，现在他改变了主意。在他看来，彭的行动是受赫鲁晓夫的指使，是一场反对他的重大阴谋的一部分。那年春天，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不是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过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嘛。他至少和赫鲁晓夫见过两次面，两人交换了什么意见和看法？彭是从不掩饰自己感情的。朝鲜战争时，他不是和金日成吵得很凶吗？他的态度差点酿成重大外交事件。彭是 6 月初回国的，6 月 20 日，赫鲁晓夫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核技术协议。彭却在这之后写过一封信，要与苏联“增强理解”！ 不管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低毁，彭在他的“意见书”和讲话中用的字眼差不多和赫鲁晓夫前一年用的一样：“小资产阶级狂想”。中国这时面临严重的危机，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又要去华盛顿，不管是哪个国家，一个国防部长如果象彭德怀这样行事，是肯定要丢宫的。令人不解的是，到了 80 年代，又大肆吹捧彭德怀。这只能说明政治上的幼稚。损害毛的形象对中国漫长的革命能有好处毛说：“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那次批评周、陈的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 周这次没有跟着起来反对他。庐山会议本来是要批判“左”的，毛泽东却十分巧妙地把这次会议变成一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批判彭德怀以及和他站在一起的人的会议。 彭德怀任性而又诚实，从不知道什么是搞两面派，这次却被自己的朋友，包括那些可能鼓励他坚持到底的人给抛弃了。元帅、司令们一个个站起来，向毛泽东表示忠心。那个身材瘦小、脸色灰黄的司令林彪，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大肆攻击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和fan革命分子。彭德怀是背不上这些罪名的，这一点毛也清焚。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到底是谁鼓动彭写这份“意见书”的呢？象任何其他中国人一样，彭如果不和一两个朋友商量，是不会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的。那么，到底是谁鼓动彭这么做，后来又抛弃了他呢？应该记上一笔，刘少奇曾试图为彭辩护，但是缺乏说服力。刘说过：“到底什么是真左、什么是真右？”至于周恩来，他坐在那里，稳如泰山，可是内心十分沉重。他知道眼下这场冲突的分量。这不仅仅关系到对“大跃进”或者对毛的民粹主义观点的批评正确与否，而且，在中国面临美苏两大敌人的时刻，这还关系着党是否会分裂。李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庐山的那几天，党的领导人之间哪怕一次偶尔的碰面，只言片语都可能带来谣言、猜忌。”在这种紧张的不良气氛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怀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被勒令写检讨。周本以为毛会适当地作个自我批评，全党就能重新团结起来，为取得进步而共同奋斗……可是现在却开始搜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希望破灭了。眼下，他必须收拾残局，对谁也不说一句怪罪的话。 8 月 26 日，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话，指出需要进行“调整”。一场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运动就要开始。他把毛过去大手大脚放下去的资金从地方重新收回来。瘫痪了两年的国家统计局又恢复了生机。 彭德怀被降了职，几年后调到四川。这是宽厚的处理。按照中国帝王统治时期的传统，失宠的官员常常被送往外省。不过尽管职位降了，1966 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倒也平安无事。他没有参加十一庆祝活动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出了什么事吗？那位在北京定居、身材高大结实的美国共产主义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问我，”彭德怀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斯特朗说：“我猜他可能派到越南指挥打仗去了。”她是在进行推理，因为 1954年韦国清帮越南人攻打奠边府时，也没有露面。 ＊＊＊ 赫鲁晓夫兴致勃勃、蹦蹦跳跳地走下飞机舷梯，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刚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首脑会晤。他把艾大肆吹捧了一番，又说他准备对顽固的中国人稍微大方一点。他与美国搞缓和不是达到目的了吗？ 接下来的是私下连续五天言辞尖刻的争吵。不过，毛和赫鲁晓夫决定暂时不把双方的分歧公开。同年 12 月，全世界共产党就要召开一次大会，就这些问题进行辩论。这个时候，中国人表面显得特别平静。赫鲁晓夫走后，毛泽东、周恩来与聂荣臻一道，商量了核研究的问题。聂荣臻说：”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我们必须靠自己来干，也一定能靠自己干成。”有了毛和周的全力支持，他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 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继续进行。不仅彭德怀本人，那些和他站在一边的军事将领们也降了职。20 年后，当问及庐山发生的那一幕时，邓小平倒是比较实事求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头脑发热，但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没有反对他。我们跟着他走了。” 周恩来和他的同事，包括恢复了工作的陈云，开始进行亟需的“调整、紧缩”。各个委员会都恢复活动了。周通过住在北京的西园寺公一又开始与日本人接触。⑥当年 9 月 17 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12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首批战犯 33 名。第二年又特赦释放了两批。周曾设宴招待被特赦释放人员中的 11 名国民党将领，其中包括杜幸明，壮的女婿就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周恩来与杜将军就爱国主义、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进行了长谈。他赞扬蒋介石拒绝美苏关于两个中国的观点。让杜传话，“告诉海外同胞们，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 周没有忘记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少帅。张学良在台湾还是蒋的阶下囚。那还是 1957 年圣诞节时，他曾把少帅的亲友请到自己家里，回忆井赞扬这位不幸者的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他安排少帅的姨太太前往台湾，“以便安慰他、照料他”。他释放了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溥仪在俄国的监狱里关了几年，1949 年后在中国抚顺的一个战犯管理所接受过改造。周说：“改造了十年，足够了。”他请了溥仪和他弟弟溥杰以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吃饭。那年十月，我在另一次宴会上见到溥仪。他谈话还不大自如，见谁都要哈腰鞠躬，见了我也鞠躬。 我跟溥仪握了握手。埃德加斯诺和我在一起，他说：“我才不愿与这个皇帝握手呢。”他是非分明，认为溥仪不是历史罪行的受害者，而是罪魁祸首之一。 周给溥仪找了一所不错的房于，把他的生活津贴也加了一倍，又让他的叔叔载涛作为满族代表参加政协。满族人口大约为 300 万。邓颖超热心地为他物色对象，帮助他建立家庭，后来找到一位很贤慧的护士。周不顾要消灭剥削阶级的理论，对傅仪说：“象你这样的家族应该有后嗣。”溥仪后来搞起植物研究，平静地生活了七年，1967 年患癌症去世。 周的声望恢复了，他重新受人尊重，人们也倾听他的意见。有了毛的首肯，他开始为大约四万名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平反。到 1962 年平反的人就更多了。刘少奇同意采取这一措施，但不少党员对此不以为然。国务院于是下达了严格的命令，得到平反的人必须受到良好待遇，要恢复他们的工作。 调整、紧缩的时期开始了。周日以继夜地核对着粮、棉、油、肉的生产数字。他躺在床上，周围堆满了报告，对全国各省以及 2000 多个县的情况逐一进行核对。 一位迷惑不解的秘书建议说：“总理，让别人替你核对吧。”周恩来反问道：“别人？那我怎么能知道实际情况呢？” 瞬间的犹豫就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庐山会议的结局和懦弱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反对毛的话，与莫斯科的争吵就可能平息，其后果就会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倒向苏联，从而加强赫鲁晓夫对抗美国的地位。事后猜测是徒劳无益的。力量对比一旦发生对莫斯科有利的变化，那将会改变历史。当时周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他最终没有对毛、对“大跃进”进行攻击，原因是否就在于此呢？ 这时他成了众望所归的人。正如他当年在日本替朋友扫清了地板上的玻璃碴一样，他把支离破碎的经济结构重新拼在一起，使国家恢复了秩序。但1959 年这个不洋的年头，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周身上的担子也就更加沉重了。 注释 作者对许多人，特别是参加 1988 年 10 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周恩来研讨会的刘焱先生及其他研究者谨表谢意。 ①1963 年和 1964 年作者采访过经济学家马洪、勇龙桂及其他一些人。 ②关于捕杀麻雀，作者写过《麻雀的厄运》。当时该书在北京引起不快，但后来人们认为讲的是实情。 ③周恩来经常提到生育条件较差一事，特别是 1973 年对韩丁和其他美国人 谈过此事。 ④引自作者与捐画的吴作人及其他画家的谈话。 ⑤引自李锐回忆录手写稿，韩紊音文档。 ⑥引自作者对西园寺公一的采访和交谈。西园寺曾安排作者在 1970 年访日和讲学。 第五章 与尼赫鲁的冲突——西藏、印度以及边界问题（1954—1970） ——中印边界冲突 ——1959 年 10 月，作者与周谈有关印度和西藏的问题 ——1960 年 4 月，周赴印度与尼赫鲁进行会谈 ——1961—1962 年，中国与缅甸、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划定边界 ——1962 年夏，尼赫鲁下专进攻中国 ——1962 年 10 月至 11 月，中国进行匣击，然后单方面后撤 ——1970 年，周与作者及其丈夫谈话，寻求重开边界谈判 1959 年 10 月底，“大跃进”的浮夸风在北京依然盛行。早霜染白了沉闷的街道，第一批冬储大白菜已运到了尘土飞扬的胡同里。到处都充满了冬天的怨气，与任何人交谈都会感到忐忑不安。我见到的所有人都态度生硬，满腹牢骚。食品出现短缺，到 11 月，肥皂、服装、鞋子、缝衣针、木材、纸张、煤炭部不能保障供应。1955 年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现在定量已大为削减，今后两年内还会进一步减少。 我是不太受欢迎的人。我被安顿在一间冷清的饭店里，龚澎的一个下属前来看我——甚至龚澎本人也明显地在回避我——我们谈得很不投机。我主动提出给她一盘《世界真小》的电视节目录相带，想以此为例子，使他们了解我与美国一名著名记者就中国问题进行的多次斗争①。可她对我说：“我们对电视不感兴趣。”我尖锐地反驳道：“那么，中国就没有必要设立新闻办公室、广播电台、新华社，甚至也不需要办报纸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了。” 五天后，一切全变了。我住进了好房间，还请我参观了人民公社和工厂。11月 10 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我。若干年后，我才得知，那次周是在我与龚谈话的第二天刚刚回到北京，并马上安排与我会面的。 周被许多官员威严地簇拥着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华丽的国宾室，他在这里接见了我。他终于得到了我在一次有关中国的重大会议上为中国说话的消息②。 周面容憔悴、显得很疲劳。1956 年时那种愉快、充满信心的神态已不复存在。但他显得神情异常坚定。这种神态改变了他的脸型，使他脸上颧骨突出。他用他那一览无余的目光打量着我。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自己象是在接受扫描。当时，我不知道庐山发生的一切，也不太了解与赫鲁晓夫争论的大部分情况。我似乎因为写了关于愚蠢的麻雀战的文章被列为“敌对分子”，因此受到冷遇。周本人曾说过：“我们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即使他们提的意见有些刺耳。”我讲过一些刺耳的话，但 1959 年夏，我在加拿大召开的会议上曾为中国的政策辩护。 周象往常一样先问我的健康情况，然后表示歉意说：“今年夏天，我们拒绝发给你签证是错误的……龚澎当时不在，是别的人处理的。”我回答说：“总理，是我的问题，也许我太急了。”——我的意思当然是说中国的新闻机构办事太拖拉了。“今年夏天你在加拿大的会议上为中国说话，我们几天前才听说。我还看了你的电视节目录相带。”他略停片刻，咽了口唾沫，好象嗓子很干。“上次你提了许多问题。你这次想问些什么呢？” “我有个问题，总理，是关于西藏的。你们为什么让达赖喇嘛带着几十人逃走呢？他走了三个星期才到达印度。其实你们随时都可以阻止他外逃。” 军队的确可以截住达赖喇嘛。他们从头至尾一直监视着他的行踪。中国向全世界报道了达赖喇嘛和他行动缓慢的随行人员通过中印边界的日期、时间和具体地点。100 名记者在另外一个进入印度的地点等着da赖一行，直到中方报道了达赖出现的确切地点才改正过来。 周几乎笑了起来。又显露出他以往的机智。“我们可以阻止他，但这意味着使用武力。da赖喇嘛也许会受伤，那么就会严重地伤害西藏人民的感情。原先，我们以为他的出走不是自愿的。他曾给我们写信，说他会到我们这边来……可后来他跑了。我们以为他很可能是被他身边的喇嘛绑架走的。我们还为他保留着他在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的职位。门是敞开的，他随时都可以回来。”③ 我说我不相信达赖喇嘛会回来，也不相信事情会容易地得到解决。周接着用很长时间准确地、详细地谈了西藏的历史。从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起（公元 1271 年—1368 年），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连英国入侵西藏时也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解放后，我们督促僧侣进行改革……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能让一个地区有农奴为僧侣领主干活。我们决定不强制进行改革，答应等待。但历史不会倒退……当改革遍及中国大地时，西藏也受到了影响。”这番委婉的话说明，在“大跃进”的混乱时期，周关于将改革推迟到 1962 年的许诺没有兑现。但周说，达赖喇嘛的出逃也是外国干涉的结果。西藏南部发生的康巴叛乱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武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印度提供的。“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他们甚至还发表了如何援助康巴的报告。西藏要前进，它不能成为一种古老社会制度的博物馆……也不能变成保留地，象美国的红色印第安人那样。西藏要与祖国一起共同进步。1954 年前，西藏没有一所医院，除宗教学校外.也没有一所学校……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改变。” 英国人 20 世纪初占领拉萨后，在那设了一个英国贸易机构。1914 年，英国军官麦克马洪用一根很粗的红铅笔在一张小小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线，将西藏一大块土地并入英属印度。周指出，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从未承认过这条麦克马洪线④。 但是，周说，尼赫鲁“英国化太深了。”“他在言行方面就象是继承了英国殖民扩张主义的衣钵。”1950 年 10 月，解放军入藏是得到西藏当局同．．．．．．．意的．．，印度政府却说这一行动”令人遗憾”。中国人关闭了英国贸易机构，但尚未着手处理边界问题。 我知道尼赫鲁的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有的提醒尼赫鲁中国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废除麦克马洪线这种任意划定的界线。尼赫鲁厉声说，”不管有没有地图，麦克马洪线就是我们的边界。”1952 年 9 月周提出“稳定西藏与印度边界”的问题，建议进行讨论。周说，“不存在什么领土纠纷，仅仅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除了麦克马洪线的东段，西段还有阿克赛钦的问题。直到 1947 年在英国地图上这片高原还被称为“未划定”地区，意即还未被并入英属印度。但近年来印度的地图绘制人员一直忙着绘制新的地图，这个地区在新地图上成了印度的一部分。 1953 年一个印度代表团来北京解决英国在拉萨的贸易机构问题。印度政府当时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尽管印度的外交官试图从法律上区分“主权”和“宗主权”。周曾声明“中文里没有宗主权一词。”尽管印度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挑衅，周那时还是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会更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解决。” 日内瓦会议召开后，又召开了万隆会议。但 1956 年 10 月尼赫鲁在访问北京时，提到了中国地图上的”错误的边界线”。周有针对性地答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绘制新的地图。”印度的巡逻部队依照他们的新地图，强行进入中国地区，索取更多的领土。周把尼赫鲁的自传拿给我看。这本 1956年在伦敦印的书里的地图表明边界就在中国人所说的地方，而不是在印度人现在声称应在的地方。周恩来问道，“尼赫鲁难道连他自己书里的地图也不看一看？” 然后，周又请人把边界地图拿给我看。我们一毫米一毫米地察看边界线，上面标明了山名、关卡、要塞和发生事件的地点，如空喀山口、郎久等。1953年中国修筑了一条横穿阿克赛钦地区的公路，将西藏与新疆连接起来。印度方面从来没有对此提过抗议。只是当中国边防部队邀请．．印度边防巡逻部队参加庆祝公路开通的宴会时，新德里的印度外交部才突然在阿克赛钦问题上大发雷霆。 边界冲突只是边防巡逻部队之间的小磨擦，但是西方新闻媒介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对中国“侵略”的喧嚣谴责，再加上那年春天da赖喇嘛的出逃，这些都损害了周一直努力树立的中国的形象：一个讲道理的、谋求和平的、随时准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开展贸易的国家。周作为杰出的公关人材十分清楚中国的形象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害。我说，中国报刊上那些对尼赫鲁进行人身攻击的尖刻辛辣的文章“没有好处”。“总理，你们的揭露大大加深了我对问题的了解。但是公众舆论非常重要，事实往往是次要的，而感情、偏见、非理性的狂热、宗教……才是左右一切的力量。印度人在关于他们‘神圣的土地’的问题上非常感情用事，而且在任何争执中事情的真相总是主要的牺牲品。”⑤ 尼赫鲁在印度议会的人民院里有一个反对派，他们会抓住任何一个细节指控尼赫鲁把印度出卖给了中国。周回答我说，“我们某些年轻干部的确没有很好考虑，发泄不满情绪。”他说话前把目光扫向他的随从人员，象是说“仔细听着”。“我们的确应该更加现实一些。”后来我听说，他曾以和解的口吻给尼赫鲁写了封信。“但是尼赫鲁先生自相矛盾，我们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读了他的讲话。他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 象通常两个杰出人物会面时一样，周和尼赫鲁从未真正地相互了解过，更不可能达到心灵相通。很显然，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自觉的竞争。周力求准确无误，厌恶杂乱无章。他有时中断自己的谈话，起身离开座位，从屋子的一边走到另一边，抻抻台布或挪挪花瓶。他看不惯东西摆得不是地方。尼赫鲁恰恰相反，擅长朦胧的艺术。他常常故意把事情弄得模糊不清，因为这样正好有利于达到他的目的。周煞费苦心地摆出事实，标出题目，力求取得成果，而尼赫鲁却根本不在乎细节。他用浮华的抽象概念掩盖事实，很可能什么地图他都没有认真看过……尼赫鲁是个老谋深算的政客。对他来说文字是用来撇开、歪曲、篡改事实的工具。使用语言不是为了阐明，而是为了模糊与己不利的事实。周作为思维严密的中国知识分子永远不明白故弄玄虚、不求精确会有什么好处。周认为尼赫鲁受的是殖民主义教育。1954 年周首次访问新德里时，尼赫鲁曾谈到中缅边界问题。他说缅甸人非常担心，因为有些地方还没有划定适当的边界线，听他的口气好象缅甸是印度帝国的一部分。“尼赫鲁那时说他了解西藏的情况，现在他是故意装糊涂……”周没有提到尼赫鲁劝da赖喇嘛在庆祝佛祖诞辰的活动结束后返回西藏的事。他接着说，“我们亚洲人相互太不了解。”西方有许多中国通、印度通，但是中国却没有欧洲通。殖民主义在亚洲各国之间建筑了一道长城，使他们彼此十分隔膜。 突然间他离开了印度的话题，神秘莫测他说：“帝国主义企图挑拨亚洲各国之间的感情。有些人．．．看不清问题……帝国主义没有改变，但是有些人．．．却把希望寄托在会议和首脑会谈上……他们甚至谈论什么拯救世界的新精神。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幻想只能欺骗人们。” 有些人．．．指的是谁呢？从首脑会谈这个词中可以猜出来。戴维营，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的最高级会谈……我说，“总理，我认为戴维营会晤对全世界都有利。”空气突然变得异常沉闷。做记录的秘书手中的笔停在半空中。周显得更加疲劳，眼角周围显出了细小的皱纹。“我们不这么看。”和平是具体的，不是什么空洞抽象的概念。很长时间内部不会有什么裁军。相反，恰恰正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我们并不反对合情合理的妥协，但妥协必须要有限度，决不能出卖其他国家的利益。我们现在要决定的是世界各国人民是否有权获得本民族的解放，获得民族独立，还是要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这一点我们决不能让步。” 这便是西方国家所说的中国的“不妥协态度”。 “我们相信民族独立……我们支持柬埔寨中立和独立……至于越南，1954 年的日内瓦协议遭到破坏……人民肯定会起来进行反抗，他们要求祖国恢复完整统一。” 这些话预示了一年后开始的越美之间的战争。周把我送出门外，跟我点头告别时一丝笑容都没有。这次会见进行了两个小时。我决定飞往新德里，去和尼赫鲁谈谈，会见尼赫鲁后我写信给周恩来，谈了我得出的结论。边界争议决不会顺利得到解决。那样做对尼赫鲁不利⑥。 12 月 17 日周又给尼赫鲁写了封非常友好的信，请他考虑双方进一步的谈判，并向他致意。翌年 2 月中旬周收到了尼赫鲁的回信。信中说可以进行会晤，但不举行谈判。周回信表示“深为感谢”。这是一个错误。这话听起来好象周在有意奉承，尼赫鲁对此不会有好的印象。 自 1956 年以来，划定中缅边界的问题一直在拖着，现在很快就解决了。周强调“互谅互利”的原则。他对缅甸人说：”我们让你们一点，你们让我们一点。”他慷慨地让给缅甸人一块领土。在此后的 18 个月里，他还成功地与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划定了边界线。这一胜利使印度成为唯一在边界问题上故意拖延的国家。 1960 年 4 月，在季风前炎热的天气里，周到达了新德里。机场上没有欢迎的人群，只是些冷冰冰的面孔。他以前访问时，敬献给他的花环多得使他成了会走动的玫瑰丛，可这次根本不见花环的影子。尼赫鲁用结结巴巴的印地语发表讲话——甚至英迪拉甘地也承认她父亲的印地语讲得不好。周的秘书译得很吃力。 周在印度呆了一周。有时礼仪上的安排象是存心要使他难堪。但是“周恩来从未提高嗓门讲话。他从未忘记感谢司机、从未忘记和服务人员握手。他关注每一个人，对所有的人都象对待总理一样。”在那紧张疲劳的一周里陪同周恩来的纳特沃辛格对我说，“即使我们对中国人感到愤怒，我们也不得不钦佩他的耐力、他的自我控制力和他的才能。他令我想起了我祖父的剑……我祖父珍藏着一柄纯钢利剑，用丝绸包着。周恩来就象是那柄剑。” 周和外交部长陈毅一起走访了印度一些部长。除一人外部对他粗暴无礼，象对待他们下属那样横加指责。周一直保持着他的尊严，彬彬有礼。对故意带有污辱性的讲话，他回答得既干脆又很有分寸。拉达克里希南总统曾公开谴责过“百花齐放”方针的结局，他对周说：“与四亿印度人民的友谊相比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算得了什么？”周答道，“与六亿中国人民的友谊相比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又算得了什么？”印度报纸上的漫画把周画成眼镜蛇。周对纳特沃辛格说，“你们的记者真怪。我微笑时是伪君子，我不笑呢又是冷酷无情。我开口讲话是说谎，不说呢，又是条蛇……”印度的反对党组织了许多人游行示威，到周下榻的中国大使馆外面进行抗议。他们挥舞着黄旗，上面写着“中国侵略者滚出印度”和“打倒中国帝国主义”。第四天，周开始流鼻血，这时他爱流鼻血已尽人皆知了。他不得不躺下，用冰敷鼻子。这事让他十分恼火。他不愿别人知道他有这种毛病。纳特沃辛格⑦说，“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发火……他是生自己的气。” 会谈当然是毫无结果。原来也没打算有什么结果。当我 1960 年再次见到周时，他对我说，“我能做的都做了，可对尼赫鲁一点也没有起作用。”也许他仍然不相信尼赫鲁已下决心不去解决争议了。印度正受到美国和苏联的夸奖和宠爱，并从美苏双方都得到了慷慨的援助……向中国施加压力，尼赫鲁得到了这么多的好处，他为什么非要解决边界问题不可呢？ 离开印度前一天的晚上 10 点 30 分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赢得了数百名记者的尊敬，虽然这种敬意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他一人主宰了长达3 小时的招待会……他一直精神饱满。”最后，一位女记者问他是如何保持健康，显得如此年轻的。周带着稚气的笑容调皮地对她说：“我是亚洲人，我象亚洲人那样生活。” 周给人的印象似乎只要稍做改动，中国便有可能接受麦克马洪线，但这必须通过适当的谈判过程，决不是接受既成事实。作为回报，印度必须接受西段阿克赛钦的划界线。但是，印度似乎想两处都按他们自己的想法划定界线。归国途中，周在加德满都稍事停留，再次面对众多的记者。在这儿，他不再那么克制自己。他大声喊道，“我告诉你们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很不公正……” 周恩来一直对印度邻国，如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但表示友好，有的他曾访问过两次。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他在 1956 年冬访问了巴基斯坦。他曾对巴基斯坦总理说他“充分理解”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不是针对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理对周恩来说，“我们甚至在某些方面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 1956 年印度政府远比中国政府更为同情苏联干涉匈牙利和波兰的举动，这使印度获得赫鲁晓夫的友谊和贷款，贷款数额比中国自 1949 年以来得到的多出一倍。 1961 年 1 月，周率领 400 人的代表团参加缅甸独立 13 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参加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仪式，他穿着缅甸的民族服装和缅甸人民欢聚一起：他答应向缅甸提供 3000 万英镑的无息贷款。 至于巴基斯坦，已成为中国的享受特殊优待的朋友，因此，它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给予周相当大的支持，包括它后来在 1955 年开始的艰难的中美谈判中所起的作用。 印度拒绝谈判的态度使自己在国内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果中国留在有争议的领土上，是“侵略”或“入侵”，那么按照逻辑就应该采取军事反击的对策，即印度军界称为“前进”的政策。这项政策要求印度巡逻部队一点点挪进有争议的领土。“我们打一个界桩，中国人也打一个桩……我们树了界标，他们也会树个界标。双方就象是在比赛。” 印度的“前进”政策受到了莫期科的鼓励。在印度的苏联外交官公开对中国表示敌意。“中国人不敢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现在困难重重……他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向他们扔炸弹。”俄国人向印度陆军提供了直升飞机，供边界巡逻时使用。 1962 年夏，我从一位现在已经去世的印度朋友那里得知，印度将按计划向前推进，这个行动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⑧。 周恩来说：“是的，我们知道印度军方制定了计划，但是我们自己也制订了计划。请转告你的印度朋友们我们并不害怕。现在要是尼赫鲁重新考虑他的计划为时还不算太晚。我们不要战争，但是我们不怕恐吓。” “我们不希望印度四分五裂。分裂的印度会使中国在亚洲感到孤单，而印度的各部分之间则会相互勾心斗角，纷争不已。”接着，他几乎是漫不经心地用中国那种轻描淡写地谈论重大问题的方式补充道：“有时稍微打一打也是必要的，能使一些人开窍。” 1962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居住中苏边境中国境内的维吾尔族群众收听到苏联阿拉木图的广播，使他们惊恐万分。煽动他们“快跑，快跑快逃离中国”，不少人还从苏联驻当地的领事馆拿到侨民证。于是数万名维吾尔族人越过边界逃到苏联境内。策划这一行动的目的是鼓励印度的“前进”政策。 9 月，尼赫鲁在马德拉斯发表讲话时用了一句话“把中国赶出去”。10月 12 日，他再次讲话鼓励印度采取军事行动。 10 月，印度军队在边界的东西两段开始向中国边防部队炮击，随后在有威望的考尔将军的指挥下，大约有三万人的军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考尔将军是尼赫鲁的亲信之一，同尼赫鲁一样是个婆罗门克什米尔人。在政府声明中周向尼赫鲁提出“严正警告”，要求他“悬崖勒马”，并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这一套先札后兵的仪式完成后，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国军队，在印度发起进犯的 3 天后，于 10 月 20 日开始进行反击。两周内他们便击退了印度军队。印军准备得很糟，甚至连高山地区所需的御寒的冬装也没有。可能是因为指挥官们轻信了苏联人的话，认为中国不可能进行反击。随着印军节节败退，印度陷入惊慌失措之中。一段时间内全国上下一片歇斯底里。谴责“中国入侵”叫得最响的人，逃得最快。 11 月 21 日，双方交战一个月后，周恩来宣布中国边防部队从 1959 年 11月 7 日存在于中印双方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 20 公里。第二年 4 月，中国政府又决定把所有缴获的枪枝弹药都还给印方；将阵亡的印度士兵按照军人礼节予以安葬；3200 余名俘虏，包括 11 名军官连同武器一起释放并遣返印度。大获全胜后又宽宏大量；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使许多西方人士目瞪口呆，这完全不符合他们所熟悉的交战双方的行为规范。印度军方也因此出现分裂。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辞职，倒霉的考尔将军退休。尼赫鲁再也没能从这次失算所受到的打击和自尊心遭到严重伤害中恢复过来。 中国这一行动使它在亚洲重新赢得了威信。12 月，六个亚非国家（斯里兰卡、柬埔寨、加纳、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阿联）敦促交战双方进行谈判。 尼赫鲁拒绝谈判。 在此期间周与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谈及印中关系问题。麦克唐纳是驻新德里的高级专员，卸任后到中国进行访问。“我向周恩来解释了印度对边界问题表现出的强烈感情。即便尼赫鲁当时愿意与中国人谈，他也不能那么做。他的吵吵嚷嚷的反对派会为此把他赶下台的。”周对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说，他认为尼赫鲁从来就没有谈判的打算。周提到一名记者，这位记者使他注意到下列的事实，即印度反对中国便从美苏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援助，有现钱、也有食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 1964 年对我说，“由于拒绝谈判，尼赫鲁在外交上失去了许多支持。” 周恩来决心与印度重修友好关系。他说中印两国从来没有把对方当做敌人。他们有着不同的两种文化，但是他们是邻邦，两国之间有着两千年的文化交往。领土接壤，丝绸之路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 周恩来与印度驻北京临时代办 P.K.班纳吉交了朋友。班纳吉后来写了有关那段岁月的回忆录，对周恩来做了非同寻常的描述。班纳吉受到优待，多次与周恩来进行谈话，大都是在凌晨两点左右。” 1963 年 1 月，周通过班纳吉给尼赫鲁捎去一个口信。“战争从未真正解决过任何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寻求和平和理解。”周对班纳吉说，“我的确能理解尼赫鲁的难处，可他也必须理解我的难处。”尼赫鲁没有作任何答复。 1963 年 4 月我去新德里见尼赫鲁，告诉他周总理十分敬重他。他答声“谢谢”。会见的其余时间只谈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谈话中尼赫鲁不时痛苦地迸出一句：“明白了。”他说：”印度正在腔康发展。”他拒绝对重新开始谈判做任何许诺，我对周恩来的秘书说，“我觉得尼赫鲁身体不太好……他讲话含糊其辞。”我后来见到周时又对他谈了这个情况。周厉声说道，“他含糊其辞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班纳吉大使从未告诉过周，尼赫鲁接到周的另一友好信息后说道：“周的友谊我已经领教够了。” ＊＊＊ 中国知识分子在评价现实时喜欢提起过去，提起过去的英雄和他们的丰功伟绩。人们至今还经常从两千年的文化和哲学中摘引成语典故。他们对一千五百年或者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 根据周的建议，中国军队 1962 年单方面进行撤军，这在海内外的华人眼里就如同是当年诸葛亮指挥的一次著名战役一样。诸葛亮（公元 181—234年）是一位战略家和政治家，蜀汉皇帝的丞相。他是一位伟大的传奇式的人物。中国的孩子都知道《三国演义》，诸葛亮便是其中的主人翁。 缅甸曾有个到处抢掠的头领叫孟获，他侵入中国领土。诸葛亮出兵打他，并把他抓获，然后又放了他。盂获不断进犯，诸葛亮不断地抓了又放，七擒七纵。据说，孟获终于被感动了，他改弦更张，发誓要与诸葛亮永世结盟。周的做法是符合这种传统的。但是我怀疑把尼赫鲁比做一个到处抢掠的缅甸人，他是否高兴。 周这种富于想象力的做法也没有完全得到军队指挥员的赞同。一个军官说，“我们根本不应从实际控制线后撤 20 公里……我们让出的领土太多了。”当时参战的另一名军官 1983 年也对我说，“我们本应留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上。在英国人抢走、归入印度之前那是我们的土地。” 战争的喧嚣过去后，笔战开始了。中印外交部和大使之间来回不断地递交抗议照会。一天凌晨两点，班纳吉又一次被周召见。周说：“我今天收到了你们外交部送来的 17 份抗议照会。”班纳吉大使答道：“阁下，今天恰好是我的生日。我有幸收到了你们外交部的 23 份抗议照会。”班纳吉后来告诉我说：“周笑了起来，他象孩子一样地开怀大笑，笑个不停。”另一天晚上，周拿出一份印度的抗议照会，对照一张有关边界的印度地图和一张中国地图给班纳吉看。“你们外交部说在某地发生了侵犯领土的事情，但是这个地点并不存在，我们的地图上没有，你们的地图上也没有。这个地点根本不存在。”班纳吉说，很难向周说清楚印度人，特别是尼赫鲁，是喜欢含糊、模棱两可的。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可是一丝不苟的周却非常在乎。 从那以后，边界地区一直保持平静，没再发生军事冲突。到 1970 年周才再次争取重开谈判。这次，他还跟我的印度丈夫谈了话，我丈夫那年去了中国。他是印度政府批准去中国的第一位非外交人员的印度人。印度官方 1962年宣布所有印度护照对中国无效。1970 年周正忙于与美国进行微妙的谈判。他认为再次争取解决边界争议、使中印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到来。他象往常一样，仔细权衡利弊，决定通过非官方渠道，即通过我丈夫，进行工作。谈话开始时他拐弯抹角，先询问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情况，问我丈夫是否适应中国的饭菜和天气。接着他便开门见山。“我们尊重你们伟大的国家。我们与印度之间有两千年的友好历史。我们希望印度次大陆相安无事。我们不愿看到分裂……我过去就说过印度的分裂会使中国受到削弱，使中国成为亚洲对抗帝国主义的唯一大国。所有谈判都要相互妥协、相互让步，不可能满足全部要求，所以我们总是说要互谅互让。”他又重复道，”我们不愿看到印度次大陆发生战争……那只会削弱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 周肯定已经得知可能要发生战争。这场战争在第二年终于发生了。在印度的积极军事帮助下，把东巴基斯坦，即现在的孟加拉，从西巴基斯坦分裂出去。 周又一次摆出地图。他表现了他一贯对人名、地名的惊人记忆力。但是他会见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有人能与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总理通话。他想再次为解决边界问题做出努力。后来，通过两位能干的中国外交家黄华和王炳南建立了非官方接触。英甘地没有象她父亲那样在感情上受到过伤害，但她知道印度人民在感情方面对边界战争依然耿耿于怀。她在去世前曾对我说过，“我希望印度和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伙伴。” 解决边界问题的会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年。但 1987 年印度在麦克马洪线以南有争议的地区成立了一个新省喜马偕尔邦，造成既成事实。然而，阿克赛钦地区似乎也被视为既成事实而获得了某种承认。 80 年代末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明显地密切起来。1988 年 12 月英甘地的儿子拉吉夫甘地访华时，双方关系达到顶峰。此后，文化科学方面的交流不断增加，贸易也不断上升。面对 21 世纪的世界，印度和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合作和加深两国间的了解。这一点似乎开始成为共识。 注释 ①1959 年春，本书作者出现在埃德默罗主持的《世界真小》电视节目中，与作者一起的还有乔塞夫艾尔索普和埃德华布恩比。主题是中国和人民公社。 ②指本书作者于 1959 年夏，在加拿大召开的一次大会上的发言。 ③西藏问题有大量中文文件可查，包括达赖喇嘛出逃前给中国当地驻军指挥官的信件。韩素音文档。中国新华通讯社的报道。 ④英国入侵西藏一事在许多著作中都有详细记录。还可参阅耐威尔马克斯韦尔写的《印度对华战争》。 ⑤参见韩素音 1959 年 12 月 7 日和 16 日给伦敦《泰晤土报》编辑的信。 ⑥关于本书作者与尼赫鲁总理的谈话，参见作者本人的另一部著作《吾屋双门》。 ⑦纳特沃辛格在 1989 年前曾担任印度外交国务部长，是作者的朋友。大量有关印度对边界形势的看法都已在印度发表。韩素音文档。 ⑧S夏尔马（1968 年去世）提供给作者的材料。他是德里协会的显要成员，是尼赫鲁的朋友。但 S夏尔马反对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军事行动。 ⑨《P.K.班纳吉大使回忆录》（英文版）。韩素音文档。回忆录将由南开周恩来研究组译成中文发表。 第五章 面向西方的努力因战争而受阻——贸易与禁运；美国与越南（1960—1965） ——1961—1962 年，周恩来调整经济政策，发展对西方贸易，削减对苏贸易 ——期望得到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理解，但感到有些困惑 ——认识到越南战争是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的障碍 ——1960—1965 年，确定卷入越南战争的限度 ——与作者谈话，争取得到美国的理解 ——拒绝与苏联就越南战争采取“联合行动” 在京剧剧目中，人们非常喜爱《空城计》。剧中的主人公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诸葛亮，他是中国的默林〔译者注：英国古代传说中的先知〕。有一次，诸葛亮留在一座没有军队防守的城池中，他手下的千军万马正在很远的地方与敌人交战。从城楼上望去，只见一名敌将率领大队人马向他这里开来。军曹们喊道，“快，我们得赶快关上城门。”诸葛亮却说，“不，打开城门，再派些人去门口打扫通道，让百姓们一切照常。”他自己端坐在城门楼上，弹起古琴，命令乐师们也一齐奏起优美的曲调。敌将看到这情景，不敢贸然攻城，并对身边的人说道，“这里有诈。”他的军师低声说，“可我听诸葛亮的琴声有点微微发颤。”敌将不信。“这是诸葛亮的诡计，咱们快撤。”敌人就这样撤走了。 周恩来这时唱的便象这出《空城计》。中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但是从周的沉着冷静，从他的公开谈话以及他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神态中，没有人能察觉出这一点来。周恩来即使在纠正“大跃进”的偏差、恢复传统的做法，把成千上万的农民送回农村时，他也拒绝对毛提出严厉的批评，拒绝谴责“大跃进”。他讲话很有分寸。“大、中、小型企业并举，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肯定是有优越性的……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试验。”这番话是对“大跃进”大胆发动群众的赞扬。至于令人遗憾的大炼钢铁的冒险行为，他说，“这是真正了不起的举动，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如何将一穷二白的中国改造成工业强国的愿望……” 他既不谴责任何事，也不指责任何人，他就是这样鼓舞了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些经过他培养训练的人们，那些所谓“周的人”。他们个个以他为榜样，毫无怨言。“他告诉我们精神是我们主要的力量源泉。没有精神的力量就不可能战胜困难。我们不悲伤，不失望……”“我觉得，那时候，为了使中国能够生存，情况能够好转，就是周总理让我去死，我都会高兴他说：‘是，总理。’” 为了应付严重的食品短缺，周研究了每个工人、教员、坐办公室的人员所需的热量。知识分子要多发些油、糖、肉。工人要多发点粮食，碳水化合物。重工业部门的工人、煤矿工人、炼钢工人受到特别优待。以女工为主的轻工业工厂将一天的工作量分为两天完成。学校的学生上半天学，以便节省体力。要求人们多睡觉，躺着休息。所有人的体重都减轻了，包括周和他的夫人。他们也同样凭证购物，周拒绝从专门供应外国人和高于的商店里买任何定量供应以外的东西。乐观开朗的陈毅掉了 15 公斤肉。他把购货证弄丢了。补发前，只好向朋友讨点东西吃。周请人喝白开水，不再泡茶，茶叶太少了。秋末，颖超把中南海她家院子里的落叶扫在一起，煮汤喝。她把门外站岗的保卫人员叫进屋，要他们”坐下、躺下……节省点体力。” 周恩来说：“由于劳力分配不当，只得匆匆忙忙地收割、打谷……由于缺乏在丰收情况下估计收成的经验，我们正在经历暂时的困难。” “相信他的话吗？”吴全衡、朱清、康岱沙都是我的朋友，听我这么问都哈哈笑了。“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我们当时必须保持勇气和信心，周讲得最透彻……正是因为我们采取这种态度才渡过了难关。” 华北闹旱灾，华南遭水灾。没有肉、没有鸡蛋、没有豆腐、也没有牛奶……各种生产食品的方法应运而生。学校、工厂、机关、大学和其他单位都组织各自的运输队伍到远处的公社为本单位的职工和家属搞粮食。花园、公园、庭院都变成了菜地。城里房屋的阳台被用来养鸡，公寓楼梯上可以看到母鸡。每个窗口都放着种有黄瓜、土豆、西红柿的花盆……周不同意在寒冷的冬天单给他的房子送暖气。他工作时身穿大衣，脖子上围着围巾。邓颖超戴着厚手套，穿着厚棉靴。办公室的暖气每天只供暖两个小时——因为没有煤。 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1960 年 7 月，1390 名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使情况更加糟糕。科技合作的项目全部取消，设备供应的所有合同全部终止。赫鲁晓夫在进行报复。周恩来镇定自若地对迷惑不解的埃德加斯诺说，“苏联专家回国是很自然的……他们当然不可能在这儿呆一辈子。”① 我四处跑，注意到工业垮了。工厂都不冒烟。武汉的新炼钢厂已停产，和蔼的厂长告诉我说是“大修”。没有饭锅，没有剪刀，没有线，没有火柴，没有纸张。每人的棉布定量减到一年一米（婴儿每人 15 米）。 1960 年底，周与已故的英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一起出现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中。他重申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以及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与美国没有利害冲突……我们愿意谈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我国的内政问题。”他讲话的口气显示他完全掌握国内外的局势。采访后他问格林：“你为什么那样忧心忡忡呢？你所提的问题都表现出一种忧心忡忡的心情……瞧我，我比你年纪大得多，可我就不那样，你又何必着急呢？” 不着急，他是这么说的。但那年冬天我和他在他家里交谈时，他并不想粉饰当时的真实情况。屋里非常冷。我穿着皮大衣、靴子，戴着帽子。周穿着两件毛衣，但没穿大衣。他又瘦了许多，衣领显得过大。他的身上迸发出一种无形的但可感觉到的内在力量，整个房间都充满生气。我们两人喝着热开水，他说话时没有看我一眼，象是在高声自言自语，不吐不快：“你已经到处走过，看到了我们的一些问题。但我们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不为外界所知的成果。某些人想压我们屈膝讨饶，但我们决不会屈服……某些人以为只有他们掌握智慧，只有他们能够解释马克思主义。我想你已经读了我们的一些文件。” 我读过了。一场没完没了的理论方面的论战。莫斯科针对中国抛出了长篇累牍的文章，北京则针对“修正主义”发表了声讨檄文。我告诉周，“我现在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笑道，“你进步的速度加快了……”他还记得我 1956 年说过的话。他用英语说，“最好慢而稳，不要操之过急。”当时正在上映一部有关列宁的影片，讲的是 20 年代初俄国发生的饥荒。“列宁没有屈服，他从未悲观失望。”接着他讲了很多有关经济的情况：商品短缺、工作中的缺点、取得的成就……他让我如实地告诉他在旅途中我的所见所闻。“我们从下边得到的情况并不总是真实的……我们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顺便提一下，他曾问到我知道长纤维棉与短纤维棉的区别吗？不知道。那非到我搞懂为止才放过我。 周恩来谈到猪。农民被共产主义就在眼前的想法搞昏了头脑，杀了很多猪，饱餐猪肉。“我们需要养更大、更肥的猪，要搞杂交……我们要从西方引进大白猪……我们还要改良美利努羊的品种……我们一定要重视饲养牲畜，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发展畜牧业。我们汉族不是牧民，不懂牲畜，只有少数民族懂。”有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大风中不倒伏的矮梗稻，它很适于在中国南方台风影响大的地区种植……第一批生物遗传学研究所正在建设中……“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我们不能照搬别国的经济模式。中国的土地与人口的基本比例很不协调，可耕地很少……找到我们自己的模式还需要时间。”他又谈到亚、非、拉人民的解放。“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并不是美苏之间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与这些地区争取解放的人民之间的矛盾……我说的解放，也指经济上的解放。” 就在那年令人沮丧的冬天，我也成了“周的人”中的一员。我是指精神上，因为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府或党派。一个工作狂。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许多年来周是这种献身精神的代表。对我以及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周既体现了我们熟悉的旧中国，又体现了我们孜孜以求的未来中国。 调整。农村地区有自由市场、自留地，有机会进行市场经济式的活动。党虽然对农村经济放宽了，却加强了对工业的控制。周在 1961 年 1 月宣布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业发展规模应适应商品粮数量以及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原材料数量。”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应按比例增长。砍掉了“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六万个县级和20 万个社级小工厂。 毛提倡的发动群众的做法已被摒弃，关闭小工厂打击了普通老百姓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要管好经济，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县里甚至公社都办了大大小小的化肥厂。周最艰难的任务是使城市人口不要过度膨胀。任何没有城市户口的人都要送回农村，总共遣送了 3000 万农民。周支持毛的计划，把官员送到农村参加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他到河北省搞了两周的实地调查，又回到 1957 年他受批判时曾呆过几个星期的县里。他从那里给毛打了电话，汇报县里公社的情况。（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纽。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这样，周恩来、陈云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开始了他们的重要恢复工作。他们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了解周的人谈起他那几年的工作时说道：“这是一出空城计，他成了诸葛亮。” 也许周是对的，他说“精神力量”是遭受灾难时决定胜败的最重要因素。中国的情况得到改善，比预计要快得多。最重大的胜利是东北大庆油田的开采，大大减少了中国对苏联石油的依赖。兴高采烈的周恩来在油田呆了五天时间，向参加油田会战的 5000 多名复员军人讲话。另一个令他兴奋的原因是聂荣臻谨慎的估计。“恩来，有可能在两年内我们便能解决核能问题。”1961年周恩来和他的经济学家着手一项重要任务是重新部署中国的贸易格局。脱离苏联，接近西方国家。在一次有关经济情况的讲话中，周提到向莫斯科偿还债务的问题。1962 年他说，“我们已还清了大部分。只剩下很少一点了……我们现在要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 这点能做到吗？ 实际上很难。因为美国 1951 年实行了禁运。对中国实施的战略控制要比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严得多，而且所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都追随美国。针对中国的三个禁运货单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全面禁运一切武器、弹药、作战装备、原子能材料、机械设备、原材料、精密仪器如具有特殊用途的显微镜、工业设备；一汾对各种商品包括医药用品的管制，一个罗列 200项的特别单子，包括对金融、运输和燃料储藏设备的限制。但是欧洲国家对这些限制开始表示不满。西德和英国商业集团已经悄悄地与中国进行进出口贸易。 周恩来一度对美国新总统约翰肯尼迪抱有希望，指望他能以新的眼光看待美中关系。他有时显得对肯尼迪有点着迷。“你能告诉我有关他的情况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周在重庆时结识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谈起新总统来眉飞色舞。周问我“为什么？”我给他寄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书，包括一些年后我寄的大卫哈伯斯塔姆的书《出类拔荤之辈》。周很欣赏这本书，让人把书译成中文。到 1963 年为止，周还相信如果他能了解肯尼迪、了解肯尼迪的性格的话，也许中美双方会开始对话，而作为中国生命线的贸易便可能得以改善。周说中国愿意向美国开放市场。美国西海岸的商人们愿意同中国做生意，对不能进入中国市场很不满。当周的朋友马尔科姆麦克唐纳 1962 年 10 月下旬访问北京时，周与他详细地谈论了肯尼迪。周说：”中美之间没有利害冲突，这与某些国家的情．．．．．．．．况不同．．．……这点美国总统意识到了吗？”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对我说：“他好象很不满意肯尼迪。有时他的话听起来有点抱怨。我想他原先期待着某种信号，希望禁运有可能有所放松。现在他似乎觉得肯尼迪太愿意听苏联人的了，不理睬中国。他也许说对了。”甚至 1963 年 7 月 17 日，周还对肯尼迪现象表示不解，还问班纳吉代办：”肯尼迪究竟哪点与众不同？”“他有魅力，他年轻有为……”周打断他的话，说道，“你说话象个傀儡。”很快，他道歉说，”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可大家部象你这么说。一点也不具体。我想了解更多的情况。” 1960 年和 1965 年之间在我与周的四次会晤中，他几次提到肯尼迪“身边的顾问太糟了。”他的焦虑是肯尼迪的所作所为引起的，特别是肯尼迪对刚开始的越南战争的态度。 如果有什么因素会使中美互不来往的关系变得更糟的话，那就是越南的军事冲突以及将越南的好战态度归咎于中国，但这正是肯尼迪的某些顾问的看法。周说，“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好战。他以为在进行一场小规模的、能够控制的战争。”1961 年 5 月 10 日，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五角大楼的要求，在越南迅速部署美国军队。除了副国务卿乔治鲍尔以外，肯尼迪的大多数助手都叫嚣着支持向越南派兵。肯尼迪在灾难性的出兵猪湾中受到心理创伤。他将于 6 月 3 日在维也纳会见赫鲁晓夫。他要表现出强硬、有胆量……周可以理解这一点。但他主要责备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以及五角大楼的鹰派人物。“他们称中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根本不懂历史。”总统手下的人的fan华大合唱，影响之大连头脑清醒的一些人都受到感染。埃夫里尔哈里曼把中国说成“对全世界的威胁比苏联更大。”历史学家费正清本应更清楚实际情况，却争辩道，“在朝鲜边界、台湾海峡以及越南．．等问题上都不能很快取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 但是周从他这方面正在尽一切力量来“遏制”逐步扩大的越南战争。中国肯定不会反对越南实现统一的目标。由于美国支持的甫越政权破坏了日内瓦协议，1960 年 12 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党代会的一次会议上，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一起作出了用武力实现越南统一的决定。“解放南方与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是同等重要的任务。”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中国有义务提供援助。周曾许诺帮助他们。然而，周很慎重，没有派中国志愿军。“越南人民通过人民战争，通过持久战，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国土。”这是指打低调的游击战，慢慢消耗敌人。不是声势浩大的正规军事行动。周是不是希望肯尼迪已经注意到并明白了中国谨慎地对越南提出忠告的意图呢？就在这些年里，中国的贸易开始转向西方、转向大洋彼岸。虽然赫鲁晓夫 1961年已经发来信息表示和解，中苏贸易还是急剧下降，到 1964 年，两国贸易往来几乎减少到零。 周与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交锋是在 1961 年 10 月苏共二十二大上。全世界的共产党代表云集在克里姆林官宽敞的大厅里巨大的水晶灯下。周率领中共代表团赴会。几乎没有人来同他握手。阿尔巴尼亚是中国与“修正主义”论战中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拒绝参加这次大会。法共代表团团长多列士对中国很不友好地说三道四。赫鲁晓夫登台讲话。他直截了当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教条主义者”。这种场合使用的政治行话中，“阿尔巴尼亚教条主义者”是指中国。同样，中国的讲话中凡是提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都是指苏联。赫鲁晓夫用拳头敲着桌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嚷道，在原则问题上苏联决不会对阿尔巴尼亚或其他任何人让步。这时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周恩来。他无动于衷地坐着，手臂搭在椅背上。两天后，周开始反击。“我们维护团结，绝不允许说任何危害团结的话和做任何危害团结的事。任何公开的、单方面的指责都十事无补……在敌人面前公开我们的争论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第二天，周到列宁和斯大林墓前敬献了花圈，然后便离开莫斯科回国。“我们需要船只。我们要买船、租船……有一天，我们还要自己造船。”中国购买并租用了日本船只。一个新的港口新港建成了，其他港口的设施也扩大了。周接见每一个到北京来的日本代表团或组，包括乒乓球队和棋手。他又一次请末代皇帝博仪和他的胞弟溥杰共进晚餐，溥杰的妻子皓夫人是日本人、嵯峨侯爵的女儿。周加强与华侨的联系，亲自与宋庆龄一起拜访回国的知名华侨。困难时期，给予华侨额外的肉和油的补助。还为华侨专门建立了一个储蓄银行，办理他们汇到国内的外币存款。香港的地位随着中国决定转向西方、转向海外而变得非常重要。新修的一条水渠从珠江引水解决了香港的缺水问题。周恩来说，“香港要保持资本主义。” 1963 年 7 月赫鲁晓夫同美英两国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从而捞了一大笔政治资本。周对此十分恼火。“这是为了保持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不会有什么裁军，他们双方都会继续储存大批核武器，但是他们企图阻止别国拥有核技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那年 7 月，周似乎已经放弃了迅速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意识到还需要“长期、持久的努力”。1960 年 8 月 1 日他提议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共同签署一项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在亚太地区建立无核区。他的提议没有得到响应。“只有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才行……可现在，好象只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才有发言权。” 1963 年 7 月，南越吴庭艳政权接近崩溃。佛教僧侣点火自焚。在农村，吴的官员每天被杀的平均有 25 人之多。10 月吴庭艳和他的兄弟在一次政变中遇害。这次政变某些美国机构和个人不仅没有反对，而且予以怂恿。美国现在会怎么办呢？周再次感到又隐隐约约有了点希望……但吴氏兄弟在西贡彼杀后才三个星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也遭暗杀。周说，”我很难过，也很震惊。我们只能等着瞧，看林登约翰逊打算怎么办……但情况尚不清楚，就象透过一扇满是灰尘的窗户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周觉得美国对现状的认识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难道他们没有青到这场轻率的战争正在变成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潭吗？ 就在 1962—1963 年期间，周把一批华侨送出国。他对一个华侨说，“你们在海外可以为祖国做更多的事情。我们的外交官只能呆在大使馆里，他们不太了解当地人民。我们需要熟悉其他国家情况的人。告诉你见到的人说我们要进行贸易，要建立友好关系，我们不要战争。”听说我要去美国讲学，他和我谈了很久，回忆了 1944 年访问延安的迪克西使团。“请告诉美国人民，我们从来不反对美国呆在太平洋。我们得接受这一事实。但是，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能成为美国占领下的保护国。也不能搞两个中国。这一点蒋介石和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何人说我们搞的是关门政策，说我们是自己孤立自己。这不是事实。我们想开门，但是两个超级大国都想孤立我们。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与其他国家接触，但是我们受到排斥。我们希望与所有．．国家开展贸易，甚至包括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越南战争升级了，这使周十分懊恼。东京湾事件中，美国船只声称 1964年 8 月 2 日至 3 日晚上受到北越船只的攻击，②林登约翰逊总统乘机取得国会同意，派出更多的军队参战。对北越进行轰炸——有些鹰派人物说要把北越炸回到石器时代。在村庄使用凝固汽油弹，在农村使闲落叶剂。所有这些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965 年有 30 多万士兵在越南服役，到 1968 年人数超过 50 万。 1964 年 9 月 10 日秋天，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和周坐在他的会客室里，窗户敞着，一只画眉在树间跳跃。周恩来说，“美国一旦侵略北越，我们将被迫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威胁。我们当然要向越南提供他们进行争取解放的正义战争所需的一切。我们坚信越南人民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国土。但是我们将把美国军队进入北越看作是对中国的敌对行为，对此我们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周说华盛顿失去“清醒的头脑”的危险一直存在。林登约翰逊下一步会于什么呢？“美国人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后勤方面他们有许多不利条件，人民反对他们……美国人民很快也会明白这一点。” 一年后的 1965 年秋，我再次就中美关系和越南战争与周恩来会晤。我将于 1966 年 1 月再次赴美参加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美关系研讨会。这时，中国的经济形势已大为改观，有了充足的食品。从法国和澳大利亚进口 160 万吨小麦，中国出售大米以补偿用于购买小麦的费用。 周已恢复了体重，看来对越南问题充满了信心。他反复指出，美国即使“派 50 万人或者更多的人到越南打仗，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我多次讲过我们愿意与美国交朋友，中美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但是我们不能出卖朋友，也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妥协。”他谈到越南人的韧性，谈到他们长期以来对独立的强烈愿望，谈到公元三世纪两个越南妇女，二征姐妹领导的抗击中国人的斗争。访问河内时，周坚持要到纪念她们的庙里向她们鞠躬、致敬。“美国人必须明白这是一场人民战争。全体人民都支持解放阵线。美国人扶植了一个个的‘强人”或军阀，他们连蒋介石的水平都没有。美国人在越南对谁都不能信任，当然也不能信任他们所谓的朋友。他们会派更多的人，运去更多的大炮。但总有一天他们不得不离开。”“一些英国专家建议给南越的所有村庄安装上铁丝网，就象马来亚非常时期做的那样。但是这个办法在越南不会奏效。在马来亚，用铁丝网把中国人围在村庄里，由马来警察看守。可在越南。越南人是一个民族。”另外，还有后勤方面的问题，美军的活动只限于公路一带，而越南人却到处可以活动，无所不在。还有心理因素。“美国人民不适应胜负不决的长期军事冲突。他们希望尽快得出结果。过不了多久，美国的家庭就会要求他们的儿子返回家园。这一次美国得不到别国的同情，也没有道义上的支持。” 越南战争还存在着苏联这一角。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掌权，但是苏联的政策没有改变。赫鲁晓夫下台前曾对东京湾事件表示怀疑，后来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对这一事件的解释。这使河内大为恼火。1965 年 2 月柯西金飞往河内，急于重新建立友好关系。然而，他告诉范文同河内不应向美国“挑衅”，并暗示最好进行谈判……越南人非常愤慨。难道十多万美军驻在越南不是挑衅吗？柯西金到达河内的当天，炸弹象下冰雹似的掉在河内，这不是挑衅又是什么呢？ 返回莫斯科的途中，柯西金在北京停留了几天（2 月 5 日至 9 日），会见了毛和周。柯西金建议停止论战，采取“联合行动”援助越南。这意味着允许苏联作战物资通过中国，在中国为苏联飞机开辟空中走廊，这还意味着允许 5000 名苏联军事顾问经中国进入北越。毛直截了当地拒绝停止论战，拒绝了“联合行动”。“这又是一个骗人的把戏。”周说中国会运送苏联给越南的作战物资，但绝不允许苏联技术人员呆在中国。 由于铁路路轨不同，物资设备先要从苏联的火车上卸下来，装上中国的火车穿越中国，然后再装到越南的窄轨火车上。这对中国的铁路系统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比起让苏联“干涉”中国来要好得多。 胡志明悄悄地到中国私下拜会了周。越南面临的问题的确十分严重。周向他保证，中国不会使越南失望。他为胡志明在武汉举行了一次宴会，共同回忆了 1927 年他们年轻时在武汉的情景。当时，胡志明在黄埔军校呆了几个月后就被委派做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的秘书。鲍罗庭现在何处？他已经死了，遭到斯大林的清洗。周谈到共产国际，谈到那些使中国革命付出惨重代价的错误。越南真的需要 5000 名对越南人地生疏的苏联顾问吗？ 饭后，胡志明看看四周，想找牙签。桌上没有，宾馆里也没有……周轻轻地一挥手，打开了他的上衣口袋，拿出一根专为胡志明准备的、用纸包着的牙答。 胡说：“你记性真好，你还记得我要用牙签，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周答道，“我不过是中国第一个勤务员罢了。” 我们不清楚周是不是使胡相信苏联的“联合行动”的计划只不过是一个计谋，想“利用这次战争达到苏联的目的。”但是周十分仔细地为中国对越援助规定了条件。这场战争只有按中国确定的方式打才能取得胜利，即打人民战争。其他的打法，不管对越南还是对中国，都是愚蠢的、危险的。 注释 本章所引周恩来的讲话均出自周恩来的各种文集，本书作者的采访以及周手下可靠的知情人士所提供的材料。 又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就他与周恩来的会晤写给埃夫里尔哈里曼的报告。韩素音文档。 ①作者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参见斯诺的《彼岸》。关于”大跃进”后的调整，见作者的个人旅行记录：参见 1985 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的里斯金著《中国的政治经济》。 ②东京湾事件。后来似乎并未发生任何攻击。据某些美国消息来源，这一事件纯属捏造。关于中苏冲突有大量材料可供查阅，参见费若著《中国一苏联：从联盟到冲突》以及所有现存的其他材料。 第七章 中国声威大振——周恩来出访；中国爆炸原子弹（1963—1965） ——周恩来出访非洲 ——1963 年 12 月 13 日离开中国 ——制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计划访问非洲十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及南亚三国 ——1963 年 12 月，周在开罗会见纳赛尔，力图促成第二次亚非会议 ——纳赛尔犹豫不决，周去阿尔巴尼亚 ——1964 年 1 月，周访问加纳，宣布对外援助的儿项原则 ——继续访问真他非洲国家 ——在阿尔及尔受到欢迎；选定阿尔及尔为第二次亚非会议会址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失彼罢黜；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致信各国政府首脑，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会见赫鲁晓夫的继任人，未能弥补中苏分歧 ——与苏加诺讨论马来西亚问题和召开亚非会议问题 ——1965 年 4 周，周再次飞往开罗，安排亚非会议，正逢阿尔及利亚政变 ——亚非会议未能召开；1965 隼秋，印度尼西亚军方右翼发动政蛮；周不得不放弃召开亚非会议的计划 1963 年 12 月，周恩来开始了为期 75 天的亚、非国家之行。当时，中国的经济正在恢复，周在政府各个部门有一批得力的助手帮助他从事这项工作。不过，周就象一位精细的管家，一切都要确保井井有条。他和夫人邓颖超亲自到西北的新疆去视察核研究中心，聂荣臻与他们同行。周得知聂继续进行研究工作所需的一切部已齐备，他感到放心了。这个项目无论如何不能落入别人之手。尤其是不能让国防部控制。他和聂还讨论了在中国内地兴建导弹基地的问题。参加过这些试验项目的物理学家和科研人员回忆起来，都异口同声他说：“我们能够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这样突破性的成绩，全要归功于周恩来总理。”聂荣臻也在 1988 年对我说：“没有周恩来，我们什么也搞不成。恩来同志曾对我说过，‘没有一声巨响，就没有人会理睬我们。’”毛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放一个响屁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周的话只是把毛的警句用较为文雅的方式说了出来。 周恩来于 12 月中旬飞往仰光。他乘坐的是租来的一架叫“波罗的海”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架飞机的名字听起来有些让人莫名其妙。12 月的仰光气候宜人，周穿着缅甸衬衣和纱笼到海边去洗海水浴。他在观看了仰光金碧辉煌的寺塔之后，答应了给缅甸 5000 万美金的无息贷款，在那里他还召见了中国驻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的大使，向他们详细讲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方针。这一年 7 月，苏联和美国、英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英两个国家使用的手法尽管不同，但都是采取孤立、削弱中国的策略，部必须加以反击，中国需要重新树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1962 年中印之间的短暂冲突使一些国家对中国产生疑虑，必须消除这些疑虑，周恩来打算推动召开类似 1955 年的万隆会议那样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为了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霸权主义，必须唤醒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中挣脱出来的“中间地带”，也就是后来所称的第三世界。这一次会议要包括拉丁美洲……中国需要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些国家，跟他们加强关系，发展贸易。周说，中国虽然穷，但还是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的，也一定会这样做。“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周恩来从仰光飞往开罗，外交部长陈毅也从肯尼亚飞到那里。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感到有点为难，因为他不得不告诉周，纳赛尔不会到机场去迎接他。因为苏联驻开罗的大使曾警告过纳赛尔，如果他对中国人表现过于友好，苏联将拒绝向埃提供一项大宗贷款。于是，突然间，纳赛尔有了“急事”，无法分身。大约过了 24 小时以后才和周见面，一个劲儿地向周表示歉意。周对这种失礼行为显得毫不介意，他竭力想说服纳赛尔创议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纳赛尔表示应邀请苏联参加这个会议，因为它大力支持过许多亚非组织。1962 年在开罗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上，亲华和亲苏两派作家之间曾发生过相当尖锐的论战。周恩来说：”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不是亚洲国家。”纳赛尔回答说：“可这样很令人为难。”此外，还有印度和南斯拉夫的问题。尼赫鲁和铁托都是纳赛尔的好朋友。他们三人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但是中国却谴责铁托是修正主义者，并且和印度又发生了边界冲突。“我听到兄弟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开端。周恩来说：“我们弄清楚了我们的朋友的想法，这很好。批评总是应当受到欢迎的。”他接着向纳赛尔详细地解释了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纳赛尔听着，可心不在焉。他在想，难道周不明白这事跟苏联的贷款有关？跟纳赛尔本人的问题有关？纳赛尔请周参观苏联人帮助埃及建造的阿斯旺水坝。这肯定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在去参观水坝顶处的水电站的途中，周突然流鼻血了，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小时，后来因流血过猛，只得下来返回住处。最后，周从纳赛尔那里就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一事勉强得到了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纳赛尔说，他原则上同意与会者应只限于亚洲和非洲国家，但是苏联算不算亚洲国家这一问题悬而未决。 周恩来从开罗到达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为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艾哈迈德本贝拉热烈地拥抱周，称赞中国是‘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并向阿解放力量提供援助的国家。阿尔及尔被选中为计划召开的第二次亚作会议的会址。在签署了一个通常的联合公报之后，周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摩洛哥。摩洛哥对周的接待彬彬有礼，不过礼仪有些过于正式，呆板。接着，周飞往阿尔巴尼亚，在那儿休息过年。 周在地拉那逗留了 10 天。阿尔巴尼亚由于中国的援助才得以生存下来。他们建立了一个功率强大的无线电转播站，把中国的广播转播到欧洲。周同思维尔霍查会谈时阐述了他关于建立广泛的反苏反美“统一战线”的论点，这两个国家现在都已成为为“帝国主义”了。周说：“甚至王公贵族都可以成为爱国主义者。”“中间地带”，即第三世界，只有通过发扬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精神才能取得自己的独立和进步。在某些方面，戴高乐就比多列士更具见卓识，更富有爱国精神。周坚持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选己的制度。他说：“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受两级大国的利用，成为它们又勾结又争夺的爪牙。”周认为社会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合法的，友善的关系是可能的。他的话使霍查感到震惊。霍后评论周恩来时说，周“总是准备妥协”。周在地拉那会见了罗马尼亚外交官。他谈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这种沙文导致了 1956 年的匈牙利悲剧。罗马尼亚对莫斯科也采取一独立”的态度。周恩来离开阿尔巴尼亚，前往突尼斯访问。布尔吉巴总统十分坦率，对周直言不讳，他认为中国激烈的言辞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他说：“你们想让我们与西方为敌，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又谴责赫鲁晓夫……别人不会对你说真心话。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有人要听的。”布尔吉已认为禁式验条约是“人类的希望”。周对他表示感谢，说：”这才是真阴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周又把中国对局势的看法阐述了一番。尽管布尔吉巴不赞的观点，但他却听得非常耐心认真。就在第二天，两国正式建外交关系。去加纳之前，在阿尔巴尼亚时中国代表团就听说了加纳总统鲁玛遇刺的消息，克瓦米恩克鲁玛担心再次遭到谋杀，躲进那戒备森严的城堡，不敢出来。周随机应变，当即表示：“总统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他遇到危险时，我们理应表示对他的支结果，中国代表团直接驱车进入总统府。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就是在他到了加纳后正式提出的。寻知有预谋政变，许多记者云集在加纳，周于是得到了比预料中更加广泛的报道。 加纳之后，周访问了马里、几内亚和苏丹。周恩来对非洲大陆土地辽阔、景色万千、民族众多赞叹不已，但对茫茫无边的撒哈拉沙漠感到极为震惊。他说：”我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大。我们中国必须多加注意。我们也有沙漠，应该学会如何控制沙漠化。”他随即写信回国，要中国沙漠研究所认真研究沙漠化的原因，并派专家去非洲研究沙漠的形成。他指出，必须加强在中国西北地区植树造林，防止风沙向内地侵袭…… 在苏丹，周恩来由主人安排在摩托车队护卫下乘坐敞篷汽车进入首都喀土穆。周支开身边的保卫人员说：“我们应该客随主便。”就这样，他与陈毅一道，连帽子也没有戴，坐在敞篷汽车里，接受欢迎。周在喀土穆谈到反殖民主义时，提起历史上一个叫做“喀土穆的戈登”的英国军人。周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中国戈登”①，他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你们结果了他的性命，我们得感谢你们。这样他就不能再害人了。” 当时肯尼亚国内还有麻烦，乌干达和但桑尼亚国内又动乱未止。周便去了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但是，他在这两个国家的言谈不太恰当。他在讲话中说道，”非洲革命的前景光明……我们与你们的脉搏是相通的。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民族的独立和发展然而，这已经不是 1955 年，而是 1963 年。非洲对革命已经感到厌倦。各军人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不断。当权的惟恐被别的集团所tui翻。非洲国家的首脑尽管痛恨白人殖民主义，但也不言欢国内有人起来tui翻他们的统治。几个月以后，为人温和、谦虚的但桑尼亚总统约瑟夫尼雷尔告诉周恩来，他认为周的那些讲话不太合适。周修正了自己的话，他说，”我是谈到了革命，但是我并没有说革命什么时候会发生。” 1964 年 2 月 4 日，周恩来回国。他在四川成都过的新年——在中国叫做春节。邓颖超已先行一步到成都迎接他。冬天的成都是个可爱的地方。杏花、玉兰花竞相争艳，天气晴朗，阳光温和。四川农业收成一直不错。那年收成看来比往年还要好。周在四川有许多老朋友，1949 年解放以前他在重庆住过多年。 2 月 14 日，周前往仰光。在仰光，周又一次和尼赫鲁联系，建议和他会面，但被尼赫鲁客气地拒绝了。周思来飞抵巴基斯但。阿尤布汗给以最高的礼遇，还拨了一架巴航的飞机供周专用。阿尤布汗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上全力相助。他对周说：“让我去跟纳赛尔谈谈。我去设法说服他。”周的访问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和巴基斯但之间的友谊。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周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克什米尔在印度和巴基斯但划分成两个国家时，在选择归属印度还是巴基斯坦这个问题上是享有自决权的。这一点尼赫鲁开始也同意，但现在他又反悔了。在这次访问中，周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重申了中国的一贯立场：应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选择。 1964 年 10 月发生了两件互不关联的重大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一件是10 月 15 日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另一件是赫下台的第二天，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国的原子弹顷刻之间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眼里的地位。戴高乐说：“终于发生了。”法国在 1964 年初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以前未能建立外交关系是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于 1962 年结束）。乔治蓬皮杜曾这样写道：“顷刻之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现在谈到中国，人们都在议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要中国参加这个或那个国际会议的问题。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天也为期不远了。” 周恩来于 10 月 16 日正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中国是在“毛主席的正确政策的指引下”，依靠自力更生，通过科学家的英勇奋斗才取得了这项突破。17 日，他致电世界各国首脑，呼吁召开世界性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包括我们自己的核武器在内。”虽说中国没有为此显得洋洋得意，大肆渲染，但中国的自豪感和欢欣鼓舞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有经济封锁和赫鲁晓夫的”破坏”，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中国终于取得了核大国的地位。 现在赫鲁晓夫下台了，和苏联的关系会改善吗？周恩来于 11 月 5 日飞往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的继任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 会见开始时气氛是友好的。莫斯科提出要恢复向中国提供援助（到那年为止，中国已全部还清了苏联的贷款），并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条件是双方之间的论战必须停止。但是苏联要和美国在世界上一道称霸的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 赫鲁晓夫曾准备在 1965 年 6 月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会议，目的是把中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周指出，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同情中国的各共产党组织也应该得到通知，来参加这次会议。和苏联的谈判谈崩了。从这时起一直到 1989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前②漫长的 25 年间，中苏两国领导人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谈。 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周在机场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欢迎。毛送给他一大束百合花。这表明，在毛看来至少周不是一个亲“修正主义分子”。 中国展示了她的新的实力，世界各国纷纷派代表团来访，其中许多来自日本。日本代表团访华都照例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华行为向中国赔礼道歉。周回答说：”不用道歉，战争加速了我们旧制度的垮台，提高了我们的爱国热情。” 俄国人在中国已经不再受欢迎了。在中国到处流传的是苏联人的效率如何如何低，如何爱用高压手段，又如何贪婪等等。苏联专家的夫人们离开中国时从“友谊商店”购买了大量的棉布与丝绸，连起来得有好几百里，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夸张。1959 年由苏联专家援建的黄河三门峡枢纽工程几乎完全被泥沙堵塞住了。周视察了这个水坝，最后决定说：“万一没有办法排除泥沙，我们只好把水坝炸掉。别人都不敢大胆地这么说，花了这么多投资又要炸掉。但是，我们得设想一下最坏的结局……”后来，周手下的工程师想出了一个排除泥沙的妙法。周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大力表彰中国科学家，强调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他说：“没有科学进步，就不能有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需要一支庞大的科学家队伍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和周恩来唯一的“争执”发生在 1962 和 1963 年间，跟马来西亚问题有关。当时有一个受到英国支持的计划，即在英国殖民势力撤出后，把马来西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文莱合并成一个联盟。印尼总统苏加诺对此十分担忧。他要求中国在他们与马来西亚的“对抗”中给予支持。我认为，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躲躲闪闪，不置可否。 问题的焦点是把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的领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自信他将成为合并后新国家的首脑。他向北京派了特使。在国内，他监禁了一大批反对合并的人土。我当时也是反对合并的。但周恩来似乎听信了李光耀的话——也许他还听了其他一些海外华人的意见——可能相信合并最终将成为事实。我告诉周：”不会的。这种合并根本不会成为事实。”合并意味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联盟中华人的比例将达到 40％，马来人会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难道李光耀愿意看到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吗？我说，“合并一定会引起一场屠杀的。” 结果，合并没有实现。新加坡自己单独干，干得很好，十分繁荣。可是为什么一向精明的周恩来会一时听信了李光耀的狂言呢？为什么他认为马来人不会对此感到威胁呢？周只是在精神上支持苏加诺的对抗政策，而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作为回报，苏加诺答应对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计划给予支持。1965 年 4 月周前往雅加达参加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看来，一切顺利，下一步就是筹备再召开一次象万隆会议那样的会议了。 1965 年 6 月，周恩来飞往但桑尼亚，去会见朱利叶斯尼雷尔。尼雷尔曾访问过中国，他对周恩来一向十分钦佩。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在周身上他看到了与自己相同的致力于为人类造福的献身精神。尼雷尔说：“周恩来不谋求权力，这是他最受人敬佩之处。然而，也许这一点正是他最大的弱点。”周对尼雷尔说中国愿意在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帮助修筑但赞铁路。这条铁路将使赞比亚摆脱对南非共和国在运输上的依赖。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拒绝援建这条铁路。但赞铁路花了六年时间才建成。 6 月 8 日，周离开坦桑尼亚回国，19 日，这位 67 岁的不知疲倦的中国领导人又飞到开罗。这回他碰到了倒楣的事。就在这一天，阿尔及利亚发生了政变。艾哈迈德本贝拉被tui翻了。周恩来仍然坚持要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说政变只是阿的“内政问题”，但是纳赛尔不同意。阿尤布汗和苏加诺的努力也无济干事。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计划就只能放弃了。 7 月，他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现场观看了中国发射第一颗祸不单行。9 月，印度尼西亚的右翼分子发动了军事政变。大约有 100万人遭到大屠杀，印尼共产党在这次大屠杀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回，平素细心谨慎的周恩来，不是听了中国在雅加达的外交官的误报，就是过于乐观，他的判断又错了。印尼共产党有 300 万追随者，看起来似乎很强大。但是它的组织非常松散，这是我从与印尼的一些熟人，包括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本人的接触中得出的结论。然而在另一方，印尼军队却是纪律严明，组织有序，装备精良的。我亲眼看见坦克在大街上隆隆开过。 印尼军方获胜，苏加诺不得不宣布退休。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到 1967 年，两国关系终于破裂。待到双方重新考虑关系正常化的时候，20 年已经过去了。周的这次重要出访取得了一些成果。他为中国树立了一个独立、勇敢的形象，然而却未能实现再开一次万隆式会议的计划。中国真的能做到她在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中所允诺的一切吗？ 看来，1965 年年底，周恩来和陈毅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可能受到刘少奇的批评。一是组织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失败，二是处理印度尼西亚局势的失误。但是，这些批评实际上也是刘少奇、毛泽东之间分歧的一部分。这分歧从 1959 年开始，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达到了顶点。 注释 本章内容主要来自各种中国出版刊物，如《周恩来选集》和周恩来讲话记录等。部分资料出自哈庆森出版社 1984 年版的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这是一本关于周恩来活动的十分可靠的书。 ①关于戈登将军在中国的活动，有不少参考书籍。可参见《太平天国战争》（中文），神州国光社 1960—1962 年出版。 ②见本书结束语。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2—1966） ——周恩来和陈云、刘少奇提出调整和紧缩国民经济的新方针 ——加强党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1962 年 1 月，毛因“大跃进”问题的错误公开受到抨击 ——1962 年 9 月，毛在党的十中全会上进行反击，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周恩来抓经济和教育，为一批知识分子乎反，再度鼓励进行自由讨论 ——有人写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评毛泽东 ——社教运动深入农村，但以失败告终 ——1964 年毛向军队发出号召 ——1965 年 5 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发表文章，赞扬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暗示中国应恢复与苏联的合作 ——6 月，周恩来出访；回国时受到批评 ——毛要求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及其赞扬文章 ——中央文革五人小组成立，调查《海瑞罢官》和文化工作中的问题 ——1965 年 11 月开始批判《海瑞罢官》 ——罗瑞卿受到批判：周恩来奉命审问罗瑞卿 ——1966 年 2 月，五人小组向中其中央提出“汇报提纲” ——1966 年 4 月，毛谴责彭真、罗瑞卿和其他几位官员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在周恩来和刘少奇的主持下，“大跃进”终于收场了。看起来，毛泽东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他的总理和精明强干的副主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他甚至在同蒙哥马利将军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对经济问题并不在行①。由于重新加强党的控制，刘少奇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毛自己造成的。从 1955 年以来，他就一直把党的日常工作交给刘少奇负责办理。毛越来越感觉到中央的许多事情都不向他打招呼，他的话没人听。这一点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得出来。他说：“他们办事，好象我已经不在了。”加强党的控制本身就埋下了更大混乱的种子。一些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写道：“这时党的组织机构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与国家的民主要求已经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而直接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客观条件。②” 周恩来别无选择。尽管他不赞成共产党独断专行，他还是和经济学家陈云，和刘少奇、邓小平密切合作，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了避免“大跃进”一类运动带来的严重经济失调，有必要重新建立国民经济秩序，周在调整工作中也试图采用“大跃进”中一些动员群众、发挥群众积极性的做法，但未能取得成功。现在，大小事情的决策权都集中在各级党委手中，掌握在党的各级书记手中。总理本人是提倡广开言路，发挥下面的主动性的，但部不得不事无巨细，凡事亲自过问。许多下级单位完全可以决定的事也得他来拿主意。他曾这样说道：“你们必须学会自己作出决定，不要凡事部报请上级解决。”但是，经过“大跃进”以及之后的种种曲折，党内中、下层干部很少有人敢于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拍板负责。甚至司法部门——这些部门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也得听从地方党委的指挥。这时，一批新选中的干部已逐步占据了各省，各大市的重要职位。谁上台都可以撤掉一批原来的干部，换上自己的人。周恩来对此批评道：“好同志都给换掉了。一帮人上台，撤一大批干部，换一批新人。”然而，由于“大跃进”在思想意识上的流毒，相当多的中层干部产主了怀疑一切和谋求私利的心理。在工厂里，工人的积极性被物质刺激所取代。计件工资成为工业增产的主要动力。在农村，控制有所松动。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村一级。农民有了自留地，自留地上的收入完全归农民自己。人民公社还继续保留，但其作用则已经削弱，只是在学校和医疗卫生方面，在农闲时节组织农民修路，修建水库和水坝以及掘井等方面还起一些作用。 毛对加强党的控制并不高兴。加强控制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的滋生和迅猛蔓延。但是，当时如果没有形成一股反对他的力量，他对运行基本正常的党政机构还是能够容忍的。这股反对他的力量显然是要把他撵下台，或者至少要使他无法再搞一场类似“大跃迸”那样的运动。 1962 年 1 月，掀起了一股对“大跃进”重新评价的浪潮。中央和各大行政区、省、市、地、县的领导干部和大型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七千人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刘批评了“大跃进”。他说：目前的局势非常严重，国民经济已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为彭德怀辩护说：“在党的会议上说明事实，直陈己见不能算为反dang……” 七千人大会从 1 月 11 日开到 2 月 7 日才结束。但是周没有参与对毛的批评。“进行个人攻击总是有害无益的”。他含糊其辞地表扬那些“敢说真话，积极行动，执行正确决定”的人。他指的人可以是刘少奇，或彭德怀，甚至可以是他自己…… 周在参加福建组会时讲道：“过去的三年中，我们党内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的目的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说敢想敢于……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说，不敢干。想，总还是要想的。只要允许批评自由，错误就可以得到纠正……我们不能搞一言堂……” “毛泽东同志要求实事求是。但是这些年来，很多人讲假话。讲话之前先看领导的脸色。责任在我们这里，是领导上的责任。我们把你们压得太厉害了（这是他针对福建代表讲的话）。我们必须讲真话，提倡民主，加强党内民主生活。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正如刘少奇同志指出的那样，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就是这样一方面引证毛的话，一方面又援引刘的话，两个人都不得罪。然后，在如何作一名好党员这个问题上，他通过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给大家作出了表率。他说：“国务院工作的错误应该由我来承担全部责任。” 刘少奇进一步加紧对毛的批评。他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发泄不满”。一时间，各种反对“皇帝”的讽刺小品、文章大量出现。虽然当时确有一部分人是在吐怨气，但要是认为这些文章都是知识分子自发地写出来的，这种想法就未免太天真了。如果政治上没有人支持，文章是不可能在官方报刊上发表的。这个时候，党的报刊内部也有分歧。有的报刊杂志如《红旗》、《解放军报》是掌握在毛的支持者手中。而其他如《前线》和《人民日报》等报刊好象被刘在宣传部的人或是彭真在北京市的人所控制。 刘少奇不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党务工作者，一个经验丰富的工会组织者和各种委员会的领导人，他还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延安，他的著作有助于建立毛和毛泽东思想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今，毛的著作发表于前，刘的著作发表就紧跟于后。刘在一篇论文里这样写道：“我们党的任伺一个党员都没有要求普通党员支持或拥护他当领袖的权利。”这本是他 40 年代写来反对王明的。现在又在重复这句话。这话在不同的场合重复多次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毛主席，毛主席……难道他主下来身上就刻着主席二字？” 刘少奇是一个亲“修正主义分子”吗？毛肯定是这么认为的。1960 年 1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 81 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也是毛和赫鲁晓夫之间进行论战的一部分。刘少奇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他在六次讲话中只有一次提到毛。这次会议在结束时发表了一个极其冗长，言辞模棱两可的妥协声明。周恩来曾给过我一份这个声明，要我“研究研究，评论评论”。我只能说这是一篇充满自相矛盾的声明。我无法知道我的评论是否恰当，因为周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这份文件。不这毛认定刘少奇是屈服于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了。刘 1962 年批评毛，尤其是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这一点，更加肯定了毛的看法。周恩来尽量避免卷入这场日益尖锐的对峙中去。周跟毛、刘、邓小平等人比起来，更多的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官员。他懂得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世界。计算机，太空探索，遗传生物工程学正在世界上引起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场火山爆发般的灾难之间的年头里，周恩来以坚强的毅力，又一次维护了与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刘少奇也急于想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就孤立了毛，使毛看起来成了反右派运动的元凶。 3 月 2 比周恩来在一次由几千科技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参加的大会上讲话。他对那些“过去对党所做的出于善意的批评”表示赞扬，含蓄地谴责了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的过扩大化错误。周还批评了破坏“双百”方针的左的倾向”，说必须恢复这个方针，而且要永远坚持下去。“知识分子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他们必须有自由讨论的权利。”他还向是主党派人士讲：“你们要记住，按照宪法规定，你们是有权集会和吸收新成员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至今天还在引用周恩来的一些话。周曾提出：我们的主要任务“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十年以后，就在他去世之前，还再一次号召人民努力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当然，具体怎么搞，应当同群众商量。 但是，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去跟群众商量呢？ 毛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开始了反击。“中国共产党内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他声称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党内存在“资本主义”的危险。党正在变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会上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周恩来在其间斡旋，却受到毛愤怒的斥责：“正是你们这些和稀泥的人在削弱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周没有为毛的言词所激怒，他没有反唇相讥。用道家的话来说：“必有忍，其乃有济。” 毛在这场斗争中获胜。他开始重新亲自过问各种政策的制定。他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目的是要从下至上粑党整顿一番。 党员干部要按计划来一个大换班，要下放到“基层”去参加体力劳动，真正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听取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干部下放的同时，农村建立了基层贫下中农协会。这些基层组织有权批评上头来的干部，可以诉苦，可以发牢骚。 社教运动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政治运动。毋庸置疑，刘少奇只是表面上支持社教运动，而实际上却没有执行毛的意图。他们向基层组织派出“工作组”，不是去听取意见，不是去参加劳动，而是去“领导”运动，去“纠正”错误。这就使运动变成了对基层干部的一次清洗。社教运动很快就变成一场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惩罚、撤换、调动基层干部的运动，而上面的官员却丝毫不受影响。据记载，周是反对这样搞社教运动的。他说：“很多好干部就这么被整掉了……下去一批，又换上一帮。”这只能使基层干部更加糊涂，怒气更大。xinJiong 也曾派去搞社教，他对我说：“领导人捂盖子，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去揭盖子。”社教运动后来被称之为“四清”运动，完全成了清查基层干部的运动，查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③。 刘少奇曾公开宣布：“谁反对党谁就是fan革命。”如果群众起来反对党，那一定是一个反党阴谋。在他们看来，党就是革命。但是，毛却不这么看。毛认为，如果党腐化了，烂了，不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人民就有权利，甚至有责任起来反对它。就在毛即将逝世之前，他还在号召中国人民，如果党蜕变了，“他们就应该起来造反。”④ 周恩来很少过问社教运动。他经常外出，各种各样的活动甚多，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在处理教育问题上。教育机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地方，然而周发现，高级干部的子女大部比较缺乏社会觉悟，这是很令人不安的。他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有一种厌恶体力劳动的倾向，一种传统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工农出身的年轻大学生羞于提起自己的家庭成份。周恩来赞成学校的课程应包括体力劳动。在他的命令之下，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离开沿海大城市，走出过去那种作茧自缚式的生活，到内地新建的城市、医院、工厂和大学里去工作。陈毅有一次毫不隐讳地对我讲：“我们正在培养一代新的官僚阶层。这些人成天只是想衣服口袋里插着自来水笔，一辈子舒舒服服地坐办公室。”周恩来也说：“知识分子必须受到尊敬，但是他们必须通过为人民服务来赢得这种尊敬。”每年的中学毕业生有好几百万，如果人人都只想在大城市里坐办公室，哪里有这么多办公室可坐的？ 社教运动没有进展。毛这回输了，他把注意力转向军队。林彪取代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以后，中国军队模仿苏军的漂亮军服、金色帽缏和镶边统统给换掉了。现在，除了布料的质地不同，当官的脚上穿着锃亮的皮鞋以外，官兵的服装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由退伍老兵率领的军人进驻各级党组织和行政部门。在工厂，企事业，银行，邮局，研究所，大学，各部委，甚至外文出版社，到处都可以看到谦逊的，热情而笑容可掬的年轻士兵。他们是到这些单位来“学习”的，但同时也是来宣传解放军高尚品德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军人英雄成了年轻人心目中的榜样。“向解放军学习”成了最新的口号。 毛让军队进驻党政机关的这种作法是为他脑子里正在酝酿的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做准备工作。 周恩来似乎对此感到吃惊。他去见毛泽东，指出虽然社教运动的搞法“违背了原则，变成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但也不应由此而过高估计党内“资本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搞掉刘少奇和他手下所有的人。 1964 年冬，埃德加斯诺在中国时，曾问周恩来他能不能跟刘少奇谈一次话。周反问道：“你为什么现在想见他？”斯诺提醒周说，1936 年他是在刘少奇领导下的北方局的干部的帮助下才得以辗转到了延安。周于是安排斯诺参加一次宴会，出席那次宴会的有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以及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在宴会上，他们谈笑风生，气氛十分友好、融洽。宴会结束时，周对斯诺说：“这回，他们几个你都见到了吧。”斯诺得出的印象是周不大愿意让他和刘少奇见面会谈。毛把斯诺看成是他自己的私人朋友，斯诺不懂得他要是单独和刘谈话，这对毛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羞辱。 刘少奇在党内有不少支持者。可是为什么他就不能象莫斯科党代会上的那些人让赫鲁晓夫下台那样对付毛呢？刘在军委也有他的支持者，尽管毛是军委主席。为什么刘不能把毛“挤掉”？他是不是想过要这么做？ 看来，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举棋不定。毛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常常不听他的，有事也不跟他打招呼，发指令也不同他商量。但他们却从来没有真正想暗中彻底tui翻他。也许他们低估了毛和他的胆略。 军队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是个四川人，高高的个子，英俊而果敢。他是军委的一名常委。1965 年 5 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文中表露，战争的危险来自美国，其他只是一些次要问题，他还赞成中国参与越南战争。就在罗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几天，在 4 月 29 日，周再一次宣称：“如果美帝国主义不侵犯北越，如果美军不超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是不会出兵的。” 1965 年 11 月，毛泽东开始认真地向他的反对派发起攻击。一段时间以来，毛一直在谈论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中国的书刊，戏剧已经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毒素所侵蚀，因而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观念上来个变革。周恩来曾扼要地跟我说起过“文化大革命”这个想法。他说：“我们需要在观念上有个彻底的变革。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他的话使人觉得“文革”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练，一次思想上的教育。似乎只要思想上下决心，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当时，谁也没料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会变成那样子。 毛首先拿在北京上演的一出戏开刀。这出戏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剧中主角海瑞是明朝的一名官员，曾公开批评皇帝的错误。毫无疑问，剧中的海瑞被认为是影射的现实中的彭德怀。彭德怀敢于说真话，结果被毛罢了官……至少毛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海瑞就是彭德怀。”毛下令调查这件事。于是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负责调查文化领域里的重大问题，首先从《海瑞罢官》开始。11 月，上海一名年轻的政治文人姚文无⑤写了一篇批判《海瑞罢宫》的文章。姚后来是毛夫人在“文革”运动中宠信的笔杆子。姚的文章首先在上海发表，然而彭真拒绝在北京转载这篇文章。当时毛认为北京他管不了，所以每年要在上海呆不少时间。上海为毛专门修建了一处住宅，周围有数公顷的园林。周恩来到上海去见毛，毛在这里接见了周。他和颜悦色地对他的总理说：“是的，文章应该发表，以展开一场对文化艺术的讨论。”周回到北京后立即劝彭真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有人说按语是周同意了的）。⑥按语强调转载的目的是为了展开一场辩论以识别文学作品的好坏。整个冬天五人小组一直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拖着。12 月，毛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总参谋长罗瑞卿，说罗的文章是修正主义的。审问和“改造”罗瑞卿这个难差交给周恩来去办。罗是周恩来的朋友。周的朋友中包括陈毅等人。周是军委副主席，罗是总参谋长，周和罗因而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看来罗是赞成在越南问题上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这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正好相反。但是罗坚决不承认他反对毛泽东。真正考验罗的时刻是 1966 年 3 月份。他连续遭到军队指挥官的批判，有冤难辩，决定以死抗争，遂于 3 月 18 日从关押他的高楼纵身跳下。但他没有死，只摔断了一条腿，不得不进行截肢。 1966 年 2 月，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关于《海瑞罢官》及其作者吴晗和学术讨论情况的汇报，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五人中有四人认为吴晗并不是执意要攻击毛和社会主义。彭真大胆他说：“我们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整个 12 月和 1 月，周一直忙着召开棉花会议、交通运输会议和植树造林会议。他刚从华北视察旱情回来，又在着手研究在长江再建一座大水坝的计划，原来考虑的坝址要改变，计划把长江水引向缺水的北方。 彭真亲自带着《二月提纲》去见毛。毛当时正在杭州过冬。彭从杭州回北京时说毛对《提纲》是满意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3 月 28 日，毛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刘少奇和他的妻子正在巴基斯但和阿宫汗进行国事访问。 五人小组中，只有一个人不同意《二月提纲》所得出的结论。这个人就是康生，一个香烟不离口，阴险毒辣的安全部门的头子。⑦这次他又要成为风头人物了。 在 5 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停职。同时停职的还有宣传部长，文化部长，以及刘少奇手下各大报刊的主编。刘少奇出席了这次会议。如果他拿出彭真保护副市长吴晗的勇气来为彭真辩护，如果他把他的支持者都联合起来，也许有可能制止毛。但是，刘少奇不是一个战略家，也许他不愿意使党分裂。他迟疑再三，最后决定让步。他没有为彭真辩护。或许他认为把彭真搞掉后毛就会消气，到此为止。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上海的毛的支持者都出席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恩来没有到会。4 月 26 日到 5 月 11 日，他陪着一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东北参观。 周回到北京时发现局势骤变，他不得不再一次采取中间立场。现在一切都明摆在那儿.中国的政治斗争牵涉到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该怎么办呢？ 注释 ①与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毛泽东传》等好几本关于毛的书都提到这次谈话。 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87 年第 4 期（英文版）。 ③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见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 泰维斯所著《四清—1962—1966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研究论文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版。 ④《毛泽东传》（中文版）中没有提到此事，但“文化大革命”中有过报道。 ⑤姚文元，生于 1931 年，后成为毛夫人江青的密友，“四人帮”成员之1 ⑥按语不是周写的，但他没有反对按语的内容。 ⑦康生，见第一部关于延安整风的章节、整风期间康生诬谄和迫害了许多党的干部。又见第三部，他成为“四人帮”的主要顾问。参阅康生传记以及罗歇法利戈和雷米考弗所著《康生和中国的秘密警察》，1987 年巴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出版。 第三部 第一章 身陷十八层地狱（1966—1967） ——周恩来参加 1956 年的八月会议，力图修改有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1966 年 8 月，周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会持续很久，但是担心对生产有影响 ——10 月，周注意到“文革”中出现的暴力行动，并想方设法阻止其蔓延 ——1966—1967 年，周挽救了许多党内、党外人士的生命 ——周未能解救贺龙以及周本人的养女孙继世 ——周表面上赞成“文化大革命”；与此同时，试图照常管理国家，使主产继续进行 素来不爱发火的周恩来躺在病榻上，怒气冲冲地提起“文化大革命”：“大热天起鸡皮疙瘩，真令人难以想象。”成群结队的红卫兵长达 22 个小时的轮番围攻，使得他心脏病发作了。他一直毫不动摇，象往常一样同红卫兵们谈话，直到嗓子嘶哑、精疲力竭为止。从 1966 年的 11 月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周一直患有心律不齐、气喘、昏厥等病症，每天要四次服用治心血管病的药帆然而，每当他从持续几分钟的昏厥中苏醒过来仅半小时，就会站起来，把医生支开。尽管双手还在颤抖、身体由于虚弱而摇晃，他还是说：“我们现在继续工作吧……” 1988 年 10 月，聂荣臻同我谈起“文革”那些年月时，对我说：“我们当初谁也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竟是如此的激烈。疯狂。我们毫无准备。”①面对充满暴力的‘气文革”，这些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清洗以及战斗的老干部也感到不知所措，情绪低落。一年以后，毛坦率地对他们说：“你们把‘文革’称为动乱，你们这样讲，也许是对的。我与你们一样，也没有思想准备。”毛预料“动乱”，或者“天下大乱”，将持续数月乃至一年。但他没有料到自己亲自发动的这场大“革命”会失控。 在毛看来，事物的矛盾是永恒的，而对立双方之间的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则是宇宙中的正常现象。②毛确信刘、邓所控制的党的机构不再代表人民，它己蜕变为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军队也在发生变化，直至 1964 年军队整顿之前它不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享有特权的军官们的“俱乐部”。只有通过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获得新生、才能使共产党重新焕发青春。“文化大革命”是一把火，要烧掉党内所有肮脏的东西。党员应该在“文革”的烈火中经受考验，这样才能再次焕发出革命的热情。“我们许多人确实认为自己犯了错误，成了骄做自满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无法解释我们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但是、毛的讲话很有感染力……人也许这是一种催眠状况，大家都跟着他走了。”③周恩来以及党内其他领导人面临这样的局势，感到困惑不解，无能为力。他们曾经穿越过险象环生，荆棘密布的历史长廊，避开了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党内斗争的陷阱，得以生存下来。可是，过去总有一些安全保障机制，如党的纪律，党的规章制度等等。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他们不可能猜想到共产党的主席竟然会策划摧毁和tui翻党的高级领导阶层，竟然会号召涉世不深的青年人来帮助他进行这场异想天开的斗争。 1966 年夏，党内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一定十分焦虑地意识到，牺牲北京市市长彭真的作法是徒劳的。但是，他仍然确信党组织力量强大，足以顶住毛的压力。头脑敏锐的杨宪益④对我说：“刘的个性毁了他自己。”杨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幸存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接着他说：“首先是他的鼻子，大鼻子，一个个性倔强的人的鼻子……他不是坏人，但他缺乏灵活性、缺乏想象力、缺乏魅力、缺乏幽默感。周恰恰具有这些品质。周善于辞令，说话给人一种正直感。尽管刘说话可能更真实些，但他只会长篇大论地发表演说。周笑容可掬、温文尔雅；刘不苟言笑，听到笑话的反应仅仅是嗯、嗯两声。”杨宪益认为在那些不平常的岁月里，一个人的命运和他的“个性”有着很大的关系。杨继续说道：“他的妻子王光美非常漂亮。王光美是刘的第五个妻子。她穿着考究，开始拿出一副‘第一夫人’的派头。她不是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吗？ 在猜疑、妒忌，或者我们所说的‘红眼病’盛行的国度里，她令其他的夫人们，特别是毛的夫人江青相形见绌了。在中国，自我贬低是首要的美德。王光美显得如此快活、聪明、漂亮，实在有些不够谨慎。出国访问期间，她的丈夫有时不善应酬，气氛尴尬时，她参加进来与外国首脑交谈。这在后来使得刘少奇的日子更不好过。” 周恩来是否曾提醒过刘少奇要防着点毛呢？很显然，刘低估了毛泽东。与周不同，刘没有认识到，毛几乎是一种象大自然一样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无法无天”。⑤毛把自己比作“大闹天宫，打倒天宫里的一切官僚主义者的孙悟空”。自从 1935 年遵义会议以来，我看周恩来和毛泽东既是分不开的朋友，又有意见分歧，有如坚定不移的海滩在抵御着变幻莫恻的海洋。然而，在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周似乎也被继续革命、使党新生的宏伟理想所迷住了。他知道党在老化、党的机构日益官僚主义化。1963—1965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未能将新鲜血液注入党的核心机构。 1966 年的夏天，一片危险的焦虑和等待的气氛。7 月，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我见到了周恩来，他看上去气色很好。他问我：“你在这里于什么？”我微笑着回答说：“我是一位列席者。”作为一名“资产阶级作家”，我无法获准参与那些虔诚的与会者的宏伟讨论。周的脸转了过去，我看得出他放心了。我不禁自问道，会议发生了什么问题？可是，他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以及宴会的还有刘少奇，宋庆龄和陈毅。 就在那年 7 月，大学校园里发生了一场奇怪的而意义不同寻常的游戏。这是直接和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有关。 刘少奇在得到毛含糊的同意⑥后，向各大学派遣由久经考验的党员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去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党员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挖掘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然而，正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工作组那样，向各大学派遣的工作组很明显地转移了斗争方向。使大量的谩骂、指责落到了不幸的教授、讲师以及那些没有“后台”而容易成为牺牲品的人的头上。很快，工作组的做法激起了广大学生的反对。我的一位侄女告诉我：“在我们学校，要求我们打老师……我们动了手，结果老师死了……”显而易见，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许多人并非作家，而是在各大学进修的外国留学生。要他们参加会议是为了不让他们亲眼目睹他们的教授和同学所受到的遭遇。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召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因为在会议期间，一些与会者在越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要求在越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日本代表团也要求采取联合行动。这是苏联的方针。毛对此坚决反对。刘是不是通过召开此次会议调动一些力量来支持自己呢？这里到底演的是哪一出戏？ 有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一般，“作家们”和我本人困惑不解地被带到武汉。在武汉，我和其他人一起乘船游览了开阔的长江，“亲眼目睹”了毛畅游长江。可是我们中间有些人只是听说而已，因为离开现场太远。这一天是7 月 16 日。7 月 18 日，毛返回北京，谴责刘派出的工作组以及“五十天的恐怖”。这是毛用来描绘工作组对大学的统治的话。 8 月 1 日至 12 日，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尚未完全失败，他仍拥有强有力的支持。倘若毛不安插自己的追随者做为特邀与会者，特别是以其前秘书陈伯达为首的，并包括毛的妻子江青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人⑦参加会议，毛在会上就会成为少数派。⑧ 这次会议成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会上讨论通过的“十六条”纲领⑨将成为这场运动的指南。 周据理力争。他通过各种办法对“十六条”中的一些条款作了重要修改。前广东省委书记、突然晋升进入政治局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陶铸站在周的一边。当时陶铸被认为是毛的忠实支持者。 周在取得毛同意后划掉了“十六条”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内容是：“在过去十七年里党内存在着一条由‘黑帮’操纵的‘黑线’。”周说，这句话不恰当。自从 1949 年起，不曾有过反对毛主席的黑帮或黑线。但是，周的意见彼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否定掉了。周接着提出增加一句具有限制性的话：“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援引毛 1956 年的重要讲话中这一内容十分重要。这将使绝大多数党的干部兔遭劫难，而且也会使人对指控刘少奇本人产生疑问。刘的罪过真的属于“敌我”矛盾吗？或者仅仅是认识范畴的错误？周还强调：“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我们必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必须牢记这一点。“黑帮”仅仅是一小撮。周坚持增加一项保护“做出过贡献”的科技人员的条款，并获得成功，他希望将从事核研究、生物遗传工程的科学家以及大专院校的物理学家保护起来。聂荣臻和陶铸坚决支持他。毛也被说服了。在周的竭力争取下，还加上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而且是由毛亲笔写下的：“要文斗，不要武斗。”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应使用暴力。然而，它却成为“十六条”当中最受忽视的一点。正如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每次党内政治斗争都出现浮夸和歪曲……因此受害者不是少数人，而是许多人。这并非毛的本意。”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声明、指示和纲领的特点之一就是其模糊性。要求掌握文件的“精神”。可是，文件的精神可以根据党的主管官员的理解而产生许多不同的解释。甚至今天，各级党委书记、各级主管官员对一项指示可以随意解释，以符合自己的想法。 周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提法一直保留不同看法，现在他又提出不同意见。“我们党内出现过‘左’、右两条路线的斗争……却从未有过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接受这种提法，那么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1949年以来通过的许多决议、采取的许多方针政策都成问题了。对“资本家”一词可以做各种解释。“你的意思是不是一个农民卖了几个鸡蛋就成为资本家了？”但是，毛不准备修改这一提法。 在以后的数月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充满暴力的阶段，周设法冲淡这种令人费解的说法。他宣称资本主义道路“从不是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是“一小撮”。他继续大胆他说：“这只是认识问题……因此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样做需要极大的勇气。照这种说法，刘少奇的错误成了认识问题，是可以改正的，因而不是什么死罪。 周并非对刘少奇有特殊好感。事实上，刘曾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不同周商量。周不仅仅是为了刘一个人而据理力争，他关心的是整个党。 批刘的会议在不断地进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对刘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指控。在其中一次批判会议上，周恩来尖刻地评论说，如果党内突然间发现了这样多的“内奸和叛徒”，那么 1942—1945 年的整风运动肯定有问题。对于周的讥讽，现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的康生不会不懂得。康生掌管党内档案，这些话在下一轮党内较量中对他很有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康生是刘的支持者。当时刘领导的北方局干部未受到追究，而斗争矛头指向王明集团以及其他中央局（包括周恩来领导过的南方局）。目前，康生成了反对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严厉的控诉人。 刘承认在派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的 50 天期间犯了错误。他作了自我批评，但拒绝接受说他从 1949 年以来一直是走资派的提法，因为他以前的工作都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他进而争辩说：“起来反对共产党的群众只可能是反对革命。”这种武断的结论与毛的观点截然相反。毛认为人民群众有权反对某个政党，甚至共产党，如果这个党腐化了或者“资本主义化”了。 周恩来想出一些措辞略有不同的而又合情合理的说法，他争辩说：“群众只是纠正少数党员的错误，而不是针对党的本身。”他也不能接受党可以被tui翻的观点。他的话维护了党的最终权威。他坚持“在党外人士的批评帮助下”，共产党可以通过接受批评来纠正自身的错误。他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 1956 年他推行“双百方针”那次不成功的尝试。然而，毛坚持己见，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来反对刘、邓集团。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重新焕发青春。 周主要关心的是保护科学家。为此，他被迫放弃文化部。文化部以及曾经是刘、邓堡垒的中宣部和新闻机构，现在落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手中。周也失去了对教育部门的控制，尽管他通过外交部长保留住外语学院以及其他培养未来外事人材的院校。一段时期内，他掌管着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及其下属各个部门。后来那里的人员都下放接受再教育去了。1967 年下半年以前，他让陈毅主持着外交部。他试图保护艺术家、歌唱家、演员和作家。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他的朋友。许多人都去过他家，与他一道共享简朴的“两菜一汤”。但是在保护他们这方面，周也并不成功，他的好朋友郭沫若则是一个例外。(11)郭事先早已得到了警告。4 月初，他做了一次精彩的自我批评，声称自己写的书应当全部烧掉。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幸免于难。但是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表现出如此高的警觉。 *** 1966 年 8 月 18 日，50 万红卫兵首次到tian安门广场游行。在以后的四个月里，毛、林彪、周恩来 8 次检阅红卫兵。总共有 1300 万中国的青年人参加了这些接见、检阅，他们免费乘火车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还必须为他们提供食宿。照顾数以百万计的红卫乒不可避免地成为周恩来的责任。只有他办事可靠，而且一定会把事情办好。 大民主、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这些都是赋予红卫兵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头脑发热、所作所为毫无顾忌，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红卫兵当中许多人是受过教育的青年。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残暴？恰恰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红卫兵变得十分野蛮、凶残。我接触过许多以前的红卫兵。他们们心自问，是什么感染了自己，驱使他们使用暴力。(12) 他们当时受到大规模宣传的影响，他们听信了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煽动性的讲话。但是，他们别出心裁、想出来的惩罚方式完全是封建式的。这一封建主义的集中表现及其对人们心理上产生的影响，迄今还没有人来加以探索。也许“文化大革命”为青年人提供了发泄残暴感情的机会，使得在儒家与共产主义集权制下深受压抑的冲动感情得以爆发出来。对某些共产党员施加暴行也是对数千年来屈从长者统治以及统治集团的严密控制的反抗，而得到某种精神上的解脱。 看来周当时仍然希望，游行、欢呼、喊口号等会因这些青年人精疲力尽而很快消失。在 9 月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他提出“必须重视生产问题”。这是限制红卫兵行动的一个策略。9 月 27 日，周在国务院说，党必须控制局面，权力不能交给乌合之众。直到 10 月 1 日以前，周似乎还认为，党的力量足以疏导、控制红卫兵。一位忧心忡忡的大学校长满怀希望地问陈毅：“总理现在肯定会扭转局面吧？”陈毅只是晃了晃脑袋，未置可否。 10 月 1 日那天，林彪的讲话彻底粉碎了周的希望。林彪现在是共产党唯一的副主席，总是与毛形影不离。林身材瘦削，面色灰黄，一顶军帽紧紧戴在他的秃头上。他总是匆匆地跟在越来越肥胖的毛的身后。 “我们一定要打倒走资派……我们一定要铲除旧文化、铲除旧习惯、旧势力。”为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林每句话都要重复三遍。林彪讲话之后，周以带着倦意的嗓音表扬了红卫兵，但同时提醒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林彪、还有江青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激进的王、关、戚(13)三人蓄意唆使青年使用暴力。红卫兵抄家，毒打党员和干部，私设公堂审问他们。有时，这类审问长达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红卫兵轮流换班审讯，不让被审的人睡觉。 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单位以及所有部委都有“革命造反派”，他们是一些职务较低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在打倒“走资派”的名义下冲击他们的上级。这使得周管理政府事务异常困难。一个又一个的部长、司长、局长受到冲击，或被拉去“批斗”。批斗意味着数小时的审讯，或者遭到毒打，甚至濒临死亡。 周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昼夜不停，求援呼救声不断。他的一位秘书建议换一个电话号码。周恩来生气他说：“什么？换了电话号码他们怎么能找到我？”每天，数百封信寄到他的办公室，恳求他出面干预、救人…… 因为他依然是中心人物，他有能力进行干预，而且确实也在干预。他主持国务院和政府各部门，但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却日益减少，他的部长们不断地消失，以致他被迫亲自动手写信。一段时期里，他手理的工作人员从几千人减少到二三百人。 他忍受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公开谴责刘、邓是走资派。邓小平被赶下台后，周还要接管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破四旧、立四新”是句口号，破四旧的意思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于抄家的红卫兵来说，破四旧意味着没收、毁坏一切“旧的”东西，比如古董和书籍。周试图加以制止，不论是从资本家家中，还是共产党党员干部家中抄来的东西，必须交公，有价值的必须存放在博物馆里，为了保证所藏物品的安全，他下令关闭各个博物馆。许多在抄家时被抄走的物品都归还原主了。周制定了一份列为国家珍宝的纪念物和庙字的清单。古丝绸之路上的敦煌石窟以及其他许多古代庙宇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在西藏、云南、四川，当地的红卫兵无视这些命令。周孤身一人，无法阻止年轻人靠践踏自己祖国的文化遗产来建立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的世界”。 为了救人，周出面干预……可是，有时太迟了，有些人没有得救。例如他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在遭受 40 多天的折磨之后，死于武斗和严刑逼供之中。周恩来说：“我感到万分气愤”，“文革”结束后，那些有犯罪行为的人受到追究，并绳之以法。 几个星期过去了，暴力行为有增无减。对周来讲，生活好比一场醒着的噩梦。然而，他照样挥动着小红书，与康生、江青一道乘着吉普车，同他们一样喊口号。 邓小平在后来谈到周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和他的许多同事也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也是为了保存别人……他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他没有陷于绝望，也没有因而精神崩溃。 曾经多年担任周的秘书，并善于思索的浦寿昌说：“周恩来面临两种抉择，无论哪一种部需要他做出完全的自我牺牲。” 他要是否定、谴责“文化大革命”，他就会成为反党分子、内奸、“牛鬼蛇神”，“而且没有人再去跟随他了。”假如情况如此，中国人民、中国的经济、整个国家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呢？他的消失就意味着林彪、江青、康生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的极端分子的胜利。这就意味着党的垮台。赶走刘、邓之后，除了毛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享有周的地位和影响。 周的另一位助手和我谈起“敬爱的总理”时，他说，“毛也需要周恩来。尽管毛利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领导运动，但他十分精明，不会不保留周恩来，以控制“文化大革命”的进程的。”毛对在自己面前告周恩来状的人反复说：“没有总理，我们怎么治理国家呢？根本办不到。他是个大管家。” 黄华说：“周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他不争权夺利。他从不向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挑战。有一天动乱结束，他依然在位，他会使一切都完好如初。” 另一位前大使说：”我认为周想起了孩提时所崇拜的英雄人物，那就是胯下受辱的韩信。周在 1928 年不是就说过，为了革命我们可忍辱负重吗？” 他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荣誉和声望。他在那些岁月里顽强地忍受着痛苦。但是他挽救了无数的男男女女。经济专家陈云说：“没有他，局势将会变得更加无法收拾。” “他与人民风雨同舟。他作出过最困难的决定，而且是他独自一人作出的。今天的青年人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处境。只有我们这些与他在一起的人才清楚他陷入了十八层地狱，最终又是他把我们带出了地狱。” 十八层地狱……对于“文革”的幸存者来说，“文化大革命”一无是处。然而，或许有一天，毛发动群众运动反对共产党内官僚机构的行动会得到更客观的评价。 不过，在 1966 年、1967 年，对许多党的老干部来说，确实好似地狱一般。他们全都寄希望于周。周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不入地狱，谁能拯救那些身陷地狱的人呢？” 从 1937 年开始，直到治理国家的最初岁月里，周都坚持与非党人士的合作。现在，他极其关心、保护党外人士，使他们免遭中央文革小组所煽动起来的暴力的冲击。他深感责任重大。正是他自己使许多知识分子站到共产党的一边。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期间，他目睹了一些知识分子遭受到的羞辱和摧残。当时领导这场反右派斗争的人绝不容许任何反对共产党组织的言行。 一位著名学者的家被抄之后，向毛写信诉说。毛在信上批道：“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收到信后，周以此为依据，不仅使该学者被抄的物品如数归还，住所得到保护，而且还拟定了一份“保护对象”的名单。名单上还包括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所有人大常委委员、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最高法院的法官、政协主席和副主席。还有象蔡廷谐、傅作义等前国民党将领。对那些遭受到严重威胁的人，周把他们送进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三○一医院保护起来。在医院里，知情的医生们诊断他们患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不准他们出院……几年之后，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安全地再度出现。在周的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是宋庆龄。她住在一所宫殿般的住宅里，自然而然地成为红卫兵冲击的对象。红卫兵冲进了她的家，要把她的长头发剪掉。周从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及时地制止了红卫兵的行动。他严肃地向他们讲述了宋庆龄对中国做出的伟大贡献。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一点，周于 1966 年 11 月主持了一次有两万人参加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的重要集会，并指示要保护好孙中山的铜像以及南京的中山陵。 一份有关 61 名先后遭国民党监禁后获释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传播开了。名单上的人全都是刘少奇的人，或者被说成是刘少奇的人。现在，这些人部被打成“叛徒”，要不然他们怎能从蒋介石的监狱里活着出来呢？他们成为红卫兵冲击的对象。据说毛亲自“圈点了”他们的名字。周事先通知了名单上的薄一波。(14)薄试图离开北京，但被发现后押送回北京，薄本来可能性命难保，但周设法将他送进了三○一医院，因此薄时至今日依然健在。然而，61 个“叛徒”中的一些人则成了牺牲品，最后周恩来亲自给毛写信，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当时 61 位共产党员是在中央委员会批准后，通过与国民党进行交涉而获释的。毛泽东似乎在这一点上作了让步，在批复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中说明“中央是知道的”。周从而保护了所谓的 61 个“叛徒”中的许多人。 周不断变换策略，采取不同的方法解救同事。“有时他严厉谴责某个受到冲击的人，以便自己能够进入专案组。然后，他总是提出一些为这个人开脱的理由……”这种“表面上批判，事实上开脱”的手法周在长征期间就使用过，救了廖承志的命。(15)现在，他再次运用这一策略来救廖承志。江青特别讨厌廖，因为 1937 年政治局曾指示当时在香港为党工作的廖去调查过演员蓝苹的历史，原因是毛打算和她结婚。廖的调查报告持否定态度。蓝苹，即现在的江青，要让廖为此付出代价。他被指控生活腐化、堕落，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若不是周召他去参加一次“侨办的紧急会议”，并把他藏在自己的家中，廖必死无疑。一连几个星期，周拒绝把廖交出来。他警告说，批斗廖会在海外华侨界引起恐慌。后来廖进了北京医院。江青及王、关、戚要周交出廖，周反问道：“你们要他死吗？他死了，海外的华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我们必须尊重毛主席有关侨务政策的指示。” 周还试图使用同样的办法解救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仙管荣的儿子叫“小乐天”。(16)荣于 1987 年对我说：“恩来同志称自己的妻子为‘大乐天’，把我的儿子叫做‘小乐天’。午饭后，我总是去周的办公室找他，一天当中只有午饭后是他唯一的聊天时间。我们打打乒乓球，帮助他活动活动胳膊。建国后，周、贺龙、陈毅和我总是一起去跳舞。他们三人跳舞都跳得非常好，酒量也不小。周喜欢活泼的人，不喜欢呆板的人。他喜欢笑……” 荣高棠被揪到 6000 名红卫兵面前“受审”，要他承认在体育方面犯下的罪行。出乎他的意料，周也公开大声斥责他。“他念了一大堆有关我的罪状……我感到特别沮丧。”但是，在进行了一番斥责之后，周开始向红卫兵说：“这就是我们帮助犯错误的人的方式。触及他们的灵魂，而不是他们的皮肉。”这使荣免遭毒打致死的下场。但不得不在监狱里度过十个春秋。“最初的四年里，我唱唱京剧、背背诗歌。后来的六年里，我一言不发。出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样说话了。”荣至今仍对周有所不满：“我认为，是毛的魔力把他给迷惑住了。” 另一个周无法解救的人是李立三。李与他一起在巴黎呆过。李在 1928—1930 年期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为王明为首的“国际路线派”所取代。李立三 1967 年死于狱中。 贺龙相貌英俊，举止彬彬有礼。总是叼着他那根英国烟斗。他衣着讲究、笑容可掬。他是体委主任。他经常去周的办公室，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周处理公务。他坐在那里也是对周的一种慰藉。偶尔，他为周斟上一杯茅台酒。现在，周的大多数助手已经不在，他好象是一艘遇到了旋风的航船的船长，他的船员己被风浪卷走，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驾驶这艘封闭了舱门的航船。邓颖超说：“他从未说过一句自怜的话，他甚至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些事情。”贺龙从不提出问题。他去找周时，总是把烟斗揣在衣服口袋里，因为他知道周讨厌闻到烟味。 贺龙与林彪积怨甚深。事情可以追溯到决定人命运的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当时，贺龙的妻子在党的保卫局工作。她奉命调查叶群，而叶群不久将成为林彪的妻子。叶群曾为国民党工作过，有人怀疑她是内奸。尽管象蓝苹一样，叶群的历史也搞清楚了，但叶仍然感到不安。假如贺龙的妻子谈论这些事怎么办？或者爱说爱笑的贺龙拿这些事开玩笑怎么办？反对贺龙的材料积累起来了。 贺龙手下的工作人员被迫提供了贺的罪过。出现了有关贺龙历史一些离奇的传说。贺龙感到迷惑、气愤。他到毛那里去抱怨。毛笑着说：“你没有任何问题。”彬彬有礼的贺龙从来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权力斗争。贺龙认为自己不用担心。可是，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冲进他的家，抄了他的东西，并且开始批斗他和他的妻子。周恩来介入了。“贺龙元帅身体不好，不能批斗他。你们要想讨论有关贺龙元帅的任何问题，来找我好了。” 他将贺龙夫妇保护在中南海自己的家中。贺龙夫妇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几个星期。但是周的其他部长们仍在遭受骚扰，戴上高帽子游街，夜里无法安睡。在年轻人虐待的间隙里，周恩来周围的这些勇敢的人擦擦脸、梳梳头、整整衣服，便又返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了。 1967 年春，一场恶毒攻击周恩来的运动开始了。(17)周注意到有人在有计划地挑出他的朋友进行迫害。方毅是周在越南问题上的特别顾问，并担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主任，周曾经表扬过他。有一次方在会见外国贸易代表团之前，头部遭到连续猛击。方的脸上有一块胎记，有人故意打他这块胎记，使之鲜血直冒。周将他送进了三○一医院。同年春天，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王、关、威三人支持下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红卫兵组织，叫作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专门搜集有关周的“罪证”。4 月，“五一六”发现了贺龙躲在周的家中。周只好将贺龙夫妇送到北京郊区西山的一个秘密地点。他们在那里安全地度过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一地点也被发现了。贺龙被关进了监狱。贺龙身患糖尿病，却得不到治疗，于 1969 年去世，终年 73 岁。贺龙的死令周十分悲伤，他失去一位志趣相投、忠实可靠的朋友。1978 年，贺龙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 最令人痛心而又鲜为人知的一件事要算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女孙维世的被捕与身亡了。孙的母亲早年在上海认识当时叫蓝苹的江青。1940 年周和邓颖超送她去苏联的斯但尼斯拉夫斯基学校学习，孙学成归国后，因为俄语讲得十分流利，偶尔为毛和周做些口译工作，有时也为陈毅担任口译。1967 年，要她提供不利于外交部长陈毅的证据，她拒绝了。不久。她同丈夫先后被关进监狱。维世 8 个月后就死于狱中。无论周，还是他的妻子邓颖超都找不到关押维世的地方。得知她的死讯后，周要求验尸。答复是：“按现行fan革命处理。遗体火化，不留骨灰。”这一迫害，据说是江青干的，因为江对任何可能了解她在上海时底细的人都感到恐惧万分。(18) 周恩来事无巨细，样样过问。他无处不在，无不关心。他亲自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告诫人们不要武斗，但是收效甚微。北京饭店的服务员决定不再伺候外国客人、资本家或海外华侨了，不再为他们擦皮鞋了。束手无策的饭店经理向周求援，他在粗暴无礼的服务员“造反派”代表的陪同下要来见周。从前一天晚上十点开始，周已经接待了三批红卫兵。现在已是清晨六点钟了。周看了看手表说：“好吧！我两个小时以后才去机场迎接一位外国元首。我现在就去你们饭店，替外宾擦鞋。” 服务员代表尴尬地相互推诱。周谆谆教育他们说：“你们拒绝为我们的客人服务，这是在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是给革命事业抹黑。” 据估计，周在 1966 年和 1967 年两年之间接见红卫兵多达 100 次以上。他的讲话似乎从不出格，但总包括一些与“文革”小组的人细微的差异和不同之处。他是公认的毛的代言人，但是担任这个角色，他有许多激烈的竞争对手。林彪、毛的妻子、极左派王、关、戚都极力想把他撵下台，他精明练达、老于世故的特点贯穿于他的每篇讲话之中。他从不直接反驳同事或者表示异议。但是他对他们的话进行精简、修饰，一点一点地加以否定。表面上看他在吹捧江青，实际上却巧妙地把江的激烈言辞冲淡了。他赞扬红卫兵，称他们是“小将”。“你们生在红旗下，是在毛主席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必须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指导你们的一切行动……”然后，他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毛泽东思想。“不要武斗……搞武斗是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 周马拉松式的讲话有三个主题。首先，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逻辑，通情达理，不要搞武斗。其次，革命是为了促进生产，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最后，阶级斗争不是查一个人的出身和查他的三代。“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可以改造自己……这是毛主席的观点。”他以自己为例，说明出身于腐朽的封建家庭的人，只要在实践中彻底改造世界观，是可以成为坚定革命者的。 他管理着国家，或者说，管理着国家中还可以管理的部分。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居然能设法使国家继续运转。他还负责指挥向越南运送军事物资。越南战争正在不断升级。林登约翰逊总统任职期间，驻越美军人数扶摇直上，从三万人升到 1968—1969 年间的 50 万。周恩来把“支援越南”与努力重新控制全国的交通运输联系起来。当时红卫兵大串联，乘火车不买票，交通十分混乱。造成交逼混乱的还有铁路管理机构中的“造反派”，他们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为所欲为。最让周伤脑筋的是，如何说服他们，“造反是为了促进生产”。周保护了外贸部部长李强，派李亲自去视察胡志明小道，远远地躲开了红卫兵。“你到不了那里，就不要回来。”当然，李部长到了那里，而且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19) 快到 1967 年末，周才重新控制了通讯和公路、铁路运输。 1966 年 10 月，周阻止红卫兵用火焚烧广州交易会。广州每年一次的交易会是为外国公司和商社举办的。它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交会上出售绘有古典英雄人物的瓷器、仿造的古董、地毯、绸缎、刺绣以及机械设备……连续数天，周不厌其烦地劝说广州市各个红卫兵组织，绝对不要去冲击广交会。广交会为“我们支援英勇的越南兄弟抗击美帝国主义”提供外汇。“我们必须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卖到国外去，才能帮助越南同志。否则，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以后的两年，他都亲自前往广州以保证广交会顺利进行。 面容瘦削、身体虚弱，但坚强不屈的 69 岁的老人继续在战斗。他呕心沥血地战斗着，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周恩来带领我们走出了地狱。他与恶魔一个、一个地较量。”与他一起在煎熬中度过那些岁月的人感慨万分地这样说着。他们像周一样，为了生存而说假话，为了挽救他人而说假话。现在，有些不甚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周为什么不顶住毛？党员和人民会跟着周走的……” 不，他们不会跟着周走的。周是个知识分子，非常受人尊敬和爱戴。但他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毛在基层群众中间有着巨大的魅力，而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刘少奇、邓小平可能掌握着强大的机构。这个机构有多么强大将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检验。可是，他们无法战胜毛，周除了做他力所能及的事、等待时机、一个一个地剪除恶魔以外，根本没有取胜的机会。 注释 ①1988 年 10 月作者对聂荣臻无帅的采访，参阅《聂荣臻回忆录》中文版。 ②道教有关事物的双重性的观点可以在毛的许多著作中找到。无论是在今天的物理学中.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双重性都是辩证法的基础。 ③引自作家、本书作者的朋友严文井的谈话，本书作者在过去 30 多年里曾多次与严交谈。 ④杨宪益是北京《中国文学》杂志的资深编辑，系中国的一位名人他同他的英国妻子杨乃迭是本书作者的朋友。与杨来往的书信。见韩素音文档。 ⑤1970 年 12 月，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把自己说成“无法无天”这一点毛的一些对手如张国焘早就讲过，孙悟空是每个中国儿童都熟悉的故事《西游记》中的主要角色。参阅阿瑟韦利 1942 年出版的《猴子》.或英、法文版的《西游记》。 ⑥本书作者听说的情况是：刘少奇去见毛泽东。他建议派工作组去调查学术界的修正主义活动。毛说：“你看着办吧！”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曾派过工作组（参阅第二部第六章）。再度派遣工们组为他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阶，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 ⑦1966 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陈伯达 毛以前的秘书，《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文革小组组长。江青 毛的妻子，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小组副组长。康生 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姚文元、张平化、穆青，以及三个极端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即著名的王、关、戚。到 1968 年，中央文革小组仅剩下陈、江、张、康、姚 5 人。其他的人都不见了。有些人尽管没有被消灭，但被谴责为“极左分子”。参阅第三部第二、第三两章。 ⑧这次会议增添了许多毛的支持者。林彪的部队当时也部署在北京。就倒刘而言，林彪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⑨“十六条”可以从中文资料、中央档案馆、1966 年 8 月的《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中找到。 ⑩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得到证实。 (11)郭沫若，本书作者在 1956 年及后来，多次采访过他。最后一次采访是在 1969 年。尽管郭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他井非总是受到尊敬，因为他吹捧过江青。也许是无意识的。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二部有关郭的章节。 (12)参阅韩素音文档，以编写儿童读物而闻名的作家谢冰心曾对本书作者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许多好孩子会变得如此残忍。” (13)王、关、戚，参阅本章注释 7。 (14)薄一波，生于 1908 年，参阅克莱茵和克拉克所著《名人传尼词典》。1966—1967 年，他担任副总理一职，并主持国家经委工作。 (15)廖承志，参阅前面的注释。 (16)见 1987 年 3 月，作者采访荣高棠谈话记录。荣家在重庆时是周的邻居。周很喜欢荣的小儿子。具体细节请参阅韩素音文档，此处仅是节选。 (17)参阅下一章有关反周活动的细节。 (18)有关孙维世的详情，参阅第一部第十章。江青报复心极其强烈、臭名昭著。据中国人士透露，江青对维世的残酷迫害是为了“算老账”。“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军队和治安警察的“文革”特别行动小组查抄了所有与蓝苹曾经相识的电影导演、演员和作家的家，所有记录材料、书信、照片以及其他材料均被抄走。参见本书作者对电影导演司徒慧敏的采访，他是在上海认识江青的。 (19)周当时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不间断地向越南人提供军用物资。周想改用大批小舢板和帆船队从下龙湾运送大米。但是用船运大米容易遭到美军的轰炸或被水雷炸沉。周研究了下龙湾的潮汐情况，命令用四层塑料布包裹米袋，在涨潮时投入海中，使之漂向越南海岸。四万工程兵被派往边境地区，以保证铁路畅通无阻。另有数千名工程兵修筑胡志明小道，使吉普车可以通行。 第二章 道高一丈（1967—1969） ——“文化大革命”失控 ——周努力维持主产 ——毛放弃成立上海公社的设想 ——靠解放军以支“左”即支持亲毛派的形式恢复秩序 ——1967 年 2 月，一些者干部举行了一次会议 ——毛按到林彪的报告，说这是一次亲刘的会议，因而深为恼怒 ——周处境十分孤立，遭到攻击 ——陈毅遭到冲击。1967 年底有人企图在外交部夺权 ——姚登山成为临时外交部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降温一 1968 年，周重新控制局面 ——周亲赴武汉，解决了一次冲突 ——毛决定让红卫兵上山下乡 ——1972 年，毛在陈毅追悼会上说：“邓小平也是一个好同志” 周恩来竭尽全力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限制在城市范围之内，限制在城市的大、中学校之内，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混乱已广泛地波及到工厂和公社，他对此深感沮丧。这种情况严重地危害了国家的经济。林彪和江青不断发表煽风点火的讲话，使局势更加恶化。林彪宣称，除了毛和他本人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大民主的对象，大民主指的是红卫兵的行动。这样国务院、政府机构以及周恩来都无法幸免。 考虑到要与之搏斗的恶魔中江青也许是可以对付的，周表面上跟着江青走了一段时间，有时好象在讨好这个女人，用大肆吹捧来冲淡她有关使用暴力的呼吁，实际上一面称赞她的讲话，一面予以不同的解释。这是一场精湛的表演，而且他多次重复。他总是提醒他的听众：“干革命当然是为了促生产。”他挥舞着小红书，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当日本来访者困惑不解向他问及对时局的看法时，他苦笑地说：”个人的看法应该根据大多数人的意愿而变化。” 周也与陈伯达合作，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毛以前的秘书和“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此人不善施展手腕。周对他表示尊重。访问阿尔巴尼亚归来的一个红卫兵代表团将在机场受到周和陈泊达的迎接。然而，负责具体安排的札宾官员李连庆没有通知陈伯达飞机改在另一机场降落，只通知了周。周抵达机场后问：“伯达同志在哪儿？”李回答说，他忘记把更换机场的事告诉陈伯达了。20 年后的 1987 年 9 月，李连庆对我讲述了这件事，他说：”周总理的脸色变得十分严峻，他摇了摇头说，‘同志呵，同志，你不知道给我找了多大的麻烦。’我当时真是垂头丧气。这一疏忽肯定会上文革小组的人用来反对周总理，他们一直都在试图找周总理的岔子，这回他们会指控他蓄意破坏，总理将不得不一连几小时，甚至几天做自我批评……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然而，足智多谋的周总理脸上的愁云突然消失了。“他替自己、也替我想出了一个解救的办法。‘连庆同志，为了节省领导人的宝贵时间，从现在起，只有出访代表团受到官方的送行。归国代表团。包括这一次）的迎接规格降低一些。请将此情况通知伯达同志。’”这样就把一次失礼的行为变成了美妙的恭维①。 1967 年 1 月，4000 万工人卷入日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之中。他们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成群结队地登上火车，要求去北京象红卫兵那样接受毛的检阅。周发出命令，制止工人串联。②小工厂只能选派一名工人、大工厂选派两至三名工人作为代表赴京，每次接见的代表总数不能超过300 人。他还在电报中劝说要来京请愿的工人说：“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更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在工人同志方面，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从 12 月至 1 月，周向 150多个工矿组织发表讲话。有一次，他对数千名工人就“抓革命促生产，而不是减产”这一主题谈了九个小时。他处理了十分棘手的工资问题。当时数百万临时工遭到解雇。这些人变成“造反派”，在工厂里进行“夺权”，攻击正式工人……迫使厂方付出工资或自行发放工资。 就在 1967 年 1 月，上海的一名叫王洪文的基层干部将本厂的工人组织起来，夺了上海市政府的权。势力强大的上海市委靠边站了，其成员被关进了监狱。此举引起了江青及其亲密同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注意。张、姚两人都来自上海。王洪文可能对中央文革小组十分有用。他们前去与王会晤。 巴黎公社令毛为之神往，因为它是一个在不依靠政党和军队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夺权的典范。这符合毛的思想，符合他的民主和人民创造一切的思想。他打算根据这个样板宣布成立上海公社。然而，几天以后他改变了想法。周恩来掌握着充分的事实和数字，他与经济专家陈云直截了当地告诉毛生产在下降，中国将面临崩溃。混乱局势必须得到制止，1967 年 1 月 23 比毛决定动用军队恢复秩序。 人民解放军得到命令去支持“左派”或“革命造反派”，把刘、邓控制的党内各级机构的权夺过来。但是，各省的党组织仍然十分强大，坚守着阵地，搞垮这些党组织并非易事。省委书记们巧妙地向工人们大发奖金，因而被认为是“真正的左派”。他们组织保自己的红卫兵以对抗得到毛支持的红卫兵。 解放军要求学生返校、农民呆在各自的公社、工人应把革命热情用在自己的机器和生产上。周多年来与军队指挥官建立的各种联系，使他能够取得他们的合作，以保护交通运输和贸易网络。解放军守卫着电台、仓库、桥梁、火车站、机场、弹药库、粮库和监狱等要害部门。 军队对“文化大革命”并不十分热心。接到的命令是“支持左派”，但是，左派在哪里？谁是左派呢？因为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左派，是拥护毛的。解放军犯了些错误，他们支持一些派别，解散另一些派别，麇集在林彪和毛夫人周围的一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现他们宠爱的红卫兵组织遭到排斥。于是谴责“军内走资派”的大字报出现了。周恩来意识到反军的危险，他警告“不能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的权，也不能夺解放军的权……” 1967 年初，周的盟友陶铸失去了在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职位，以“现行fan革命分子”的罪名送进了监狱。这对周是一个打击。中央文革小组中三位最活跃、最激进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仔细查阅了陶铸的讲话。他们发现陶铸在四年前的一篇讲话中说“甚至太阳也有黑点”，他们认为，这不是有意污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吗？ 1969 年 4 月，周恩来才把陶从狱中救了出来，并送进了三○一医院。 1967 年整整一年里都在不断地进行“夺权”。红卫兵组织之间、各单位的造反派之间发生了数百起冲突。所有的组织均声称自己是毛派。解放军常常不得不进行干预。但他们奉命不许向人民群众开枪。所以战士们时有死伤。解放军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未来党的重建机构都必须将解放军包括在内。毛的设想是在各级政权机构中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即包括被解放了的干部、军人和人民群众代表。毛说，为了使政权机构民主化，每个革命委员会至少要有 30％的成员来自群众，1967 年 1 月 31 日，第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在东北的黑龙江省成立，成为其他省份的样板。可是三年后该省军区司令潘复生给降职了。③ 周小心翼翼地发表不同的见解，他开始提出：“遭受冤枉的人应该恢复名誉，应该为他们平反，释放他们。”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敢于这样说的人只有他一个，照他的说法，就要释放许多党的干部。“不能容忍经济进一步恶化，否则抓革命的基础也就会遭到毁坏。”周的讲话极其精明。他宣称，“走资派反抗‘左派’就是破坏生产。”这句话的意思是，谁破坏经济，谁就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地道的走资派。林彪、江青、王、关、戚说，“越乱越好”。周的话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得力干部的短缺促成了二月中央碰头会议的召开。会上一些老党员、前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举行了讨论。周肯定策划了此事，而且主持了会议，但他在激烈的争吵的会议上一言不发，没有表态。 会议地点为怀仁堂。1949 年，政协曾在这里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出席二月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陈毅、余秋里、谭震林等长征老干部。面对他们而坐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的妻子叶群。2 月 11 日和 16 日，会议进行了两天，会上互相攻讦，充满火药味。 苍白、瘦削的张春桥以轻蔑的语气，指责老干部们试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因此是反毛的。④来自湖南、且性情暴躁的谭震林说，毛的夫人“比武则天还武则天”。⑤谭震林在给林彪的信中也是这样说。谭讲完，拿起衣服准备退出会场以示抗议，陈毅劝他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但是，他本人却没有介入这场争论。在另一场合，时剑英愤怒地质问说：”难道我们这些老干部要象叛徒和fan革命分子一样被扔进垃圾堆吗？”说着，用手猛击桌子，以致把一根指骨折裂了。 毛泽东从林彪和妻子江青那里得知会上对批判刘少奇表示异议，周解释说没有替刘翻案的意图，但毛不听他的解释。怒火集中在谭震林身上。谭曾组织过保自己的红卫兵、保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全力抗拒任何夺去他农林办公室主任职务的企图。 周设法替谭说情，但他还要保护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是他的同僚和朋友。尽管十分小心谨慎，他也受到了牵连。他不是建议“恢复名誉”吗？周回答说：“的确说过，但只是针对那些遭受冤屈的人。我没有说过恢复走资派的名誉。”他尽量回避这一问题，然而，他必须在两点上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思想认识不够以及有和稀泥的倾向。二月会议被贬为“fan革命逆流”。叶剑英失去了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周比以往更加势单力薄了，但是，还不可能把周直接打倒。 周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仇敌支持的一个叫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专门搜集反对周的材料。现在，这个红卫兵组织的活动升级了。曾断断续续出现过一些反周的大字报。一场有组织的反周大字报战开始了，它得到国务院下属的经贸学院红卫兵的支持。巨幅标语悬挂起来，“火烧周恩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向周恩来提十个问题”，“对周恩来的二十三点疑问”，”周恩来为什么阻碍批斗李先念？”“周恩来代表的是什么阶级？”，“活埋周恩来”。一天，周从中南海西门出来，这些标语醒目地印入他的眼帘。 关于阶级出身的问题，周和他的妻子坚持认为，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最重要的是看个人的态度和表现，而不是出身。然而，“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划分阶级成份的浪潮席卷全中国，尤其是在红卫兵当中，反对革命的阶级划分为九类，其中之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诩为无产阶级出身的江青斥之为“臭老九”。 1967 年 9 月，周怀着极大的勇气告诫红卫兵，指出把阶级出身当作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是不充分的。 周不得不放弃谭震林，但这是在 6 月 15 日以后。“他为谭奋斗了四个月，然而我在大喇叭里听到他的声音：‘打倒谭震林！’这使我十分诧异，周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怎么能这样干呢？”这段话是周恩来生平与著作研究组的一位成员逐宁逐句地跟我说的。它再次表明了周为人处事的方式。即使他呼喊了打倒谭的口号，他也不允许将谭拖出去参加批斗大会。群众批斗大会是场恐怖的经历，谭可能会遭到拳打脚踢，受到伤害。他只允许搞了一次中等规模的批判会。谭蹲了两年监狱。1970 年，当然又是周恩来把他送进三○一医院。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从历史档案中查到有关伍豪（周的笔名）和其他 243 名共产党员所谓退党的证据。这是几十年前国民党捏造的一桩臭名昭著的诬陷事件。王、关、戚三人欣喜著狂地将这一所谓的变节的证据寄给毛。毛对此未予答复。毛对他们的第二封信的回答是：“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周一直在努力管理因无政府主义而变得支离破碎的国家，由于此事的困扰，他不得不分出精力来翻找自己保留的材料，将其寄给毛。他在信中对毛说：“我一直忙于处理四川省和内蒙古的问题……今天才有时间查阅以前上海报纸上登载的一些材料。”他把自己保曾的有关此事的剪报统统都寄给了毛。 他的敌人并不就此罢休。 热情奔放的外交部长陈毅是周的敌人的主要目标。如果把陈毅赶出外交部，就可以搞垮周了。陶铸、叶剑英、李先念都搞下去了，周快要成为孤家寡人了。早在 1966 年 9 月，陈毅就已遭到了口头攻击。攻击陈毅最凶的人来自培养未来外事干部的外国语学院。该院的一些学生（不是全部）以心狠手毒名扬各高等学府。周不准他们碰陈毅。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喇叭，高呼“揪出陈毅”。周的办公室和住宅离西门最近，噪音令他彻夜难眠。陈与周相比，不那么谨慎，不那么耐心，粑年轻人称作“娃娃”，意思是“仍穿着开裆裤”的乳臭未干的毛孩子。 陈毅对围攻自己的青年人说：“如果你们想干革命，为什么不去越南打仗？”同年晚些时候，在被迫参加的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上。他举起小红书⑥严肃地说，“翻到 271 页”。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翻，可是没有 271 页。陈毅假装读语录，拖着声音念道：“毛主席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然后，他抬眼看了看批斗他的人说：“你们怎么能认为所有毛主席说过的话，写过的东西都包括在这本小书里呢？”陈对林彪冷嘲热讽。“林副主席是个多么伟大的人啊……想想看，他是唯一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的人。”他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长征期间林彪因拒绝服从毛而被周恩来批评过。 1967 年 2 月，陈毅做了一次自我检查，对此，毛很满意，说是一次很好的自我批评。周趁机让人将这一“样板”登在报纸上。编辑还加上按语说：“陈毅同志从来不搞两面派。”这样，周把攻击的矛头从陈毅身上转移开了，但是为时不长。 除了应付红卫兵的幼稚行动之外，周不仅要管理国事，还要取代邓小平处理日常党务。他的鼻子出血次数日益增多，他的心脏不好，有时气喘。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十分担心。他的厨师、警卫、司机、秘书以及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的办公室的门上，“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叶剑英、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以及其他来访者都在这张大字报上签了名。“我们同意对恩来同志的批评。”邓颖超在大字报的边上贴了一张“小字报”。“我完全赞成这一批评。”她请求自己的丈夫“为了革命、为了党、为了长远的利益，多注意休息，多注意身体健康”。周回答说：“诚恳接受，要看实践。”这是一篇模仿整天在骚扰他的恶毒大字报的诙谐之作，可以暂时减轻压在他身上的难以忍受的重担。但是，周是不会允许在自己的脑海或自己周围的人的脑海里出现绝望的字眼。他说：“我们正在经受考验。” 夏天，对陈毅的攻击加剧了，周勉强同意举行批斗他的外交部长的大会，但他警告说：“一切都必须事先准备好……陈部长很忙，不能浪费他的时间。”然而，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极端分子决定夺外交部长的权。在王、关、戚三人的授意下，一队红卫兵查抄了存放机密文件的外交部档案室。这些无知的青年一边随意乱扔着档案文件，一边喊道：“有什么机密的？要这些机密干什么？”周恼火了，他召集红卫兵和唆使红卫兵冲击外交部的“造反派”，同他们谈了四个小时，坚决要求他们归还拿走的档案，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说过可以批判陈毅，但是不能干预外交部的工作。不能打倒外交部长。”6 月底，发生了另一起冲击外交部的事件。周向毛抱怨了一番，把被抄走的材料要了回来。 8 月，对外交部的冲击达到了高潮，一个叫姚登山的外交官被中央文革小组选中在外交部夺权。姚曾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临时代办，4 月下旬印度尼西亚政府fan华时被迫回国。在北京，他象英雄一般受到欢迎。他与毛和江青手挽手的照片刊登在报刊上。姚指控陈毅阻止海外爱国华侨谴责所在国的政府，压抑了他们的义愤。周反驳道，“是毛主席和我在许多年前制定的侨务政策。”周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在整个东南亚出现大规模fan华、排华和屠杀华人的浪潮。海外华人由于他们的成就与在所在国的经济实力已遭到当地人的怨恨，很容易受到伤害。 8 月 7 日，姚登山率领 300 余名红卫兵占领了外交部，夺了陈毅的权。他成为事实上的外交部长达 16 天。夺权事件发生时，周正在外省解决一场严重的冲突。8 月 26 日，一万名红卫兵聚集在人民大会堂，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揪斗陈毅。已经连续忙了近 20 小时的周心脏病发作了。在他稍稍缓解后，坚持去见想批斗陈毅的红卫兵，并严厉地对他们说：“你们如果要想把陈毅带走，我就站在大会堂的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体上踏过去！”周思来把陈毅带回了家。 在夺权的 16 天里，姚成了外交部长。周虽然无法撤掉他，但是坚持自己作为总理的权力，监督这位不受欢迎的阁僚。姚向中国驻外各使领馆发电报、下达指示。周斥责他说：“准批准你这样做的？没有人看得懂你的电报……全都退回来了。” 8 月 22 日，红卫兵听到所谓英国人在香港犯下暴行的报道后，在愤怒中成群结队地冲进了英国大使馆。前一时期，年轻人停留在大使馆大门外边，呼口号、挥舞旗帜，而在使馆的前院两个苏格兰人穿着短格裙走来走去。他们吹着风笛以显示沉着、勇敢。现在大门被冲开了，汽油瓶扔向了馆内的建筑物，然后点火燃烧。周恩来派去的解放军和警察把英国的外交官救了出来。后来，周不仅亲自向英驻华代办道歉，而且由中国出钱重建英国使馆。 同年夏末，毛泽东从外地视察返京。他得知在他的名义下所干的一切，可能感到震惊，他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约束。 周立即开始行动，他想以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把一切错误一一都纠正过来。 禁止武斗，禁止年轻人象 1966 年夏天那样到处串联；不准许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设备；解放军第一次获准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可以还击，绝对禁止冲击外国使领馆。 周重新掌握了外交部。姚登山消失了。到年底，姚被作为现行fan革命分子投迸了监狱。当然不会为了保护他而把他送进医院。 周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清除极左派王、关、戚三人。不久，他们三人因挑动武斗、反对毛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等而先后被捕。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条是在周的坚持下才写进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之中的。⑦ 周恩来节节胜利，他战胜了制造动乱和混乱的牛鬼蛇神。但是他并没有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1968 年2 月 13 日，91 位大使和外交部的干部在一次冲动中坦率地——而坦率这种品质还是少表现为佳——联名签署了保陈毅的大字报。周恩来指出，“这是来自右的干扰……大字报有原则性的错误。”周俨然成了无可指责的“真正左派”的代表了，他的秘书浦寿昌说：“他是一位出色的表演艺术家，一位能够扭转乾坤的大师。”周得到了“不倒翁”的外号。看上去他前后左右摇摆，但事实证明他是坚定不移的。 *** 周在各省也是单枪匹马地作战。制止动乱，进行调停，发布指令。四川省的省委书记、长征老战士李井泉要对付数十万红卫兵，其中许多来自外省，而且都在相互打派仗。各派死亡人数相当可观。当时共有几十个红卫兵组织和工人战斗队。在那个被称为中国粮仓的、丰饶却又乱糟糟的地区，红卫兵占领了生产坦克和战斗机的军工厂，并将其变作军营。这些都是在“大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我的几位在该省当工程师的亲戚告诉我：“年轻人从部队里偷来武器，然后就相互残杀。”这一说法在我以后采访前红卫兵时得到证实。李井泉曾试图逮捕和监禁为首分子，但未获成功。周说：“关监狱解决不了问题。”他另派了一位解放军指挥官去处理武斗问题。他发现“虽然张国华同志有能力……但他口才太差，无法向年轻人解释清楚。”于是周亲自出马，面对持枪的各个派别做解释工作。他坚持要对话。“我们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其他手段。”他向悲观失望的同僚们引用了一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周恩来说：“我们绝不可丧失信心。” 周处理了河南、安徽、云南、内蒙古等地的问题，那里的年轻人搞武斗引起了动乱。在香港，一些当地的“红卫兵”自制土炸弹，造成数人死亡。1967 年夏，在一些秘密帮会的挑拨煽动下，这块英国殖民地一片恐慌。周进行了干预。香港对中国发生的一切都非常敏感。谣传红卫兵正向香港进发，要收回香港。周把在香港工作的新华社记者召到北京，对他们说：“香港的地位不变。”香港必须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外汇收入的一半是从香港赚来的。在周巧妙的引导下，一些记者，如已故的费彝民等，⑧表演了一出喜剧，以适应形势。一方面，他们朗诵小红书；另方面，他们绝不参与暴力行动。香港平静下来了。 7 月，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飞抵武汉。他们企图解散一个叫做“百万雄狮”的群众组织。中央文革小组称：“百万雄狮”不是“真正的左派”。王力被支持“百万雄狮”一派扣押了。这件事被认为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支持的，并说成是解放军指挥员首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明确的挑战。这是否是一场兵变的开端呢？军队已感到十分压抑，并对持续的混乱非常不满。据说中央派出一个空降师去对付陈再道。五艘军舰也已准备从上海溯江而上，直奔武双。军区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呢？ 周恩来身着整齐、简朴的浅灰色夏装飞抵武汉。谣传说，大约有 25 辆卡车满载士兵等在机场要拘捕他。而他的飞机却在另一个机场降落了。他和往常一样足智多谋。周沉着冷静、循循善诱，采取了不失尊严，又坚持原则的办法，使陈再道不仅同意释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而且陪同周一道去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向陈再道讨还血债。当然，无论是毛，还是周都不会去碰神圣的人民解放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官的，尤其是军队正处在不满的时候。解放军不会容忍自己的一位军官遭到惩罚。陈得到了从宽处理。他写了一份态度很好的自我批评，保证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又胜了一个回合。周在毛的支持下挫收了中央文革小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周恩来说：“军内没有走资派。” 上述插曲说明周已在慢慢地恢复对局面的控制。一开始，这种控制神不知、鬼不觉，因为一位良将的行动象星光下的幽灵一样无人察觉。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重新掌握全局。周懂得如何利用某一事件来推动另一事件，懂得如何利用看来毫不相关的事件来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6 月中旬，他挤出时间同聂荣臻一起观看中国第一枚氢弹的爆炸。他绝不让林彪来控制核研究、核试验室以及核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他向毛报告氢弹爆炸成功，进而暗示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和年轻的研究人员……这是为了解放更多的知识分子、恢复科学研究、重开大学伏下一笔。 他飞往广州。广州的红卫兵正在忙于相互开枪射击。周与他们谈了几个小时。他在这里似乎——犯了个错误，错误地把一个派别当做是“真正的左派”加以支持，用当时夸张的行话来说，该派别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是对周最为重要的是广交会不能受到影响。许多西方商人抵达广州后都得到为他们准备好的毛的像章和小红书。周对此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姚登山已被清除。周又重新着手外交事务。向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和缅甸的吴奈温表示道歉。向海外华侨“红卫兵”发出严厉警告。12 月，他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的代表举行了会谈。运往越南的武器遭到红卫兵的抢劫。周命令军队指挥官韦国情⑨制止红卫兵的行动。韦负责管理与越南毗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向越南人民提供军用物资的军火库所在地。韦用迫击炮攻打红卫兵建筑的工事。抓了许多俘虏，并把他们送往劳动营。越南人得到了所需的供应。 1968 年 7 月，毛召集了十几位著名的红卫兵领袖，对他们说：“你们让我失望……你们让中国的工人、农民和战士失望。”要把几十万的年轻人送往军垦农场、公社、边远省份的计划确定下来了。周对垂头丧气的青年人发出了最后的告诫。(11)那些不听话，继续制造动乱，不交出武器，不返校的年轻人受到处罚。迅速处决了“杀人犯、qiang奸犯、抢劫犯和现行fan革命分子”。然而，fan革命一词现在的意思与 1966 年和 1967 年时候的意思完全相反。大字报上写道：“打倒极左分子！”士兵支持的工宣队进驻各个大学，以阻止青年人自相残杀。大部分地区的秩序恢复了。 红卫兵远离城市，使党的干部复职成为可能，他们不会再受红卫兵的骚扰了。周希望“文化大革命”很快会结束。他宣布：“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已被粉碎八”一次会上他就此题目发表重要讲话。他邀请江青出席这次会议，并请她发言。江青很恼火，因为她已无法再向自己宠爱的红卫兵听众发表讲演了。她语调尖刻地说：“我今天早上才知道要我讲话。”她要求参加大会的人不要忘记革命的年轻人，也不要忘记他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⑩现在她与周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周开始占上风了。愤怒的江青质问周：“你为什么仍然庇护着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接受批斗？”周回答说：“无论大斗，还是小斗，文斗，还是武斗，我就是不准批斗他们。”他尖锐地指出：“现在发生的事情比起当年王明等人的所作所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这些人之中有的被斗死了，你愿意承担责任吗？”这番话表明，这一切给他带来了多深的精神创伤。毛的妻子躲到她在南方的一所别墅里呆了几个月。周对她暂时不再抛头露面的解释是，“工作大劳累，休息去了。”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周确实保护了许多人。但是他仍失去了一些他所敬重、热爱的朋友，例如贺龙。他也失去了颇有才干的章汉夫。章的夫人龚普生是周忠诚的新闻官员龚澎的姐姐。退出外交部的陈毅，患了肠癌，于 1972年初去世，周恩来把陈的死讯告诉了毛。毛一直非常喜欢快人快语的陈毅。他身穿睡衣睡裤，披上一件大衣，就赶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他用于抚摸着周以他的名义送的花圈。“恩来，你事事操心。”他对陈毅的遗蠕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然后，他好象又想到什么似的，接着说：“邓小平也是一个好同志……”对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言词都很留意的周自然不会放过这番话。他轻轻地搀着悲伤的毛并送上汽车。后来，他把毛的话间接地告诉了邓小平，表示很快一切都会好转。邓小平当时正与家人一起呆在南方的一个省里。 三个月后，邓重返北京。1973 年 4 月他再次公开露面。周恩来似乎已经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 注释 ①本书作者对李连庆的采访。李连庆曾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②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关于经济工作的几则文电》：其他更多的话保存在档案中。 ③本书作者于 1969 年前往黑龙江省，并采访了潘复生。参阅《韩素音文档》。潘后来与林彪几乎在同一时期消失。 ④1968 年 10 月，本书作者采访叶剑英元帅时，叶帅亲口所说。参阅韩素音文档及照片。 ⑤唐朝的女皇武则天，于公元 690 年接替其丈夫统治中国。在男子为主的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她被看作是残忍、放纵的象征。 ⑥“小红书”指林彪于 1965 年主持编辑的《毛主席语录》。 ⑦对这一点仍有不同说法。一些人说毛自己坚持这样做的，并不是由于周提示。但周恩来一有机会就加以利用。 ⑧费彝民（1914—1987），香港《大公报》的总编辑。他是个富有才能的记者和编辑，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他一直与周保持联系，以使香港免遭暴力冲击。据说，周制止了广州的红卫兵开进香港的企图，但这一点并未完全得到证实。毛肯定同意不要去碰香港。 ⑨韦国清（1913—1989），系 1954 年帮助越南人指挥著名的奠边府战役的指挥官，参阅克莱茵和克拉克的《名人传记词典》。 ⑩1968 年 9 月，周恩来讲话之后，江青接着讲了话。参阅韩素音文档。 第三章 违心之举——周恩来刘少奇和林彪（1968—1971） ——周恩来试图保护刘少奇夫妇，但未能成功 ——1968 年周主持批判刘少奇的会议，并投票赞成把刘开除出党 ——周表示后悔，并于 1970 年与埃德加斯诺谈及此事 ——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 ——1970 年林企图当国家主席毛反对林的这项图谋 ——周和毛认识到必须对林彪加以约束 ——周恩来再度得势，开始让党的干部复职，使大学复课 ——1968—1970 年周和毛粑年轻的红卫兵送到农村、工厂和国营农场 ——1970 年夏庐山会议上揭发了林彪和陈伯达 ——周恩来主持对陈伯达的批判 ——1969—1970 年周重新掌管政府备部委，并准备与美国解冻 1966 年末，“文化大革命”奔腾向前，刘少奇正遭到不指名的批判。周曾劝告刘和他的妻子“不要离开中南海这块安全地带”。可是王光美却被骗出了中南海。有人打电话说她的女儿出了事。王急急忙忙赶到学校校园，一群嘲弄她的红卫兵把她包围起来，使她遭到难堪的屈辱。她被迫在台上站了几个小时，脖子上挂了一圈乒乓球制成的项链。周恩来得到消息后，派他的秘书把王救了出来。江青是这起事件的主使者，因为她觉得王光美是她的对头。王和她的丈夫去印尼进行国事访问时带着一圈珍珠项链，还穿上绸缎衣服和高跟鞋。江青批评说：“她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净了！”① 1967 年 1 月，刘少奇所著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被付之一炬。这些书都被看成毒草，可是在 1942—1945 年延安时期，它们是帮助毛得势的理论基础。难道已经没有人记得刘对毛和毛泽东思想的兴起所作的贡献了吗？刘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自我检查，但是过不了关，1967 年公开指名道姓地谴责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此以前，只是对他影射攻击。然而周恩来严格遵照党的规章办事，他并不喜欢刘。而且打倒刘少奇的巨幅标语全城到处都是，但是他仍然给刘以国家主席应有的尊重。有一次，刘拒绝出席tian安门的群众大会，周来看他，对他说：“你是国家主席。标语上说要打倒你，但是党还没有说话。你还是我们中间的一员。”周亲自安排刘在tian安门城楼上的位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和宋庆龄在他的旁边。 周还努力使刘和他的妻子免受人身凌辱。1967 年夏，建工学院的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外架起高音喇叭，就象对付陈毅那样。可是这次更加厉害。他们轮流上阵，动员十万大专院校的青年进行噪音战，唱歌、喊口号，要求把刘交给他们。当然，这出戏是中央文革王（力）、关（锋）、戚（本禹）导演的。叫喊声夜以继日，使得住在中南海的许多高级领导人跑到别处安身。周没有走，在噪音中坚持工作，晚上不得休息，红卫兵打算冲西门，然后又向占地广阔的中南海其他四个门进发。只要门口警卫用电话向周报告，周就在那里出现，亲自阻止红卫兵强行闯入。他说：“你们不能进入中南海。我这样说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不能把他揪出去。” 可是周恩来无法阻止刘的警卫的蛮横行为。中央文革告诉这些警卫对刘不要存有任何怜悯之心。王光美被关迸了北京郊区的一所监狱里，一关就是十年。满城都贴上打倒刘的标语，连他独自一人居住的房间也是如此。 搜集来的大批有关刘的罪行的文件、资料堆积如山。② 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比在北京举行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残存的中央委员会对刘的“罪行资料”进行研究。会上指定周恩来主持讨论特别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同时周主持了对刘的问题作出决定的会议。在付诸表决的时候，周象其他在场的人一样，投票反对刘少奇，唯一例外的是一位勇敢的妇女，她的名字叫陈少敏。 9 年之后，在 1977 年，我问邓颖超说：“我也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东西。他目前已恢复名誉。当时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确实的材料。现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开道歉？” 邓颖超回答说：“有什么必要？你没有反对过他。你是听信了我们。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由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周恩来和刘的关系好象并不融洽。在与苏联争论中，周坚决站在毛的一边，深信刘的主张会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但是在处理经济改革方面，周的意见和刘一致。现在刘被谴责为内奸、叛徒、工贼，而且“永远开除”出党。 周恩来能不能拒不投票？如果他投票反对开除刘，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毛泽东要使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大国，决心把刘开除出党。刘确实设法从毛那里攫取权力，在毛看来，刘在暗中计算他。毛认为权力落入刘的手中最终会导致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毛的这一想法也许是对的。甚至在 1966年夏，刘还不是要求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建议派中国军队去越南，帮助越南人反对美国吗？这样一来，不是又要引起一场朝鲜战争吗？ 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 24 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周的一名助手、后来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钱嘉东对我说：“否则整个棋局将由林彪来控制，由以毛的妻子为核心的‘四人帮’来控制。”这一看法黄华以及许多曾经和周一起工作过的人也和我谈过。“到 1968 年，总理又逐渐恢复权力。他削弱了极左分子的势力，甚至停止他们中间一些人的工作，有的还抓了起来。他谴责刘少奇是不得已的。” 显然，下决心谴责刘对周来说是很痛苦的。1970 年 10 月的一天晚上，他向埃德加斯诺诉说了他内疚的心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是和中美关系发生变化有关的。我在他来中国这件事上也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③1970 年 10 月那天晚上，周对 1936 年以来就相识的斯诺讲了他困难的处境。周说：“我身边没有人，以前的老同志一个也没有剩下。”他详细地谈论了这段象洪水泛滥一样危险的历史，感情上的创伤，每次巨大的政治斗争带来的苦难。在谈论过程中，他提起了“刘少奇同志”。④ 斯诺对我说：“同志”！刘已经不是同志，他两年前就开除出党了。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惊，一开始我还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这就是周的自白，说明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斯诺又对我说：“周那天晚上疲惫不堪……由于悲伤，也许由于内疚。他知道我不会把他所说的话统统与下来。我不会辜负他对我的信任。”在周恩来生前，我也没有辜负周对我的信任。1969 年10 月，70 岁高龄的刘少奇被赶到河南开封，同年 11 月去世。他的遗体火化了，骨灰以假名保存下来了。 周把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王、关、戚三人情洗掉了，干得干净利落，削弱了毛夫人一派的势力。这三人戴上了“fan革命分子”的帽子，从此便销声匿迹了。剩下的还有一个强大的敌人：林彪。 红卫兵制造混乱以后，毛派解放军去收拾残局，从而加强了林彪的势力，但是也加强了人民解放军中与林作对的人的势力。周在这些人中威信很高，因为从 1927 年起他就开始筹组军队。因此，林彪面对周的重新得势，要想通过攻击周的一些支持者来削弱他，这就毫不奇怪了。现在，周讲话的时候，自称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他表面上顺从林彪，使得林难以找茬。可是，三个与周和聂荣臻关系密切的高级军官突然于 1968 年春以犯有各种罪行而遭逮捕。这对周是一次间接的打击，当然，对林彪策划的军队人事变动。周显得泰然自若，毫不介意。休任命他的党羽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 1969 年将举行的中共九大作准备。而在九大上林彪将被封为毛的指定接班人。 到 1968 年 9 月，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60％以上的省级领导岗位都掌握在高级军官的手中。以前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只有 6％的人留任。周恩来在九大上处于绝对少数。 1968 年 8 月俄国军队入侵捷克。这件事再度为林彪提供一次机会，他强调中国也有遭到外国入侵的危险。勃列日涅夫是利用了最近匆匆签署的“集体安全条约”。该条约规定，在社会主义阵营受到威胁时，莫斯科有权进行干预。⑤ 林彪向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提出警告：中国将遭到苏联的进攻，备战工作再也不能拖延了。 周当然不相信会发生战争。⑥他说不会有全面战争，也不会发生核战争。俄国人“炫耀武力”只是进行心理战而已。 奇怪的是，局势反而对周有利，他有了一些活动余地。9 月，他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国内外的敌人可能要反扑，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因此，革命委员会除部队和群众代表之外。必须有党的干部参加，巩固全面团结。青年“要到基层去投入生产……到农村、工厂、矿山去从事劳动。” 1969 年 3 月，中苏之间发生了乌苏里江珍宝岛（俄国人称之为达曼斯基岛）的武装冲突。林彪关于即将爆发战争的预言似乎得到了证实。1969 年 10月林彪发布了著名的“第一个号令”，使全国处于战备状态。每个城市都要挖防空掩护体，街道下面地道交叉纵横，象迷宫一般。青年人都要进行军事训练。林彪想把一些军队领导人调离北京、中央，现在可以有借口把他们派往遥远的“战备基地”去了。 在华盛顿、伦敦、巴黎和波恩的苏联外交官攻击中国“好斗成性”，对和平构成最大的威胁。据报道，俄国驻华盛顿的大使要求和美国“合作”约束中国，甚至建议袭击中国的核基地。但是美国政策已在改变，或者已经改变，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已经向中国发出一系列的“信号”。⑦ 中共九大从 4 月 1 日至 24 日举行，共有 1512 名代表出席，其中 44％是军人，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看来林彪胜利在望。他被正式宣布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在讲话中声称，党的“阴暗面”已经消除，党已革新，恢复了青春。几十万青年已从城市转入农村，大会没有受到这些年轻造反派的冲击。 周虽然处于少数，但在大会的军人里面，也有他的拥护者。推选代表的时候，他推荐新疆军区的王恩茂。周给新疆革委会委员们的电报说：“新疆自治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内。……现在你们正面临新的困难。如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⑧ 王恩茂全家都需要到首都来，这样可以得到保护，不致发生“意外”。王在新疆已经遭到红卫兵的冲击。周给毛写信，建议让另外一个军事领导人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他说：“我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商量都同意。请示主席批准，”周直接推荐军人作为九大代表，说明他有意削弱林彪的优势。尽管如此，周还是属于少数。他使得石油部长和一些军事领导人当上了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取得少量候补中委的名额，陈毅也是九大代表，经济专家陈云也是，当然还有聂荣臻。此外，还有徐向前，他负责战略研究工作，并主管空军、防空兵和民兵工作。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站到毛的一边来了。 周又重新主持工作了，虽然手下人马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他宣布恢复大学里的自然科学课程，强调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我们需要教授来给工农兵学生授课。”他坚持要恢复外语院校，他说：“否则我们如何能够和外国朋友交谈，使全世界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他亲自对北大和外语学院的师生代表讲话：“外语师资短训班的效果到底如何？学的能巩固吗？落实的有多少？……短训班质量不行，人家会骂你草草了事。学外语要天天练。天天练的时间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如果硬性规定一小时，其他时间不许练，这种办法一定要脱离群众的……要允许人家抽空练。人家自己挤点时间练，不要去干涉！所以天天练不要限于一小时。”还说：“翻译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不仅要有现场经验，还要掌握材料，了解背景，真正翻译得恰当是不容易的……还要读世界地理、历史。自然科学也要懂一些。” 他对于速成教科书不屑一顾。他说：现在有的中学英语课本，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实在不适用，应当修改。他拿起北京大学使用的英文教科书念了一句：“你出身工人家庭吗？”他问道，“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出身？” 周辛辛苦苦、不惜牺牲，付出重大代价建立起来的大厦在“文革”中残破不堪了。他现在又重振旗鼓，不屈不挠地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行辩护，⑨他主持厂李宗仁的追悼会，李宗仁和他的妻子在 1965 年回到中国，心中充满着希望……却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八个非共产党的民主党派于1966 年就宣布取消了，周在 1969 年又把它们恢复了。周把民主党派的成员交由汪东兴保护起来。汪曾负责中央的警卫工作，现在是精锐的 8341 部队的指挥官，这支部队是负责保卫中央领导的禁卫军。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恢复了，这也是周的杰作，早在与蒋介石搞统一战线时就已经开始。 周指出：对民主人士“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他大半生为之奋斗的“统一战线”遭到破坏，但他千方百计地不使统战思想消失。如果没有毛，也许他做不到这一点，这时候毛开始对林彪产生怀疑，因此对周更加依赖。周一贯小心谨慎，采取任何行动前都请示毛，和毛泽东思想挂钩，把自己所作所为都称之为贯彻毛泽东思想。到 1969 年，可以从周的讲话中看出他已经恢复了原有的自信和魄力。他不再使用为了保护自己和保护许多别的人而不得不用的语调说话。但是他还必须十分留意，不让别人抓住辫子，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正在恢复许多党的干部的原职。所以他在今后几年中，要比过去干得更为巧妙，更为迂回曲折，表面上唯命是从。他要在毛的名义下，取消毛所做的一切错的事情。 周全面掌管外交部的工作，及时收到了尼克松总统发出的讯息。⑩6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要把中国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的动议未获通过，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带头反对莫斯科的这项建议，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周的地位，使得与林彪的冲突难以避免。 *** 党组织的势力重新抬头。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群众”代表不到 7％。党的干部和军队干部处于优势，他们的权力基础没有遭到损失。下一步要轮到党组织和军队分享权力果实。这一步对林彪不利。所有军队的指挥官并不都效忠于他。他们是效忠于毛的，虽然这种忠心有点玄妙和变化莫测。苏联“炫耀武力”（周的话）不起作用。在取得毛的同意后，周让不好对付的叶剑英进入政治局。1969 年 10 月，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和周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会谈。“战争不再是一触即发，林彪也就失去了他的优势。现在又出现了和华盛顿谈判的可能性。周的地位得到加强。毛更加依靠他的总理，因为周擅长于和外国人打交道。毛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和美国达成谅解，他全力支持周的行动。林彪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党组织又趋于活跃，军队里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的显要地位不太满意，而周恩来又成为毛的无法替代的总管家。 林彪的传记作者还没有深入探索他的个性和心理状态。可以肯定，林有精神分裂的症兆，有时郁郁不乐，有时又兴高采烈，近乎疯狂。据说他吸过毒，经常打吗啡和吸鸦片，不过他什么时候染上吸毒的习惯并不清楚。他怕冷、怕风特别是怕穿堂风、怕热、又怕虫子。他患忧郁症，外出时总带着一提箱药品。聂荣臻说：“他很少说话，他老是担心自己的身体。”(11)聂于1937 年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时，是林彪所率八路军 115 师的政委。 倘若林彪想要自取灭亡的话，他现在准备采取的行动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据说有一项神秘的指示：不准和美国人有任何接触。这个指示谁发出的，无法查清。但是香港共产党报纸的记者对我说，肯定有这项指示。这件事发生在 1969 年秋天。(12)这无疑是十分愚蠢的一着，会触犯毛泽东，因为毛很想加强与美国的接触。 林彪把军队中忠于他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安插在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里，还有他的妻子叶群。(13)但是他还是感到不安全。1969 年刘少奇去世，国家主席的位置就空了出来。林彪决心要来当这个主席。可是毛在 1970 年 3 月已经明确提出要取消国家主席的职位，使党政合一，建立一元化的领导。然而林彪在 4 月 11 日政治局会议上提议保留这个职位。毛告诉他的接班人说：“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林彪愚蠢得很，坚持已见。8 月 23 日至 9 月 6 日，又召开了一次庐山会议——中共。 “天才创造历史，天才改变世界。他们和凡人不可同日而语。”陈怕达根据林彪的意旨，在庐山会议上大肆吹捧毛为天才，周首先提出反对，他说：“毛主席相信群众，相信人民。”陈伯达对周严加驳斥。难道周不承认毛是天才？难道他怀疑毛的聪明才智？ 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天才的论点。后来他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证明了这一点。(14)8 月 25 日他通知会务处把所有关于“天才”的发言部从记录中删掉，无论口头和书面的都不准传播或讨论。陈伯达的言论是“fan马克思主义的”。 会上授权周恩来对陈怕达和其他发言吹捧毛为天才的人进行“批判和调查”。中央档案馆的人告诉我：“这件事两天就结束了。”毛评论道：“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是奴隶创造历史……接着，毛把整个事件比喻成，企图“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这句话他在 11 年前反对彭德怀时也曾用过。 这是对林彪的警告。毛没有动林，而是按照中国的老规矩，集中批判林的支持者，特别是陈伯达。毛问起邓小平，这是对林彪的一种厉害的侧击。毛高声问周道：“小平同志怎么样了？”周请毛放心，邓在思想改造方面正在取得巨大进步。周设法使邓住在一幢舒适的两层楼房里，半天在工厂劳动，半天在家栽培花草或者看书。答活时周脸上没有露出内心喜悦的表情。又一个牛鬼蛇神——林彪——由于自己的笨拙，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但是毛需要有人帮助，来削弱林彪建立起来的班子。大城市里的卫戍部队和司令员都是林的人，林不喜欢的指挥官都已调到边远省份去了。足智多谋的周找到一个办法。他说：“主席，为什么不恢复过去的军区司令轮换的制度呢？这样可以避免山头主义。”过去司令员在地方上呆久了，势力过大，就要调动，以免他建立自己的“山寨”。周的建议可以使毛调开林彪的党羽，而无攻击毛接班人的痕迹。很明显，林彪一直努力在经营自己的权力班底。 1965 年，四大金刚之一的吴法宪成为空军司令，林彪的儿子和女儿也加入了空军。接着是海军，1967 年归李作鹏指挥。黄永胜则是总参谋长…… 毛要换掉自己的接班人，怎样做才不至于引起大的军事骚动呢？ ＊＊＊ 毛、林在相互角逐之中，周可以放手进行一些重大的变革。他调查了棉花和煤炭生产，改进银行和金融事业，制订陈旧工厂所需要的机器和更新设备的清单，恢复和加强与日本、西欧的贸易联系。他把工作组派往全国各地。面临中美关系突破的前景，周总管家，以其通常的高效率，整顿国内秩序。他召集地质学家和地震学家，要求他们总结工作。有些精密仪器给“革命造反派”毁坏了，他惩罚了这些造反派。“革命怎么能够意味着忽视地震，置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于不顾呢？”地震区的干部和医务人员因为没有迅速赶到现场照顾伤员和无家可归的人，受到了斥责。周高声他说：“不要浪费时间查三代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所有受害者都有权利得到救助。”他保护科学家华罗庚，华的科研论文给红卫兵没收了。“这是偷窃！我们必须为科学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和更好的条件……”时不我待，周分秒必争，甚至不愿浪费时间看表。他无处不在。他查看机器，下矿井……甚至抽时间去关心一个掏粪工人。这位工人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当了劳动模范，曾受到刘少奇接见。刘成为“内奸”、“工贼”后，他就立即变成了“fan革命分子”。周问道：“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怎么变成’文化革命’的对象？他是资本家吗？”他使这个工人立即恢复了名誉，回到自己的家里。 一些经济专家也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了。正是在 1970 年周再次重申后来称之为“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周要处理集权和分权的矛盾。这个矛盾至今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头痛的问题。中央计划不行了，地方机构受益。工农业收入的 70％留在省里。这样中央就没有足够的财源对大型工程进行投资。周恢复了集权和中央计划，当然没有象 50 年代那样严格。 需要生产更多的大米、小麦和其他粮食。这就要求更多的化肥，不仅仅是公社小化肥厂生产的化肥、肥料、塑料、人造纤维在计划中处于优先地位；加强了防洪工程，修固了水库和堤坝。周向一个日本农业代表团问了几个小时的问题，然后指示中国农业专家纽研究日本的种稻技术。他命令对全国公路、铁道和航空运输进行大规模整顿。“没有运输，没有能源，拿什么去搞现代化？”他赞同建筑巨大的葛洲坝。(15) 1969 年 9 月 23 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29 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爆炸了第二颗氢弹。第二年 4 月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聂荣臻说：“一切成就都是周大力提倡高技术的结果。核科学家得到周的保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未停止工作过。” 周召开了全国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会议。他严厉批评出书出得太少。马、列、毛的书当然要首先出，“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一个人的记忆力有限，会出错。一代人的经验不记录下来下一代人就难于吸取。周在 60 岁生日时，曾劝他的同事写回忆录，要在“对往事还历历在目的时候”就动手。现在，他对旧话重提，他说：要让年轻人懂历史……“同志们说，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革命作家鲁迅的著作在一所大学里成为禁书，他愤愤他说：“这不是滑稽得很吗！”当然，周最关心的是恢复科学研究。“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否则我们永远赶不上科技的最新发展……要做的事情这样多，而时间又这样少…… 周在清除林彪方面也出了力，不过做得十分巧妙，表面上丝毫不露痕迹。周城府深密，不露声色，等待着最大的牛鬼蛇神的未日来临。 ＊＊＊ 在军委三位受人尊敬的老帅以及精明强干的叶剑英的支持下，毛实现了军区司令员的轮换。这使林彪受到沉重的心理压力。毛还仔细看了“四大金刚”和林的妻子叶群的自我检查。这是庐山会议在“天才”问题上进行争论后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毛在他们每人的检查上写了一些辛辣的评语，他在叶群的检查上写道：“你当上政治局委员还不满足。你想登天。” 林彪和他的妻子及他的党羽们心想“他们活着，我们就没命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们紧紧地勾结在一起。作为密谋者，他们似乎很不内行。他们互通电话，互递消息，表示忠心……为了保密，他们使用了代号，把毛叫成 B—52，显然这是对美国轰炸的威力有深刻的印象。 他们策划的阴谋都没有得逞。其中有一项显得轻率幼稚的计划要除掉所有政治局委员，包括毛和周；另一项计划是绑架毛；再一项计划是在广州另立中央，号召全国举行反对毛的起义。所有这些，看起来都不太真实，象是一本蹩脚的惊险小说里面的货色。这些阴谋家不断地开会、讨论，讨论、开会。 1971 年 4 月陈伯达被开除出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没有公开指名批判他，但是 7 月 1 日报上警告说：“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就在我们的身边。”同样的话在 1966 年针对刘少奇已使用过。 夏天来临，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林彪和他的妻子去了离北京不远的避暑胜地北戴河。中共不久将举行全会。人代会也将召开。林彪的 29 岁的野心勃勃的儿子林立果说，会上“权力分配将要发生变化。” 毛南下视察，到了武汉、长沙、杭州，每到一处，都和当地军事领导人会晤、谈话，揭露林彪的野心。“我不相信军队会起来造反……一个革命军队不会这样干。”他会见了一些林彪的支持者（因为他消息十分灵通），他嘲弄他们说：“你们最近又想出了什么新的计谋？”毛受到警卫的保护，坐的是火车，因为乘飞机太冒险了。火车每隔六个小时，就要仔细检查一次。林立果想在毛返回北京的途中炸毁他的专车。但这个阴谋没有得逞。9 月 12日毛的专车抵达离北京 20 公里左右的丰台区车站。北京市政府的官员迎接了他，他又向这些官员谈起林彪。 事情的结局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毛请林彪赴宴，席间由周安排禁卫军 8341 部队把林彪、他的妻子和党羽击毙，尸体装上三叉戟飞机，飞机在蒙占上空出事坠毁。 这种说法，所有中国人都否认，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另一说法是：林彪和他的儿子听说毛回到北京，决定外逃。一架供他们使用的三叉戟飞机停在北戴河附近的山海关机场。林到最后一刻还犹豫不决。飞广州，还是飞苏联？再在那里建立反毛的基地。林在苏联呆过好多年，深信会受到苏联的欢迎。是林彪的女儿，对周围的动静和密谋产生恐惧，把她父亲要“出走”的消息报告了 8341 部队的军官。时间是 9 月 12 日晚上 10 点钟。这位军官 10点 30 分给北京挂电话，发现周在办公室。周命令全国所有飞机不准起飞，并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空军一架三叉戟飞机停在山海关干什么？”吴法宪说他不知道，并将此事暗中通知了林。林惊慌失措。深夜 12 点，他和叶群、儿子林立果以及少数党羽匆匆前往山海关，在 8341 部队的警卫乘一辆吉普车赶来没收这架飞机之前，先上了三叉戟飞机。飞机驾驶员来不及加满油箱里的油，就匆忙起飞了。 周整夜未睡。雷达一道跟踪着那架三叉戟飞机。周打算同驾驶员、机上人员通话，但未能成功。有人请示他要不要把飞机打下来，他不同意。“不行，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嘛！” 9 月 13 日凌晨 1 点 50 分，飞机飞越中蒙边境，周把消息告诉了毛。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办法的事，由他去吧。”毛说完后就去睡了。周还在等着，雷达上已经没有了三叉就飞机的踪迹。周亲自给所有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再次下达命令：全国飞机都不准起飞；不准调动军队；所有士兵原地驻防；不准军舰离港。周又给 29 个省、市、区以及主要城市的党委书记打电话。“他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休息。他连续工作 36 个小时，中间没有睡过一会儿。”(16) 9 月 13 日中午林彪在国内的所有党羽均遭逮捕。 这架三叉戟飞机试图在外蒙古一块卵石铺盖的平地上降落。地上高低不平，飞机滑行时出事起火。飞机上所有人员都烧死了。几天之后，蒙古当局把中国大使找去认领这些尸体。(17) 林彪的消失使周处于主要地位。就在这场悲剧快结束的时候，中美关系出现突破，双方在长达 20 年的敌对之后，开始互相接近。 周为中美双方和解所作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成果。 听到中美关系的突破，没有人会比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更为高兴的了。一天晚上，他和我在北京一起举杯祝贺。他说：“这是周恩来最光辉的时刻了。”中国千百万人都有同感。 注释 ①这件事已多次论述，不用详细介绍了。 ②关于收集整理刘少奇的材料的方式，包括向他的一位前妻和他的一个子女要材料，参见有关“文革”的中文版著作。 ③1969 年作者会见江青、康生时，为埃德加斯诺说情，呼吁应该止他访问中国。我的请求还是取得了成果，尽管当时我并没有理解我的举动的全部含义。事后，会见时在场的熊向晖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你提得正是时候。” ④埃德加斯诺与周的谈话部分载于斯诺最后的一本著作《漫长的革命》中。周极端苦恼的心情给斯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平常总是镇定自若的人来说，他的确透露了内心深处的东西……可是第二天他又和往常一样沉着冷静了。” ⑤关于入侵捷克，见弗朗索瓦费若所著《中国与苏联：从联盟到冲突》，1913 年塞伊出版社出版，第 389 页及其他地方。 ⑥中国外交部有人向作者明确指出。不会爆发战争。这是在 1969 年末，和林彪所称苏联要对中国发动战争的说法，是针锋相对的。 ⑦见下一章。 ⑧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53 页。 ⑨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603 页。 ⑩见本书第 496 页第四行。 (11)聂荣臻与作者在 1988 年 10 月的谈话。亦见《聂荣臻回忆录》。 (12)1969 年末我在香港。当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正设法与中国新闻记者接触。我为他说情，因为他到处碰壁。有人告诉我上面有“命令”，不准任何人和美国人交谈。 (13)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由他们把持了当时的军委办事组。 (14)埃德加，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引用了毛 1970 年 12 月与他的谈话：“四个伟大，这也伟大，那也伟大……讨嫌得很！”这说明毛对林彪和陈怕达对他的肉麻的吹捧很反感。 (15)见周恩来给毛泽东的关于建设葛洲坝的信。周从 50 年代起就研究在长江上筑坝的问题。这封信是 1970 年 12 月 24 日写的。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607 页。 (16)作者与周恩来研究组成员的谈话记录。韩素音文档。 (17)见韩素音文档。亦见中国杂志发表的大使的报告。 第四章 钓到大鱼——尼克松、基辛格与周恩来（1969—1972） ——1968 年夏，与北越磋商，讨论约翰逊总统突然宣布不再竞选下届总统一事，并提出就结束越南冲突进行谈判的建议 ——1967—1968 隼，周恩来发觉美国对华态度有所变化 ——1968 年 8 月，周谴责俄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969 年 3 月，与苏联发生边境冲突 ——1969 年夏，尼克松就承认中国一事向戴高乐征求意见 ——1969 年 9 月，艾蒂安马纳克大使向周恩来通报尼克松与戴高乐会谈情况 ——1969 年 9 月 11 日，柯西全与周恩来会晤 ——9 月 27 日，与马纳克大使会谈 ——1970 年 3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柬埔寨政蛮，使朗诺上台 ——1970 年 3 月，西哈努克在中国得到周的支持 ——1969 年 10 月，埃德加斯诺应邀访华，对美发出信号 ——1971 年 4 周，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 ——1971 年，周恢复墓础研究 ——1971 年 7 月 9 日，基辛格来华 ——1971 年 7 月 16 日，已担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宣布将访问北京 ——1970—1971 年，周试图与印度修复关系 ——1972 年 2 月，理查德尼克松访华 ——1972 年 2 月底，《上海公报》发表 ——1972 年夏，周发现患膀胱癌 1968 年 3 月 31 日晚上，约翰逊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限于北纬 20”以南地区，并提议进行谈判，结束冲突。他还宣布自己将不参加下届总统竞选。美国国内反对越战的浪潮席卷全国。下届总统将不得不作出停战的保证并履行诺言，让 525000 名美国士兵回国。截止到 1968 年年底，已有三万美国土兵战死。 北越方面一面进行谈判，一面继续战斗。他们不屈不挠，又十分机智。5月，他们同意在巴黎与美国人见面。事实证明他们在打打谈谈方面的确是能手。他们使谈判没完没了地拖下去，另一方面又继续发动军事攻势，并不断扩大。和谈持续了五年之久，而战斗一天也没有停过。 周与越南总理范文同的讨论中，告诉范美国的建议不过是个骗局，“当然决定权在你们。”周怀疑的理由是莫斯科对美国的建议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是莫斯科想加强对越南的控制、削弱中国影响的阴谋。越南人对中国由于受“文革”动乱的干扰、提供武器不移而怨言颇多。这时，中国对越南的军援已在增加，1971 年达到顶峰。 然而周也清楚，华盛顿在中国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国务院中最稳重的人物之一迪恩艾奇逊就直言不讳地向约翰逊提出，政府必须想办法结束这场既不得人心又无利可图的战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 1967 年 10 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童，认为应该讣中国回到国际社会中来。而不应让它处于“愤怒的孤立状态”。尼克松的观点是受戴高乐将军的影响，他对戴高乐极为钦佩。1963 年和 1968 年，他们两次会面，谈到中国问题。戴高乐建议为了西方利益，也应该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 周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他的确觉察到“华盛顿的气候起了点变化”。他充实了负责搜集美国情况的工作人员，主动提出恢复中美华沙会谈。会谈是在 1968 年上半年举行的第 134 次会议后中止的。华沙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不过乔冠华告诉我，“本来就不是想要什么结果，而是表明我们的存在。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嘛。”他详细地解释了从 1955 年就开始的这场拖拉而又坚韧的会谈。 尼克松这时还没当上总统，一切都停顿下来了。莫斯科也是个问题。1964年 11 月，即赫鲁晓夫倒台一个月后，周恩来对苏联进行了最后一次访问，中苏关系至此完全破裂。后来的四年时间里，尽管受到“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的野蛮破坏，莫斯科也一直未能将中国轰出社会主义阵营。1968 年 7 月，勃列日涅夫提出“有限主权论”，主张只要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处于危急之中”，它就有权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干涉。8 月，俄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 周充分利用了这一事件。8 月 23 日他在参加罗马尼亚使馆招待会时，谴责了“苏联在美帝国主义的默许下对捷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所谓“在美帝国主义的默许下”不过是那个时期惯用的术语。但苏联对捷克的入侵也使林彪有机会让中国进入备战状态。那年冬天，苏联开始在与中国接壤的前沿地区及蒙占集结大量军队。 正当美国作出姿态，对“红色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的时候，苏俄对华增加了压力。1969 年 3 月，俄国军队与中国军队在乌苏甲江上发生冲突。苏联驻华盛顿、伦敦、巴黎和波恩的大使与有关西方国家的政府进行接触，扬言中国对每个国家都构成巨大威胁，甚至建议“采取一致行动”，包括打击中国的核基地。尼克松这时已当上美国总统，他明确告诉俄国人他不会这么千。“我们与这种计划毫无关系。” 柯西金对局势的变化比勃列日涅夫要敏感些，3 月 21 日，他试图给周恩来打电话。但没能与周通上话，因为北京那位年轻的话务员满脑子“文革”造反精神，对柯西金说：“我们不跟修正主义者讲话”，拒绝把电话接通。过了 48 小时之后，周才知道此事。 在这种紧张不安、横生枝节的时候，尽管林彪号召进行备战，周还是坚持认为目前的局势还是“干打雷，不下雨”。②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情况在发生变化。1969 年 2 月，理查德尼克松再次访问巴黎，与戴高乐会晤。法国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在一次谈话时对我说：“当然，戴高乐只能等尼克松当上总统再说。除非法国将军和美国总统之间达成谅解，不然就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在中国问题上，总统和他的顾问亨利基辛格与国务院中的许多专家看法不同。这些专家们认为越南战争是中国好战的产物，他们从未对自己这种成见产生过怀疑。他们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因此，整个变化的过程将充满无数微妙的外交行动。 4 月 22 日，已指定担任驻华大使的马纳克受到戴高乐亲自召见，戴高乐告诉他：“现在华盛顿准备与中国开始真正的对话。美国有意承认中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③ 外交礼节的规定使得马纳克难以见到周恩来。不过周过去也经常把礼宾程序抛到脑后。他曾在夜里召见印度大使 P K班纳吉，与他进行长谈。但眼下“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林彪刚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和继承人，势力强大，周还无法战胜他。耐心等待的马纳克受到冷落，只是在 5 月 22 日被安排与董必武副主席见面。董必武为人和蔼，但年事已高。他手下的人要么不知道这一信息的重要性，要么认为把消息往上传递就行，不用强调马纳克讲话的真正含义。直到 9 月，这个疙瘩才解开。周常用这个说法比喻他要对付的难题。很明显，这种十分复杂的问题就象难以复位的结扎手术一样，只有靠耐心和智慧才能解决。 在这件事上，问题不仅是莫斯科，还得考虑越南人在巴黎的谈判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在地面作战中取得的军事胜利。在巴黎的美国代表团发觉要对付这个非常能干的北越代表团、对付南越解放阵线以及他们自己的“盟友”西贡政府的代表，困难重重，搞得焦头烂额。而到头来麻烦最多的还是自己的“盟友”。 尼克松采取了谨慎小心、循序渐进的做法。在他的几次演说中，他暗示他对美中关系有不同的评价。夏天，他在某种程度放宽了对华禁运，允许美国公民每人购买价值 100 美元的中国商品。周当然注意到这种进展，但他不得不十分谨慎。性情暴躁的越南人很容易怀疑中国搞两面派。周不想毁掉中苏之间在对越关系方面已经取得的微妙平衡。他不希望越南完全受俄国人的影响，如果那样，加上怀有敌意的印度，就意味着中国在陆地上受到全面包围。 尼克松对越南人越来越不耐烦。他威胁说，要是巴黎谈判还象以前那样争论不休，美国就要重新进行轰炸。8 月下旬，作为对尼克松讲话的答复，胡志明临终前对美国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声称在越南统一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胡志明 9 月 3 日去世。周在一次感人肺腑的谈话中赞扬了胡志明，他说：“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师长……1922 年在巴黎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飞往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并在河内逗留期间，再次向范文同保证，中国会继续向越南提供所需的武器。但是那年春天河内的两大支持者中苏之间发生的冲突使越南感到非常担心，河内的报纸发表文章和社论，表示应该保持“团结”和“共产主义世界的一致性”。柯西金和周恩来在河内期间都回避与对方见面，但两人 9 月 11 日在北京首部机场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 这次会谈涉及许多有争议的敏感问题。周说：“我们从来没有要求归还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吞的中国领土。”但是中国不希望自己的领土受到进一步的侵犯。必须明确划定两国边界，同时实观完全停火，对边界地区军队进行认真的监督，防止发生进一步的冲突。10 月 20 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 20 年之久，直到 1989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才再次提出“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周缓和了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又使越南放心之后，才有可能研究马纳克捎来的口信，这时已是 9 月 27 日了。 “那是在阿富汗国庆招待会上。周象往常一样，走到每个桌前与客人碰杯。但他突然转过身向我走来，井向我妻子致意，说了声‘夫人’，对她欠了欠身子。周对妇女总是很留意，不把她们仅仅看作陪衬。他冲我夫人笑笑，很有魅力，然后再次向我举杯。这就是信号。两天后，我接到电话去见他。我把戴高乐将军对我说的告诉他了。周说：‘简直难以让人相估……我还是不太相信。你自己也是这么看的吗？’我对他说，我认为尼克松对戴高乐说的确实是真心话。‘尼克松希望结束杜勒斯政策。我不是在为美国人说话，阁下，他们是强大的，能够为自己说话……’听到这里，周仰头笑了，非常高兴，不过梦寐以求的东西突然间变得唾手可得，他多少还是有点吃惊。‘我深信，美国的确是希望与贵国关系正常化的，这也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周恩来听了点点头。自 1944 年在延安见了美军观察团成员后，25 年来他一直就是这么说的。周恩来反复说过：‘中美之间没有利害冲突。’”④ “周沉思了片刻，然后很轻松地补充了一句：‘可是美国还是不承认他们在越南失败了。他们宣布的撤军是假撤军，他们想在南越扶植一个傀儡政权。’马纳克回答说：‘不过阁下，他们的确想把脑袋从虎口里退出来。’这话又让周笑了。” “四天后，即 10 月 2 日，我从龚澎那里接到一个建议，我可以以‘非官方’的身份要求邀请戴高乐将军访华。试图打通法国外交部这一官僚机构的努力毫无结果。最后，这个信息通过将军的好友雅克吕夫终于传到戴高乐那里。但戴高乐身体欠佳，尽管他已接到信，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无法接受邀请。1970 年戴高乐去世。” 周恩来、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之间出现了一场复杂而微妙的游戏，这种游戏充满了伪装和互相追逐。新任美国总统以罕见的勇气，对马纳克送来的与周谈话的记录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周重新提出恢复华沙会谈的建议后，美方极力促其实现。在一次正式招待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在走廊里简直是追着快步如飞的中国大使，告诉中国大使华盛顿希望进行会谈。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北京方面一直保持沉默。周从巴基斯但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里接到秘密口信。1969 年 7 月尼克松总统从关岛返回后找过这两人。尼克松在关岛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清除了束缚不少中国问题专家头脑的陈旧思想，从新的角度提出全球关系的问题。 中美华沙会谈于 1970 年 1 月 20 日恢复。3 月，禁运进一步放松。但是这个月发生了一桩威胁到中美关系这一复杂进程的事件。柬埔寨发生一场政变，tui翻了诺罗敦西哈努克，取代他的是一个由当时柬埔寨总理朗诺将军领导的亲西方政府。 这场政变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有人指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干的，亨利基辛格也受到指责。挑起政变的原因是束埔寨境内建立的 13 个越南基地。诺罗敦西哈努克尽管基于历史的原因对越南存有戒心，怀疑北越“总是认为整个印度支那都应在他们的霸权统治下”，⑤他还是“出于对越南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情”，允许这些庇护所存在。这一做法当然违背了柬埔寨中立的立场。战争物资通过柬埔寨港口西哈努克城（译注：即磅逊港）送往 13个基地，然后转给南越解放阵线。这些物资不仅有俄国人的，也有中国人送来的。支付运输费用的是中国人，而这笔钱又是交给朗诺的，因为负责运送这些物资的哈克利运输公司就是朗诺妻子开的。1969 年，朗诺以柬埔寨总理身份正式访问北京时，要求中国出更多的钱。章文晋对我说：“他的要求大没道理。”⑥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政变呢？也许朗诺会从美国人那里捞到更多的钱。在以后的三年里，美国人对他甚为慷慨，希望他能训练一支柬埔寨军队，参加正在进行的战争。尼克松认为这场战争必须非美国化。不能再让更多的美国人来送命，应该让当地人来取代美国士兵。 因此，尽管基辛格否认，证据表明是美国人策划了这场阴谋。在前 18个月中，美国出动了 3600 多架次的飞机，对 13 个基地进行猛烈轰炸。 政变发生时，西哈努克远在莫斯科。他于 3 月 19 日抵达北京，正是朗诺接管政府的同一天。西哈努克受到国家元首应享受的一切礼遇。周亲自到机场欢迎他，和他同坐一辆汽车，驶往国宾馆。后来，西哈努克亲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那天他与周的一段对话：“周恩来间我：‘你准备退位还是斗争？决定权在你手里。’我回答说：‘我准备斗争下去。’周恩来听后用双手握住我的手说：‘我们将与你站在一起直到胜利。’”⑦ 周恩来亲自为西哈努克在北京的住所作了安排，在会客室里摆放了各种古董、字画。周还为亲王和他美貌的妻子莫尼克公主挑选了一批可靠的工作人员。井对亲王说：“贵国一切恢复正常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请你暂时把中国当作你的第二个家吧。”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没有得到西方的承认，以后 20 年中，一直住在北京和平壤。金日成元帅为他提供了一座豪华的别墅。他也到法国旅行，那里有他一幢乡间别墅。 3 月 21 日，也就是西哈努克到北京的两天后，范文同从河内飞来。范文同说他劝西哈努克不要放弃斗争，而西哈努克说他从来就没想把他的国家交给“朗诺这伙强盗”。马纳克在他的文章中说，周恩来是站在西哈努克一边的，“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他的事业”，这与中越关系恶化后河内方面散布的某些含糊说法截然相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了。西哈努克是这个政府的最高领袖。但是由于河内的意见，他不得不同意让他与之交战多年的高棉沙拉克——也就是以后臭名昭著的红色高棉——参加他的政府。在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北越代表团就试图为高棉沙拉克争取得到承认，当时该组织是印支共产党的一个分支。越南人的意见遭到周思来的反对而未能得逞。 由于柬埔寨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计划于 5 月在华沙开始的中美会谈因时机“已不合时宜”而推迟举行。7 月 10 日，双方发出一些信号，一位 1958年被捕的美国主教从中国监狱获释，华盛顿则在商业方面又作了些让步。 1968—1969 年一直无法到中国访问的埃德加斯诺 1970 年夏天受到邀请。10 月 1 日，周带着斯诺和他妻子紧挨着毛泽东站在tian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的群众。⑨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几乎是在炫耀毛对美国人作出的主动行动表示赞许。美国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他的顾问基辛格没有忽略这一举动。10 月 5 日，尼克松对《时代周刊》杂志表示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到中国去。他向巴基斯但总统叶海亚汗证实，他决定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即 1970 年 11 月，越南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攻势，并取得胜利。周为了消除越南担心被出卖的顾虑，甚至准备与朗诺进行非正式谈判，要他允许援越物资从柬埔寨过境，因为胡志明小道尽管加宽了，还是不够用。朗诺的fan共军队有很大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常常是战斗还没有打响，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周恩来在肯定自己不会从软弱地位出发进行谈判后，通过巴基斯但大使希拉利传给基辛格一个口信。周特意说明，欢迎“华盛顿派特使”来“讨论台湾问题”。他有意避免提到越南。 美国方面的答复打印在一页复印纸上，既无信头，又无水印图案，也没有签名。美国表示讨论将不限于台湾问题，还包括其它旨在“改善关系、缓和紧张局势”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随着本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将减少其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基辛格高兴地写道：“我们的官僚机构对此一无所知”，他对整个事情都是在秘密中进行感到洋洋得意。⑩周考虑了这封信的内容，这可以说是一封求援信，至少他认为是这样。信的意思是希望中方帮助解决越南冲突这一难题。这也是一封令人兴奋的信，表明对方已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但是周不能在越南问题上显得向美国人作出让步，因为这时越南的事业已经成了世界上所有开明人士以及千百万普通老百姓的希望，他们景仰这个弱小民族的勇气，厌恶在电视上看到战争的恐怖场面。毛的性子更急。12 月 18 日，他接受了埃德加斯诺的长时间采访，明确表示欢迎美国总统以任何身份访华。 人大出乎斯诺意料的是，一家颇有名望的美国报纸竟拒绝发表他写的文章。他的文章最后刊登在 1971 年 4 月 27 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毛等不及了。1971 年 1 月 11 日，通过罗马尼亚大使科梅利博丹又给华盛顿传出一个信息。 邀请“尼克松总统……以旅游者或以美国总统身份”访华。周又加上一句：”鉴于尼克松已经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我们声明他会受到我们的热烈欢迎。” 甚至双方会晤之前，他们的想法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谋而合了。双方都清楚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新的合作。尼克松和基辛格充分运用了他们的远见和智慧，开始建立一套全新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以消除长达几十年的敌对状态，这是他们的不朽业绩。 1971 年 4 月，在日本名古屋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中国。“乒乓外交”一词由此而得名，它似乎也使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们如梦方醒。下一步就是基辛格 7 月对北京的秘密访问，访问经周恩来发出的两页备忘录得到确认，备忘录是通过中国驻巴黎使馆转交的。 ＊＊＊ 这前后的几个月里，林彪一直在与毛进行一场致命的决斗。周在考虑将来的事情他加倍努力，使中国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特别是在科学领域。使之与美国的接触有所准备。他认为通过这种接触能够获得新的技术。周反复说：与美国打开关系有助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美国有一批十分宝贵的华裔科学家，周也向他们发出了信息。他曾对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说过：“凡是爱国的中国人我们都需要。”杜的女婿就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我们在美国有不少科学家，必须争取他们的合作。”1971 年，在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协助下，第一批计算机在几个大学安装建成。对能源、交通、通讯的需求以及扩大电网也都作为重点项目列入计划。周指示从西方购进大量图书，“凡是有助于我们了解高技术的都要……我们长期以来就没有什么好书了。”他们也向我提出过买书的要求，我也通过王炳南寄去不少图书，包括哈怕斯塔姆和米切纳的书。这些书都受到欢迎。周恩来还找来一批生物遗传学专家，因为他想了解所有有关基因控制的问题。“尽管他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我们讲的他都听懂了。他对我们说：我们的未来就在于此。凡是碰到的科学家，他都会问：‘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7 月 9 比亨利基辛格神不知鬼不觉，在巴基斯但登上飞机，同一天抵达北京，下午四点半见到周恩来。参加会谈的是周手下的一批精英，有黄华、韩叙、章文晋、冀朝铸，冀也就是经济学家冀朝鼎的弟弟。这些人都精通英语，不需要翻译，但出于形式，还是得有翻译在场。章文晋告诉我：“周总理把以前所有的资料、信函都重新看了一遍，重温了过去几周内美国发生的每一件事。然后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些要点，这就是他会谈时带去的所有材料。”基辛格被周的魅力迷住了，这种吸引力随着会谈次数的增加而愈加强烈。“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第一次见面时，周对基辛格报以微笑，这是和对方打招呼，既友好又保持警觉，接着会谈开始了。 “一开始我们对基辛格感到有些迷惑不解。说实活，我们认为他很傲慢……而当时我们对他的风格还不习惯。他大谈哲学和一般原则，在我们看来并不适宜，有点象说教。但是周总理定下了调子和节奏，开始讨论正题时，基辛格马上就变了。”礼貌和诙谐使这种长达数小时的重要讨论的沉闷气氛显得轻松一些。也许基辛格刚开始时自视过高、用词显得有点咄咄逼人，但章文晋说：“基辛格是个聪明人，我认为他很钦佩周说话直截了当，不用陈词滥调。”章后来很欣赏基辛格，担任驻华盛顿大使后尤其如此。 基辛格在书中提到周道德上的矛盾心理和内在的安详。的确，他能以其淡泊的心境，经受住严酷的精神打击，显得丝毫不受影响。但我们永远无从知道，他内心经历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因为“他把痛苦全部咽下去了，就象小孩咽下口水一样把悲痛吞入肚中了。”矛盾心理这个词用得并不恰当，这表明基辛格不了解道家思想，道家认为精神有双重性，所以周把善恶看作如两个连体的胎儿一样密不可分。困扰他的并不是犹太教的负罪感或赎罪感，而是正义感，尤其是责任感和对友谊的忠贞。 第一次会谈取得了了不起的成果。双方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其他的都成了次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时间、通过巧妙的处理、相互理解和宽宏精神得以解决。双方内心都认识到，在决定太平洋地区 21 世纪的战略问题上，他们可以成为天然的伙伴。 基辛格访华结束后，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正跨入一场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将改变所有的观点和概念……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基辛格建议巴黎作为主要的联系渠道，因为他自己经常去那里，与越南人进行谈判。周同意他的意见，但坚持认为巴基斯但在这次极为艰难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一渠道也应加以利用。周提醒这位美国人说：“不能过河拆桥嘛。” 尽管对中国人来说，台湾问题是最具实质性的问题，但这次会谈以及以后几轮会谈中谈得最僵、双方都不愿让步的还是越南问题。周就这个问题训了基辛格一顿。美国这样一个实力强大、精英荟萃的国家，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对中国来说，要放弃对越南的承诺，不论从道义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美国应该尽快撤军，才能避免更大的损失。周恩来说：“所谓战争的越南化、老挝化、柬埔寨化，都是行不通的。” 周对客人说：”几十年来我们彼此都没有沟通，还有很多桥要过。”第一轮会谈应该主要谈原则问题，而不是具体问题。基辛格总是想起国宾馆里数不清的桥，或大或小，或平坦或隆起，或蜿蜒曲折，连鬼神见了也要驻足的汉白玉石桥。”我们还没有跨过卢比孔河[译者注：意即尚未作出最后决定]。其实我们都知道，卢比孔河已经抛在身后了。我们只能向前，别无选择。” 两人建立起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都欣赏对方的理解能力，都感到和对方交谈颇有启发。基辛格称赞周“爽朗的性格和超凡的洞察力。”周也极喜欢基辛格机智和锐利的言谈。临别周对亨利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孤独的岁月里，周一直渴望能与人进行有见地的谈话。那些日子里，他在痛苦的幽谷中不得不掩住自己的才华，就象让一盏明灯慢慢暗淡下来一样。他不得不违心地空谈、呼口号，去逢迎，去撒谎…… 基辛格临走前，黄华把联合公报的草稿交给他，准备于 7 月 16 日同时在两国宣读。基辛格写道：“只需改一个词。”但他没说明要改的是哪个词。 7 月 16 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华盛顿宣读了这份声明，北京也在同一时刻加以公布。这时，基辛格的秘密旅行公之于世了。公告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 1971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井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整个世界对这份声明的反应既有震惊，又有欢欣鼓舞，也有垂头丧气。 “1972 年 5 月以前”这个日期在克里姆林宫引起不安。美国总统与新任苏联主席的首脑的会晤已初步拟定在 1972 年 5 月举行。周以极其老练的手腕，成功地将北京的首脑会晤安排在莫斯科首脑会晤之前。苏联人给华盛顿捎话：尼克松总统能否在去北京前先来莫斯科？尼克松的答复是否定的。 日本人也没有料想到结果会来得这么快。1970 年我在日本讲学，暗示美国外交政策可能发生急剧的变化。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官员很自信他说：“那还得再等十年。”后来我有幸收到他一封美好的信，承认我当初是对的。这时，日本人因为事先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暗中的外交活动而感到很恼火，便慌慌忙忙地采取补救措施。 1971 年 10 月，也就是 3 个月后，基辛格第二次到达中国。这次旅行报道得很充分，目的是为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最后敲定日程安排。这次又谈到越南问题。周说不会出卖越南，也不应该对莫斯科打中国牌。“我们同苏联有自己的问题，但美国不能站在中国的肩膀上跟苏联拉关系……华盛顿也不能在中国问题上同莫斯科达成什么秘密协议。” 越南，没完没了的越南。周态度坚决：“你们在那里呆不下去……你们会失败的。”基辛柏有时会说出一些预言式的警句。据说他曾对周恩来说：“你们也会与越南人打交道……那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东西。” ＊＊＊ “红色中国”与美国关系出现突破，这件事令全世界许多人惊愕不已。但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事也发生了。 这就是在印度。印度也是周十分关心的，因为中印关系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战略意义，印度对美巴关系十分敏感，认为这是对它自身的威胁。从很多方面来说，特别是经济方面，印度都是苏联最亲密的伙伴。事实上，印度是莫斯科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莫斯科对巴基斯但成为中美之间可靠而又有效的联系渠道开始进行报复。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弱小的国家总要为大国间的争吵付出代价。在莫斯科的帮助下，印度受到煽动，对巴基斯但发动进攻。周邀请我的印度籍的丈夫与我一道前往北京。从 1962 年起，持印度护照不能去中国。但印度外交部给了我丈夫特许。除了印度大使和工作人员外，他是 1962 年后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印度人。 周的邀请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8 月 9 日，也就是尼克松宣布准备去北京仅仅三周零两天后，印度与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同时也是战时互助的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等于莫斯科保证，一旦印度与巴基斯坦交战，苏联就会将军队开到边境地区，阻止中国帮助巴基斯坦，以此来帮助印度。这一点在9 月 10 日周与我和我丈夫关于印中关系的一个小时交谈中，肯定在他脑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周说：“分裂次大陆的并不是中国。”他有意用“次大陆”这个词指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不会唆使邻国进行战争。我们赞成次大陆实现和平。我们无意分裂印度，也无意干涉它的内部或外部事务。但确实有人想利用目前的局势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想再次重申，我们随时愿意就边界问题重开谈判。” 周手头没拿任何纸条，就列举出双方有争议的河谷、山峰和哨卡名字以及双方有争议地区的历史。这时他已是 73 岁高龄了。 巴基斯坦由两部分组成，即东巴基斯但和西巴基斯坦，印度北部横亘其间。这种安排极为不便。东巴基斯但的人从民族、语言上都不同于西巴基斯但。这里的人是盂加拉族人，而盂加拉族人有一半居住在印度的孟加拉邦，另一半住在东巴基斯坦。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东巴基斯但产值占整个巴基斯坦财富的四分之三，却被占统治地位的西巴基斯但政治领导人视为二等地区。 一位东巴基斯但人穆吉布拉赫曼要求给予东巴更大的自治权。他以压倒多数赢得选举，但在西巴当时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的布托拒绝答应这些要求。1971 年 2 月 25 比穆吉布宣布东巴基斯坦独立，定名为盂加拉国。接着独立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涌入加尔各答。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抓住这个机会，发动战争，解放了盂加拉。11 月份的战争持续了 13 天，盂加拉成为独立国家，巴基斯但的领土失去一半。美国没给它的盟友巴基斯但任何帮助。中国进行了谴责，并把军队调到边境地区，但不能直接进行干预。 美国带着一种仇恨感情年复一年不遗余力地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基辛格告诉周，美国准备在 1971 年继续“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诡计多端的亨利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既接纳中国又保留台湾的双重代表权，另一套是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尽管他来北京这一事已经削弱了这种支持。周说支持台湾的方案比双重代表权要好一点。他说：“如果这项接纳中国的提案没通过，我们还可以再等上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等了 22 年了。” 第二次访问气氛极为友好。基辛格带来了一大班人马，周熟悉了他们每个人的经历。他抽出时间，与每个成员进行交谈，井作了一次亲切的非正式谈话。周说：中美关系史“就要揭开新的一章。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话引起基辛格会心的微笑，因为他在与周第一次会谈中的确称中国为“神秘的国土”。周当时实事求是地回答说：”你熟悉之后，它就不神秘了。” 周的天赋之一，就是在事隔几天、几周、几月甚至几年后，能准确地回到上次谈话的话题上，继续进行交谈，似乎时间、空间都无法打断谈话的进行。凡是与周交谈过的人都特别注意到这一点。谈话开始时，他会说“你这样说过”，好象对方刚刚说过，而事实上这话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前说过的。这真有点令人吃惊。他记得第一次与他见面时我说过“我进步很慢”，意思是说我不会马上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十年后，他眨眨眼睛问我：“你现在进步得怎样？”我至少半分钟后才反应过来，说：“总理，我进步还象以前那么慢。”周对基辛格说的每句话、用的每个词都不放过，不管基辛格用的词是神秘，还是桥梁，还是哲学，而基辛格喜欢用哲学这个字眼。 尼克松几个月后到中国签署的声明，也就是上海公报，就是在第二次会谈中拟定的，尼克松访华的具体细节也是这次敲定的。这份公报花费了 25个小时。不过两人也谈了世界形势。基辛格在书中写道：“除戴高乐外，我不曾遇到过一个领导人象他那样熟悉世界大事。”基辛格钦佩的正是周对事物对立面相互关系的了解。美国方面起草的联合公报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掩盖分歧。这份草槁里列举的共同点比周准备接受的要多。 1987 年 3 月 5 日，70 年代随基辛格几次访华的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回忆起当时起草公报的某些戏剧性场面。美国方面的草稿是”掩盖分歧，尽量寻求共同点和一致意见。”他回忆说，当时周针对美国人调和分歧的做法作了一小时”用词尖刻”的讲话。周说毛主席认为草稿是不能接受的。美方草稿措词不是“真实的反映”，用的都是些陈词滥调。“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 20 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各有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突然弥合了这些分歧、找到了广泛的一致，谁会相信呢？” 用温斯顿洛德的话说，“美方的草稿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当天晚上，吃完例行的北京烤鸭后，周提出了中方的草稿，这份草稿列举了在每个问题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中方就一个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后，都留下空页让美方填写自己的观点。基辛格起初大吃一惊，转而意识到这样一份表明不同观点的公报也给美国表明自己的观点留下很大的余地。周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公报。每一方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然后我们清楚地列出可以达成一致、进行合作的原则和领域。”随后的 48小时里，双方投入紧张的起草和修改中，仔细推敲每一个字眼。台湾问题如何措辞是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基辛格找到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办法：“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周听了这句话，脸上露出笑容。基辛格写道：“我认为我所做过的和说过的，给周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个措词模棱两可、但双方又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在纽约的联合国里，出席会议的代表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接纳中国的提案。(11)乔冠华引用周恩来的话说：“美国不得不表示要保注台湾的席位，他们对表决结果声称很懊丧，实际上并不如此。俄国人声称很高兴，其实他们很懊丧。” 1972 年 2 月 21 日，理查德尼克松抵达中国。他走下飞机舷梯，伸出手向这位瘦削、单薄的人走来，这时已在一旁等候的周也迎了上来对尼克松说：“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 年没有交往了呵。” 不到两个小时，尼克松就见到毛。毛看起来还健康，他说话的调子对双方精心培养起来的信任和坦率气氛有决定性的影响。毛和周步调完全一致，周的地位看来很稳，甚至有人传言说他是毛的“接班人”。周一直努力避开这个词。毛的明确支持使得别人无法用“与美国拉关系”的罪名攻击周恩来。 尼克松和周继续进行会谈。上海公报中有些微妙的地方作了仔细、小心的润色。尼克松希望这份声明能“措词含糊”一些，把问题掩盖起来，但周表示反对：“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 越南问题又摆了出来。巴黎谈判拖延不决，北越代表黎德寿建议基辛格抛开西贡政府首脑阮文绍，“以便于达成协议”。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基辛格觉得所有越南人，包括阮文绍在内，部让人十分厌恶，但又不可能用一个暗地里听从河内的人来取代阮文绍。周在一次与固执的越南人会谈中建议河内与阮文绍达成和解。生性多疑的越南人认为这是中国人想保持越南分裂的阴谋。周对基辛格说，中国绝不会对越南施加什么压力。他劝尼克松尽快撤军。“这是最紧迫的问题。民主党说你到中国来是为了解决越南问题。这样对你就更难办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显得有点激动，又说：“你们撤得越晚，就越难办。现在全世界都关注着越南发生的事情。越南人在为他们的国家而战斗，只要他们继续战斗，我们就必须继续支持他们。”(12) 当从前的敌人撇开成见、彼此开开玩笑时，气氛就要融洽得多。最快活的莫过于向从前是敌人而现在成了朋友的人承认过去自己脑中形成的对方的形象。周有一肚子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讲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在日内瓦时因为杜勒斯有令不让握手，结果只好右手拿着一杯咖啡，“却用左手摇摇我的胳膊”。周对“铁板一块”这个说法若有所思他说道：“现在我们明白了，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铁板一块。”当尼克松问到一个有关伟大舵手毛的问题时，周语气极为和蔼他说：“但舵手也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否则会有灭顶之灾。” 尼克松回到华盛顿，碰到的是一桩令人不安的事，越南出动 20 万军队在四条不同的战线上发动了一场强大攻势。这个情况迫使尼克松再次开始对北纬 17以北 100 公里的地区进行轰炸，轰炸则招致中国和苏联的强烈抗议。但是莫斯科没有因此推迟原订 5 月举行的首脑会晤，这次会晤实际上正是在轰炸最猛烈的时候举行的。当美国人压俄国人向河内传话时，莫斯科则冷冷地一言不发。 1973 年 1 月 27 日，参加越南问题会议的四方在巴黎郑重签署了协议。《星条旗》杂志说：“一切都已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大口气。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战争仍在进行。 不过，周的确感到轻松了一些。毕竟结局已经不远了。美国人会被打败的。周的想法很实际，他盼着对越援助能有所减少。价值 200 亿美元的物资和装备送给了兄弟的社会主义越南，而且是分文不会偿还。 ＊＊＊ 1972 年夏天，周恩来尿中发现有血，他接受检查，经过化验，诊断为膀胱癌。那年夏天我见过他。那次我和路易艾黎在机场坐着，等候欢迎某位贵宾。这时周来了，他从用过多年的那辆波兰车里出来，还象以前那样敏捷、活泼。路易对我说：“你不觉得周恩来太单薄了吗？”他知道内情，但没有说下去。这只是一个暗示，可周看起来身体还这么健康…… 中国总理的健康状况以后也一直是绝对保密的。但他的死对头是知道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等着瞧，这些人因为周把美国总统请到中国来，立下了非凡的功劳而相形见绌。他钓到了一条大鱼。但如果周病了，他们就有了希望。紧接着又是一场新的权力之争。这时.也就是 1972 年夏天，周恩来 74 岁。 注释 ①引自与龚澎及她丈夫、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的谈话。 ②周几次讲到不会与苏联发生战争，特别是我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关于中苏可能爆发战争的书送给他时，他又谈到这个问题。 ③艾蒂安；马纳克著《远东回忆录》，巴黎法亚尔出版社。本书对“文革”期间和法、美、中之间的谈判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对法国和中国在越南和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也有详细的精彩描述。 ④引自作者对马纳克的采访。 ⑤引自作者 1988 年 11 月在法国费尔昂塔德努瓦镇对诺罗敦 ⑥引自与章文普就通过朗诺运送武器问题的谈话。 ⑦引自对诺罗敦西哈努克的采访。参见周恩来 1970 年 4 月 30 日的讲话及 1970 年 5 月 5 日关于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信件。 ⑧关于河内的报道，引自 1988 年 10 月作者与外交部长阮基石的谈话。 ⑨见前章。关于埃德加斯诺访华一事，我曾于 1969 年采访江青时为斯诺说情。后来我得知这也是同一直希望能办成的事，尽管我当时还不知道。很明显，江青当时对作者有好感，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 ⑩见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伦敦韦登菲尔德一米科尔森出版社，1979 年出版。见第 701 页及以后页数。 (11)联合国投票结果是：76 票赞成恢复中国席位、驱逐台湾，35 票反对，17 票弃权。 (12)菲力普法兰奇尼《印支战争》一书对越南战争有出色的描述，巴黎皮格马利翁出版社，1983 年出版。另注：本章许多材料来自作者私下谈话，对亨利基辛格访问北京这一过程全面而详尽的描述，作者谨表感谢。 第五章 规划中国的未来（1972—1975） ——周继续为重建中国、开辟未来而努力，着重强调科学与高技术 ——周遭到“四人帮”的攻击 ——矛头对准周的“批林批孔”运动 ——外加“批周公” ——尽管如此，周依然进行党和经济的重建工作 ——1975 年 1 月宣布四个现代化计划和中国向世界开放 癌症专家吴桓兴（又名乔治与我曾于 1935 年在比利时一道学医。乔治于 1936 年回到中国，在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家肿瘤医院。他出生于毛里求斯一个富裕华侨家庭，热爱祖国，决心与祖国人民一道“同甘苦共患难”。在吴大夫的指导下，中国的癌症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癌症早期探索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贬斥，红卫兵两次抄了他的家，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里的“造反派”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周恩来设法使肿瘤医院的革委会由李冰领导，她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弥勒佛”李克农①的女儿。即使在“造反派”拿走了病人的病历档案，指责乔治把这些“国家机密”泄露给外国医生的情况下，李冰还悄悄地允许乔治象往常一样工作。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北京更宾客盈门，一批批国家元首前来中国，与周恩来会晤。1972 年 5 月，周已开始出现患有膀眈癌的症状。6月，他前往医院作彻底检查。一组癌症专家得对总理的健康作出判断。乔治吴是其中之一。可是，当他走到周的病房门口时，卫士把他拦住了：“你不能进去。” 乔治是“资产阶级分了”，不是党员。江青曾声称，“我们怎能把总理的生命交给一个不可靠的资产阶级分子呢？”然而，她本人却曾多次要乔治为她效劳。“她把我从医院叫去。我在她住处得等上一个星期，才能见到这位反复无常的女人。” 总理的病情是国家大事，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监督对周的医疗，该委员会中有江青的两名追随者：张春桥和王洪文。 王洪文是如何坐“直升飞机”突然登上如此高位的呢？他曾在上海第 17棉纺厂当基层干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当过战地通讯乓，33 岁时被中央文革小组选中。1969 年，他的许多支持者成为党的九大代表，他当上了中央委员。1973 年进入政治局。有些档案材料似乎表明，那是因为他在林彪的垮台中出了力。就这样。上海帮，也即是在 1973 年由毛泽东起名的“四人帮”②，形成了。 我的朋友乔治，吴大夫告诉我，”由于江青和王洪文的缘故，周恩来未能尽早动手术。我提出尽早动手术的建议被否定了。总理有心脏病，动手术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周恩来逝世后多年，乔治吴和我谈起周的晚年时，还禁不住老泪纵横。 对于那些不知道周己患癌症的人来说，1972 年是他的胜利之年。那一年，他显得完全控制了局势。他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开始描绘中国未来的蓝图。他心里明白，他生命的时间已所剩不多了。 在日理万机的辛劳工作之后，周恩来的睡眠时间更少了。每当在床上躺下休息时，他有没有在心中回顾自己的一生，回想那些激励自己的信仰呢？青年时期，周恩来就坚信人的精神。对他来说，革命永远不会仅仅是一个机械的、社会物质的进程。他在 19 岁那年曾与道，“人心也必须变革”。1938年，他曾在武汉对美国主教鲁茨谈到过他对“新人”深信不疑。佛教对他的信仰也有影响：他认为人必须力求精神上的完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宏伟胆略，及其对群众的吸引力曾一度使他倾倒，然而接着而来的是幻想的破灭。“文化大革命”就如所有的人类动乱一样，给许多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借口，滋主了贪婪、野心和残杀。现在他和毛都已年老。但是人必须生活和吃饭，必须受教育，一个国家必须进步……在即将离开人世之前，周着手为活着的人建立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基础。对他来说，这意味着重新掌握对党的控制，使党的机器恢复正常运转。相信人民群众当然不错：有朝一日，群众可能变得无比聪明。但是，有必要确保行政管理、制订政策，以实现使中国“现代化和繁荣”的伟大目标。然而，除非党重新掌握领寻，否则，这一切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他的影响下，巧妙地提出来的政策与“左”派提倡的那种政策是根本对立的，在某些方面，也与毛阐明的那些政策相违背。但是，毛多次改变过自己的主张。他常作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讲话，而每次讲话都象是一道圣旨。“四人帮”总是迫不及待地攫取他的片言只语，当作新的“最高指示”。周恩来也如法炮制。周定期地向毛汇报工作，并带回毛的默许，即对周作出的决定的默许。“四人帮”则把年迈的毛包围起来，哄骗他说出一些对他们有利的话。周总是引用毛的另一些话来对付。 1972 年夏，政府机构重建工作开始明显加快。1969 年有 18 个部委可以进行工作，到 1973 年底增至 31 个。计委于 1972 年 7 月恢复。省政府里的军代表数量从 57％降至 40％，党委书记回到自己的岗位并重新履行职责。这些复职的安排在周的一封信中有所描述：“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③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清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在得到了毛的赞同之后，周恩来开始了解放干部的工作。他把他们都请了回来：谭震林、李井泉、邓小平。 1972 年初，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说邓小平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立即示意在场的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意思传出去。到 1973 年 3 月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就发出了。周很快为邓的夏出作出具体安排。同年 4 月在为诺罗敦西哈努克举行的宴会上，周和邓小平并肩出现，十分引人注目，从而发出了邓重新进入领导层的信号。我一眼就认出邓，不用别人告诉我，我就发现他在场。他仍由一位公安人员陪同，宴会结束时，他从后门离开。不过从下一次宴会开始，他就通过前门进出了。 对于邓的复出，”四人帮”的脸上流露出极大的愤怒和不满。但是，周不再需要以各种巧妙手段掩饰自己本来意图的方式活动，他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每过一天就少一天了。他与邓小平开始着手清理军队，该撤换的撤换、该降职的降职，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调整，把林彪的党羽孤立起来，使之无能为力。邓小平在军队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1971 年 12 月，在周的主持下开始整党，清洗林彪的追随者。周谴责林彪和极左分子的行为。他严厉批判 1942—1945 年间在延安曾经使用过、现在仍然使用的“逼供信”手段，严厉要求“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 1973 年，周会见了几名来中国访问的科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周再次提倡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在给几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写的一封信中他指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④ 周总是行动敏捷、步履轻快。1972 年秋，我看到他从汽车中出来后，跟在他身后的秘书气喘吁吁。难道这就是一位身患癌症的人？行动迫不及待，而脸上没有一丝沮丧的神色。他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死神正在向他招手。那年 9 月我们在机场相遇时，他笑容可掬地问我的丈夫：“你去新加坡的访问怎么样？”⑤他可能还不知道，我的丈夫未能获得去新加坡的签证。 *** 1973 年 2 月，基辛格再次访问北京，与周恩来会晤。那年 1 月，北越与美国人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议。⑥这样就有可能在北京和华盛顿分别设立一个联络处，这是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和互设大使馆的前奏。周与基辛格谈了两天。这是他与一位他所尊重的人最后一次自由交谈。与基辛格的谈话使他感到愉快和精神焕发。 “工业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这样，生产怎么能上去？”在计委的一次会议上，周敦促要更有力地批判林彪和极左路线的错误，否则有些人还认为他们不需要工作。集中与分散之间如何保持平衡这个老问题再度提出。周说道，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地方上分散的小工厂与中央办的工业争煤、争铁和争机械设备，给物资分配造成了混乱和无组织状态。周向极端平均主义开战，提出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上义。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 那年秋天，周接待了几批日本代表团。田中首相正式来访。从 50 年代起周就一直对日本做工作。日本需要中国，而中国的技术革命也需要日本。周确认中国不向日本要战争赔款。⑦“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现在我们必须揭开历史上新的一页。” 周一次极为动人的讲话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那是在 1973 年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茶话会上，周对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欧洲、美洲、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外国专家”发表的即席讲话。他开门见山地斥责了休彪和陈伯达给中国造成的严重损失;然后他向那些曾遭受过迫害和虐诗的外国友人⑧表示道歉。他提到一位美国人的名字，R 他称之为“坏分子”。这位美国人曾与江青多次共进早餐。据说他曾迫害自己的同事。但周讲话的主要精神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他提到，两年前，谁也不敢与外国人说话，这是十分错误的：据说中国姑娘不想嫁给外国人。假如永远这样下去，我们怎能对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怎能履行国际主义？中国人有一种仇外情绪，“因为他们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甚至华侨也有这种情绪。他们生活在华人区，吃中国饭，死后要把他们的棺材送回祖国。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新的精神……”他高度赞扬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他们都是周旅法时期的老朋友。“妇联上席蔡畅一直有勇气与外国人保持接触，我们要向她学习。” 周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赞同中外通婚，特别在他与某些法国来宾的谈话中更有明确的表示。他赞扬法国，“我在那里见到各种种族的人，他们可以通婚。”他的谈话使许多干部感到吃惊，因此从未传达或正式印发。 “四人帮”不遗余力地反对周。表面上看，他掌握着权力。但实际上他的权力遭到削弱。“四人帮”使用的唯一办法是在周的谈话中寻找理论错误。 1972 年“四人帮”再次提起“伍豪叛变”事件。当时由于已经作出不动手术的决定，医生们正对周采用中药来烧灼膀胱瘤方法治疗。周刚从医院回来，就不得不再次为自己被控背叛作辩护。他把所有的材料都送至中央档案馆，“以免今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再造谣……”这样才暂时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当然他心里明白，这“某些人”指的是谁。 此时“四人帮”又变换手法，从理论上发动新的攻击。周在讲话中把林彪与极“左”相提并论。“四人帮”则引用毛的新“思想”：“林彪的错误不是‘左’的错误……他是形‘左’实右”。姚文元和张春桥抓住了这句话.提出否定“左”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 毛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林彪摔死后，1971 年冬毛有过一次中风。林的背叛行为表明他对毛的极端仇恨，这深深地刺痛了这位老人的心。到 1975年，他几乎变得双目失明。他患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他神志有时清醒，有时迷迷糊糊，沉湎于追忆往昔之中。但是，他仍十分可畏。有时出奇地敏锐。他关于林彪的评论不是针对周的，而是一种政治评判。然而，这对周难道不也是一种警告吗？党的机器恢复了，毛要变革的体制又重建起来。这一切都太明显了。在毛和周之间那种矛与盾、海洋与海岸的关系中，毛有意抑制其总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把林彪的错误批判为极“左”确实有彻查“四人帮”行为的用意。“四人帮”要进行反击了。林彪不是“左”派。而是右派。毛这样说过：张春桥说：“在理论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急急忙忙就批林彪。林彪的罪行是形‘左’而实右。”林彪就“象蒋介石，象国民党……他崇拜孔夫子……”一场矛头针对周恩来的重大思想斗争开始了。 周必须摆脱被认为在批林彪的幌子下策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指责。周显然没有惊慌失措.他解释说：“我 8 月 1 日就此问题的谈话是对外交部职工讲的……我所谴责的是‘左’的过激的言行……我并没有涉及林彪的实际理论立场。”周继续说道，“林彪欺骗了许多人。”他小心翼翼地避开毛夫人的目光。但是，“四人帮利用周的疏忽和毛对年轻的王洪文的喜爱步步进逼。12 月 28 日，在另一次高层会议上，叶剑英不得不宣布“毛主席一直关心接班人的问题……现在有了王洪文同志……他贫农出身，现是工人，只有三十几岁……” 这是毛的选择。江青兴高采烈。周却象往常一样冷静地补充说：“毛主席正考虑让王洪文当军委副主席和党的副主席。” 在反对“四人帮”的残酷斗争中，周在一次重大的战役中失败了。王洪文现被当作毛的潜在接班人，高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每一个人。新闻媒介懂得必须写吹捧王洪文的文章，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提到他，使公众了解，在中国的天空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新星”。“批极左、批林彪”的运动变成了“批林批孔”。 为什么要批孔呢？ 只有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是如何迂回曲折运行的人才会懂得，有必要把 2400 年前去世的圣人孔夫子挖出来，以代表一切“右”的东西：传统、教育、保守主义。毛不是在很多场合谴责了孔圣人、赞扬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吗？ 儒教颂扬仁政，君子要以仁义治天下，天人合一。“四人帮”的写作班子⑨口诛笔伐，他们批判林彪的儒教思想。他们从中国过去 2000 年反儒教的古老法家著作中寻章摘句，使许多西方人感到惊讶的是，报刊天天都提醒要反对寻求“复辟”的儒家。基辛格感到纳闷.他直率地问周是否儒教在党内依然盛行……周匆忙把他的话岔开了。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于 1973 年 8 月开幕。在会上，周发表了讲话，王洪文也讲了话。⑩ 两人的讲话在精神和含义上都有鲜明的差别。周的讲话谴责了林彪，并简要介绍了林彪及其追随者丧生的情况。但是，周说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因体彪的死亡而结束。”斗争还会爆发，“也许还会有 10 次或 20次……”王洪文的讲话涉及党章的修改。党的新干部应来自贫农和工人。 表面上没有不团结的迹象，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12 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讲了一些后悔的话，说他错误地听信了林彪的话。贺龙、罗瑞卿、杨尚昆(11)都是“好同志”。这是让周立即采取行动的信号，要恢复他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重新改组军委。自 1973 年 3 月以来任副总理的邓小平重新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周恩来在第二次战役中取胜。但是，“批林批孔”运动却愈演愈烈。 1973 年周住院的日子长达 72 天。在其余的日子里，他照样废寝忘食地工作，平均每天工作 16 至 18 个小时。当年 11 月，基辛格再次来看望他，脸色忧郁。无论越南的形势，还是卷入水门丑闻中的尼克松总统的处境，情况都不妙。 美国众议院在 6 月投票通过决议，中断对南越阮高其政府的全部军事援助，这使阮高其孤立无援，也使美国对那里的局势失去影响力，继续留在那里变得毫无意义。河内的胜利己无法阻挡。巴黎和平协议被遗忘，北越要全面取胜。6 月，范文同和黎笋来到北京。鉴于胜利在望，中国想保持与越南的友好关系，周答应了越方的要求，下令增加对河内的援助。苏联热情支持越南对印支半岛赤裸裸的欲望。北越参加巴黎谈判的代表黎德寿直截了当地告诉基辛格，越南“反对柬埔寨和老挝中立”，”强调越南人民的使命不仅要接管南越，还要支配整个印度支那。”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自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以来，越南与中国的暗中争斗恰恰就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给予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关怀和荣誉，周对他的坚定支持，便是中国不愿让越南对印度支那享有霸权的明证。 周试图向西哈努克保证，他将来可以回到一个“中立、独立、和平的柬埔寨”，因为朗诺在柬埔寨的日子已不长了。就如南越西贡的阮高其政权一样，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也正在土崩瓦解。 4 月，周与艾蒂安马纳克谈话，坚持说法国应参与在诺罗敦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重建工作。他说，法国对其前印支殖民地有“道义上的责任”。基辛格中肯地写道，”中国的问题是制止河内或莫斯科攫取柬埔寨”。在我与周谈论东南业的历史以及印支王国之间历史上的战争时，周总是指出，柬埔寨的独立是“不容谈判的”。6 月沙邦一戴尔马从巴黎来到北京时，周花了一个钟头与他谈柬埔寨问题。马纳克在其回忆录中指出，诺罗敦西哈努克尽管在法国长大，但却未能赢得法国人的好感。周说道：“不过戴高乐会理解的……”周推崇戴高乐，对于戴高乐未能访问中国深表遗憾。(12) 周恩来还关注红色高棉的优势地位，他们正在战胜美式装备的朗诺军队。红色高棉一度曾是印支共产党成员、越南游击队的战友。周坚持主张柬埔寨“必须中立、和平、独立”，就是说，他对于由红色高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柬埔寨是很有保留的。事实上.周认为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不论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是柬埔寨——匆忙地实现“极‘左’的社会主义”，“时间还不成熟。”(13) 1973 年 9 月 11 日蓬皮杜总统来北京时，周花了许多时间，陪同他访问大同石窟、杭州和上海。他在欢迎讲话中提到了戴高乐……”很遗憾我们未能有机会接待他……这位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法国独立的坚强战士。”在与乔治蓬皮杜的谈话中，周着重谈论诺罗敦西哈努克的情况。“法国珍视独立和爱国主义。诺罗敦西哈努克是位爱国者。”他试图说服蓬皮杜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而进行斡旋。可是，法国不希望看到、或者不能接受中国关于建立一个以西哈努克为首的独立的柬埔寨的观点……这是当时法国外交政策中一件令人费解的事。由1974 年 1 月，连篇累犊的社论掀起了批休批孔运动的一个新高潮。林彪与孔夫子一样早已不在人间，任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只要懂得一点旁敲侧击的乞术，此时都明白，这场运动的目标是对谁当前某位领导人的。“四人帮”写作班子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要人们相信必须对象林彪和孔夫子这样的人经常保持警惕。有一篇文章采用伊索寓言式借古讽今的手法，批判秦代（公元前 200 年）一位宰相企图进行“复辟”。紧接着出现另一篇关于汉朝的文章。汉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什么是好干部？他们都是奴颜婢膝、唯唯诺诺”。那时候的宰相是“一位老奸巨猾的官僚，精于世故，从不给自己造成麻烦。”当“批林批孔”的口号又加上了“批周公”的时候，即使是最迟钝的党员也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谁是“周公”？ 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周被迫协助这次会议的召开，并听取批判孔大子“及其所有弟子”的发言。会上，江青的支持者谴责“通过后门复职的干部”。显然，这是指邓小平。 周尿血很多。他不得不经常接受输血，起初大约每三周输一次，后来就输得更多了。然而，他坚如磐石，稳坐钓鱼台，他意识到被指控为孔夫子，但不露半点声色。一位新闻记者当着周的面问江青，“被谴责的周公是谁呀？”“当然是一位历史人物。”她回答道，讪讪地走开了。 人人皆知，周恩来是“大儒”，在报刊上日日遭到贬斥。的确，他是一位伟大的“儒家”。他的一生体现了这位圣人关于正直、自我牺牲和献身于人民福利的理想。中国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理想的“统治者”的价值。他是一位革命家，但是实际上革命的理沦踌入了孔夫子的模式“克己奉公，为人师表”。 1971 年基辛格首次访华之后，考虑到世界各地的代表团、商人和旅游者将纷纷未访，周已开始整修旅馆。多年来无所事事的中国旅行社派出干部前往瑞士接受培训。瑞士的旅馆老板也奔赴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周委派中国画家为各旅馆的饭厅、休息室、会客室和贵宾室以及会议厅作画，加以装饰。江青又利用这件事作起文章来。1973 年春天，她把这些绘画收集了一大批，并组织了一次“黑画”展。调集了约 4 万人来“愤怒谴责”这些“黑画”。这正是周恩来住院进行第一次手术那些日子。1974 年 6 月，周离开中南海的住处，又进行了一次大手术。医院里的一个套间变成他的办公室和家，他忧在那里继续工作。邓颖超与他呆在一起。 报纸刊载据说是关于孔夫子生活片断的文章，对他进行无耻的攻击。“一位年迈的老人，倒床奄奄一息的时候……还挣扎着爬起来，策划……一场欺诈奸刁的政治骗局……国君宣召，车马还未备好，他就匆匆起程……” “孔夫子有一条胳膊是弯的……”对于那些没有把孔夫子和周恩来连起来思考的人来说，这句话是最明白无误的了。最令人厌恶的攻击是讥讽他对毛的态度。周确实一心一意地忠于毛、捍卫毛。1945 年，这位“儒家总理大臣”在重庆为了确保酒杯里没有毒药，确实自己先试喝了毛的酒。 周从 1970 年推动恢复大中学校里的考试制度。但是，这时的“工农兵”学生水平很低。大学教授被迫为 80％左右的新生作课外特别辅导。东北有一位学生因在考试中交了白卷而被封为新式英雄。 “四人帮”的写作班子赞扬这位青年说：“非常正确。”教师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愚昧无知”的“学阀” 1975 年初邓小平从病势日重的周手中接过了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他坚决反对“四人帮”。他不象周那样温良恭俭让，他很鲁莽。他对“四人帮”任命的一些不称职的人说：“你们不要占着毛坑不拉屎。”他与李先念和叶剑英每天去看望周恩来。也许，使周感到十分难过——一种没有说出来，而是默默地咽进肚里的痛楚是，他的好朋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首赞美“批林批孔”的诗，说它犹如“一声春宙震撼了大地”。他怎么能这样干？胆小？害怕？郭沫若已年过八十，风烛残年。周写了一封信；交待“每天 24小时都要有人照料”郭沫若，”他的房间里应铺上地毯，以免走路滑倒。”尽管这位朋友写了那样的诗，然而周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使他的这位老朋友舒适地度过他最后的岁月。 1974 年 7 月，毛突然对“四人帮”大发脾气。“不要搞宗派，你们正在搞小宗派。”关于他的妻子，他说道，“她想当党的主席，让王洪文当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姚文元当党的总书记。” 毛已获悉，他的妻子在未经党中央允许的情况下已劝说一位美国汉学家替她写一部书。1972 年，罗克珊威特克女士曾来华，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妇女的书，并曾要求会见毛夫人。周劝江青“见个把小时……就够了。”江青却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吸引这位美国人。她早就感到她的一生应当有人为她作传。正如被指定照料威特克女士的两位官员告诉我，她要有自己的“埃德加斯诺”。(14) 周指示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劝告威特克女士不要出版这本书。但是威特克女士拒绝了。她在纽约对我说，“我认为毛夫人将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妇女。” 自 1972 年起，江青就与毛疏远。她没有与他生活在一起，而 是住在钓鱼台的 17 号楼。罗克珊威特克的书间世后，毛夫人自我炫耀的运动开始了。女性历史人物受到吹捧和美化。武则天不是独裁，吕后也不是恶魔……不，不，她们都是很好、英明的女皇。成特克的书被指望成为制造以蓝苹即江青为中心的新的个人迷信运动的一部分。 周在他的病房中与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和陈云等一道制订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计划，为中国的未来奠定基础。周未能活着看到他的“宏伟计划”得以实现。但是，他把这个计划留给了从他和毛的手中按过亲爱的祖国的那些人。 1975 年 1 月 13 日，瘦削、憔淬、面色苍白的周恩来身着已经过于宽松的灰制服，昂静挺胸地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他最后一次演说，这是一篇很长的讲话，要读完全文是一项非常劳累的任务。但是他没有半点踌躇。到讲完时，他累得双手颤抖，但依然挺直地离开讲坛。那天晚上，他的小便几乎全是血。 这篇宣布四个现代化计划的讲话是周为中国的进步所作的全面规划，表明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政策。 “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他的遗言，他的遗产。 为了获得毛对他的讲话的赞同，事前他不得不于 1974 年 12 月前往当时毛所在的长沙。他骨瘦如柴，双手颤抖，在一位秘书的协助下，痛苦地登上了飞机。 周对关心他的健康的机组人员说，“疾病嘛，就要和它作斗争……一年没有坐飞机了，8 个月躺在医院里，现在好些了。”他虚弱得连乘务员给他的糖的纸都剥不开。 他于 12 月 23 日抵长沙，当天就见到毛。年轻的王洪文曾于 11 月抢先去长沙，向毛揭露所谓周恩来的“阴谋”。他说有那么多老同志去看望周——“肯定有阴谋”。并说周完全是装病。但是毛斥责这位年轻人：”总理没有搞阴谋。” 周最后一次见基辛格是在 1974 年 11 月底。基辛格此行是准备谈判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但是，他未能料到周所受到的影射攻击以及周的严重病情。周只能与他交谈半个小时。 从侧面向周发动的另一场恶毒攻击开始了。周曾批准安东尼奥尼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毛夫人斥责该部片子无耻，歪曲事实。接着又是贝多芬事件。贝多芬的音乐被认为是反动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情调，赞美王公贵族。周与朱德青年时代在柏林时曾经欣赏贝多芬的音乐。周还有几盘老式留声机唱片，不时地拿出来放一放…… 朱利叶斯尼雷尔前来北京看望周恩来。他去医院拜访周时，周的外貌深深地打动他。“他那么瘦，那么瘦。但是他还与我有说有笑。他说没有别的，就是过分劳累。他和蔼地谈了一个多小时，依然精神矍铄。”(15) 1971 年 9 月 30 日晚，为庆祝 10 月 1 日国庆节而举行例行的宴会。巨大的宴会厅里挤满了人。我与好友、前驻华沙大使王炳南同坐一桌。坐在我们四周的人都是刚刚恢复了名誉，从牛棚或监狱里回来的。但是，在每张可容10 位客人的圆桌上都坐着两名监视人员，那是毛夫人从她的样板戏剧团中挑选出来的“艺术家”。坐在我身旁的足一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他公开与贝多芬“决裂”，正为样板戏创作新的钢琴曲。 突然，人们一阵骚动，响起了乐曲声，领导人鱼贯而入，走在前头的是周恩来。 “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尽管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可以听到每个人心中的呼唤。 “一直有传闻说他病得很厉害，们是他的步履象往常一样敏捷，后面跟着全体政治局委员和那一年的贵宾。周起立致词。我们大家都起立，不断鼓掌，停不下来。我们鼓呀，鼓呀，表达了我们的热爱、共同悲伤和感激之情。如果没有他，今大有许多许多人就不可能在这种场合出现。许多人激动地哭了，其中也有我自己。最后，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周恩来讲话了，他的声音异常地坚强、宏亮。他把自己的最后一点点力量灌入了一篇短短的讲话。中国经历了许多考验，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国人将一往无前，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团结。‘团结’，他呼吁‘团结’。”(16)我朝主桌望去，“四人帮”就在那里。还有邓小平……能团结吗？ 注释 ①有关李克农的情况，见第一部第六章。 ②“四人帮”的名称是毛泽东亲自起的，是个贬义问，毛充分意识到他妻子及其同伙的野心。 ③指 1967 年 2 月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见第三部第二章。 ④《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617 页。1972 年 9 月 11 日。 ⑤这是一件私人小事，但周听说并记住了。 ⑥关于越南战争和巴黎和平谈判的极好报道。见菲利普弗朗希尼苫《印支战争》.皮格梅隆出版社 1988 年于巴黎出版，以及斯但利卡诺著《越南》，海盗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⑦关于不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决定究竟是由毛还是周恩来作出的，中国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观点。 ⑧关于杨乃迪、爱泼斯但和艾黎等人所遭受的迫害，参看韩素音著《再屋双门》，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 ⑨指由一些编辑和新闻记者等组成的写作班子，最活跃的有在北京大学的写作班子，化名梁效：上海的与作班子化名罗思鼎。 ⑩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 1973 年 8 月 25 日中国报纸和新华社的报道。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 (11)杨尚昆（1907—），早年曾在苏联学习过，参加过长征，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见《名人传记词典》。杨自 1989 年起任国家主席。 (12)这些细节来自与诺罗敦西哈努克以及与艾蒂安马纳克大使的谈话，见艾马纳克著《远东回忆录》，法亚尔编巴黎版：同时参看威廉肖克罗斯西蒙和舒斯特著《柬埔寨的小戏》，1979 年纽约版。 (13)一个从未公开提及的问题是在东南亚的华人商业社团。周恩来曾非常明确地对我说，他们必须象香港一样保持资本主义性质……在南越从事经济活动的少数民族华人是河内胜利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是该地区的资本家。大多数船民都是华人，因为清洗运动从种族上扩大到所有的华人。越南也采用中国在革命的极端阶段用过的“查三代”的办法。 (14)与作者的两位女朋友的谈话。她们被江青指定照料当时在中国的威特克女士。威特克女士后来来看我，并对我说，她认为江青在中国将“非常重要”。我回答说：“中国人民不喜欢她，因此你最好再考虑考虑。”这次谈话是 1973 年江纽约进行的。 (15)作音与已故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的谈话。见韩素音文档。 (16)摘自韩素音著《吾屋双门》，当晚作者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 第六章 骨灰撒遍中国（1976） ——周恩来在医院里的生活；维护他生命的劳力 ——邓小平与江青及其支持者 ——被毛称为“四人帮”——的斗争 ——1976 年 1 月周的逝世 ——1976 年 4 月tian安门广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自发的斗争 ——1976 年 10 月叶剑英与周的其他支持者在毛逝世后逮捕了“四人帮” ——1976—1978 年邓小平登上权力的宝座 1975 年 3 月 20 日。 “主席：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俭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今年开会①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 40 年前我在沙窝会议②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寻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 周恩来给毛洋东的这封信读来使人心如刀割。这是一种悲哀的呼唤。恳求对方能作出一种姿态，承认悠久的伙伴关系。周接着说.他将要作第三次大手术，割除大肠中的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信的末尾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③转报主席……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难道周不能直接时毛说吗？两人在过去曾经那么亲密，为什么还要通过中间人呢？周对长征中那件事的回忆等于是对毛说：“在漫长和可歌可位的中国革命征途中，即使在我反对你的某种想法的时候，我一直是你所有的同伴和战友中对你坚贞不渝的一员。所有其他人都不在了：把你的思想推崇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位的刘少奇：把你宣扬为天才以便把你架空的林彪。他们都辜负了你，然而我给你撑腰，甚至从你自己手里把你挽救出来……” 正因为毛欠得太多，他感到愤懑。要对别人感恩戴德是很难的。这两位老人在晚年时的关系中有一种揪人心肺的东西。为了遏制毛狂飚式革命对中国所造成的动乱，周牺牲自己和他的尊严，有时还要说些违心的话，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在这最后一次困境中，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仅仅是沉默，已发生的事太多了，就象危险的核废料，必须无声无息地密封于铅桶之内。整出戏就是汹涌咆哮的海洋和坚如磐石的海岸之间的结合，是盾和矛的关系的范例，如果认为这两人最终能象自由的普通人一样相处，那未免太简单了。不到 24 小时，毛就同意周进行手术。但是 1975 年整整一年内，毛一次都没有到医院看望他的奄奄一息的总理。 然而毛并没有完全丧失走动的能力。他有时步履艰难，但一直到 1976年中，他还接见了好几位国家元首。 我问邓颖超：“在总理生病的整个时期内，毛主席有没有来看望过他？”她以丝毫没有感情色彩的语调回答道：“主席没有看望恩来。” “弥勒佛”李克农的女儿李冰④告诉我，周恩来每次动手术她都在场。有一次当总理被推进手术室时，他又一次对她说，“李冰同志，你知道不知道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率有所增加的情况？”“总理，我们肿瘤医院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这不够，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疾病增加的原因必须找到……” 李冰说道：“那就是周恩来。他躺在床上的时候还阅读关于癌症的报道。”第二天，李冰与我的朋友乔治吴便一道离开北京前往云南省。该医院的肿瘤小组已经对华南地区的鼻癌和肝癌以及太行山地区的食道癌进行了研究。“一个月后，总理又叫我。他说东北的肺癌有所增加，他想要有个初步报告，‘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 周在手术后康复，他在卧室隔壁的小小会客室里又开始会见一连串的外国国家元首。马耳他和莫桑比克，圭亚那和突尼斯。北朝鲜的金日成于 4 月来访，周的两腿肿得很厉害，双脚不能穿皮鞋，就穿了一双布鞋。但是，鉴于一位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关心身份和礼仪，礼宾司长不得不向金日成解释，总理穿布鞋接见他，绝无怠慢之意。 比利时的廷德曼斯和马来西亚的拉扎克发现周象以往一样消息灵通。与才能卓越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的会见使他十分高兴。他要克立多呆一会，谈论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傣族，回忆 20 年前他在万隆与一位泰国亲王会见的情景……“相别二十年闻殿下健康如昔，极慰。”⑤ 加蓬和丹麦的贵宾、扎伊尔的蒙博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和伊梅尔达，一个个地前来这间摆着结实的皮沙发和望加锡花边织品装饰的小房间。似乎谁也没有意识到他病得多么厉害。周需要靠输血来维持生命，但他总是文雅地微笑着说，“我正在慢慢地好转。”实际上，他知道每过一天，他就向死亡接近了一步。 ＊＊＊ 在 3 月动手术的前几天，周拖着沉重步伐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使 203 名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好获得释放并恢复了政治权利，这是为邓小平与一个重要的日本代表团举行会谈前创造一种良好的气氛。周希望从这次会谈中获得技术进口，包括一座钢铁厂。 热情奔放的邓小平缺乏周的精明，以及他待人接物的高超技巧。但是周想把他树起来以对付其他竞争者。5 月，周参加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支持邓当第一副总理，以对付上海帮，一篇针对邓小平的大放厥词的文章又出笼了，大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⑥邓的直率、他对任何反对自己的言行所作出的过分反应于事无补。周平易近人，柔中有刚，但邓耐不住火暴脾气，言辞激烈。幸运的是，毛近期曾明确说他妻子“权欲熏心”，这迫使江青一度伪装她并不反对总理或他任命的人……当然这是暂时的： 6 月，在邓颖超和察畅一一已于前一年逝世的李富春的妻子——的陪同下，周离开医院出席为贺龙正式恢复名誉的追悼会。汽车把他送到安葬革命烈士和党的干部的八宝山公墓，他走出汽车并攀登殡仪馆的台阶时，他的胸是挺的，步履稳健。所有的老战士均在那里，包括 90 岁高龄的朱德。在安放贺龙骨灰的高台上方，悬挂着贺龙的照片，看起来年轻，微露洁白整齐的牙齿，富有美感的嘴巴上方留着一片修饰得非常整齐的胡子，周肃立凝视着他朋友的照片。他对贺龙的遗孀说：“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他。我没能保护好他……”站在母亲身旁的贺龙的儿子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周摇了摇头，回答道，”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是周首次公开承认他将不久于人世。 他宣读了悼词。尽管到末尾时他几乎难以站立，不得不让人扶到一张椅子上，他在吊唁簿上长长的名单内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周说道，“把名单送给邓小平，他不在这里，但是他必须签名。”这就等于当众宣布他属意于邓小平 7 月，聂荣臻在观察了中国西部一个原子研究中心后回来向周汇报。他给周放映了发射中国第三颗卫星的电影，聂于 N88 年 10 月对我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恩来非常清楚，我们必须迎头赶上，不仅赶上一次工业革命，而是要赶上两次……” 政府部长们每天都来医院，因为周坚持要听取汇报。在内地发现了一个新的煤矿。”这件事不能单交给省政府去办，这是国家资源，中央必须出资。“他整天想着煤炭、石油和其他能源，但是对于在 50 年代未就已制订计划的大型长江水力发电站却下不了决心，躺在病床上气喘嘘嘘地念叨着。不能在非紧要事情上浪费资金。他神志清晰，但是有时不得不停上说话.吸点氧气……他很容易气喘。 8 月，诺罗敦西哈努克来向他告别。柬埔寨的朗诺政权已经垮台。4月，河内的坦克开进西贡市，最后几架直升飞机从美国大使馆的房顶上起飞离开，美国支持的西贡政权宣告彻底失败。4 月 17 日，当时北越的盟友红色高棉以及诺罗敦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员开进金边。在西哈努克统治时期，红色高棉没有什么作为。但由于腐败的朗诺政权脱离人民，他们的力量壮大起来。控制了全国。在西哈努克来访的五天前，周曾接见红色高棉的代表乔森潘和英萨利。他曾时他们说：“诺罗敦西哈努克必须得到保护，他是国家元首，他必须是你们的共同核心”“你们两派加强团结，巩固胜利.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不结盟的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柬埔寨。”关于周以及后来的邓小平赞同红色高棉政权的说法是错误的。周尽了很大努力使柬埔寨保持中立，作为反对越南在印度支那推行霸权的堡垒。他提醒激进的红色高棉领寄人，”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并不是容易走的。我国现在正在这杀道路上前进着，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有许许多多障碍……”但是。他的话不被理解，这些人以为共产主义马上就可以实现，根本不听他的忠告。 周与西哈努克愉快地交谈了一个小时。最后，他祝亲王及其漂亮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归国旅途愉快。他对亲王说，”我们将永远坚定地支持你。”周在世的时候。西哈努克得到了红色高棉较好的待遇。 9 月初，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前来看望周。周行走已很困难，但坚持要在医院的门厅里迎接维尔德茨，并把他引进会客室。维尔德茨关怀地询问他的隧康状况，他苦笑着说：“我已收到马克思的正式邀请，不能不接受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过得真快。仅在10 年前，1965 年 3 月，我还在布加勒斯特。天气虽寒冷，但我没有穿大衣，我步行了四个小时……现在我连四分钟也不能走了……”周就是这样宣布了自己即将要离开人世。他接着又谈到中国。“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现在党有许多久经考验有才干的领导人。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此时，邓小平正坐在维尔德茨的身旁，周的一位秘书作了示意。这是周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 9 月 20 比正当他准备去作最后一次大手术时，有人告诉他。1931 年的伍豪事件再度搬了出来。他要来 1912 年夏天在一次会议上自己专门就所谓“伍豪启事”问题报告录音的记录，在上签了字，写上了日期和时间。之所以对这位奄奄一息的人如此残忍，是出为五天前说话毫不留情的邓小平与毛夫人发生了一场争吵。他们在大寨大队遇上了，大寨大队自 1964 年起就被树为农业自力更生的典型。邓掩盖不住自己的感情，象往常一样说话显得急躁，而江青既对着邓，也部分地对着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破口大骂。华国锋对她尚未构成威胁，但有朝一日他可能会成为对她的威胁，因为在 1 月的人大会议上毛亲自挑选他担任上述职务。因而，华是他丈夫设置在她通往权力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要是他与邓结成联盟，岂不构成对她集团的威胁？这一切周部知道。他在文件上签字后还与所有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其中有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和张春桥。最后，他和邓小平握手，拼足他最后一点力气对邓说，“你干得好，继续下去，要坚定。” 10 月，周还在人间。“四人帮”又策划了另一场进攻。毛喜欢用新的革命原则来分析旧小说，他在重新阅读《水浒》时断言，这部书里所描写的一位主人公宋江是个叛徒，而并非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被人们所推崇的好汉。叛军首领宋江因反对贪官而起家，最后却被官府“招安”了。按照一种奇怪的逻辑，宋江被描绘成搞“修正主义”。“四人帮”立即抬起毛的“牙慧”。宋江既是修正主义分子。难道周恩来和邓小平不也曾与军阀、资本家及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往来密切吗？一些王公贵族和帝国主义巨头现在不正纷纷前来中国赞扬周恩来吗？ 报上纷纷发表文章，以早已去世的人物和变节行为来进行影射攻击。一种神秘莫测的威胁气氛萦绕着邓小平。他的命令不是被置若罔闻，就是被废除。 9 月 30 日，国庆的前夜。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往常一样的招待会。但是周恩来没有出席。率领政府成员进入宴会厅的却是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江青及其一帮，十分引人注目。招待会结束后，我与宋庆龄一道回她的寓所喝咖啡聊天。她对我说，“你看到他们没有，就象瓷狗一样怒目相视。”⑦ 尽管周没有出席，但是，曾经被贬黜而在那天晚上重新露面的老干部有49 人，其中有身材颀长的罗瑞卿，坐在一把轮椅上。邓颖超快步走过去，双手握住了他的手，客人们齐声鼓掌，当然“四人帮”及其支持者例外。罗瑞卿的露面是周的胜利。表明党又回来了，党没有被“文革”摧垮。其他斗争又渐露端倪。周去世后，邓就得单枪匹马地进行战斗。但是他的力量很单薄，太单薄了。为了对付“四人帮”，必须让周活着，必须尽可能久地活着。 “我们维持着他的生命……这是一种折磨。他要保持脑子清醒。所以拒绝吃止痛片……硬是咬紧牙关忍着。有时他轻轻地叹口气，摸索他妻子的手……” ⑧他的脑子不能使他平静。“我还能听，还能想。”他要把事事都安排得有条不紊。他冥思苦想，有没有什么未完成的事必须立即处理？他有没有忘了什么人或什么事？忽然，他想起了严复，这是中国最早的改革者之一，生于 1854 年，死于 1921 年。严复对亨利赫胥黎、孟德斯鸠和穆勒等人著作的出色译本曾经激励了周这一代人，使得他们有可能接触非儒家思想，推动漫长的革命，这场革命从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直至今日还没有结束。周口授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嘱咐，要他确保严复的文件得到安全保存。他又想起1931 年去世的杨度。杨度早年曾是个极端保守分子，于 1927 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和周领导下的一名地下工作者。那时他通过电影导演夏衍⑨与周联系。杨度曾是上海青帮头子大耳杜月笙的朋友。也正是通过杨，上海的共产党组织获得了保护，有安全的房子，避开了在租界里巡逻的英国、法国和其他警察……周要求承认杨度是位优秀党员。他对曾经忠实地为自己工作过的潘汉年尚未恢复名誉而感到不满。潘是在周去世之后于 1982 年被恢复名誉的。 “四人帮”忍不住要来看看这位快要去世的人，计算着他还能在世上活多少天。王洪文闯了进来，当邓颖超请他不要影响她丈夫休息时，他说：“我有国家大事要与总理商量……不能等。”江青打电话来称她有要事相商。周有一次中断了输血去接她的电话。 “四人帮”在他们一伙中又增添了一位非常有用的人——毛远新。他是毛的侄子，现被任命为他伯父的联络员。每一位来访者，每一份文件，在到达毛泽东那里之前，都必先经他过目，尽管毛嘟囔着他的妻子“想作党的主席……有野心……”但他的侄子堵塞了其他人通往毛的渠道。看样子，周死之后，毛将别无其他选择，只能任命张春桥当总理。 到 1975 年 11 月底，周已进行了 6 次太手术，8 次膀胱烧灼，100 次输血。从 1914 年 6 月进医院到 1975 年 12 月，他接见了 63 位国家元首或外国代表团团长，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工作 161 次，在医院里召开会议 20 次。他不仅参加政治局会议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报告等重大活动，还两次去北京饭店，一次是去看一看，检查一下是否一切工作都很顺当。另一次是去理发。 朱殿华多年来一直为周理发。周最后一次去北京饭店时对朱说：“我们一起照张相吧。”那是 9 月底，一时找不到摄影师。朱殿华说，“下一次再照吧，总理。”周对他笑了笑就离开了。这是周最后一次能够坐在理发椅子上。11 月，朱托人问，“总理需要理发吗？”周恩来说，“还是别让他来吧！看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 他担心，他死后，他的亲戚、侄儿侄女，或者他们的许多“养子养女”⑩，即他们所关怀的烈士遗孤中有人会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来参加他的葬礼。特意规定“谁也不许离开自己的岗位，一天也不许”他对自己的亲戚非常严格，不准他们享有任何特权。送往内蒙草原的一位侄女，他没有允许她返回北京，周的亲戚中没有任何一人象后来某些高干子弟那样“少年得志”。周对自己的妻子也毫不讲私情。他坚持不让她担任高级职务，因为这会使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复活。他和邓颖超必须为全中国树立榜样，邓颖超的组织能力和才华早在 1949 年前就充分展示出来，可是她并未因此而受到赞赏，也没有担任重要的官职。 他对如此热爱的妻子这样不讲情面，如何理解呢？这与他对妇女的尊重和关怀如何能协调呢？周一直非常强烈地支持婚姻法，这是由他的妻了制订的维护妇女平等地位的宪章。他一直大胆赞成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在他的政府部门中，他使用了一些妇女。 但是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同胞，知道社会上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根深蒂固。他目睹了刘少奇的情况：富有畦力和聪明的王光美受到丈夫的宠爱，抛头露面，而使刘的处境更加糟糕。他也目睹了林彪把他妻子抬出来塞进政治局，而她帮助林制订了疯狂的阴谋。还有毛的夫人、蓝苹——江青，在延安窑洞时期受到毛的宠爱，而现在人人恨她又怕她，把她叫作白骨精。她的心灵的确已经扭曲，可能是因为年轻时蒙受了各种耻辱。 周决意不让邓颖超陷入权力的罗网。小超以一种崇高的自我克制精神同意追随丈夫身后，默默无闻。只是在周去世以后，1976 年 12 月人大四届三次会上邓颖超才出任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1975 年 9 月周进行第 6 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手术时，乔治吴、癌症专家吴阶平和另外 6 位医学专家在场。“我们发现癌细胞已经到处扩散……我们设法安装了另一个肠道迂管，这样他可以多活一段时间。” 周对他的医生们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我们支吾搪塞……他心里明白，说道：“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除夕来临。 毛泽东在 1965 年曾写了两首诗《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诗均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暗喻，嘲弄那些把物质进步放在第一位的人。据说，周的妻子给他送来这两首诗时，周“爽朗地笑出声来”。还有传说描绘他把诗词紧紧地抱在胸前。但是他的妻子对此缄口不言。周在她耳边轻声说道：“小超，有好多好多的事我没有告诉你，现在太晚了。”邓颖超回答说，“恩来，我也有好多事一直没有告诉你。” 1 月 8 日凌晨 9 时 57 分，周恩来溘然长逝了。 ＊＊＊ 周逝世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他没说什么，一句话都没有。但是，那天晚上，在他看电视的时候，他的护士和陪伴他的人注意到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下来。 哭干了眼泪的邓颖超对治丧委员会说，他的愿望是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河山去；不要竖纪念碑，不要建坟墓，不要刻石碑或塑像，甚至不要在八宝山公墓存放骨灰盒来纪念他。中国的街头巷尾历来议论很多，有闲谈说，周曾说过：“我不想躺在康生的旁边。”阴险毒辣的康生已于头年 12 月 16日死于肺癌。这样，周打破了一切传统，不论是儒教的还是共产主义的，而是回到了中国文化中不朽的道教渊源，主张人体与宇宙混为一体。 1 月 10 日、11 日他的遗体供经过挑选的一万多人瞻仰，根据命令，北京以外任何城市不准有人到北京来吊唁，中国治丧的标记——花圈、黑纱和白花——都被禁止。11 日，周恩来的遗体由一辆公共汽车送往八宝山火化。尽管事前未作任何宣布，但有百万人在 20 英里长的街道两旁肃立致哀，在凛冽的寒风中挥泪为自己的总理送行。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三天吊唁仪式上，小小的骨灰盒最后交给了他的遗孀。一批批吊唁人群走过安放着他的骨灰盒和悬挂着他的遗像的灵堂。最后，邓颖超手捧着骨灰盒，面向大家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中国继续悼念敬爱的周总理，1988 年姓唐的司机开车把我进回家时对我说，“当时我还是军队中一名年轻的战士，不准我们戴孝。但是我们营里用自己的钱去买了黑纱和白花，没过三大，全军都戴起孝来……原来的命令不得不撤销，” 一架飞机把周的骨灰撒向大地。周去世后实际上比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更加强大。 ＊＊＊ 周去世后，“四人帮”就设法要把邓小平拉下马。反对恢复统一的学校考试制度的活动在””四人帮”的策划下正加紧进行。工厂里发生反对“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罢工。提出的荒唐口号之一是“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邓无能为力，各级的消极怠工使他一等莫展。 然而，表面上态度消极的军队却支持邓。张春桥说，“没有枪杆子，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他说得很对。这就是为什么他支持上海工人王洪文，而王在 1967 年就开始组织工人民兵。到 1976 年。工已成为一支拥有 20 万民兵力量的头目，还有两个生产军事装备的工厂。 2 月 3 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身材粗壮的华国锋替代已故的周恩来当代总理，既绕开了邓小平，也绕开了江青的门徒，满心狐疑的上海帮变得惶恐不安。 3 月，在重庆和其他几个城市突然贴出了大字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打倒江青……”在广州，一本 12 页的谴责“四人帮”的小册子在人们中传播。3 月 5 日，周恩来的生日那天，《文汇报》取消了一篇周为学习雷锋写的题词，却发表一篇影射谩骂周是走资派的文章。这一事件引起南京各大学愤怒的学生发出一封集体抗议信，在北京，3 月 19 日，一所小学的学生前往tian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花圈上写着：“敬爱的周泊伯，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其他院校也随之效仿，人数越来越多。成卡车的军人也带着鲜花前来。到 4 月 1 日，人数已达好几千，尤其在下班后的晚上，来者更多。路灯柱上挂起悼念周的标语。在大学宿舍里，学生们晚上不睡觉，赶制白纸花。4 月 2 日，警察开始搬走花圈，撕掉大字报。但是成卡车的工厂工人又来了，他们带来了一捆捆铁丝，把花圈牢牢地捆绑在纪念碑周围的栏杆上。4 月 3 日白天广场上的人数有五万，晚上超过了十万。 4 月 4 日星期天是清明节，按中国的风俗这是给祖宗和亲爱的死音扫墓的日子。那一天。聚集在tian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的人有 30 万。男女青年朗诵诗词和激情洋溢的散文。表达他们热爱周恩来和痛斥江青及其追随者的感情。 4 月 5 日下午，逮捕开始了。手执棍棒的警察抓走讲演者，抓人一直持续到深夜。一些工人烧毁了旁边街道上的一座楼房，发生了暴力行动，据说有人死亡。 4 月 7 日。这一事件被宣布为“fan革命”，这个说法没有明确的含义，可指盗窃、qiang奸、毁坏国家财产。搞煽动性演说，以及范围广泛和界限不清的政治罪名。邓再次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一宽大处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建议的”。这样，毛又一次宽恕了他妻子的对头。 7 月底，一次大地震把华北的唐山市夷为平地，40 万居民遭殃。我的侄女是唐山医院里的一位护士，她告诉我，“我们脚下的大地裂开了，一切都掉了进去。”“四人帮”的反应令人发指。报纸宣布：“加紧深入批判邓小平。”“四人帮”中没有一人前往受灾地区看望。在北京，地震冲击波震坏了三万间房屋，大约有 2000 人死亡。 那年夏天，毛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有报道说，他给华国锋的手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真也好，假也好，这是把继承权交给了华。张春桥对江青说，“要准备摊牌”。毛的侄子毛远新被派回东北，要倾向于“四人帮”的部队作好准备。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王震、徐向前等人为“不能让这些卑鄙小人夺权”而焦虑着，他们还为此与邓小平和陈云保持联系，并与负责中央警卫的 8341 部队头头江东兴进行数次私下会晤。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 10 月 6 日，汪东兴分别通知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那天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的紧急会议，要他们参加。鉴于汪是他们的“盟友”，他们便没有怀疑。晚 8 时，当他们依次来到怀仁堂会场时，华国锋、叶剑英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随即，华代表党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一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之后，王、张、姚三人由监护人员送往他们接受审查的隔离处所。与此同时 8341 部队的一支特别小分队前往江青的住处对她宣布了隔离审查。当晚，毛远新在东北被捕，“四人帮”在北京大学和报社办公室的写作班子被扣留。一切都静悄悄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完成了。在上海，“四人帮”的支持者收到一份电报，要他们到北京来“开会”。他们一到便被逮捕。就这样，没有流一滴血，“四人帮”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计划宣告结束。 ＊＊＊ 此后，一切成为中国今日的历史 L 这是从 191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恢复权力时开始的。 注释 ①周恩来这里是指 1975 年 1 月的全同人民代表大会：他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见中文版《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79 页。 ②1935 年 8 月。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周当时患肝脓肿重病，后来似乎已经自愈，见第一部第八章。 ③王海容是毛的侄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在美国受教育的唐闻生是一位极有才干的翻译，当时也在外交部。两人均参加了周恩来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之间的全部谈判。 ④李冰是北京肿瘤医院的负责人，她与乔治吴大夫曾数次与作者就癌症研究和周恩来临终前的情况进行长谈。 ⑤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636 页，1975 年 7 月 3 日的信。 ⑥据说这篇批判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文章是由张春桥写的。 ⑦宋庆龄多次在其寓所款诗作者。她发表这样的议论只有一次，那是1975 年 9 月 30 日的晚上。 ⑧乔治吴大夫与作者的谈话 ⑨夏衍（1900—），剧作家、电影导演，是作者多年的好朋友。见夏衍的回忆录（中文版）.韩素音的文档。 ⑩养子养女均是指周及其夫人关心和教养过的烈士遗孤，其中之一是今日的总理Li鹏。他们并没有正式“过继”，但是周夫妇关怀他们的生活。Li鹏曾在苏联学习工程 后 记 自 1978 年 12 月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亦即周恩来 1975 年宣布的四个现代化计划，在邓小平的指引下成为共产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越来越明显，邓小平实施的现代化和改革的政策，就是周恩来逝世前所宣布的伟大创议的继续和发展。 从那时候起，经济改革总的说来是极为成功的。当然，它也带来自己的问题。 显然，为实现稳定，必须也有某些政治改革，以及党的民主化。因为已经发生的腐败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引起了一些不满。当我写到这里时，我心里想，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再次遵循周恩来组织的“统一战线”道路，在共产党起主导作用的同时，让八个民主党派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多的对话和更广泛的群众参与已经在考虑之中。 在这动乱频仍、人的价值观念混淆不清、贪婪横行而道德沦丧的世界里，中国成为发展的楷模，富于谋略和想象力，保持稳定，而又处事灵活。 我深信，这一切就是周恩来所希望看到的。他的思想得到了发扬光大，他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有份量的重要国家的想法，看来已经快要成为现实了，尽管完全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数十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继承者和接班人、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非常高兴地注意到，1991 年中国报刊发表了许多关于周恩来的文章，研究他的思想与生平的空气越来越浓。对于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他将永远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们从他的讲话、著作、特别是从他的性格和所作听为中能学点什么呢？我深信，我们的后代会发现，周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忠诚，他的革命献身精神，将成为所有关心中国繁荣幸福的人的楷模。 韩素音1991 年 4 月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